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書集_《解放的悲劇》思想改造

第九章　思想改造

　　延安曾是中國共產革命的中心，如今經常可以見到一車車的遊客，像朝聖者一樣在黃土丘前徘徊。旅遊團的遊客們戴著同樣的帽子，身穿同樣顏色的襯衫，湧入毛澤東當年工作和住過的窯洞。大家懷著崇敬的心情，瞻仰著那間簡陋的臥室：牆上刷著白粉，房間裡只有一張床、一把椅子和一只臉盆，牆上掛著一幅毛的全家福，照片裡是毛和他的第四任妻子，以及他的一個孩子。窯洞開鑿在土質鬆軟的山坡上，遊客們紛紛在洞外擺出各種姿勢照相。

　　七十多年前的延安，數萬年輕人來到這裡投奔共產黨，其中有學生、教師、藝術家、作家和記者，他們都對國民黨感到失望，並渴望將自己的生命奉獻給革命事業。經過長途跋涉後，許多人到達延安時倍感興奮，遠遠地看到延安的標誌性建築，禁不住會熱淚盈眶，還有人站在卡車的車斗裡歡呼，放聲高唱〈國際歌〉和蘇聯的〈祖國進行曲〉。這些充滿理想主義的年輕人，主張自由、平等、民主和其他自由主義的價值觀——這些觀念在辛亥革命後的中國得到了廣泛傳播。

　　然而，他們很快就感到失望了。他們發現延安並非一個平等的社會，而是存在著嚴格的等級制度。每個單位都有三個不同的食堂，只有高級幹部才能享用最好的食物。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從糧食、糖、食用油、肉和水果的供應到醫療保健，乃至獲取資訊的管道等，全都取決於一個人在黨的等級系統中的地位高低，甚至不同等級的人使用的菸葉和信紙的品質也不相同。處於較低等級者很少得到醫療服務，而高級領導們則配有私人醫生，並可把子女送去莫斯科。全黨的最高領袖就是毛澤東，他坐著延安唯一一輛汽車到處跑，住所寬敞，而且為了提高舒適度，還特地裝上了暖氣。

　　一九四二年二月，毛號召延安的年輕人批判「教條主義」及其奉行者——也就是他的對手王明和其他從蘇聯回國的領導人。很快地，這場批判運動就失去了控制。有些批評者脫離了毛的本意，轉而對延安的現狀表示不滿。例如：有一位名叫王實味的作家，當時在《解放日報》工作。他寫了一篇散文，指責「大人物」們高高在上，「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而生病的人卻「喝不到一口麵湯」。

　　兩個月後，毛改變了策略，憤怒地指責王實味是「托派分子」——王曾翻譯過恩格斯和托洛斯基的文章。支持王實味的人也遭到了批判，因為毛決心藉此機會徹底剷除年青人中的自由主義思想。很快地，延安展開了一場抓間諜和挖特務的運動，許多人受到調查，不得不在口號震天的群眾大會上接受質問，在沒完沒了的會議上認罪，並互相揭發以求自保。有些人被關在窯洞裡，有些人則被拉到刑場受到死刑的恫嚇。這樣的運動日復一日，延安的日常生活只剩下不斷的審問和集會，結果造成無盡的恐懼、懷疑和背叛。延安與國統區的所有連繫全部中斷，一切試圖與外界連繫的行為都會被當作從事間諜活動的罪證。有些人實在無法承受如此巨大的壓力，最終精神崩潰，發瘋或者自殺。在這場運動中，毛要求知識分子對他個人必須完全忠誠，必須透過不斷學習和討論他的文章來改造自己的思想。一九四五年，整風運動終於臨近尾聲，毛這才為大家所受的虐待道歉，並讓他的手下承擔過錯。受害者們因此將他視為大救星，認為自己在運動中經歷的種種磨難，是為了進入黨的核心層而必經的「純化」過程。經過這場運動，這些人終於認清了自己的使命：為了拯救中國，就必須效忠於黨。而王實味則於一九四七年遭到殺害，據說是用大刀砍死後扔到了井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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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九年八月，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兩個月前，毛澤東發表了一篇社論，題目是〈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他譴責隨國民黨逃往南方的胡適、錢穆和傅斯年這三位著名的大學教授，稱他們是「帝國主義的走狗」。他對知識精英們說，「有些知識分子還在持觀望態度」，他們是「中間道路者」，仍抱有「民主個人主義」的幻想。毛主席敦促這些人與進步的革命者站在一起。

　　解放後，數百萬被共產黨稱作「知識分子」的學生、老師、教授、科學家、作家，以及響應黨的號召從海外歸來的專家學者，都必須證明自己對新政權的忠心。每個人都得參加沒完沒了的學習班，透過閱讀各種小冊子、報紙和教科書，瞭解官方的最新意識型態。接下來就是寫自傳，坦白自己的歷史，向黨「交心」。新政權要求他們重新接受教育，變成為「新中國」服務的「新人」。

　　對於這些做法，許多人其實並不排斥。早在解放前的數年裡，他們對國民黨政府的墮落和腐敗已經習以為常，對現實也失去了信心和希望，而地下黨的宣傳則將共產黨塑造成唯一能改變中國的力量。「你知道，中共所宣言的理想，對於純潔的年輕人，是一個很大的誘惑。比如民主、平等，每個人都享有最充分的自由。對一個年輕人來說，還有比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更有意義的嗎？」程遠如此回憶說。他當時還是個學生，性格沉靜，但意志堅定。他來自重慶一個受人尊敬的知識分子家庭，兩個哥哥都是國民黨的高官，但他自己早已被中學裡的共產黨地下小組爭取了過去。解放時他是北京大學物理系的一名學生。他認為學習新知識很有必要，因此花了大量精力閱讀馬克思的經典著作，以積極爭取進步。

　　還有人幾乎把黨當成了自己的家。劉小雨出生於一個貧窮而破裂的家庭，從小受到養父母的虐待和毆打。她曾就讀於南京的一所基督教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並在學校裡參加了共產黨的地下活動。解放後的頭一年，她參加了軍校，感覺從來沒有這麼開心過：「很多大學生都參加了，一起上課，學習歷史唯物主義、社會發展史。生活非常艱苦，但是心裡很高興，這是新的生活。」

　　與劉小雨感受相同的還有許多人。例如：新政權建立幾個月後，即開始要求各層各級都必須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但在政府提出號召之前，不少老教授便已自行組織起來開始學習。出生於一八九五年的哲學家及邏輯學家金岳霖，率先在清華大學開授了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課程，並開始學習俄語。他發表文章，聲稱自己過去的著作都是資產階級的東西。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的著名哲學家馮友蘭，於一九四八年滿懷期待地回到祖國。他對新政權的成功充滿了信心，因此在離開美國前，毅然放棄了美國的終身簽證。他出身於地主家庭，回到北京後卻信仰了馬克思主義，並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學習當中。一九四九年七月，他在北京特地召集了一次會議來「宣傳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他在與毛的通信中，宣布從此要進行自我改造，無私地為新社會服務。毛回信說：「像你這樣的人，過去犯過錯誤，現在準備改正錯誤，如果能實踐，那是好的。」一個月後，馮公開否定了自己過去幾十年來信奉的哲學思想。在以後的三十年裡，他不斷修改自己的著作，始終努力與官方保持一致。

　　但是，毛對受過教育的人疑心很重，因此要他們證明自己接受改造的決心。這種證明不是紙上的，而必須是行動上的。毛主席曾說：「實踐出真知。」早在一九二七年，他就曾暗示，每個人都將在農民運動的風暴中經受考驗，而且只有三個選擇：「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後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

　　為了證明對新政權的支持，數十萬知識分子被送往農村參加土改工作隊。他們必須弄髒雙手，與窮苦的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長達數月，並幫助幹部對農村人口劃定階級成分。不僅如此，他們的雙手還得沾上血，也就是參加批鬥大會，把村裡原來有權有勢的人當作地主、叛徒和惡霸進行鬥爭。

　　對許多人來說，這就是一場火的洗禮。在此之前，他們對農村的情況一無所知，更不要說從事如此繁重的體力勞動了——在傳統觀念中，讀書人是不應當從事體力勞動的。劉玉芬當時剛滿二十歲，剛從黨校畢業。她回憶道：「那時候我走訪了村子裡最窮的一家，家裡沒有床，沒有被褥，只有一個老頭，一個人住在一個搖穀子的笸籮裡，蓋著破舊的棉花套子，破舊的棉花用線網住，都變成一條一條的。我被這種情形徹底地震動了。」這些農民的生活中找不到任何現代化的影子，他們住在狹小簡陋的屋子裡，人和牲畜擠在一起，天剛亮就得起床去拉糞或者下地幹活，這種生活的確讓許多知識分子深感震撼。但是他們很快就克服了困難，投入學習當中，每天還要評比各自的表現。對於這種改造，大家的心態頗為複雜，既感到無奈，也覺得害怕，甚至還有些臣服。

　　然而，更大的挑戰是要用行動表現革命精神。例如：在分配土地時，要對受害者施以毆打、折磨、捆吊的刑罰，甚至將其槍斃，對這種赤裸裸的暴力，大多數人一時還不能接受。面對宣傳與現實的巨大反差，大家不得不變得堅強起來，即使看到肉體的折磨，也得保持沉默，不能質疑。他們只能反覆背誦階級鬥爭的說教來為暴力正名，並且相信這種邪惡的批鬥會和有組織的掠奪是為了創造一個人人富足的共產主義社會——他們必須對這個「新世界」抱有堅定的信念。有些人甚至被迫向受害者開槍。為了扣動扳機，他們不得不努力讓雙手不要顫抖。劉玉芬的一個朋友就曾被要求槍斃一名「反革命分子」，但因為手抖得太厲害，每一槍都打偏了，最後還是由行刑的士兵開槍，才算替他完成了任務。

　　並不是所有人都能通過新政權的考驗，有些人就勇敢地站出來，批評土改中的暴力行徑。例如：有幾個民盟成員譴責農村中濫用暴力和亂殺人的現象，提出應由法庭來審判犯有罪行的地主，還有人強調要用人道的方式對待包括土改的受害者在內的每個人，少數人對所有地主都罪大惡極的說法提出質疑，認為「農民中也有壞人，有些貧雇農好吃懶做，而有些地主終身勤儉，省吃省穿。」但能堅持這種「資產階級」和「人道主義」觀點的人並不多。樂黛雲早在解放前就在北京參加了地下黨，在土改中，她因為反對槍斃一個貧窮的老裁縫，被領導批評為階級立場不堅定、具有資產階級的溫情主義思想。與其他人不同，她並沒有透過自我欺騙來求得自保：「我試著以『階級』之名，企圖說服自己去原諒種種非人的暴行。但我所親眼見到的所謂階級劃分完全是人為的，既非道德標準，又不是價值標準。」裁縫被槍殺後，她感到非常痛苦，就像「把自己的一半從另一半撕裂的苦楚」。

　　然而，大多數人還是選擇「站在（農民的）前頭領導他們」。不管是出於投機還是理想主義，或者僅僅是實用主義的目的，為了在新政權統治下謀得一份工作，他們別無選擇，只好順從。不過，也有些人卻樂在其中。例如：馮友蘭為了證明自己的革命性，正好利用這個機會與地主家庭的背景劃清了界限。他積極地幫助北京郊區的農民沒收地主的財產，並歡呼革命帶來的翻天覆地的變化。清華大學的社會學教授吳景超則在農村目睹了畢生難忘的情景：在一次群眾大會上，有一名貧農突然從人群中跳出來，扯掉衣服，拍著胸脯，然後抓住一名地主的衣領，用手指戳他的臉。吳之後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文章，熱情洋溢地說：「解放後，我們也學習了階級觀點和群眾觀點，但我們學到的根本沒有一個月的實踐來得深刻。」毛對此表示贊同，並寫信給宣傳部長胡喬木：「寫得很好，請令《人民日報》予以轉載，並令新華社廣播各地。」吳景超的前途似乎一下子變得不可限量。

　　許多人對舊秩序是真心地充滿仇恨。中國美學的創始人朱光潛當時已經有五十多歲了，他回憶說：「我曾聽到一個農民淚流滿面地控訴地主，當時感覺自己也變成了那個憤怒的農民。我很後悔，當時沒有上去把那個地主痛打一頓。」

　　有些人的表現更為激烈。例如林昭，當時還是一個性格倔強、充滿理想主義的女青年。她在一九四八年參加共產黨的地下活動前，就寫過言辭激烈的文章，抨擊政府的腐敗。她曾告訴同學：「我對地主的恨就像我對國家的愛一樣強烈。」正如其所言，她曾下令把一個地主浸在冷水缸裡凍了一夜。聽到地主痛苦的哀號，她卻感到「無比開心」，因為她覺得從此村民們再也不用怕他了。林昭還協助召集過一次群眾大會，處決了十幾個人。面對一具具屍體，她的感受是：「看到他們這樣死掉，我感到很自豪，很高興，就像我自己也被他們欺壓過一樣。」說這話時，她還不滿二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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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九年十月，馮友蘭宣布決定自我改造後，毛要他「不必急於求效，可以慢慢地改」。但僅僅過了兩年，留給馮改造的時間就不多了。正如上一章提到的，一九五一年秋，毛對機關工作人員發動了一場整肅運動，同時也開始打擊商人。他計畫將延安思想改造的模式推廣到全國。從此，不論是否自願，知識精英們都被政府收編，成為國家官僚體系的一部分，失去了自由創作和獨立生存的空間。

　　一九五一年十月，毛宣稱：「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現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不久，身穿灰色毛料中山裝的周恩來，便召集了三千位知名的學者和教師，來到中南海懷仁堂聽他講話。總理對這些人提出警告，說他們深受「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錯誤思想」的影響，必須努力「樹立工人階級的正確立場、觀點和方法」。這場報告講了足足七個小時。巫寧坤當時也在現場。他不顧在臺灣的哥哥和在香港的姊姊的反對，剛剛從美國回來不久。一開始，他還邊聽邊做紀錄，但聽了一個小時後，覺得沒必要再記了。「怎料到，這位以關心知識分子聞名的總理已經發出了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和人格宣戰的檄文！」

　　就在六個星期前，當巫寧坤即將登上美國的克里夫蘭總統號輪船回國前，曾問後來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李政道為什麼不一起回國，為建設新中國出力。李當時還是名研究生，他會意地一笑，回答說他不想被洗腦。如今，對巫寧坤和無數像他一樣的人來說，意識型態教育變成了常態，一次次地自我批評、認罪、坦白，日復一日，直到大家心力交瘁，最終放棄抵抗，服從集體的決定。就像十年前的延安整風一樣，每個人都要揭發自己的親朋好友，詳細交代各自的政治背景、個人歷史和思想狀況，毫無隱私可言。就連一閃而過的念頭也要交代，甚至要圍繞這些念頭大做文章，因為它們往往暴露了當事人內心隱藏的資產階級思想。這種思想改造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壓力，只要有任何把柄落入別人手裡，就會被窮追不捨，令人不堪忍受。

　　當時在上海一所大學裡工作的羅回憶道：「有一天，我們突然發現學校黨委的權力變大了。新規定要求，吃飯時食堂的每張桌子旁都得坐一名黨員或團員，每間宿舍也必須配一名黨員或團員。這些黨員對每個學生的行為都要做紀錄，甚至連學生說的夢話也要記下來，認為有重要的政治意義。」在上海，除了無休無止的群眾集會外，還時常可以見到卡車停在被批判者的家門口，用高音喇叭播放惡毒的謾罵。

　　受到批判的人很少能承受巨大的壓力，一般都會發瘋似地不停地寫檢討，希望能讓領導滿意。那些堅稱自己無辜的人，通常會被關在房間裡，受到幹部的輪番騷擾，直到寫出令他們滿意的檢討書為止。南京的中小學教師和大學教授們被趕到臺上接受批鬥，甚至有人遭到吊打，還有幾個人為此自殺。南京市委第一書記宣稱「要粉碎一切抵抗」，他的報告得到毛的讚賞，下令轉發。在承德，有一些教師甚至遭到逮捕和殺害。

　　許多人試圖彌補以前犯過的錯誤——有些是真的錯誤，有些則是捏造出來的。金岳霖寫了十二遍檢討才過關，馮友蘭雖然很努力，但仍然過不了關。畢業於伊利諾大學的著名社會學家陳序經，站在嶺南大學的師生面前，痛哭流涕地懺悔了四個小時，最終仍未能讓當局滿意。

　　有些本來很忠誠的知識分子因為被逼得太緊，反而對黨產生了反感。但是，黨這麼做其實是有目的的。羅對此深有體會，他一位姓龍的同事就遇上了這種事：

　一開始，我覺得黨疏遠龍是愚蠢的。經過被共產黨出賣、控訴和侮辱，他無疑很恨他們，結果一個本來對黨有用的人卻變成了反黨分子。直到後來我才想明白，共產黨完全瞭解龍對黨的忠誠，他們也知道改造會讓他心生不滿。但是，他們成功地讓他對黨產生了畏懼感。從此以後，他的一切言行和想法都變得完全符合黨的要求了。只有這樣，黨才感到安全，對他才更放心。

　　劉小雨對黨也很忠誠，甚至把黨當成了自己的家，儘管如此，她回憶思想改造時卻說：「大家都很恐懼，平常很熟悉的人，也漸漸彼此間互不說話，不敢跟別人說心裡話，很熟悉的人也不行，因為很有可能他也會揭發你。大家都揭發別人，也被人揭發，沒有人不生活在恐懼之中的。」最終，由於私生活受到前所未有的侵犯，劉小雨對黨的忠誠產生了動搖。她當時剛結婚不久，有人批評她跟丈夫在一起的時間太多，沒有完全投入到革命工作中。「有些人就在家門口轉悠，透過窗戶和門縫，看你們在家裡有什麼親暱的舉動，時時刻刻都監視著你，看到什麼，也會在公開場合說出來，讓人非常難堪。」不久，就有人指控她別有用心地為帝國主義服務。

　　不過，並不是每個人都那麼聽話。高崇熙是清華大學的化學工程專家，他選擇了自殺。在上海的華東師範大學，李平心受到惡意攻擊後，試圖用斧頭砍頭自盡，最終因失血過多而死。張愛玲則是少數對新政權提出的愛國主張不買帳的人。她是中國最優秀的作家之一，卻於一九五二年用化名悄悄越過邊境，移民到了香港。

　　思想改造並不局限於高校。在浙江，這一運動蔓延到了中學，有些年僅十二歲的學生也被捲入其中：他們不僅被迫清除「反動」思想，還要改造「極端自私自利」的錯誤。廣東的中學生也被動員起來，與潛藏在身邊的反革命分子鬥爭，僅羅定第一中學即有八十名學生遭到逮捕。在西北地方，甚至連小學生也被指責為具有資產階級思想。很快地，任何不順從當局的行為都被當成是危險的，必須在萌芽狀態就被消滅。江西省的學校在運動中普遍使用嚴厲的手段，以致「不斷有學生自殺」。例如：有個男孩被懷疑偷了十五元，結果被戴上腳鐐，受到竹竿鞭打，直到他承認為止。還有學生被單獨關禁閉，以致有些人精神錯亂。有個叫胡春芳的學生拒絕服從學校的安排撿柴，他說：「我是來學習技術，不是來砍柴的。」就因為這句不當言論，學校特地召開大會對他進行批判，以便「鬥倒一個，嚇倒一群」。

　　至一九五二年底，幾乎每個學生和教師都已臣服於政府了。他們的食物配給取決於各人的政治表現。就像所有機關幹部一樣，他們必須接受黨分配的任何工作。國家需要數以百萬計的年輕人建設邊疆，如內蒙古、新疆和東北，還需要專家為農業生產提供技術服務。如今，經過思想改造，再也沒有誰敢抵制國家分配，前往艱苦的邊疆工作了。社會主義強調集體的重要性，個人的好惡必須服從國家的需要。與此同時，政治可靠的年輕人取代了留學歸國的教授們。許多世界著名大學的畢業生，如今被分派到鄉村圖書館當普通職員，或到地方銀行裡當出納員。羅說：「這些人不會分到任何真正體面的工作。」

　　這場運動終於收到了預期的效果：摧毀了知識分子群體，打倒了他們的權威，貶低了他們的地位。與此同時，它還達到了另一個目的。一九五二年初，為了消滅全國的教會大學，當局藉口中國的高等教育制度需要進行「調整」，把各個高校的學院加以重組合併。例如：劉小雨幾年前就讀過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如今與金陵大學合併。一九一九年在司徒雷登領導下創立的燕京大學則被迫關閉。陳序經所在的嶺南大學併入了中山大學。幾年後，一批嶺南大學的前任職員逃到香港，在那裡建立了一所文理學院，也叫嶺南大學。經過這次調整，整個高校系統被改得面目全非，「曾經的學術聲譽蕩然無存，各個學校特有的精神與傳統也隨之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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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結束之後，思想改造的壓力並未有所減弱。當局幾乎每年都會挑出一名行事高調的學者當作反革命分子，開動宣傳機器對其大肆批判。一九四九年八月，毛批判了胡適，師生們被迫與這名奉行自由主義的散文家、哲學家和外交官劃清界限。當年在湖南當學生時，毛曾在文章裡熱情地提到過胡適。一九一九年，毛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當助理管理員時，曾想去旁聽胡適的課，但遭到胡的拒絕：「你不是學生，給我滾！（大意）」如今，毛主席下令查禁了胡適的書，就連胡適的兒子也譴責自己的父親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反革命分子」，「除非回到人民的懷抱，他將永遠是人民的敵人，也是我的敵人。」身在紐約的胡適回應道：「我們早知道，在共產主義國家裡，沒有言論的自由；現在我們更知道，連沉默的自由，那裡也沒有。」

　　另一個毛主席討厭的人是梁漱溟。毛和梁都生於一八九三年，但梁是一名睿智的思想家，年僅二十四歲就受聘於北京大學哲學系，而毛那時還是個沒沒無聞的小學教員。一九一八年，兩人曾在北京毛的老師家中匆匆見過一面，但這個來自湖南的學生並未引起梁的注意。一九三八年梁訪問延安時，毛用平靜而禮貌的口吻回憶說：「很久以前，一九一八年，我們曾在北京大學見過一面，那時你是個大教授，而我只是個圖書館的低級職員。你可能已經忘了，當年你經常去楊教授家拜訪，而我每次就站在門口迎接你。」梁離開延安時，對這一細節印象尤深，不過他並不認為中國的問題能用階級理論加以解釋和解決。此後，他同毛一直保持著思想上的交流，並把自己的書送給他看。和其他人一樣，一九四九年時他也曾公開讚揚過毛，並表示支持新中國。梁的恭維讓毛很高興，一年之後，他親切地邀請梁參加政治協商會議。此後，兩人時常見面，相談甚歡，有時毛還會派自己的車去接他到中南海。一九五○年九月，在毛的關照下，梁搬進了頤和園裡的一處小院子，距離當年慈禧修建的石畫舫很近。

　　然而，梁漱溟並不是一個老老實實聽話的人。一九五二年，在攻擊私營經濟的高潮中，他寫信給毛，說「奸商並不等於一切商人，而商人亦不等於資產階級」，甚至斷言他們不可能組織起來攻擊共產黨。毛在回信中批評這些觀點很「荒謬」，並讓黨內高層廣泛傳閱自己的看法。在此之後，梁與毛的關係開始變得疏遠。一年後，在一次政協會議上，周恩來鼓勵梁暢所欲言，梁因此表達了對農村貧窮現狀的難過心情。他說：「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農民生活在九地之下。」過了幾天，周發表了一篇冗長的談話，氣憤地譴責梁是反動分子，毛也不時插話，發表了一些尖刻的評論。梁對此驚訝得無言以對。第二天，會議繼續進行，他決心要捍衛自己的立場，並聲稱要是不讓他發言，他就會對毛不再持有敬意。神色嚴峻的毛主席勸他從發言席上下來，但他不為所動，甚至直截了當地要求毛要有做自我批評的雅量。這時會場上早已群情激動，大家紛紛叫嚷「梁漱溟下臺！不要再讓他胡說八道了！」但他依然不肯讓步。毛顯得鎮定而嚴肅，給了他十分鐘，但梁認為不夠，於是決定現場表決，會場上再次騷動起來。梁在表決中輸掉了，這才結束了這次不尋常的對抗。之後，報紙上刊出了毛的長文〈批判梁漱溟的反動觀點〉，斥罵梁是「偽君子」和「陰謀家」。毛對他無情痛擊道：「殺人有兩種：一種是用槍桿子殺人，一種是用筆桿子殺人。偽裝得最巧妙，殺人不見血的，是用筆殺人。你就是這樣一個殺人犯。」而在背後支持梁漱溟的，正是用槍桿子殺人的蔣介石。梁的前途就此斷送了，不得不從頤和園搬了出去。

　　這樣的批判並不只在高層發生。每批判一位知名學者，都會在教育系統掀起一股整肅敵對分子的風潮——不管是真的敵人還是臆造出來的。例如：一九五四年七月，身為作家和藝術理論家的胡風寫了一封長信給黨，把黨的愚民政策比作刺進作家頭腦的匕首。胡風本人雖然是馬克思主義者，但從未加入共產黨。一九三○年代，他因為懂得高深的馬克思主義而受到文學同行們難得的敬重，但同時也因為常跟別人發生激烈的爭論——通常都是關於一些極為抽象的話題或瑣碎的理論問題——而得罪了不少人。曾經不止一次，他用辛辣的筆觸批評黨的路線的忠實追隨者，如周揚和郭沫若。更為危險的是，他竟然批評黨在一九四二年延安時期的文藝政策。他寫道，黨「想扼殺文學。它想把文學和現實生活分離，想讓作家說謊」。

　　二十年後，他當年的一些敵人如今執掌了文藝大權。在北京召開的一次政協會議上，也就是一年前梁漱溟受到批判的地方，郭沫若對讚揚「資產階級理想主義」的作家發動了不指名的攻擊。胡感受到了危險，並很快做出反應，於一個月後的一九五五年一月寫了一份悔過書。但這時他已經被定為鬥爭的對象，而黨的機器一經啟動就勢不可擋，負責宣傳工作的周揚親自組織了對胡風的鬥爭。四月分，《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譴責胡風，認為他的悔過書「虛偽」和「奸詐」。接下來的幾個月，報紙上一共發表了兩千一百三十一篇文章批判胡風。他早年寫給朋友的私人信件，也被摘錄出來當作罪證。毛親自參與了對胡風的批判，不惜屈尊針對胡風信件中摘錄的話寫下言辭激烈的評論。一九五五年六月，胡風被定為反革命集團的頭子，剝奪了一切職務，受到祕密審判，被判處十四年徒刑，直到一九七九年才被釋放。

　　然而，事情並未就此終止。為了挖出所有支持胡風的人（不管是真的還是想像出來的），又掀起了一場恐怖的運動。城市裡掛起紅色的標語，上面寫著「堅決、全面、徹底、完全地剷除隱藏的全部反革命分子！」就在思想改造運動於一九五一年十月開始前的六個星期，巫寧坤剛從美國回國，此時也加入了批判者的行列。他對此深感自責：「我知道喪鐘並不只為胡風和其他無辜者而敲響。」不久，在南開大學的群眾大會上，面對上百名教師和職工，他自己也受到指控，說他領導了一個四人反革命小組。他的家被抄，為了尋找武器和發報機，連箱子都翻了個底朝天。私人信件、筆記本、手稿和雜亂的紙張統統被沒收。接下來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批判大會，為了把他搞垮，審訊者對他輪流斥罵，對他過去生活的各個方面窮加追問。這種折磨一直持續到一九五六年夏天。

　　胡風和朋友之間的通信被公開後，一些著名作家由此受到啟發，開始挖掘別人的歷史問題以互相攻訐。丁玲的短篇小說曾在一九二○年代引起中國文壇的轟動。她後來在延安加入了共產黨。然而，因為揭露了領導人對待婦女的傲慢態度——如毛澤東因為看上年輕的女人而拋棄了他的第三任妻子，丁玲發現自己處境艱難，並因此被送往農村勞動。丁之所以沒有被槍斃，是因為她曾對王實味大加鞭撻，罵他已經墮落成了「茅坑」。後來，她想盡辦法彌補自己的過錯，於一九五一年寫成了一本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讚揚土地改革和暴力革命，並獲得了史達林文學獎。但是，胡風事件影響了她的前途，因為他們兩人在延安時就是好朋友。如今，丁玲雖然也參與了對胡風的批判，但收效甚微，很快她本人和之前的一位同事陳企霞便被指控領導了一個反革命集團。因為無法承受這樣的打擊，陳企霞承認了一切虛構的罪名，希望能早點結束這場惡夢。他把與丁玲交往的信件統統交了出來，指控她企圖「奪取文藝界的領導權」。

　　這些知識界的名人為求自保，一個個爭相往別人身上潑髒水。同樣的情況也在普通人當中發生。丹棱當時是個學生，一九五二年參加過「打虎隊」，如今在包頭的一家坦克製造廠裡當技術員。他也參加了批判胡風的大會。和其他工人一樣，他也受到鼓動，積極揭發身邊認同胡風「資產階級理想主義」的人。他的一個朋友張瑞生畢業於清華大學，此時也被人揭發。有一天，三名便衣警察來到工廠，搜查了張的房間。儘管並未發現罪證，但警方對他仍疑心重重，因為他父親曾是天津一個富有的資本家。於是，工廠的管理人員召開了一次次批鬥大會，強迫他坦白「反革命祕密」，但他激動地堅稱自己無罪。最終經過長期的調查，才證明了他的清白。

　　這樣的情形全國各地都是。教師、醫生、工程師和科學家，一旦被懷疑同「外國勢力」保持著「反革命」連繫，就會遭到指控和批判。在公安部長羅瑞卿的部署下，審查運動擴大到八萬五千名中學教師頭上，其中有十分之一被當作壞分子進行整肅，罪名包括破壞社會主義、陰謀反黨或鼓動學生對黨不滿等。受到整肅的小學教師比這個數字要多一倍。一九五五年，全國共有超過一百萬人受到反黨反政府的指控，其中被認定為「壞分子」的有四萬五千人，這還不包括超過十三萬五千名被逮捕的黨內「反革命分子」。僅河北一省即發現了一千多個小集團，其中有三百多個被認定為具有反革命性質，如「地下反共聯盟」、「自由中國小組」和「改革黨」等。在胡風案件中，全國共發現了四十八名「核心成員」和一百一十六名「普通成員」，他們都遭到祕密警察的逮捕。

　　在此過程中，自殺的人數以千計。一個夏天的早晨，當巫寧坤來到指定地點接受每天的例行訊問時，他發現審訊者們正在興奮地兀自交談。原來，一名英語系的老教師剛被發現在圖書館前的水池裡溺水身亡。在上海，身為出版社經理的俞鴻模企圖吞針自殺，但最終被救了下來。更多的人因為受到指控而失業，不得不四處尋找工作，或被迫去偷竊，有些婦女甚至靠賣淫為生。僅北京一地就發生了四千多起這類案件。其中有一名叫王兆正的學生，在被武漢大學開除後，向政務院和毛主席申訴了十次，要求准許他移民到香港。他甚至與英國領事館接觸，聲稱要揭露這個國家的醜聞。羅瑞卿下令對王這樣的人一定要嚴懲，把他們都關進集中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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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隨著文學審查的是焚燒書籍。在上海，一九五一年一月至十二月間，共有兩百三十七噸書被燒毀或當廢紙處理。一九五○年夏，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大約八千本書，但一年後只有一千兩百三十四本通過審查可以繼續流通。當局甚至舉辦講座，教大家「如何處理壞書」，有些私人的藏書則全被焚毀，如王任秋收藏的一萬七千多冊文學名著就遭此厄運。一九五三年五月，汕頭燒毀了三十萬本屬於「封建殘餘」的書，大火持續了三天。那些主管文化的官員對此熱情高漲，只要能插手，他們就會把所有書籍都變成紙漿，甚至不在禁書名單裡的書也不能倖免——事實上，禁書的名單也在不斷增補。在北京，甚至連孫中山的書也下架了，而一九五四年，有一噸重的法文版北京旅遊指南也被當作廢棄物，按每公斤四至五元的價格賣給了舊書店。有時候，學生會把有問題的書收集起來，交給老師集中銷毀，而熱心的市民也會把各類禁書交到相關部門。那些在馬路上賣武俠小說或言情小說的小販，在警察的突擊行動中紛紛落網，隨後被送往集中營。

　　一九五二年九月，政府要求所有編輯和出版商都要進行登記，並定期遞交報告。傳統文學的經典著作幾乎全都停印了。《詩經》是十三經中唯一可以買到的，因為這本書被認為包含了古代勞動人民的民謠。其他少量詩歌（如屈原的詩）也倖存下來，因為據說這些詩歌都是「為了大眾」而寫。僅僅數年時間，中央政府即透過嚴格的審查制度，完全控制了圖書的出版和發行。

　　與此同時，全國開始分發枯燥乏味、譯自俄語的教材，這些指定的教材從一九五二年底開始著手翻譯，內容涉及各個學科，多達數千種。共產黨領袖們的理論著作也開始廣泛傳播，其中最熱銷的是毛澤東的著作（一九五四年，全國對黃金的使用實行了嚴格的限制，但補牙可以例外，還有一個例外便是在毛主席的選集上使用金箔裝飾）。這些出版物和大批宣傳品是專為各類讀者所設計，主題包羅萬象，其中有數千萬冊專門給小孩子看的童書，只有口袋大小，內容無非都是關於階級鬥爭的英雄和帝國主義的間諜，以及歌頌戰爭的勝利、生產取得的成績和新社會的建設。為黨工作的作家們只寫出了少量得到黨認可的作品，而且他們的創作效率很低，甚至連那些曾經跟黨站在一起的左翼作家（如老舍、丁玲、茅盾等），都再也寫不出解放前為他們贏得聲譽的反抗文學了。正如當時一位頗有遠見的人所說：「在共產黨統治的五年裡，北京和上海的數百位作家再也沒能寫出一部好作品。這可能正是一個早期的信號，表明他們雖然曾經支持過共產主義，但對其本質並不瞭解，而且他們也無法適應毛的統治。」

　　殘酷的思想改造運動造成一個更為嚴重的後果，即大家在讀書時非常謹慎，只挑政治正確的書看，沒有人願意冒險去瞭解資產階級的思想，因為那樣會招來可怕的批鬥。燕歸來當時是北大的學生，她寫道：「當然，翻譯現代蘇聯作家的小說是安全的，我們會買法捷耶夫和西蒙諾夫的作品。那些曾經影響了整整一代中國作家的老一輩大師，如屠格涅夫和杜斯妥也夫斯基，甚至連高爾基的作品，如今也不能看了，因為這些作品都被認為過時了。中文著作方面，可以讀趙樹理的書，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以及所謂青年作家『集體創作』的作品——這些作品受到表彰，因為它們充分體現了『黨性』。而其他所有的書，包括之前被共產黨表揚為『進步』的書，現在也不能看了。」這種情形發生在一九五一年，那時的審查制度還不像後來那麼嚴。

　　不過，求知欲很強的讀者還是能想方設法找到自己想看的書，通常是利用不為人知的私人藏書。康正果當時正是處在叛逆期的男孩，與祖父母生活在古城西安。他們住在一所老房子裡，牆上刷著白色塗料，地上鋪著硬木地板，室內擺放著各式漂亮的老傢俱，閣樓上則堆滿珍貴的圖書，落滿了灰塵。這裡面有佛經、有小說，還有各種老報紙的剪報夾在一部大開本的《十三經注疏》裡，讓康正果讀得如饑似渴。這些書一直保存到一九六六年紅衛兵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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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典音樂也被民間的鑼鼓和革命歌曲取代。貝多芬、蕭邦、舒伯特、莫札特和其他外國作曲家的唱片都被貼上資產階級的標籤而銷聲匿跡。一九五二年，為了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談話〉發表十周年，中央交響樂團組織全體職員討論如何把毛主席的理論運用到實際工作中去，其結論是音樂家必須「同具體的現實緊密結合」。上海交響樂團一九四九年前曾是亞洲最好的交響樂團之一，其團長是中國現代音樂界的代表人物之一，如今也在《解放日報》發表文章，抨擊對西方音樂的盲目崇拜，並批判「音樂不需要反映意識型態」的觀點。

　　解放前，爵士樂在中國很流行，上海曾被稱為亞洲爵士樂的聖地，那裡聚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樂壇新人，以及表演經驗豐富的美國樂手，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占領上海後僅幾個星期，俱樂部便紛紛關門或變成了工廠。爵士樂被當作資產階級墮落和頹廢的象徵而遭到禁演。在解放前，比爵士樂更受歡迎的則是女歌手們，周璇等歌星的聲音在廣播和留聲機裡隨處都能聽見，她們演唱的通俗歌曲往往融合了好萊塢的電影插曲、爵士樂和民謠的各種因素，但這些歌曲在一九四九年後都被斥為黃色歌曲。除此之外，解放前錄製的約八萬張唱片中，絕大多數也被塵封進了國家檔案館，直到磨損得再也無法修復。

　　很快，大家就聽慣了由蘇聯文化代表團演奏的音樂。廣播裡也開始播放〈毛主席的恩情唱不完〉、〈歌唱祖國〉、〈新女性〉和〈兄妹開荒〉等曲目。唱歌變成了一項流行活動，但都是合唱而沒有獨唱，因為獨唱表現的是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歌曲的內容都是為了服務於宣傳，如農民歌唱土地改革、工人歌唱勞動等。「士兵們不管是行進還是休息，都要唱歌。中小學生有很多時候都要唱歌，甚至連犯人每天也要花四個小時唱歌。機關的新工作人員在接受培訓時，每天也要唱三到四個小時的歌。」在特殊的日子裡，學生們會聚在公園裡，在鑼鼓的伴奏下齊聲高唱〈新農民之歌〉之類的歌曲，合唱隊的女孩們則引吭高歌〈十女誇夫〉。同其他活動一樣，學唱歌也是上面命令的，有人可能並非真心喜歡這些歌曲，但每個人都熟悉它們的歌詞。歌聲響徹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和山野鄉村，連放學的孩子們也一邊唱歌一邊揮舞胳膊打著節拍。

　　高音喇叭的作用也不容忽視，街角、火車站、宿舍、餐廳以及所有主要機構到處都能見到。每一天都是在喇叭聲中開始的，早上有十五分鐘的廣播體操，午飯或下班後會輪流播送政治演講和革命歌曲，晚上則播放更多的歌曲，同樣的內容經常反覆播出。因為大喇叭無所不在，北京市因此不得不頒布規定，不准在半夜進行廣播，但收效並不明顯。

　　隨著新歌曲一起出現的還有新編的戲劇。這些新戲剛出現的時候，還是受到年輕人歡迎的，因為大家並不喜歡中國傳統的戲曲，對那些老套的故事和誇張的服飾已經感到厭倦了。像許多支持革命的學生一樣，燕歸來也去看了《白毛女》。布幕拉開後，舞臺上是一個普通農民家中的情景：簡陋的傢俱，紙糊的窗上落著些雪。「沒有老爺和夫人，也沒有演員捏著嗓子矯揉造作地表演，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因為勞累和衰老而駝背的純樸農民同他女兒之間的對話。」年老的父親被迫把女兒送給貪婪的債主，因為極度難過上吊而死。「看到地主和他的狗腿子把女孩從父親的屍體旁拉走，硬是拖回地主家時，有些人都快哭出來了。當看到地主家那些傲慢的女人把女孩當成奴隸一樣毆打和虐待時，觀眾的情緒開始變得越來越憤怒。」接下來的情節其實很簡單：女孩懷了孕，地主承諾與她結婚，但事實上卻把她賣給了妓院。她逃出來，和小孩藏身在一個山洞裡長達兩年，結果頭髮變得又長又白。直到共產黨把村民從日本人手中解放出來後，姑娘才終於與一個從小就相愛的青年團聚，那個男孩如今成了游擊隊員。地主則受到了公審，農民們齊聲高喊「判他死刑」。這齣戲的對白、歌唱和表演都很自然，頗能打動人心。當萬惡的地主被拖出去槍決時，布幕落下，觀眾爆發出一陣陣掌聲。

　　《白毛女》這齣歌劇後來又拍成了電影，還被改編成芭蕾舞劇。表演者既有專業的演員、也有巡迴劇團、部隊文工團以及工廠、機關、學校和青年俱樂部的業餘演員。此外還有其他一些劇碼（如曹禺的《雷雨》等）也很受歡迎。這些戲全都嚴格遵循了一九五○年七月新成立的戲曲改革委員會的規定，而那些帶有少許、或者僅僅涉及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劇碼都遭到了禁演。有些外國劇碼保留了下來，主要因為它們仍可在蘇聯公演。例如莎士比亞的戲劇，莫斯科的兩位著名評論家曾說，這個英國的詩人揭露了資本主義的罪惡，因此一九五六年北京的一個戲劇學院才得以上演了《羅密歐與茱麗葉》——這在人民共和國是個很特殊的例外，以致《倫敦新聞畫報》（Illustrated London News）還特地報導了這件事。

　　街頭的活報劇也變成了一種宣傳的手段，因為其篇幅短小、情節簡單、與時事關係密切，所以得到了廣泛傳播。就像扭秧歌一樣，部隊的演員們在廣場、花園、公園和其他公共場所到處表演，吸引了許多行人圍觀鼓掌。這些劇的內容總是與最新的政治運動有關，語言則通俗易懂，連不識字的農民也能明白。但正因如此，表演往往趨於公式化，缺乏創意。例如：在許多活報劇中，總能看到一名解放軍士兵把一隻腳踏在敵人的大肚子上，而不管是邪惡的地主還是潛伏的特務，或者帝國主義者，扮演敵人的演員總是保持同一個姿勢：躺在地上，雙腳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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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電影生產方面，上海的地位曾經僅次於好萊塢。但上海的電影工業大都毀於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剩下的部分又在一九四九年後被新政權一掃而光。當時最受歡迎的電影都融合了低俗的故事、冒險的情節和喜劇的色彩，還有新科技製作出來的特效。影片裡穿著各式服裝的遊俠和神怪，以及武打的情節，不僅吸引了數百萬中國觀眾，而且在海外、特別是東南亞贏得了很大市場。除了國產影片外，好萊塢也很受歡迎。當共產黨向上海進軍時，國泰大戲院正在上映由瓊．哈弗（June Haver) 主演的彩色音樂片《豔吻留香》（I Wonder Who’s Kissing Her Now）。這些影片並非只有在沿海大城市才能看到，因為一九三○年代電影已經廣泛深入中國內地了。例如在昆明這座南方的中等城市，一九三五年一整年即上映了一百六十六部影片，觀影人次達到了五十萬。

　　解放後幾個月內，全國即掀起了一場清除外國電影的運動。那些被貼上「反動」、「墮落」等標籤的外國影片全被蘇聯影片所取代，如《列寧在十月》、《處女地》和《偉大的公民》等。為了幫蘇聯影片配音，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時間裡，幾個配音中心的工作人員就多達數百人。有些蘇聯影片拍得很好，如《戰艦波將金號》等二戰前拍的片子，但許多都很無聊，連左翼學生也不愛看。因為觀眾少，這些影片的票房也不高。北京的電影院為了吸引觀眾，票價不得不一次次打折，但觀眾還是寥寥無幾。最後當局放寬規定，允許電影院每個月可以有五天放映非蘇聯製作的翻譯製作電影。於是，上映「健康」的電影時，影院裡空空蕩蕩，但上映「反動電影」時，卻場場爆滿，這種鮮明的對比令當局非常難堪。很快地，政府就對非蘇聯製作的翻譯製作影片下達了禁令。特別是韓戰爆發後，好萊塢的電影在中國完全成了禁片。黨的宣傳一直說，革命把藝術家從封建主義的束縛下解放了出來，因此會極大地激發他們的創造力，但事實上這樣的情況從未出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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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宗教領域，共產黨曾承諾信仰自由，因此宗教領袖們都對其表示支持。但他們很快就發現，信仰自由的假象只在解放之初的一、兩年裡存在，中共高層其實早已決定要剷除一切與共產主義相競爭的宗教信仰。一九五一年二月，掌管宣傳的胡喬木提出要像蘇聯那樣對教會予以打擊，但他同時指出，要根除頑固的教徒將是一件耗時費力的事。

　　佛教組織相對鬆散，因此打擊起來比較容易。許多地方拆掉寺廟、焚毀佛經、毆打甚至殺害和尚，佛像被熔化後當作金屬回收，寺廟的土地和其他財產均被沒收，許多和尚、尼姑陷入恐慌之中，有些人還在土改中受到批鬥。南京附近一所寺廟的和尚回憶說：「他們通常會剝光男人的上衣，把他們的雙手綁在背後，雙腳也綁起來，強迫他們面朝群眾跪在那裡認罪。」在杭州最大的寺廟靈隱寺，五名和尚被迫站在用桌子疊起的高臺上，面向四千多名群眾接受批鬥。對這些和尚的批判其實都差不多：「你們看他有多胖，養得多好。為什麼他這麼胖？因為他一直在喝人民的血汗。他是剝削者、壞東西。人人都說該殺，但人民政府是寬大的，只是把他送去勞動改造。」城市裡的批鬥還稍微克制些，一些上了年紀、態度比較堅定的人獲准可以保持他們的信仰，但不能再傳播其宗教思想。例如在上海，至一九五○年二月，兩千名和尚尼姑中，只有大約四分之一遭到遣散。

　　然而，在農村裡，特別是少數民族地區，鬥爭就激烈多了。例如：在雲南的古鎮麗江生活著納西族，他們擁有自己的語言、文學和習俗。他們的房子從外面看上去很簡樸，但門窗等內部裝飾卻很精緻。這裡的寺廟外表很樸素，但柱子、門樓和神像的雕飾卻很華麗。和其他地方一樣，麗江也出現了革命的浪潮。當地一名老人這樣回憶說：「農村裡那些遊手好閒的地痞流氓，搖身一變成了共產黨員，帶著紅袖章和解放帽招搖過市。」納西族的傳統舞蹈再也不許跳了，取而代之的是扭秧歌，但沒人會跳，所以工作結束後大家都被迫去學，此外每天還必須參加灌輸革命教條的講座。當局一直在抓人，而且通常是在深夜祕密進行。當地的神職人員都被禁止繼續從事宗教活動，喇嘛廟遭到褻瀆，珍貴的唐卡被焚毀或撕掉，經書被燒，喇嘛們有的被捕，有的被驅散。喇嘛廟被改成了民眾學校，「好像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房子用作學校似的」。

　　類似的情形在少數民族眾多的雲南、四川很普遍。在康定，軍隊占用了好幾座喇嘛廟。在茂縣，有座喇嘛廟被改造成了監獄。有時候，當地政府把和尚和尼姑幾乎當作反革命一樣對待，有些人甚至在批鬥大會上被處決。有一名以賣草藥為生的婦女，竟然全家都被判處死刑。還有個尼姑，被迫割去自己的舌頭，結果嘴裡充滿鮮血，導致她窒息而死。

　　大鎮反開始後，當局對佛教實施了更全面的控制。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中國佛教協會在北京成立。這個協會完全聽命於政府，它的使命不是勉勵信眾打坐和冥想，而是組織佛教界人士參加土改、「抗美援朝」以及對反革命分子的鬥爭。此外，同教師、工程師和企業家一樣，和尚也得參加思想改造，彼此互相揭發，而且必須拋棄眾生平等、仁慈憐憫等「封建思想」，要對敵人表現出仇恨。經過改造，和尚也成了國家公務人員，必須服從政府的指令。例如：一九五四年佛教協會配合政府做了許多工作，勸人們不要在過節時燒紙錢給祖先。此外，寺廟的住持們不得不保證不再接收雲遊的和尚，因為這些人應該從事生產勞動而不是雲遊四方。收香火錢如今也成了「欺騙群眾」的做法，失去了這個收入來源，和尚們也不得不開始自力更生，在貧瘠的土地上開荒種田。一九五一年，南京寶華山的和尚們不得不「忍饑挨餓，甚至連稀飯也沒得吃」。在山東雲門山，和尚們每天只能喝一頓薄粥。

　　面對政府的打壓，許多人並沒有反抗，而是選擇了還俗。有些人成了農民，有人參了軍。有些和尚、尼姑雖然繼續住在寺廟裡，但再也不剃髮了。有些人放棄了出家時許下的誓約，轉而結婚成家，並開始飼養牲畜。對於佛教的萎縮，政府卻一直祕而不宣。每一年官方公布的數字都一樣，如一九五○年宣布有五十萬名和尚，到了一九五八年還是五十萬。但事實上，官方對佛教的打壓從未放鬆。一九五五年，有一名黨的官員在一次內部談話中提到，全國和尚的人數已經減少到了不足十萬人。

　　對待宗教場所及其建築，政府同樣採取了兩面手法。當數萬座寺廟被改造成軍營、監獄、學校、辦公室和工廠時，北京卻投入了大量資金維修雍和宮。這座喇嘛廟看上去光鮮亮麗，完美無瑕，香灰堆積在裝滿沙子的香爐裡，因此不會留下一絲灰燼。對雍和宮的保護其實是為了配合政府的邊疆政策。當時，中國內地有六百萬佛教徒，而新疆、內蒙古和西藏的佛教徒加起來卻多達七百萬。尤其是在西藏，佛教是當地居民生活的中心，而且有著嚴密的組織，流傳非常廣泛，毛因此告誡他的同事，對西藏的問題要慢慢解決，首先要爭取篤信佛教的喇嘛的支持。解放前，全國大約有二十三萬座大大小小的寺廟，一九五一至一九五八年間，只有大約一百座寺廟和佛塔得到修繕，另外有些被列入維修的計畫，少數甚至還受到法律的保護，但這樣做的目的只是為了給外賓看。當時，美國支持東南亞的佛教，逼使中國必須爭取信奉佛教的鄰國支持，周恩來經常邀請來自緬甸、錫蘭、日本和印度的佛教徒訪問中國，參觀修繕一新的寺廟，偶爾還會贈送一截佛祖的遺骨或牙齒——這些都被佛教徒視為聖物。

　　雖然控制嚴格，但共產黨並不打算徹底剷除佛教，而村民們在遇到困難時仍習慣於尋求宗教的幫助。一九五三年，當河南流行疾病和饑荒時，數以千計的朝聖者湧向洛陽的白馬寺——那兒曾是中國佛教的發源地之一。三月二十五日這天，大約有兩萬人聚集在寺廟裡，安靜地排著隊，等候和尚用手觸摸他們的身體，以此來治療疾病。兩年後，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汪峰驚訝地表示，他曾在一些城市裡看到「超過十萬人聚集在一起，不停地祈禱、燒香、叩頭，向菩薩求雨」。當時，對佛教的殘酷鎮壓還沒有開始，因此政府對這些行為還比較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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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道教就沒有這麼寬容了，因為道教只在中國境內流行，所以不必顧慮外國人的介入。道教相信法術和占卜，這些都被當局斥為迷信。而且，在中國歷史上的無數起義中，道教與祕密會社之間總是關係密切，因此常被政府視為具有政治威脅性的勢力。解放後，信奉道教的神職人員都被送往集中營，許多人轉而學習木工和縫紉，各地的祠堂和道觀也全部遭到破壞。民間的慶典也停辦了，祭祀活動也遭限制，曾被當局容忍的宗教活動也不得不從公開場合轉移到了村民家中舉行。宗教本有助於增強社會的凝聚力，如今這種功能已不復存在了。

　　然而，除了正規的道教外，還有許多分散獨立的民間教派繼續宣揚末世救贖的教義，這令當局感到很頭痛，因為這些組織一旦被取締後，又會改頭換面重新出現。這些民間宗教組織遍布全國各地，在一九五一年的大鎮反中，它們的頭目都受到了嚴厲的懲罰。根據河北的官方估計，全省大約有兩百萬人（占全省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加入了某一教派。一九五一年的頭幾個月內，全省逮捕了三千五百名各個教派的頭目，普通成員則獲准退出這些組織。在北京，至一九五一年六月，估計有超過十萬名一貫道成員宣布退出該教派，此外還有還鄉道、神仙道、八卦道、仙天道、九宮道等數十個民間宗教組織遭到嚴厲懲罰。在南方，迷信似乎特別盛行。如廣東沿海地區，有一半居民都是某個教派的成員。與香港比鄰的小漁村深圳即有十九個祕密社團，許多被控犯有走私、搶劫和為敵人蒐集情報等罪行的「黃牛黨」遭到逮捕與處決。不過，雖然殺了這麼多人，一九五三年公安部長羅瑞卿得到報告說，雲南、四川、浙江和安徽等地仍活躍著數百名民間教派的頭目。

　　面對政府的鎮壓，有人公開放棄了宗教信仰，有人則轉入地下——真正意思上的「地下」。例如在華北，有些村民在地窖裡繼續從事宗教活動，而且還挖了長長的地道把這些地窖連接起來。在陝西，一九五五年警察即發現了一百多處地下藏身處。在河北，有些宗教頭目在地道裡竟然躲了四年多。在四川，被當局視為反動組織的一貫道竟然繼續發展壯大，到了一九五五年左右，連當地的幹部和民兵也參加了這個組織。在甘肅，有些地區甚至全部處於某個宗教組織的控制之下。這些民間宗教團體的影響巨大，各地鄉村不斷有傳聞說發現了具有魔力的石頭、聖水、古墓、古樹或古廟，村民們一聽到這類消息就會聚集到這些地方，動輒上百人，有時多達數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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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前，全中國大約有三百萬天主教徒和一百萬新教教徒。國家對他們的控制是逐步收緊的，至少在新政權剛成立的頭幾年裡，政策是相對寬鬆的。不過，一九五○年九月，由共產黨控制的全國基督教協會頒布了「三自宣言」，要求所有基督教徒中斷與外國的連繫，有些人將這份宣言稱為「背叛宣言」，拒絕執行的人會被指控為帝國主義的走狗。此後，政府開始逐步加緊對基督教的控制，無論是在家裡、教堂、大街或者公安局，教徒們隨時都要準備接受幹部或積極分子的訊問。他們得面對各種威逼利誘，經常遭受斥罵，訊問有時會持續一整天。和對其他人一樣，政府也號召基督徒們改造思想，不僅要自己認罪，還得互相揭發。他們不得不每天參加學習，檢討自己與帝國主義的連繫，並在群眾大會上批判自己的信仰。人們開始成群地離開教堂，教會的勢力日漸瓦解。

　　一九五一年，「三自愛國會」成立後，新教教徒們被進一步孤立起來。這個新的教會得到國家的資助，完全聽從政府的命令。很多拒絕參加這個組織的教徒被當局軟禁起來，有些還被送往勞改營。有些地方禁止基督徒們擁有念珠、聖章和十字架，派出警察搜查教徒的家，沒收並毀壞祈禱書、教義手冊和聖像等物品。教堂也遭到破壞，士兵們移走了聖壇和長凳。神學院也被迫關門。張銀仙是雲南的一名修女，她還記得自己所在的教堂是怎樣變得空空蕩蕩的：「原來富麗堂皇的教堂，一夜之間什麼都沒了，只剩下了老鼠。以前有四百個人在教堂裡工作，現在只剩下三個人：我和姨媽，還有劉漢承主教。」當局要求這三個人也離開教堂，但他們拒絕服從。結果，他們在那裡堅守了幾個月後，還是被民兵強行趕走，並被拉到村子裡遊街，受到公開審判。

　幾百個農民舉著拳頭，衝我們高喊革命口號，有些人還朝我們吐口水，看上去特別恨我們。當領頭的幹部開始鼓動群眾時，一名積極分子站出來，打了劉主教一耳光。我的姨媽衝上前去質問他：「你怎麼敢打他？」這個人以前是貧農，共產黨沒收了地主的財產後，他是受益者之一。他用手指著我姨媽大聲喊道：「你這個反革命，我們已經把你們打敗了。你們是剝削我們的帝國主義的走狗。」我姨媽反駁說：「不對！我們出生在窮人家，從來沒有剝削過任何人。」積極分子們又喊道：「你們太頑固了，到現在還不肯認輸。給你們點顏色看看！』於是大家紛紛舉起拳頭，開始高呼：「打倒反革命修女！」但姨媽還是不肯退縮，她對大家說：「想打我就來啊，你打了我的左臉，我還要把右臉給你打。」

最終，這三個人被送往勞改營，由當地幹部監管了許多年。

　　有些教會與國外沒有任何關係，信眾也都是本地人，但政府對它們依然採取了嚴厲的措施。例如，在山東境內有一個安靜祥和的小鎮叫馬莊，當地以種植玉米、高粱和各種麻類植物為主，那裡曾是「耶穌家庭」（屬於基督教靈恩派的一個宗教團體）的活動中心。這個教會成立於一九二七年，下設十幾個分會，成員達數百人。大家遵循平均主義的原則，在同一個「家長」的領導下共同勞動和生活，個人不能擁有私人財產，所有物品都必須共用，經濟上則自給自足。但就是這樣，他們也沒能逃過政府的懲罰。一九五二年，當局認定這個教會屬於「祕密會社」，並與帝國主義關係密切，因此沒收了其土地，並遣散了所有信徒。教會的領導人受到批鬥，最終被判入獄，於一九五七年去世。

　　接受政府改造的教堂處境則相對好些。如北京的聖彌厄爾堂，在聖壇、欄杆、門廳以及過道裡都掛上了紅旗，柱子上也掛著「毛澤東萬歲」和「共產主義萬歲」的標語。毛和其他共產黨領袖的畫像代替了聖心、聖母和聖徒的肖像，到教堂做禮拜的人也少了許多。在離此不遠的王府井，即過去被稱為「莫里循大街（Morrison Street）」的地方，天主教堂鐘樓的十字架上樹起了一顆紅五星。保留這些教堂的目的就像恢復雍和宮一樣，都是為了供外賓參觀用的。

　　至一九五四年，天主教徒的人數幾乎減少了一半，從三百萬減少到一百七十多萬。一九四九年全中國大約有一萬六千座教堂，但現在只剩下三千兩百五十二座。與此同時，新教教徒的人數減少到了六十三萬八千人，但仍有六千七百多處場所繼續從事宗教活動。雖然教徒們遭到當局的批判、逮捕和遣返，但基督教還是很難被完全剷除，有些地方甚至出現了復興的苗頭。在山東胡莊，一九五五年的復活節有上千名教徒聚在一起祈禱。在武城縣，教堂被改造成了學校，八百多名信眾便在室外撐起一頂帳篷來慶祝耶穌復活。在山東曹州的天主教主教教區內，教徒人數在一年內就增加了百分之八十，有些神父乾脆就在家中布道。還有些來自北京和陝西等地的神父被派往農村，專門向窮人傳教，例如王世光神父就從農村招募了七百名信徒。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教徒們並不願意去官方的愛國教會。山東的有些教堂變得空無一人，四川的情形也是如此，西昌縣的神父們甚至被派往遙遠的重慶和成都負責當地的組織活動。在康定縣，一九五五年地震後，教堂是少數倖存的建築之一，當地人把這件事視為上帝存在的證明，因此紛紛從全縣各地湧向這座教堂。

　　一九五五年底，黨企圖取締愛國教會之外的所有宗教活動。當時受胡風案件的影響，全國發現了數千個「反革命集團」。作為中國天主教「大本營」的上海，自然首當其衝，又經受了一次致命的打擊。九月七日晚，脾氣溫和但意志堅定的龔品梅主教和其他二十幾名神父、修女以及數百名普通教徒一起遭到逮捕。至十一月底，有一千五百名教徒遭到關押，被控反革命、與帝國主義合謀、散播謠言、毒害青少年思想、組織暴力行為等各種罪名。隨後，山東、浙江、福建、廣東、湖北和四川等地也開始抓人，把教會說成是「披著宗教外衣」的反革命組織。報紙刊登了大量社論、漫畫和文章對主教進行攻擊，宣稱公安已經「摧毀了龔品梅反革命集團」。龔主教最終被判處無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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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斯林也同樣遭到歧視。在四川江油，他們遭到私刑折磨和拷打。一名共產黨幹部聲稱「回子沒有一個好東西」。在新都縣，所有清真寺都被政府沒收。黨委書記朱錫九派人挖開數千座穆斯林的墳墓，並將刻有《古蘭經》字句的墓碑運走，用來修建糧倉、堤壩甚至豬圈。在被農民協會占據的清真寺裡，壁龕遭到破壞，阿訇布道的講壇變成了群眾大會的主席臺，有些沐浴的場所竟被改造成了女廁所。

　　上述情形在西北穆斯林聚居區普遍發生，很快便導致了當地居民的反抗。一九五○年，在甘肅、青海和新疆的許多地方，雖然實行了嚴格的宵禁制度，但每天晚上都能聽到槍聲。各地不斷出現武裝反抗，有時參加的人數竟達數千人。有一份關於甘肅地區數起反抗事件的報告是這麼說的：「造成這些事件的主要原因是沒有嚴格執行民族政策。」例如：在平涼縣，許多穆斯林遭到虐待和毆打，穆斯林的學校甚至被用來養豬，最終導致兩千多名穆斯林憤而群起反抗。

　　但當局並未從這些事件中汲取教訓。僅僅過了一年，甘肅寧定縣城又受到八千名穆斯林的圍攻，結果有上千人在血腥的混戰中被殺。事件的起因主要是因為整個地區都處於漢族民兵的控制之下，他們對穆斯林隨意掠奪，導致當地群眾的不滿。導火線則是當地居民發現有八名穆斯林在監獄裡凍死，而且他們的屍體被隨意扔在野外，沒有按穆斯林的習俗安葬。

　　面對一次次的反抗，政府不得不派正規軍隊支援當地的民兵，以謀殺、縱火、搶劫和組織叛亂的罪名將領頭者判處死刑。然而，從一九五二年開始，當局對穆斯林轉而採取較為溫和的政策。黨警告當地幹部，要尊重穆斯林的習俗，士兵們不准在穆斯林面前說「豬」這個字，也不准在穆斯林沐浴的地方洗東西，此外還特別規定不許徵用清真寺的土地。一九五三年五月，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在北京成立，與政府合作的穆斯林領袖們被任命為各級協會的負責人，以推動對穆斯林群眾的「愛國思想教育」。

　　此外，生活在邊境地區的穆斯林在一九五三年還獲得了一個象徵性的禮物——「自治」。表面看起來，各地的自治區、自治縣和自治州等行政單位都是為「少數民族」設立的，但事實上，政府卻藉此對少數民族採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例如：長期以來，新疆的穆斯林一直夢想建立他們的維吾爾共和國，如今這個地區的居民卻被分成了不同的族群，如伊寧附近的錫伯族，北部的哈薩克族和帕米爾高原色勒庫爾地區的塔吉克族等。一九五五年十月，維吾爾族得到了官方的正式承認，新疆被命名為維吾爾自治區。但是，自治區劃分的原則卻是不讓任何一個民族在某一地區一支獨大，如果一個民族的人口在某一地區占有優勢，就要把他們分割開來，而且維吾爾族聚居的地區一律不能享有自治的地位。如在維吾爾族占多數的伊犁，卻成立了哈薩克自治州，同樣的道理，庫爾勒是蒙古族自治州的首府，但那裡的居民卻大都是維吾爾族。這種分而治之的辦法讓人想起歷史上「以夷制夷」的策略。但不同的是，在所有自治地區，從上到下政府機構的設置都是由黨來決定的。

　　在這些邊疆地區，思想改造的聲勢相對較弱，但推行自治的過程也伴隨著官方意識型態的灌輸。解放前，穆斯林的教育主要由清真寺掌管，信眾可以在那裡學習《古蘭經》和基礎的阿拉伯語。如今，新政權花了很大力氣，將所有穆斯林兒童都送進公立學校，用中文講授科學知識。北京還為少數民族的學生開設了專門的學校，如一九五一年成立了中央民族學院，此外還建立了專門培養宗教領袖的伊斯蘭神學院。在穆斯林地區，政府從一九五一年開始對阿訇進行思想改造，強迫思想頑固者參加勞動，願意與政府合作並宣揚官方意識型態的人則可以成為神職人員，由國家支付工資。清真寺和伊斯蘭學校的財產，如土地、磨坊、商店、牧場等，全被政府沒收，從此這些宗教機構失去了經濟上的獨立性。

　　與此同時，為了開發邊疆，數十萬移民開始逐步從沿海地區成批成批地到來，漢族人口漸漸超過了穆斯林。一九四九年前，這兒還隨處可見白頭巾和長袍，如今只有在清真寺禮拜的時候才能看到，平時男人和女人們都穿上了藍色或黑色的革命裝。一九五六年，來自巴基斯坦的客人發現，圖書館裡的書大都是宣揚共產主義的，所有廣播都在播送北京的聲音，穆斯林正被漢人逐步同化。一九六六年紅衛兵興起後，伊斯蘭教還將受到更大的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