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支筆對抗威權的《八十年代》雜誌：作業存檔

本文是某課程的期末報導存檔，作業的要求是寫一個對岸故事——關於一個曾經有影響力、現在已經消失的對岸媒體。採訪它曾經的主事者、參與者，寫它的故事，為何而生，因何而死。

自覺品質沒有到有信心投稿的程度，僅在此存檔。內文若有疏漏，還請斧正🙏🏻

中華文化總會副會長江春男，是第一個記者出身的黨外雜誌編輯；在《中國時報》和《自立晚報》工作共11年後，他應黨外運動要角康寧祥的邀請，加入《八十年代》雜誌任總編輯。

問到答應邀請的原因，江春男的答案是「我想當一個好記者」。這讓人疑惑。退後一萬步來看，不論《八十年代》的辦誌風格如何溫和持平，它仍是一本政論雜誌；要怎麼在政論雜誌裡當好記者？

「我發現報社裡沒有發揮空間，因為沒有反對黨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記者、新聞自由、真正的專業新聞記者；只有dissident。」他說，「那時候有《中國時報》、《聯合報》記者說，自己是台灣的New York Times，我就笑出來。你連你老闆都是（國民黨）中常委呢！」

他認為當記者是奢侈的；要先讓獨裁政權民主化，台灣才有容納真正記者的空間。

在獨裁政權下，「即使知識份子有使命感，他當不了記者，因為不是客觀的。」江春男感嘆，「就像你看到別人打架有人被欺負。你想要客觀，但是越看越生氣。不公平啊！想跳下去打、干涉！」

講道理常勝軍

江春男在採訪中認識康寧祥。他憶述康寧祥在競選活動中，講以前沒有人敢講的台灣歷史。「國民黨說自己光復了台灣，要人感謝它；老康是說沒台灣，哪有國民黨？台灣人幾百年在這邊呐，是台灣收容了國民黨。」

「我第一次聽到這個東西，覺得他的口才是最好的。」

雖然加入黨外雜誌有政治風險，江春男也毅然接受。他發現以前「最不爭氣的、瞧不起的」同學加入國民黨做官，而且越做越大。「那優秀的人要幹嘛呢？要被他管？」

《八十年代》匯集了兩岸三地數十位知識份子。1979年創刊時，是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後一年。在政府延期1978年的增額立法委員選舉後，康寧祥害怕其他黨外成員動念鼓動群眾運動，也害怕政府因此以強力鎮壓回應。

康寧祥呼籲黨外冷靜，也勸說政府自制。他決定集結不同學者，創辦一本黨外雜誌，為黨外運動注入理性力量，也向民眾傳播理念，更寄望培育人才。

記者出身的江春男，仍想讓雜誌有專業報紙色彩。《八十年代》在政論以外也做報導；不論政局、黨外變動，雜誌一直保有本地、國際的新聞篇幅，如「國際形勢」、「新聞追蹤」、「台北耳語」等欄目。

江春男稱搞雜誌和搞運動不要混在一起，主張用言論報國。他感嘆這容易被批評是軟弱、狗吠火車，但不認為把兩件事情混在一起就可以促進民主自由。「民主運動必須一點一滴累積本錢，提升理論文化水平、社會政治聲譽。」

創刊號〈一樣看花兩樣情〉一文中，江春男就提出雄辯觀點，認為台灣民主化不僅符合黨外理想，也幫助政府取得國際認受性，因為證明其被人民認受。

他表示，「我的目標就是辦一本最好的雜誌，最有quality、說服力的雜誌」，「新聞學有說facts、truth就最有顛覆性。當時的民眾連事實的都不知道，我們想要打破獨裁者封鎖。」

華人民主書院理事長曾建元看《八十年代》的時候是中學生。當時黨外思潮震盪校園，但學生在學校接觸不到這些，因此視黨外雜誌為珍品。「老師、教官越說不要看，我越是想看。」

不過一般學生買不起雜誌。曾建元笑說，當時是在路邊攤把黨外雜誌「站著」看完。「我非常喜歡《八十年代》，因為知識性比較強，比較多觀念性的文章、國際大事、思潮；其他黨外雜誌都比較八卦、比較商業。」

黨外雜誌經銷商「台中書報社」前業務經理廖為民表示，「那時候高峰時期，每個星期有十本黨外雜誌出版。」他憶述，「讀者會看誰講的道理比較好，來決定買哪一本，他們不可能全部都買。」《八十年代》是其中常勝軍，發行量常達1-2萬本，贏得對知識好奇的讀者。

根據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蕭淑玲的研究，這本雜誌的讀者是對官方新聞不信任，具高度民主權利取向的青年。總統蔡英文說自己的政治啟蒙來自《八十年代》，而前總統李登輝也是它的讀者。

用一支筆對抗

施明德形容黨外為「無形的政團」，但內部也不免分歧。

《八十年代》代表的是康寧祥為首的溫和路線。創刊時，雜誌即強調「這是集體參與、群眾智慧的時代，不是一個敲鑼打鼓、捧拜英雄的時代。」曾擔任雜誌執行主編，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退休兼名譽教授李筱峰說，「高中起就有推翻國民黨的想法」；可是他「篤定不用暴力，而要用一支筆對抗。」

1977年「中壢事件」和1979年「美麗島事件」，讓黨外凝聚民氣；但也是一個考驗；因溫和、群眾路線從此而生。康寧祥認為自己首先必須把國會議員角色扮演好；而黨外新人則認為也要用群眾運動追求民主。

但路線分歧持續不久，《八十年代》的溫和路線成為80年代黨外主流。李筱峰說，「民眾也想要選舉。雖然會有選舉腐敗，但民眾可以去監督、去看點票，讓國民黨很難黑箱作業。而買票則靠覺醒的人越來越多，讓買票買不動。」

康寧祥在《危機與希望》一書中表示，群眾和議會路線是相輔相成的關係，「今天黨外的成就與實力也是群眾路線與議會政治配合使用的累積。」

江春男說，「群眾路線一開始那麼絕對，想推翻政府，是因為有一個前提，認為國會不可能改革，國民黨不可能民主。」但是，後來這個前提不存在了；國民黨被國際孤立，開始妥協。「那個前提一開始好像合理，但形勢變遷下已經沒了。」

後來，只要有機會，黨外人士都想參與選舉。曾建元認為，選舉的時候是「民主假期」，「選舉的時候政府不會管你講什麼，獨立、自決都可以講——何必搞暴力？」

即使《八十年代》風格溫和，當年還是引來警總的關注。江春男說，「編輯部裡面一定有人會打小報告。」被舉報後，警總曾多次查禁雜誌。不過，他續指，雜誌被查禁後會被視為英雄。曾建元解釋，因為查禁是在出版後查，在沒收前讀者會踴躍搶購。

《八十年代》被稱為「黨外雜誌編輯群的搖籃」。這個搖籃培育了包括曾為警總臥底的《八十年代》系列刊物《暖流》作者高麗娟，和曾任《八十年代》編輯、後來在「批康浪潮」中帶頭的《深耕》雜誌總編輯林世煜。

批康浪潮是雜誌經歷的第二次分歧。當時，康寧祥因為「杯葛事件」、「四人訪美」等，被黨外新人批評作風過於妥協。雖然他認為被嚴重誤解和算計，但為了大局，解讀事件為新生代爭取參與機會，沒多作解釋。

江春男認為，當時新加入黨外的年輕人，認為康寧祥是「大石頭」，只有推翻了他，新人才能上位。李筱峰則曾撰文〈批康心理學〉來形容批康運動；黨外新人覺得「一直都是你們這些安穩的公職人員在當領袖。」

《八十年代》用筆對抗威權；受黨外內部批評時，筆鋒也未曾轉向同道。康寧祥在1982年6月號的「台北專欄」中，回應指「民主運動的過程，各種意見紛歧的產生是不可避免的結果，也可以視為一種進步。」

即使在這次爭議中，《八十年代》仍受江春男的專業新聞理念影響。相較《深耕》雜誌在批康時期用詞誇張，李筱峰記得江春男最常提醒編輯部的一句話：「不要用形容詞罵人」。江春男覺得，可以批判人，但「感動不需要講出來，讓讀者看了自己想就好。」

批康運動的時候，編輯部沒有為康寧祥聲援。江春男指一來康寧祥尊重編採自主，二來當時編輯部有共識，認為《八十年代》不是康的打手，不需要為他辯護。李筱峰曾被指是「康系家臣」，「但當時我就編採的問題有跟老康罵，『有家臣敢罵主人的嗎？』」

爭議過後，康寧祥的大眾信任被動搖，立場也受到懷疑。批康運動在康寧祥落選後逐漸淡去，但雜誌仍持續論述黨外抗爭，報導政治時局新聞。

黨外雜誌時代落幕

江春男對當年的爭議感到遺憾。不過，他認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沒辦法選擇；雜誌一定是年輕人做的，」這些爭議在當時脈絡下是自然發生的，「老康那時候聲望最高，對年輕人來說就覺得是頭上的烏雲。」

在黨外的努力下，國民黨政府在1983年解除報禁。出刊172期後，歷時8載的《八十年代》在1986年正式停刊。

江春男說，黨外雜誌的時代使命到盡頭了，「資訊公開了，讀者已經不用看黨外雜誌了。太慢、速度追不上。」李筱峰認為媒體生態改變，「百家爭鳴，不差這一本，角色沒有了，歷史任務結束。」

報禁解除後，江春男對當專業記者恢復希望，共同創辦了《新新聞》等媒體。李筱峰繼續深耕學術，用一支筆監督時局。而康寧祥，則創辦《首度日報》和擔任公職。

《八十年代》在黨外光譜中找到了溫和為自身位置，為民主運動提供理性論述；停刊後，雜誌的經歷也讓從前的編輯們找到介入、論述時局的新任務。

手記

這次的作業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首先是沒在文獻中找到《八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九十年代》的關係。如果事先能找到的話，說不定是一個很好聚焦的角度。

其次，本來以為聚焦「批康浪潮」和路線分歧是一個很好的角度；結果發現當中牽涉的分歧，不太是價值觀的差異。批康到最後是一個反對派內部權力分配的矛盾。的確可以寫，但就要挖更多黨外的人事關係脈絡，寫起來也好像不好看。

採訪到的東西其實還有更多，但對這些黨外前輩的總體印象，就是用「一支筆對抗威權」，所以嘗試以建議字數3,000字聚焦在這上面。

在一個研討會上，看到有學者把台港的反對派（黨外和香港民主派）做類比。如果沒有寫這次的作業的話，我應該會覺得很興奮，因為這樣並列給人的第一印象很新鮮。

可是因為我把這次的作業寫完了，就發現這樣的類比會有很多問題：兩地的脈絡差太遠了，台灣的黨外不是香港的民主派，大家面對的對手不一樣；台灣的路線分歧也和香港2014年起的體制內外路線分歧不一樣；更不用說香港的反對派不盡然有像康寧祥一樣的領頭人。

算是認識了台灣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