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失踪了，他的名字叫祥子
道你的时候，我大一，你大二。
那是2011年底，彼时你已经是报章上的风云人物，是意气风发的少年，组织支教论坛，带领一帮大学生关注社会事务。那是公民社会的鼎盛期，除了你，还有许多广州少年和大学生行动起来，用他们的方式关注、呵护广州这座城市。
我的大学生活是失望的，不太有人认真学习，也不太有人关注社会。我从小就关注社会事务，上中学的时候发动同学一起做环保社团，建网站评论社会时事。我没有如愿以偿学习在大学里社科专业，那股“做点什么”的激情也没有复苏。学校狭隘封闭。我的生活每天无聊透顶，我越来越觉得那是一口燥热的黑井，只好一头扎进图书馆读各种英文书、看报纸，逐渐郁郁寡欢。
那时候从报纸上看到你们，我突然找到了一股动力：原来我也可以做一些社会参与。
大一暑假我去支教，发现了很多问题，于是回来就去流动人口社区长期支教。大三，组织自己的小团体，去交换… 我记得有次在课堂上看到你的一篇采访，提到你也是因为大一的支教开始反思，从组织支教开始，到体验富士康，渐渐地发展到关注农民工。
但真正和你有交集，其实是广州大学城的环卫工罢工之后。那是大三的暑假，广州大学城环卫工因为政府承包的公司发生变动而面临失业。因为不堪长时间的疲劳工作，极度不友好的工作环境、多年工龄未获承认，以及没有保障的劳动待遇，此次失业又进一步将他们逼向绝境。于是他们不得不选择在中大开学的那天，在大学城拉出“日晒雨淋九年合同终止，不承认工龄，请政府帮帮我们”的横幅，希望他们的境遇能够得到关注。
刚交换回国的我，仔细看了朋友圈上转发的情况，了解清楚后，我在大学生关注环卫工的公开信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此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因为之后想继续做点什么，我终于在一个同乡公益人的群里加了你的微信，然后去中大医学院找你，跟你吃了顿饭。
初见你的印象是，你个子不高，瘦瘦的，有一点点佝偻着腰，坐下来的时候看见你的头发里有些明晃晃的白发。你说话时，语气和神情都很平静，是一种平和自然、有掌控但不压制的平静。可你又长着一张少年的脸，说话常常用一个“是吧”伴随着上咧的嘴角，眼睛也跟着有了笑意。每当这个时候，你的眼底常常透过来一种真挚而纯粹的眼神，让人感到无法不回应。
你还有有一口矫枉过正的普通话--我们那个地方的人说话常有口音，你口音不重，一板一眼地字正腔圆之余，尽管有时泄露了你口音的秘密。后来在北京，有一次你自称“别人听我的普通话，以为我是北方人”，我笑得原地打转：“我的天，你怎么这么过分自信！“
那顿饭我还提到之前看到过一篇校园媒体上的采访，原来你和我的经历那么相似，也是从参与支教、到看到支教的不足，一步步走入公益圈。直到昨天，我看了朋友们发出来的链接，有些你以前的媒体报道，才会想起来，你一边在医院实习-- 当医生，每天都要忙碌得脚不沾地，喝不上一口水，一边关注社会议题-- 你会大半夜发朋友圈，感慨你看到的旧新闻、旧材料。
从那时起，我只要面对你就觉得惭愧。你来自陆丰一个农民家庭，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两个妹妹，父母60多岁白发苍苍，仍然佝偻着腰缝补渔网。你就是那种典型的“寒门学子跃龙门”，高中拿奖学金读当地最高的高中，考到省内最好的医学院，选了早毕业好就业的专业，是拿国家奖学金的“学霸”。大概最初的你，是希望赶紧读完书，做个养家糊口的人，支持两个妹妹读书，结果却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这条被你调侃为“走了就变成学渣”的路，而且可能赚不到钱、生计不稳定，更不用提能够养家糊口。明明还很少年气的你，眼里却有沧桑和老成，头发里夹杂着刺眼的白发。跟你相比，我的成长环境极为优越，可以说是没有后顾之忧，但我好像真的没有做什么。
那时候大学城环卫工罢工早已结束，但每过一段时间你仍然要去回访，写调研文章然后发布出来。那次见面后没过多久，我就跟着你，还有其他小伙伴去做调研。虽然你比工友们小很多，但你跟他们相处一点都没有差距。在饭桌上，你很熟练地安排着摆桌，用着那种不急不慢的语速跟大家交谈：“哦……那这件事是不是这么回事", 然后嘴角就绽放出笑容来。这是很典型的你，真诚、爱笑、很亲和，很朴实，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你明明是个内向的人，却有那么多朋友，和很多人都说得上话，认识很多各种来路的人。曾经有在顶级会计事务所的人，到北京出差的时候约你见面，你说那是你的朋友，在每周工作八九十个小时之余仍然关注社会事务，也担心你在北京过得不好。你的微信好友时常达到5000上限，去年有段时间你还常来我问说，看见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微信好友，这个人到底是谁？我觉得好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加，傻“。现在我想：你是不是谁加你都会通过，因为不想错过任何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在北京的时候，我的工资还不够租房，只能寄居在别人家，你还曾经请我吃饭。其实那时候你的经济状况也不算太好，虽然在北京的互联网公司拥有一份薪水极度体面的工作，每个月却因为要支援家里和接济朋友而所剩无几。那时候有时候我也会暗自想，你是不是对别人太过于有求必应，不够保护自己？
我大四的时候，医学院大五的你也终于要毕业了。我问起你的去向，你叮嘱我不要告诉别人：你不会去公益机构工作，因为你也要考虑家里的经济状况。放射科医生相对没那么忙碌，业余你还可以继续关注工友的权益。当时你在实习之余，帮助环卫工于大哥维护他的合法劳动权益。因为上级主管单位迟迟不回复，你还想出了拍照片@城管局，给于大哥众筹发工资。那时候我也参与了，尽管拍照片的事情我再三犹豫，但最后还是做了：维护环卫工人的合法权益，并不丢脸，也没什么可害怕的呀。
不过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因为这件事，你被威胁，最后还丢了签约好的工作。你无奈北上，在互联网公司就职。那时候我也因为找工作四处碰壁，万不得已成为北漂，在别人介绍的公司里做一份有一搭没一搭的工作。
我在北京的雾霾中生活得并不快乐，而你在北京的生活也是，甚至可以说极其煎熬 -- 你租了一个没有窗户的小单间，每天晚上11点才下班，到家就洗完衣服已经凌晨1点。一周工作6天，周日用来睡觉。
2016年5月，你终于下决心离开北京，开始准备升学。2年的时间里，我很少跟你交流，直到18年5月份，你告诉我要做一个公众号，给环卫工普法，让他们知道劳动法的常识。你经常找我帮你做一些事，打打杂，出出主意，从离开广州的告别分享会，到采访环卫工，了解了解他们的情况。你莫名其妙地拥有很强大的领导力-- 虽然让我帮你一些忙，但你总是已经想好了事情的框架，设想好你要的模样，总之胸有成竹的样子。我做得不符合你的设想，你在电话里一声“哎呀”，咯咯地笑起来，然后接着一句“你这个应该这么做……”，依旧不急不缓，但是咬字重一些。你都是开玩笑地“嫌弃”我，从来没有说过什么重话。
再之后，我实在没有时间，便没有继续帮忙。我出国后我们见过一次面，他和我的美国朋友聊天，也是很自然而然地聊起美国的劳工权益，比如当时发生的教师罢工，竟然也让美国朋友听得兴趣盎然。朋友觉得你带他进入了一个新世界，关注了你的社交账号，时不时就来向我“汇报”你的动态。但随着你和我各自忙碌，渐渐就失去了联系。有的时候，我看见你因为新闻上发声的事情忧心忧虑，会觉得你接收了太多的负能量，想劝你干脆就关掉账号，过一段时间“避世”的生活，对你的身体和精神都好。我自己体会过这种感觉：无时不刻盯紧社会议题，觉得浑身上下每个毛孔都是一个接收雷达，不仅是接收信息也有情绪起起伏伏，对身体和精神都是一种消耗。
现在，我后悔当初没有再努力一点，给你打电话，给你发长消息，叫你控制自己使用社交网络的时间，受不了了就可以到我那里暂住休息，白吃白喝。在那之前更多可以面对面的时间里，我后悔没有了解另一面的你-- 每天都要小心警惕风险，被喝茶和威胁是家常便饭，成天面对盛气凌人者。记得去年感恩节，我去吃学校的免费晚餐，在朋友圈发了和校长握手的照片，被你一通说我不应该如此崇拜权势。我从来不是这种人，于是被你气得一通话说不出来，直接怼了你，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跟你说话。其实那个时候，我也理解你为什么这么说，只是真的气不过。现在我更加理解了，是你长期面对那些手握权势的咄咄逼人者，实在是常常心生警惕吧？
的确，有时候作为朋友，我觉得你其实又离我很遥远。你有着我不为人知的生活，你有着黑暗面里的生活，而我不在那个世界。你要独自消化恐惧和压力，很少提到自己的忧虑甚至是害怕。我看到的那一部分，只是夜深人静时的那么一两次，你发些似是故作深沉的朋友圈。现在我觉得你只是想说，但又不想说太多而已。像你这种做事的人，一步步做下去，风险看得越来越清楚，也渐渐地降低能承受的底线。
半年多前，你在社交网络上感慨自己深感抑郁，暂停使用脸书。我又想告诉你少看点社交网络多做点自己的事。不记得有没有说，但即便我说了也老觉得“说了没用”。你从来就是一个自己拿主意的人，也不会任由自己置身事外。上周才从别人处知道你的动态，也没有多想。这个周一我看见你在社交网络上说，自己身体很不舒服，可能是三年来的第一次这么严重。我当时叫你去找我。第二天下午5点多，我决定再给你发个短信，叫你有条件的话就到我那边暂住，白吃白喝。
结果，不到半小时后我就得到了关于你的坏消息。又渐渐知道了一些细节，我想起你就流泪，除此之外竟没有太多感觉，内心十分平静。有一个很罪恶的念头在心里浮现：你为了这天，已经做过很多很多的准备了吧。你回去，就大概设想过这样的事情，一千遍一万次了吧。
也许你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太美化了。你只比我大11个月，却有一种老成，头上的白发以及说话语气间的无奈就是一种佐证。但你有着澄澈的少年眼睛，说是“赤子之心"并不为过。也许真正的你，是个普通的年轻人，勤勤恳恳做好自己岗位上的分内事，业余帮助弱势的工友维护他们的权益，但你也对自己的处境和未来，无时不刻担心、焦虑、害怕，仅此而已。我发觉越来越难以解释，为什么这个会让你这样普通本分的年轻人，因为要做正确的事情而感到担心、焦虑、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