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诗酒伴，分付年华

《笑傲江湖》里，有一章叫做“论杯”。讲华山派一众人等来到开封府，三山五岳曾受过任盈盈恩惠的各路人物，听说令狐冲得任盈盈垂青，又知他身受重伤，纷纷来献殷勤，都想以各自的奇珍补品、药物，帮令狐冲缓解伤势。

这一日有人送了十六坛好酒，令狐冲正在船上饮酒，岸上突然有一个“衣衫褴褛的落魄书生”大赞酒香，并仅凭酒气，就道出这酒是“藏了六十二年的三锅头汾酒”。这便是“黄河老祖”的祖千秋了。十六坛好酒，各各不同，祖千秋编了一通好酒须得配上好器皿的说辞，骗令狐冲喝下了老头子本要拿来医治他女儿的珍贵药物“续命八丸”。

章名“论杯”，实际上真正“论杯”的篇幅，并不甚长，但短短篇幅中，祖千秋旁征博引，从历史人物，到诗词歌赋，愣是把个酒具说得天花乱坠。什么葡萄酒要用夜光杯以显酒色，关外白酒要用犀角杯以增酒香，高粱酒须用青铜酒爵以添古意，饮米酒当用大斗方显气概，百草美酒须用古藤杯以增芳香……更接着从怀中“一只又一只”，变戏法般掏了种种不一的许多酒杯出来。

这一段是《笑傲江湖》中我印象最深的段落之一。祖千秋其人的突然出现，他肮脏邋遢的外表和文绉绉的谈吐已经是有趣的对比，更加上极其严肃认真地探讨酒具之道，而桃谷六仙又在一旁插科打诨，令这一段端的是妙趣横生。他对酒及酒具一段真真假假的“论述”，又让不会喝酒的我生出许多好奇。

《笑傲江湖》是金庸小说中我最爱的一部，觉得它最合我的心性。这部小说中，琴、剑和酒这几个文化符号表现得非常鲜明，它们串起很多传统文化的意象和表征，也用于表现小说所歌颂的侠义精神和真性情的人生态度。

在金庸小说里，“酒”是一个常用的符号。一个人是否爱喝酒、如何喝酒，往往跟这个人是否豪爽有义气紧密相关。《笑傲江湖》之外，另一部在“酒”上大做文章的杰作是《天龙八部》。萧峰其人的性格，很符合金庸对好酒之人的一贯描述：豪爽、大气、不拘小节、重信重义。而段誉与虚竹显然并不是这样的人物，所以也不出意外地“不胜酒力”。但有意思的是，段誉与萧峰相交结拜是在二人阴差阳错地拼了一场酒之后；而段誉与虚竹的结拜也是在一场大醉之后。段誉与萧峰拼酒一段，两个酒量和性格反差极大的人因酒结缘，我一直认为是神来之笔。

诗词中的“酒”，有时也颇有武侠意境。比如王维的《少年行》，萧峰一定喜欢：“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不是少年也无妨，时年四十的东坡就曾道：“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

要说诗词和酒，李白当然不能不提。“鸬鹚杓，鹦鹉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舒州杓，力士铛，李白与尔同死生。”喝酒喝到要与酒具同生共死，可不是祖千秋那骗人把式所能及的了。

 苏轼曾用典李太白这一句，写道“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 李白的不羁和苏轼的豪放，我都是爱的。但一日不要说三百杯，三杯我就已经不行了。我若是想交萧峰这样的朋友，也只能像段誉一样，舍命陪君子，再找机会耍点小花招罢了。

“琴”也是金庸小说中常用的符号。说起来，我自己开始学琴，其实太半还是受了金庸的影响。琴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常与情谊联系在一起。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在中国大概算是妇孺皆知了。这或者是因为琴在历史上大部分的时间里，其主要的功能或文化取向，是在文人的修身自娱，而非热闹的公开演奏，因此颇有些曲高和寡之意。唯其知音难遇，也就愈发珍贵吧。

说起这个，我觉得白居易最有意思。自己写一篇自传，管自己叫“醉吟先生”，号称连姓名都忘了。别的不管，只“嗜酒、耽琴、吟诗”，交往的是“酒徒、琴侣、诗客”。他把琴、酒、诗叫做“北窗三友”，还专门给他这些朋友们写了首诗。

这些诗文，初读起来似觉他过得颇为惬意，可我总觉得与琴酒“相对依依”，未免有些孤寂。他那句“自古有琴酒，得此味者稀。只因康与籍，及我三心知。”言语中虽颇有调侃与自负，却难道不也是知音难觅之叹？所以也才有《寄殷协律》：“琴诗酒伴皆抛我，雪月花时最忆君”。这是写给同性友人，语气却又是埋怨又是思念，情致殷殷，我觉得实在好。要我说，今日的钢铁直男们都该学学白乐天。

金庸小说里，《笑傲江湖》不用说，全书即是以琴曲作为情感发展的象征的。盈盈教令狐冲弹琴，直到最后二人可以合奏，似乎也是象征着二人的情路：盈盈早已倾心于令狐冲，而令狐冲则还需要时日，才能跟上盈盈的节奏。全书最后一章即名“曲谐”。《笑傲江湖》曲，既是一曲隐者之歌，也是二人情感故事的象征。

《神雕侠侣》中，何足道因为郭襄懂得他的琴曲，由此引为知己。又为她新作了一首曲子，巴巴地赶来弹给她听。周围强敌环伺，也比不上给心上人弹这一首琴曲来的重要。

这些故事里，虽常有得遇知音的喜悦，却也总有挥之不去的寂寥与哀愁。天地悠悠，在时空的长河里，知音难觅，“独怆然而涕下”大抵是常态。

琴曲本身，当然也少不了关于知音、友谊的，与此相应，自然也常有离别之叹。我偏爱《阳关三叠》，每次弹奏，想起“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都升起很多感慨。古人重离别，是因这一别之后，果然是山重水远，连音讯也难通。

李清照写离别，说“四叠阳关，唱到千千遍”，仅这一句，就惹人心伤。又说“惜别伤离方寸乱，忘了临行，酒盏深和浅。”离别是少不了喝酒的。李清照爱酒，词中常写酒，酒量却不见得很好，常常“浓睡不消残酒”。这不知深浅，也不知真是伤离别乱了方寸，还是酒入愁肠更易醉，已不记得自己喝了多少了。

这个状态我是很熟悉的。我不能喝酒，也不会作诗，弹了几年琴却疏于习练，所以来来回回，也就是“心向往之”。而这也很大程度上是受了金庸小说的影响。

我长大的80到90年代，大概是武侠小说风头正盛的时候。那时候很多家长和老师觉得武侠小说“毒害青少年”。以文学的评价而言，它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上不得台面。确实，早在《史记·游侠列传》的时候，“侠”就是以“非主流”的面目出现的。然而从游侠的传说，到唐传奇中我们耳熟能详的风尘三侠，到明清的《水浒传》、《三侠五义》，以至现当代的武侠小说，甚至今日的玄幻、仙侠，“侠”这一概念和精神在中国文化中始终占据着一席之地。我想这大概也是端严的“正统”所必须的一种平衡：“侠”所包含的那种意气、率性、重信义却不拘礼法世俗的态度，体现的是一种摒却表面的程式、而流露真性情的美。

中国传统中另一个体现这种真实之美的，是隐逸的文化。代表人物如阮籍嵇康，几乎已经是不拘礼法、率性而为的代名词了。而从洗耳颍水的许由，到采菊东篱的陶潜，隐士们又往往蔑视权贵，或对政治现状不满，所以隐逸文化又常有批判现实的意味。从这个角度看，《笑傲江湖》正是武侠与隐逸结合的杰作。爱恨情仇之间，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真性情与辛辣的政治讽刺恰到好处地结合在了一起。

侠客不是人人都能做，隐逸的精神则在中国文人的身上一直都能够看到。但在我看来，二者实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诗万首，酒千觞。几曾著眼看侯王”；比如“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这样的诗句，难道不是颇有几分侠气？

与古时相比，今时之人大概侠客和隐士都更难做了吧。东坡感叹名利虚苦，还可以问一句：“几时归去，作个闲人。”今天我们若想“松花酿酒，春水煎茶”，闲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又当“归去”何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