从邓小平到江泽民，我不再悼念
江泽民死了，让我回忆起另一个人的死。
这人自然是邓小平。1997年，我在学校里作为班级代表去观看追悼仪式，现在记得的只有他的骨灰被亲属撒进大海的场面，以及不断重复的邓小平原声“要等到中国收回香港以后，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在电视中哀怨音效和画面的反复渲染之下，我也掉了一些眼泪，但是高规格的哀悼反而冲淡了悲哀，有种“不差我一个”的感觉。
因此，到了现在我还能回忆得起来的念头只有：他是真唯物主义者，不像某人，非得留着那具皮囊建纪念馆；真可惜这个老人没能完成他的心愿，去香港走一走看一看。
不过为邓小平感到可惜的同时，我又想起了一件削弱这种惋惜感的事。1996年，我看过一本香港本地发行的儿童刊物，里面有一条读者投稿是一个小女孩拥抱路边的红色英式邮筒的照片，配文翻译成普通话大概是：“这么有特色的邮筒就要消失了，好舍不得呀，合影纪念一下吧。”我当时多少为此感到惊讶：原来对于香港回归这件事，香港的小朋友并不像我们这边电视里、学校里、报刊里说的那么兴奋激动期待，而是就连英国殖民政府的一个邮筒都这么留恋啊。
到了1997年，我模糊地感到，香港小女孩的留恋和邓小平的遗憾之间，是有一些冲突的。我不由开始思考：邓小平当然觉得香港应该回归，但香港人真的都觉得回归是一件好事吗？
当然，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因为香港人的命运已经被中英两国政府决定了，没有任何集体表态的机会。现在的我也能明白，那个小女孩对邮筒的留恋不见得非得是一种在中英之间选边站队的标志，也可以是一个孩子或者说她所在的家庭，意识到自己前半生的日常生活即将发生不可抗拒的永久改变之后，自然产生的怀旧感。人不见得只能爱一个地方，只属于一个地方；她也可以爱很多个地方，属于很多个地方。这种感觉不重要吗？我觉得至少跟大肆宣传的爱国渴望一样重要。
当年大肆宣传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香港回归，一国两制，现有制度50年不变，马照跑，舞照跳……从邓小平去世到香港回归这几个月时间，这些话被不断重复，次数可能还超过了邓的那句“走一走看一看”。当年我还不太明白这件事有多重要，但至少也看出来这是中国政府当着十几亿中国人和几十亿外国人的面作出的承诺，一清二楚，信誓旦旦。
成年之后，我去过香港，在那里看到政治禁书和法轮功鸣冤照片都在人流密集处光明正大摆着，只觉得这不过是“50年不变”的一部分，当时只道是寻常；直到2014年香港人民争取普选权惨遭失败的时候，我才真正看清中国政府所许诺的“50年”到底是多长时间，所曲解的“现有制度”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有能看清事实而不是立场当先的人都看得出来，就算中共履行承诺，允许香港存在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就算香港能搞普选，没有兵权的香港也是绝对不可能独立的，更不可能推翻大陆共产党政府的统治。
然而中共还是选择毁约，大概是太有自知之明，看出如果放任港人自治，总有一天港人会提出跟中共过不到一块儿去，到时难免要血腥镇压；所以预先把闹独立的帽子扣在香港头上，防患于未然。毕竟，能用催泪瓦斯和逮捕解决的问题，干吗非要拖到用机关枪和坦克解决呢？至于大陆人，只要使用老一套，反复告诉他们这是爱不爱国、中国会不会乱的问题，同时隔绝香港人澄清辩解的声音，国人自然就会进入爱国教信徒模式，倾情支持香港警察了。
在今天之前，我从未公开过自己这些想法。因为在2008年以后，我就知道这些事只能跟同样持有这些想法的少数人交流，跟别的任何人透露，都有被网络暴民人肉，甚至被国保请去喝茶的危险。我能感到自己的无力，感到值得信任的人在逐渐变少，其中有一些人认为以卵击石没有用，另一些人会认为统一总归比分裂好。
被巨大的无力感淹没之后，我只能转向唯一有力控制的事：为出国做准备。必须诚实地说，我在灾难面前保持了沉默。尽管即使我不保持沉默，我的声音大概也只能在茫茫比特海中传出一朵浪花的距离，随即就会重归于无，但我终究是主动放弃了制造那朵浪花。
对此我并不后悔，只觉得可耻。我当时、现在和将来，都会为沉默感到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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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看到江泽民死了的消息，我既没有了哀悼的感觉，甚至也没有了时代终结的感觉。这大概不是我一个人的印象，因为今年的大规模封控、习近平开始第三任期、各地反清零运动、物价上涨、失业飙升等一系列事情，足以令相当一部分浑浑噩噩的政治多数派也感到寒气扑面而来。相比之下，耄耋老人江泽民随同龄人戈尔巴乔夫、伊丽莎白二世而去这件事，反而是无数异常中最接近自然的环节。
所以无论是墙内的悼念人群，还是墙外的反悼念人群，各自的反应也都与各自所处的环境和政见相符，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对我有触动的唯有一件事，那就是江泽民掌握多国语言，喜爱文艺的各种记录在墙内外都被大量转发。转发者的态度大多是正面的，尤其是在没有太大顾忌的墙外，人们疯狂明示掌握多国语言的“才子”被中国话都说不顺溜的“小学生”取代，仿佛江泽民有多才华横溢，习近平就有多愚蠢无能。
而我记得很清楚，这些记录十几年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互联网上的时候，网民的主要态度还是嘲弄或批评江泽民在外交场合不讲政治、不讲改革，仅仅试图通过表演没有现实意义的才艺来博取西方世界的好感，诚意很小、野心很大的样子都落在外方眼里，徒增笑耳。
现在回望过去，比照民主国家政客对内争选票的表现去嘲笑专制国家领袖对外拉赞助的表现，往好听里说是理想主义，往难听里说是傲慢和政治幼稚；但以为背一背葛底斯堡演讲，就证明中共有跟西方合作的诚意，也是头脑过于简单了——只不过当初砸过钱的西方人也赚过钱了，也在撤资转移，算是愿赌服输；而中国内部上上下下，还有许多人以为大环境的降温只是由于新冠大流行，拒绝让经济下行的可能性进入脑海。这也算是“秦人不暇自哀”的一个表现吧。
今天是大陆悼念江泽民的最后一个大日子，就我能观察到的小圈子来看，墙外人比墙内人在乎得多，虽然方向不同。这算是一个好现象，说明不像佩洛西访台，墙内人在这件事上还可以选择不表态。虽然知道人人都说“我不关心政治”很糟糕，但要是跟“我必须政治表态”相比，又几乎值得珍惜了。
还是说回我自己的感受吧：当年邓小平死去时我曾感受到的负面情感波动，在江泽民去世时已经近乎于无了。当年我知道得太少，还不足以对邓小平产生怨恨，为他的死感到快慰。但我不得不承认，面对他的死亡感到缅怀而非快慰，对未成年的我的心灵健康是好事。到了现在，不管我怎么理性思考、感性体验，我固然不为江的死感到悲哀，但也同样无法感到快慰。江泽民也像毛邓和康生一样高龄善终，极尽哀荣了，没有接受任何审判和复仇，这有什么可快慰的呢？我最终只能感到一丝最广义的悲凉——人类知晓同类死亡的悲凉。
从邓小平到江泽民，25年了，我不再悼念，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