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8｜教与学 | 拼布民族志宣言
如果你查阅全球各地的教学大纲，会发现大多数民族志方法论课程都聚焦于传授具体技能——如何观察、如何访谈、如何做好田野笔记，却很少有方法论训练会留出空间来思考田野工作应该如何适应研究者的个人生活状况——可能的残障、照顾家人的责任，亦或其他政治经济限制。如果你是博士生，学院、基金评审人、出版编辑依然希望你能不间断地开展“长期”田野工作。然而这样的期望在你进入学院后，亦或生活遭逢变故时，都不再现实。
向来是环境决定方法，而非方法决定环境。过去数十年来，世界/田野的变化不断重塑着民族志工作者进入田野的方式，然而人类学的知识生产如何受到研究者生活与劳动处境的影响，却鲜有深入探讨。随着许多田野计划因新冠的肆虐而遭到搁浅，人类学迫切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打破田野的陈规，让研究中的干扰和缝隙转化为方法论创新的起点。2020年中，莱斯大学的戈克切·居内尔（Gökçe Günel）与曼彻斯特大学的渡边千嘉（Chika Watanabe）共同发起了“拼布民族志（patchwork ethnography）”研究与教学计划，旨在开拓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方法论，邀请我们重新反思何谓田野，如何工作。
本期刊出“教与学·拼布民族志”系列第一篇，发表在文化人类学网站上的《拼布民族志宣言》，未来还将推出三位作者的拼布民族志访谈，以及拼布民族志教学大纲。不确定时代的“田野工作”有怎样的样貌？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分享你的观点或其他相关资源~
原文作者 / 戈克切·居内尔（Gökçe Günel）、萨依巴·瓦尔玛（Saiba Varma）、 渡边千嘉（Chika Watanabe）
原文发布 / 文化人类学网站
原文发布时间 / 2020年6月9日
编译 / 安孟竹
图源：原文网址 culanth.org/fieldsig...e Helentjaris提供
即便是在新冠大流行到来之前，“传统”的人类学田野工作也早已陷入困境。一段时间以来，民族志工作者们一直在对田野工作的陈规旧俗提出质疑——包括“田野”与“家”的分离，田野工作者随时待命、无所不能的（男性主义）性别假设，以及人类学对苦难主体的偏好（Anjaria & Anjaria，2020；Robbins，2013)。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大学的劳动处境、人类学的“女性化”、平衡工作与生活的期待、环境的考量，以及人类学的女性主义批判和解殖批判，都要求我们重新思考田野工作究竟还能否等同于一个需要在遥远之地度过一年乃至更久的过程。家庭的责任，脆弱的处境，其他被隐藏、被污名的或难以启齿的因素，以及当下的Covid-19【原文发布时间为2020年】，都让许多学者难以、或压根无法亲身进行长时间的田野调查。新冠大流行让许多田野工作计划泡汤了，能否继续开展同样的民族志研究，前景也不甚明朗。越来越多的医疗专家和观察家认为，我们可能永远无法恢复到“正常”状态了，这表明“传统”意义上的长期田野工作或许已变得不再可能。
虽然民族志工作者一直在通过线上研究、多点田野、自我民族志等方法，以及通过关注流动的、熟悉的或本身就是专家的研究对象，来适应田野工作的种种挑战（Harrison 1991；Marcus 1995；Gupta and Ferguson 1997；Amit 2000；Burawoy 2000；Faubion 2009；Faubion and Marcus 2009；Nagar 2014；Papacharissi 2015；Huang 2016），但这些创新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研究对象的需求。很少有民族志工作者关注民族志实践如何被研究者自身的生活、以及我们在专业层面和个人层面的多重责任所重塑——这些责任包括从育儿、健康问题到财务、环境、政治和时间的约束；从“家庭”中的关系承诺到特定研究对象的变动不居。
我们主张巩固人类学中已经出现的创新成果，这些创新出于必要的需求，但仍在黑箱中运作。我们立足于女性主义和解殖理论长期以来关于个人与专业、理论与方法在研究中相互交织的主张。尽管许多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已经女性化，但研究与家庭生活仍都保持着性别化的分工，能够进行理论生产的（女性）家务劳动往往被抹杀（Ahmed，2006）；健全中心主义的预设支撑着学术生产力，心理健康影响着研究和写作（Pollard，2009；Cvetkovich，2013；Pinto，2014；Johnson，2016；Platzer and Allison 2018）；额外的服务需求不成比例地落在性少数和少数族裔教职员工身上（Ahmed 2012；Matthew 2016）；家庭生活与高校生活之间的摩擦妨碍了工作效率（Bothwell 2018；Lundquist and Misra 2015）；紧张的政治气候以及令人反感的终身教职和晋升准则贬低了公共人类学和行动人类学的价值（McGranahan 2006）。这些作品内容丰富，但它们并没有明确关注人类学家如何对方法和认识论进行创新，以应对亲密的、个人的、政治或物质层面的种种问题。
因此，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是构思一种新的民族志方法论和理论路径，我们称之为“拼布民族志（patchwork ethnography）”。拼布民族志的起点在于承认“家”和“田野”的重新组合现已成为必要——面对当前的新冠大流行病更是如此。我们所说的“拼布民族志”是指围绕短期田野考察设计的民族志规程，使用零碎但严谨的数据，以及其他抵制出版发表过程中所要求的固定性、整体性和确定性的创新之举。拼布民族志并不是指一次性的、短期的、工具式的旅行和顾问式的关系，而是一种保持长期承诺、流利语言能力、充足的背景知识和慢思考的研究方式，这些正是所谓传统田野工作的特质（Faubion，2009 ；Pigg，2013 ；Adams、Burke & Whitmarsh，2014）；同时这种研究还充分关注到不断变化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如何深刻且不可逆转地改变着知识生产。拼布民族志不是为了提高学术产量而找的借口。相反，它是一种有效的、但也更温和友好的研究方式，因为它拓展了我们可以接受的材料、工具和分析对象。
2021年初，在温纳-格伦基金会（Wenner-Gren Foundation）的支持下，我们将汇集来自不同国家、不同专长、工作生活条件各异的人类学家，在解殖理论和女性主义洞见的基础上展开讨论。我们不会将研究者面临的多重责任/承诺视为制约，而是要反思在研究者这些生活和工作的承诺之中、以及通过这些承诺产生了怎样的知识和方法。拼布民族志在方法论上的创新重新定义了何谓研究——它应当是与知识生产过程中必然包含差距、限制、片面、和多元承诺进行的合作，而不是在与之对抗（Haraway 1988; Cerwonka and Malkki 2007）。
我们检视了民族志研究过程的各个阶段，并追问我们所面临的新型现实是如何对各个阶段进行重塑的。首先，我们必须如何重新认识“前往”田野这一概念？当研究人员面临个人的、经济的和政治上的限制时，他们如何构思田野地点与田野考察？我们如何确保田野考察能够成行？当旅行无法实现时我们又该怎么办？这些压力如何重新定义“家”和“田野”？作为民族志工作者，我们的首要目标究竟是“去面对彻底未知的世界……使其变得可以理解（这的确是可能的）”（Howell 2017, 18），还是说，拼布民族志可以提供什么其他的东西？其次，我们关注的重点是，当长期田野调查变得不再可能，是否需要适应新形式的“在场”：在短时间内或远程进行研究有哪些模式？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学习？如何发展和维护关系？如何面对研究结果中的空白？第三，我们的生活和各种责任承诺如何要求以新方式收集数据：当我们以片段的、拼布式的方式进行研究时，当我们的研究对象（如暴力冲突空间或跨国移民路径）本身就是由碎片、空白和缺失构成时，我们会构建怎样的新档案？怎样的分析和表征方式能够适应而非回避这些困局？第四，拼布民族志的方法如何重新思考数据收集和分析的时间性？典型的写作模式假定研究者遵循线性时间轴。然而，迫于出版压力，如今许多研究者在田野考察之中就已然开始构想分析（Cerwonka and Malkki，2007）。这会如何改变我们的思考方式？最后，新自由主义紧缩和劳动力限制要求我们承担更多的教学和行政责任，也造就了不断变化的“知识的政治经济”（Nagar，2014），在这一背景下，我们需要怎样调整自身进行新的参与、做出新的承诺？我们该为学生和其他对拼布民族志方法感兴趣的人提供怎样的榜样或模板？
拼布民族志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以承认和适应研究者生活的复杂性如何影响知识生产。在此过程中，我们认为必须进行变革的是人类学知识本身。拼布民族志帮助我们重塑了何谓知识、何谓研究，以及我们如何转化那些被视为“限制”和“约束”的事物，从其出发开辟新洞见。我们希望这一举措能为那些即将开始研究项目的人，或其他因个人、经济或现实原因而觉得自己的研究已经走到穷途末路的人，提供一个方法论框架和一副理论铠甲。拼布民族志并不通过要求更高的生产力来应对外部世界。相反，它试图通过消除预先给定的范畴、抹去我们个人生活与职业生涯之间的界限来重塑这个世界。在新冠大流行之后，我们将拼布民族志作为一种资源提供给这个变化了的世界。
作者简介
戈克切·居内尔（Gökçe Günel）
戈克切·居内尔（Gökçe Günel）在康奈尔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曾担任莱斯大学能源文化梅隆-索耶博士后研究员（2012-2013）、哥伦比亚大学 ACLS 新教师研究员和讲师（2013-2016）以及亚利桑那大学中东与北非研究助理教授（2016-2019），目前任莱斯大学人类学副教授。她的最新著作《沙漠中的飞船：阿布扎比的能源、气候变化和城市设计》（Spaceship in the Desert: Energy, Climate Change, and Urban Design in Abu Dhabi》（杜克大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主要关注阿联酋可再生能源和清洁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
萨依巴·瓦尔玛（Saiba Varma）
萨依巴·瓦尔玛（Saiba Varma ）是一位医学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家，研究印属克什米尔地区和整个南亚的暴力、医学、精神病和政治等问题。她在克什米尔进行的民族志研究探索了精神病学和人道主义关怀空间如何对抗、以及如何成为更广泛的暴力和占领政治的缩影。瓦尔玛目前任教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的课程包括全球健康与不平等、医学与心理人类学、人道主义、冲突与健康、情感与情绪。
渡边千嘉（Chika Watanabe）
渡边千嘉（Chika Watanabe ）在康奈尔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并于2013-2014 年在耶鲁大学跨亚洲项目担任博士后助理研究员，目前任教于曼彻斯特大学。她著有《合而为一：缅甸一个日本非政府组织中的宗教、发展和环保主义》（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她一直从学术和实践两个角度继续关注国际援助工作，目前的研究项目主要关注日本和智利之间围绕备灾开展的国际合作。
参考文献:
Adams, Vincanne, Nancy J. Burke, and Ian Whitmarsh. 2014. “Slow Research: Thoughts for a Movement in Global Health.” Medical Anthropology 33, no. 3: 179–97.
Ahmed, Sara. 2006. “Orientations: Toward a Queer Phenomenology.” GLQ: A Journal of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12, no. 4: 543–74.
Ahmed, Sara. 2012. On Being Included: Racism and Diversity in Institutional Lif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Amit, Vered. 2000. “Introduction: Constructing the Field.” In Constructing the Field: Ethnographic Fieldwork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edited by Vered Amit, 1–18. London: Routledge.
Anjaria, Jonathan Shapiro, and Ulka Anjaria. 2020. “Mazaa: Rethinking Fun, Pleasure and Play in South Asia.” South Asia: Journal of South Asian Studies 43, no. 2: 232–42.
Bothwell, Ellie. 2018. “Work-Life Balance Survey 2018: Long Hours Take Their Toll on Academics.” Times Higher Education, February 8.
Burawoy, Michael. 2000. “Grounding Globalization.” In Global Ethnography: Forces, Connections, and Imaginations in a Postmodern World, edited by Michael Burawoy, Joseph A. Blum, Sheba George, Zsuzsa Gille, and Millie Thayer, 337–5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erwonka, Allaine, and Liisa H. Malkki. 2007. Improvising Theory: Process and Temporality in Ethnographic Field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ultural Anthropology, ed. 2018. “Academic Precarity in American Anthropology: A Forum.” Fieldsights, May 18.
Cvetkovich, Aann. 2013. Depression: A Public Feeling.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Faubion, James. 2009. “The Ethics of Fieldwork as an Ethics of Connectivity, or The Good Anthropologist (Isn’t What She Used To Be).” In Fieldwork Is Not What It Used to Be: Learning Anthropology’s Method in a Time of Transition, edited by James Faubion and George Marcus, 145–64.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Gupta, Akhil, and James Ferguson. 1997. “Discipline and Practice: ‘The Field’ as Site, Method, and Location in Anthropology.” In Locations, Boundaries and Grounds of a Field Science, edited by Akhil Gupta and James Ferguson, 1–4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araway, Donna. 1988. “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Feminist Studies 14, no. 3: 575–99.
Harrison, Faye Venetia, ed. 1991. Decolonizing Anthropology: Moving Further Toward an Anthropology for Liberation. Washington, D.C.: Association of Black Anthropologists/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Howell, Signe. 2017. “Two or three things I love about ethnography.”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7, no. 1: 15–20.
Huang, Mingwei. 2016. “Vulnerable Observers: Notes on Fieldwork and Rape.”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October 12.
Johnson, Alix. 2016. “Affect, Attention, and Ethnographic Research: Thoughts on Mental Health in the Field.” Savage Minds, March 30.
Lundquist, Jennifer, and Joya Misra. 2015. “Breaking It to Your Family.” Insider Higher Ed, December 4.
Marcus, George. 1995. “Ethnography in/of the World System: The Emergence of Multi-Sited Ethnograph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4: 95–117.
Matthew, Patricia. 2016. “What Is Faculty Diversity Worth to a University?” Atlantic, November 23.
McGranahan, Carole. 2006. “Introduction: Public Anthropology.” India Review 5, nos. 3–4: 255–67.
Nagar, Richa. 2014. Muddying the Waters: Coauthoring Feminism across Scholarship and Activ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Papacharissi, Zizi. 2015. “Affective Publics and Structures of Storytelling: Sentiment, Events and Mediality.”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19, no. 3: 307–24.
Pigg, Stacy Leigh. 2013. “On Sitting and Doing: Ethnography as Action in Global Health.”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99: 127–34.
Pinto, Sarah. 2014. Daughters of Parvati: Women and Madness in Contemporary Indi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ollard, Amy. 2009. “Field of Screams: Difficulty and Ethnographic Fieldwork.” Anthropology Matters 11, no. 2.
Robbins, Joel. 2013. “Beyond the Suffering Subject: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the Good.”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19, no. 3: 447–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