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吕频老师文章有感：知识分子、女权主义与男权逻辑

于微信公众号“女神和表姑的日记”中读到吕频老师的文章《为什么女权主义不用在乎公知了？米兔为证》[1]，因对其中所涉及和谈论的一些问题与看法存在不同观点，因此草成此文，希望能与吕老师讨论与指教。

首先我想说明，本文所使用的是文本细读方法。因为在我看来使用这一方法能够更有针对性地讨论相关的问题和观点。当然，为了防止整个讨论脱离吕老师原文的整体思想，我也尽量是结合文本的上下文，而希望能把误解降到最低。

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吕老师一文首先以引用几篇讨论（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文章开始，并且一开始就表明自己对于知识分子的观点。所以我首先想对吕老师所引用的几节引文的观点进行讨论。

首先是网文《告别公知》中的观点，作者指出当下中国右派活在一个“尴尬的情势里”，即一方面精英主义，“反大众与反平等主义”；另一方面却又以人民的名义宣扬自己的“自由主义理念”，因而在“潜意识里认同‘乌合之众’”；但“但随着这一套方案在上层被否定，在下层则过于脱离群众，一个公知的历史舞台，已经开始坍塌了。”因此作者提出“告别公知”。

我并不赞同吕老师所引的这节文章对于知识分子（或文中称为“公知”）的看法（我的讨论也仅围绕这一节吕老师所引的文章观点）。

首先是网文作者从一开始就错误地理解了知识分子的角色。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个人或群体，而始终是依附性的，并且所依附的对象不是上层权贵，就是下层百姓。这一对于知识分子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于近代中国传播的十分广泛，并且它又与传统士大夫阶层的形象存在着某种相似之处。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诞生是中国传统与西方知识分子思想（法国与俄国）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当我们观察晚清民初的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时便会发现，他们身上既继承着传统士大夫为国为民的宏图，又有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的专业化倾向与批判立场，从五四参与者到一批于当时被称作国粹派的人物，在其意识中都分享着这一相似的资源。陈思和教授在分析周作人的《知堂文集》时指出，由五四中后期的周作人开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出现了另一路区别于鲁迅这样“广场式”的启蒙知识分子，而转向了民间岗位立场，即知识分子开始根据自身的学识、见解、思考和分析来对社会事件进行讨论于批判，并且在这其中已脱去了启蒙者的大衣，不再以“师”自居。[2]

周作人对于知识分子的认识在我们其后读爱德华.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中得到呼应，萨义德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是：特立独行；能向权势说真话；耿直、雄辩、极为勇敢及愤怒。[3]由于中国传统的道德以及文化影响，虽然知识分子形象有所出入，但核心却是相似的。

也正是由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从一开始所截取的两处资源，因此也就导致其内部时常存在融合、冲突甚至撕扯，即传统士大夫的意识形态要求知识分子为生民立命，而现代知识分子思想则要求知识分子独立思考。有时这二者会融合——我们不要忘了传统士大夫背后还有“道统”思想，以对抗“政统”的肆虐；有时这二者也会形成冲突，即当“生民”为乌合之众[4]时。因此，它会在面对不同的情况是呈现出不同的倾向。

扯得太远。之所以追溯这段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建构史，正是为了指出存在于《告别公知》的作者对于知识分子想象中的另一种形象，也是无论传统士大夫还是西方由左拉所开启的公共知识分子思想的核心，也即爱德华.萨义德所谓的“特立独行”！独立的意思是不依附任何人，既不为暴君服务，也不为暴民辩护；既不是国师，也非民首。而在《告别公知》作者所建构的二元对立中，非此即彼的判断完全忽略了知识分子的个体性与独立性。从而营造了一个悲观且过分晦暗的未来图景。

再者，正是由于作者的这一二元论，而使其无法看到即使没有权贵与群众的扶植，知识分子群体依旧能存活且承担起自身的责任。所谓“公知的历史舞台”的坍塌也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罢了。

而对于孙旭阳老师对于改良派知识分子的消极认识，在我看来其中存在着许多有待商榷的问题。

其一便是他对于所谓“改良话语崇信权威和秩序”这一判断。胡适之先生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改良主义者，但如果我们阅读他的文章、观察他的行为就会发现，对于权威他并未崇信，而是质疑和批判；至于对“秩序”的态度，孙老师的判断既是正确又是错误的。之所以赞成改良，正是为了拒绝暴力革命所引起的流血和死亡，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至于在这里的“秩序”具体所指，我想也正是改良主义者所关注的对象，他们希望通过渐进改良手段改变当下有问题的秩序，以建立新的更为平等和民主制度。只不过他们所希望使用的是某种更为广义的启蒙手段，即通过改变一个个独立个体的思想来达到聚沙成塔的自然生成。而对于这一理念是否过分乐观，我们也能从近代历史上看到正反实例。因此，也是另一个问题。

其二，在孙老师看来，“认为国家权力存在改良的善意和动力，这个判断本身，就足以让改良爱好者与显示和公众为敌”。在我看来，作者的这一判断本身同样十分武断。首先，我们不能否认国家权力就不存在改良的善意（并且对于我们是否能以一时、一届政府的政策手段来判断，也是个问题），因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必然要经历相应的改变，无论是上世纪末的东欧诸国——虽然有外界压力，但如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以及波兰共产党政府亦是希望改良的，只不过最终结果并非如其所愿。第二就是改良者相信这一点并不就表示他们选择与“公众为敌”，这里的错误也就是上文所提到的二元对立，即知识分子如果不支持权贵，就是支持群众；或者反之。这是一个太简单的但却在近代中国有着十分身后基础的敌我思维（下文详谈），也是对知识分子的错误理解。

二.当代知识分子场域内的“斗争”

吕老师虽然赞成以上两位作者对于知识分子的分析，但她也指出ta们都未能从女权主义角度分析“公知传播史”。于是文章接下来的核心部分，作者便围绕这一点进行了一场粗略的布尔迪厄式的知识分子“场域”分析，即在当代知识分子这一场域中，有着不同诉求的群体在其中的位置与流动，以及为了争夺高阶层的位置（它代表着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以及建立规则的权力——吕老师称其为“特权话语者”）所进行的斗争。

在吕老师看来，占据场域中高阶位置的是拥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份的人，他们通过与各种传媒手段（包括泛自由派媒体、博客、微博以及微信等）的联系来开发、建构、巩固和守卫自己在场域中的位置，以及由此而获得权力。但随着这些媒体的衰败与遭遇清洗，而导致传统掌握话语权的“自由派”公知开始衰落，取而代之的是草根网民们获得了这些资源，“用于爱国，用于娱乐八卦，网红经济”，并且“多少也有投入于女权主义”之中（对于吕老师的这一分析，我觉得也有待商榷。公知虽然在网络平台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力，但草根阶层的话语同样十分活跃；这里似乎并不存在吕老师所暗示的某种对立，更真实的情况是某种共生且芜杂，虽然话语权大小不同。一个群体败落而遗落的话语权，被其他群体捡起，这一想象或许太过简单）。所以就如布尔迪厄所指出的，这是一场场域中资源和权力的争夺之战。而在吕老师看来，为了让女权主义获得那些传统上属于公知们的话语权，也就必须粉碎这些“特权话语者”（在这里，女权主义的诉求和上层权力的诉求形成了某种联手，虽然二者的原因可能完全不同），虽然作者也对微博被清洗，公知被迫低调表示“感到糟糕”，但在某种程度上不也正是吕老师所反对的权力给予的帮忙吗？

在关于公知群体话语权衰落的问题上，吕老师指出，“从社会变革所需要的话语结构的角度看，公知式的、不赋权的正义论述是残缺的并且也实际被证明没有力量”。在我看来，这个判断的错误同样来源于对于知识分子的错误理解。即认为他们的思考、言论和批判能够直接且迅速地对统治权力造成即刻性地伤害或摧毁，如果不是这样——在吕老师看来——就是“没有力量”的。因此，在吕老师的观点中，知识分子似乎更应该是革命者（这一思想中也包含着强烈从传统逻辑，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是“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改天换地者；而这也不就是西方浪漫主义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或许确实如此，只是对“革命者”做如何理解，会引起分歧。当我们讨论当下所处在的“真实生活中”（哈维尔语）时，吕老师意义上的“革命者”的要求本身就太过庞大。而也正是在这里，反映出了存在于吕老师这篇文章中最大的问题，即她始终忽略了那只“看的见的手”。

中国当下的知识场域并非独立的，即使于上世纪80年代曾有过努力，但最终它依旧与政治场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5]而在“政出于一”以及“君师合一”的当下中国，即使是在吕老师看来是其中占据特权话语的公知们对于它的掌握也是十分有限的，他们所使用的传媒被封与清洗，不正是证明了这一点？而在吕老师关于女权运动的设想中，似乎也遗忘了这一点。或者说，由于其目的所在，因此它始终都盯着这一深渊。

当我们看到了这一点，对于吕老师所谓的“有人为一个宣言的字斟句酌而久久争论，简直是有趣”这一嘲讽便觉得太不近人情。

在我看来，吕老师对于这一公共知识场域的理解以及对其中各个群体所在位置的分析是十分重要的，这也是布尔迪厄反复提醒人们需要注意的，即对于知识分子自身在场域中位置的分析和批评可以使其去魅，而保持批判性的存在。但另一方面，吕老师对于在当下中国知识场域中公知群体的分析是否正确，则有待讨论。

三．传统男权逻辑的阴影

在吕老师自己所建构的这一前提下——即公知占据特权话语位置，且以此压迫其他少数群体——她质疑来自这一群体以及个人对于女权运动的质疑，因为在她看来“在圈内圈外资源和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下，我认为讨论如何提高觉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此，她认为不能纵容ta们对于米兔运动的质疑和攻击，并且不相信这是理论之争；而ta们“空降到”社会运动中的“毒害舆论”目的则是“扰乱议程”。所以，在作者看来，这些来自于特权话语位置的公知都是心怀不轨的，他们带有某种好似“原罪”的东西，而使其不被信任。就如吕老师在文章最后对于“知识分子”和“男性”的质疑。虽然在上世纪西方的第二波女权运动中，我们也听到过对于“男性”的不信任和谴责，但这里的问题是：就如女性主义已经发现对于面目模糊的“女性”概念不加斟酌地使用会导致错误和偏见一样，这里对于“男性”这一概念的使用难道不会也造成这样的错误吗？就如女权运动以及女性主义理论在其后所指出的，“女性”并不是某种一样的本质之物，它是存在于具体时间、空间和历史文化中明确的个人与群体（因此有白人黑人女性；有西方东方女性；有中产阶级与底层女性等等的复杂成分）。那么“男性”是否也如此呢？这一点或许可以参见R.W.康奈尔对于男性气质内部的研究。

吕老师接着说：“无论是主动出击的刘瑜，还是消极抵制的贺卫方，都不是在做什么理论探讨，他们的发言也不具有任何学术价值。”吕老师从一开始就界定了刘、贺二人对于米兔的恶意，因此按照其上面的逻辑也就必然是有他想的。因此需要揭露其背后的真实权力运作机制，而发现ta们的真实意图。但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作者对于“发言”是否能用的界定方式，即以“学术价值”来作判断是否合适？

在此，我似乎太过咬文嚼字，但也正是在这里，对于吕老师所使用的逻辑让我感到不安。这一逻辑我们时常会在政府那里听到，即如果你的意见不是“建设性”的，就是没用的、扰人的、不利于团结或社会和谐的等等。以是否有“学术价值”来判断一个人在某些社会事件与运动中的发言，本身或许就是太过吹毛求疵，因为如果按照这一标准，则99.9%的言论都是无用的，或是有所图的。这一逻辑和观点太过霸道！

最近在涉及刘瑜老师观点的讨论时，其中出现的一个鲜明叙事模式便是实践（女权运动派）与理论（学院派）的二元对立建构。但这两者其实并非对立的，并不是所谓的学术讨论与社会运动/革命的对立（且对于米兔的界定，我们或许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而应该是彼此监督、协助、促进和批评的。以实践的经验来矫正理论的漏洞与隔阂，而以理论的借鉴和批评来避免实践中存在的不完善或拐至错误方向。这里不存在谁指挥谁，或领导谁，而是彼此都在做自己的工作，奉献自己的观点和讨论，希望能尽一份自己能尽的力量。而这也再次回到了前文我们所指出的知识分子岗位意识上。

前段时间看陈徒手先生的大作《故国人民有所思》，其中谈到在新中国之后的“小麦王”蔡旭教授的遭遇。其中最让人感到荒谬的是，这位著名的农业专家最后却被指责其实践能力还不如种庄稼的农民，由此其学术遭到嘲笑、侮辱和不公正的对待。[6]但这里的错误是，蔡教授的本职工作并非种庄稼，而是研究农业，也正是这一“术业有专攻”的专业分化，使其从一开始就不应该被作这样的比较。而一旦强行如此比较，最后的结果就常常会出现反智，即所谓的“知识越多越反动”。

这一十分典型的错误逻辑，在当下的公共讨论中反复出现，而其背后所根植的其实是某种焦躁与迫不及待的工具心态，同时也透露出反智主义倾向，即对于“知识无用”的潜在认同。但这不正是我们于近代专制文化体制蔓延中，所希望阻拦和批判的意识形态吗？那么为什么我们又在自己的讨论中反复利用它呢？

吕老师的文章是站在女权主义立场对公知群体（知识分子+男性）进行批判，但在其所使用的许多逻辑和判断上，作者却又常常下意识地使用那些被女性主义理论所批判的手段。例如其对刘瑜老师那篇文章的判断，认为这是她为了进入特权话语者圈子里的一块敲门砖。吕老师说：“例如刘瑜的‘女神’扮演就是一种角色配置的新满足。很多时候需要带来资源扩充。如果既不能提供女性式的资源，又不能像男人那样发起强强联合的女人，怎么能为这样的圈子所接纳。”作者在这里的逻辑正是传统男权意识形态对于女性群体所使用的手段，即认为女性并没有属于自己的思想以及思考能力，因此她所作的事情必然都是为了讨好其他男性。女性被当作无法理性思考的生物，而成为男性权力意识的牵线木偶。我想，吕老师或许也会反对这一传统男权观念吧？

四．“自了汉”的圈子文化

一直以来，在我个人有限的观察中，我发现当代中国的众多主流（以及“非主流”）知识分子（从学者、作家诗人到艺术家等等）的性别观念都十分有限，这与他们所成长的社会背景以及其所接受的知识结构有着一定的联系。而也正是这一知识结构约束着ta们对于性别观念更深入地了解。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发现厌女症在社会许多领域中普遍存在。[7]所以，我理解吕老师在其文章中所希望指出和批评的问题。

但我之所以写下这篇读后感，则是因为在我看来，吕老师一方面过分虚构了知识场域中公知们所拥有的特权话语权；另一方面则以看似以女权主义思想为核心而构建起的运动和观念中所带有的强烈绝对性和排他色彩，而它与传统男权（革命与政治）思想逻辑同声相应。这是我有异议的地方。

吕老师在文章中批评公知群体抱团结成小圈子，但当我们读到吕老师这篇文章后半段讨论女权主义是如何在他人的衰败中成长，以及建构起自身的运动时，不也是在讨论一个“圈子”吗？且这个吕老师所关心的“圈子”对于其他群体被清洗、被迫沉默，并不是表示对其支持和帮助，而是想到没了ta们给自己做挡箭牌，自己接下来所可能遭受到的迫害。这一颇为“自了汉”的想法让我不能接受，并且在此所使用的逻辑也不正是吕老师自己所反对的吗？责怪公知群体没有帮助女权运动，但另一方面后者对于前者的被权力清洗却同样做隔岸观火。吕老师批评这样的“圈子文化”，但自己却最终又落入其中。如果一个运动无法与其他群体形成诉求和联合，那么其可能产生的影响或许也就会十分有限。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各种运动中，我们既看到了联合的力量，也看到分散之后的萧瑟景象。

最后一个问题或许也值得一说，即一个诞生于五四时代，并在其后经历左翼文化以及当代政治意识形态所反复强调的观点：过分粗糙的敌我二元论。吕老师在其文章中也流露出这一思想。在五四以及其后的敌我论中，曾形成这样一个简单的公式：传统/老人/富裕都是保守和反动的敌人；而现代/年轻人/穷人/边缘人则都是正义一方。任何来自于前者的言语、批评和质疑都被认为是别有用心且需要打倒的，而后者的行为则不容置疑。

或许有人觉得这一观点是我杞人忧天，但我一直觉得没有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双重反思的思想、观点、实践和运动都是值得怀疑的。所谓反求诸己，这一点或许更重要。

五．案

本文因拜读吕频老师文章有感而发，且仓促草就，因此文章结构十分松散，一些论述有表述不清之处，也望见谅。或待日后详论，但一切文责在我。

注释：

[1] 文章请见地址：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5MDI2NTM4Nw==&mid=2247483664&idx=1&sn=8aac31775b2bf2ae3ef57f5db179c08b&chksm=fdc1ac54cab62542c26b6658fb70cf13e4a5179e247f42b7c119f88ced5f8c35b87026d5d31a&mpshare=1&scene=1&srcid=0807aSb2vXIzzDaI95qM4O4K&pass_ticket=SlD%2BEn6qEaHigeI8PC1jxYimmRY8k9TizZYdK2hV7U0%3D#rd

[2] 见《现代知识分子岗位意识的确立：<知堂文集>》，陈思和：《名著新解（陈思和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

[3] 见《何为知识分子以及知识分子何为？——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地址：http://www.sohu.com/a/126458565_528902

[4] 这里的“乌合之众”一词的含义取自[法]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5] 见《当代中国的知识场域与公共论争的形态特征》，刘擎：《悬而未决的时刻：现代性论域中的西方思想》，新星出版社，2006.

[6] 见《蔡旭：大跃进“小麦王”的苦恼》，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7] 上野千鹤子：《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王兰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