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書記_《終極警察國度》揭開中國反烏托邦的駭人真相_推薦文

當威權主義政體擁有大數據： 如果蘇聯能夠進行大數據監控， 可以避免崩潰嗎？

沈旭暉博士 **國際關係學者**

不少學者談及，今天中國、俄羅斯等政體，表面上，並非昔日教條式極權主義、純粹高壓的「獨裁者1.0」模型，更多是表面上賦予了人民一定空間、其實卻是用這些假象來合理化專制統治的「獨裁者2.0」。

以往極權主義主要形容二戰前的納粹德國、法西斯意大利、共產蘇聯等，指政權的權力無限制，並追求絕對控制公眾與私人生活。以蘇聯為例，史達林死後，就算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上台，推行「去史達林化」運動，普遍被認為是較開明的領袖。然而，赫魯雪夫政權對黨內反對者、政治異見者的打壓，雖然沒有史達林時期般明顯，但對人民的監控卻伸延至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立陶宛學者巴洛茨卡伊特（Rasa Balockaite）提到，莫斯科在「後史達林時代」開始，把注意力由政治打壓轉移到社會和經濟控制，成立一系列有別於傳統黨政機關的非正式組織，以一個更廣闊的網絡去監控人民。整個管治手段，比以往來得去政治化、去中心化：一方面，人民對政權的討論固然少之又少，也沒有多少把柄可被掌握；另一方面，透過這些網絡，令人民在政治生活以外的個人行為、習慣，也逐漸掌握在黨的資料庫當中。

冷戰結束後，前蘇聯陣營各國的祕密警察檔案陸續解密，可見這種監控的精細，已是相當科學化的工序。東德祕密檔案的公開，以及電影《竊聽者》的情節，尤其令世人震撼。

理論歸理論，這種去政治化、去中心化的監控，雖然已看出與科技結合的雛形，但畢竟受當時條件所限，要紀錄國民生活細節的行政成本，始終較高，而且充滿漏洞。當時至少需要人力物力去搜集、紀錄對象的生活日常，再一層一層向上級彙報，即使有基本竊聽、監視設備，也未能做到對全體公民無孔不入。加上人民非常清楚政治環境，定會理性作出口不對心的表述，假如單單依靠公開表態，往往令監控結果的準確度下降。可見舊式極權雖然設法掌控生活每一個細節，但未竟全功，否則冷戰也不會這樣結束，那些政權更不可能不戰而敗。然而，這些不足之處，在大數據年代，統統已不成問題。

中國大陸「芝麻信用」這類信用評級機制，並非橫空出世，翻閱文件，一切有跡可尋，例如中國國務院2014年發出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當年中國政府仍未將社會信用系統與網路結合，但已為推動這些政策，建立了理論基礎。綱要指出，「信用是市場經濟的基石」，為推動經濟改革，必須建立信用系統，達致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2014年前，中國大陸的信用市場以央行作主導，但此後流動付款普及至日常生活，信用系統進入了市場化階段。2015年，中國人民銀行印發《關於做好個人徵信業務準備工作的通知》，要求包括「芝麻信用」、「騰訊徵信」在內的八家企業，為徵信業務做好準備。自此，這些經常被提起的信用系統，便擴展到人民生活的不同層面。

某程度上，這現象自然也不是中國大陸獨有，世界各國發展大同小異，不過以中國人口基數最高，漠視人權的特徵也最明顯而已。至於如何計算每個人的「信用」，這些科技公司都以大數據、雲計算這些詞彙說明計算方法，但具體公式一直未有公布。不過，他們倒是說明了哪些事情影響評分，例如「芝麻信用」其中一項基準是用戶是否準時提交電費、水費，是否準時還清貸款；「騰訊徵信」的用戶分數，則基於消費、財富、安全與守約的大數據，其中「安全」是指用戶有否實名登記、數位認證等。推廣時，這些公司都提供不少誘因，例如租用「共享單車」、訂酒店不需保證金、低利息分期購物等，令一般人都樂於個資被收集；而兜兜轉轉，用戶是否適當鎖上「共享單車」一類行為，又會成為評分大數據的一環。

大數據、雲計算收集的資料，涉及的範疇比以往更廣、更準，所需人手亦因少了抄寫、彙報的過程而減少，用戶的一切行為、消費習慣、個性隱私卻都一覽無遺，而且超越了公開表態的漏洞，能進入每人心底裡最真實的一面。這些數據資料如何被分析、使用、推算，除了是近年商家、政界的研究範疇，自然也是威權政府希望掌握的資訊。在商業層面，最簡單的例子自然是根據搜查關鍵字、瀏覽過的網站推銷產品，更進一步是基於所收集的數據，以「助推」（nudge）用戶的行為，如消費決定等；在政治層面，投票取向同樣能這樣「助推」。

來自丹麥技術大學的學者利曼（Sune Lehmann）與斯派斯基（Arek Stopczynski），曾研究能否透過收集學生數據，分析並助推他們的行為，達致更好成績，甚至精神健康。推而廣之，助推自然亦可應用於社會、政治，從而使國民作出符合當權者的良好行為。收集大數據的目的已不止於監視，而是控制，也就是更貼近威權主義的終結理念。

不少人以為，假如減少使用網路、智慧手機，就可避免被過度收集資料。不過，這已經是偽命題了，因為科技公司正大力推廣「物聯網」 （IoT），也就是將物理世界數位化。這世界相信很快就完全成熟，屆時即使關上電話不用，你曾到過的地方、習慣偏好、健康狀況等，亦會因你日常使用的智慧家具，如電燈、電視機、冷氣，24小時全天候被收集。

面對這情景，不少學者均討論過人民處於民主與威權國家的分別。但其實真的有分別嗎？在較民主的國家，當然都有定立法例，規範可收集的數據範圍、使用方法等，表面上有較透明的制度，讓市民了解數據去向。不過，即使以上機制健全，政府與私人公司信守承諾，我們也不能排除駭客、恐怖分子取得數據，而這些新聞在近年屢見不鮮，屆時已超出如何規管數據、透明度與道德的問題，結果我們日常的一舉一動，也是在一些機制掌控之中。何況從史諾登的案例可見，即使是民主國家如美國，以「國家安全」名義，同樣可以進入一切大數據庫，對所有人的檔案一覽無遺；而川普團隊如何利用大數據「助推」潛在支持者出來投票，乃至怎樣利用人工智慧在討論區造勢，更已成為學術研究課題。這一切在威權國家，更是理所當然。

假如希特勒、史達林活在今天，領導各自的國家，還有倒台的一天嗎？特別是冷戰時代有這些科技，共產主義國家可否實現計畫經濟、全面監控，以鞏固其統治？蘇聯的崩潰，可以避免嗎？

要討論這個命題，得先了解計畫經濟當年的運作。眾所周知，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絕大部分時期，都實行計畫經濟，生產原料、企業都是由國家擁有，勞動力也由國家分配，以生產出計畫目標的產品數量。這些國家的供求非由市場主導，而以追求不同的「五年計畫」為目標，消費者的需求沒得到重視，因國家盼藉計畫經濟推動工業化、現代化及農業集體化，以追上西方資本主義的生活水準。

理論上，「五年計畫」由蘇聯國家計畫委員會（Gosplan）制定，經歷不同領域、不同級別的機構、官員、企業，再由國家計畫委員會修改，最後在黨代表大會通過。然而，在實際操作上，政治局成員、以至總書記在過程中，究竟參與多少？

他們有否明示或暗示應訂下怎麼的指標？這些指標是科學化的指標，還是抽象的指引？這些問題難以說清楚。蘇聯治下的烏克蘭大饑荒、中國的大躍進，都是計畫經濟沒大數據支援下的災難性後果。

社會主義計畫經濟本質的問題，在學術界自然討論多時。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的埃爾曼教授（Michael Ellman）是研究這範疇的權威，他提到社會主義經濟體經常生產消費者不需要的產品；但另一方面，又有一些必需品、商品總是存貨短缺，但當局對商品庫存的數據並不充分，甚至不準確。即使最低層的數據準確無誤，在匯報過程中，官員因存在升職的誘因誇大成果，或技術官僚因循失責，而令上級難以掌握實情，這些情況，至今依然，不見得是歷史。

由於計畫經濟未能滿足人民的需要，在社會主義國家，往往出現「第二經濟」（The second economy）。學者森遜（Steven Sampson）指出，「第二經濟」由非法生產或交易產生，亦包括企業、工廠為追求生產目標，而產生的非正式或非法活動、地下工廠等。這些活動在冷戰時期的東歐、蘇聯相當盛行，在今日極權主義的最後代表北韓也同樣出現，導致經濟活動無法準確統計，官方數字準確性成疑。基於以上因素，美國從不輕信蘇聯官方公布的數字，中央情報局會自行統計相關數據，不少人認為CIA的數字，較蘇聯官方公布更可信。

那麼在現代社會，有了資訊科技革命，又是否可以避免以上制度上的缺失與人為錯誤？

正如早前談及，大數據、物聯網等，是一個全天候收集個人數據的機制，問題只在於不同軟體的權限、如何儲存或傳遞相關訊息、誰人能掌握等，但技術本身，毫無懸念。假如政府決意收集全國國民這些資訊，首先就可以解決「第二經濟」無法被紀錄的問題；而每一個紀錄，也不用經過官僚系統逐級向上匯報，政府高層可輕易掌握準確數字，第一個問題，也可以大部分解決。

舉一些實質例子，中國大陸網購龍頭阿里巴巴每年統計「雙十一」的交易資料，除了是大數據，還是即時性的數字，避免使用滯後數字作決定。以往這些技術只會用於金融業，如股票、期貨等交易，但現在就連到便利商店購買一包紙巾，也可以立即反映到不同伺服器內。又如美國的Amazon Go，連「客人拿起商品」這個動作本身，甚至不涉及具體金錢的購買行為，也可以被紀錄。當這種技術被推而廣之，不止是股票買賣，幾乎所有日常消費、零售行為，均可被統計。

在自由市場，這些資訊可以令政府、企業清楚了解需求，但對蘇聯一類國家而言，假如當時有這些技術，就可以利用更準確的數據，制定「五年計畫」。唯一未能改變的是決策者會否忽視實況，作出不切實際的目標；但相信在大數據年代，一切透明，領袖要「逆天行事」，即使在極權政體內部，也不容易為所欲為。

在經濟層面以外，這些技術同樣可用於政治層面，假如蘇聯的國家安全委員會（KGB）有了大數據，就不只是如虎添翼。作為情報機構，KGB主要對不利蘇聯的行為進行情報工作，而正如早前提及，自赫魯雪夫起，蘇聯的情報工作就出現「去政治化」、「去中心化」的監控，人民在社會、經濟層面的舉動，均被非常規組織監察。但與此同時，只要行為並非超出政治層面，當局也不會作出行動，而且基於人手問題，備受關注的往往是異見者，他們會被入屋搜查「反革命」證據，而普羅大眾，則大致生活如常。

不過隨著科技發展，人民的生活與網路緊扣，蘇聯的繼承者俄羅斯，就公然嘗試掌握國民在網上的行為。根據《維基解密》公開的文件，俄羅斯有一套名為「SORM」的情報系統，自1990年代起就對國民全方位監控，由電話、短訊開始，到近年的網路、社群媒體、信用卡交易、智慧手機等，無所不包。對比蘇聯時代，這個系統可更快、更有效掌握全國人民的行為，而作為KGB培訓出來的領導人，普丁對這一套，自不會擱下不用。

我們也許認為網上行為自我約束，便可逃避監控，但現在天眼處處，加上人臉辨識系統發展迅速，結合大數據的應用，離開家園後的一舉一動，幾乎都被紀錄在案。在中國大陸國內，不少新建社區、廠房，已使用具人臉辨識的保全系統，能輕易辨認住戶人臉，並顯示如年齡、身高等基本資料，就連出入次數也可紀錄。即使放下電話，你的日常生活，依舊暴露於監控系統當中。個別人臉辨識系統更聲稱具有「深度學習能力」（deep learning），與昔日的舊式閉路電視不可同日而語。目前這些系統仍處於早期階段，社區、門市的保全系統，未必與官方機構的互聯互通，但要將不同系統連結一起，技術上並不困難，幾乎肯定會有這一天。

假如史達林活到今天，蘇聯在推行計畫經濟、資源分配上，政府應可掌握更廣泛、更準確的數據，以實現他心目中的工業化、現代化；政治上，亦可更微觀地監控民眾。最大挑戰反而是擁有大數據的一群，會成為吉拉斯（Milovan Djilas）所說的「新階級」，甚至取代領袖的地位，總之，平等社會依然難以實現。但只要接受了這一點，假如這制度在中國大陸一類國家令一般人過得安穩，又能容許走過場的、預先知道結果的「民主程序」，威權政體是否對一些人比民主政體更「吸引」，如果我們不認同、又可以做什麼，正是此刻全世界人民都要思考的嚴肅抉擇。

原文發表於《信報財經新聞》，經作者更新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