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嶼之上：媒體、民主與人權的台灣路 七、未竟之路：媒體亂象、人權困局與自由的未來

當新聞失去重心，我們還能向哪裡尋找真相？

一、當我們不再確定什麼值得相信

2023年冬天，一則消息在LINE群組瘋傳：高雄某家大型賣場有不明人士趁母親不注意，企圖綁架孩童，變裝後從另一出口逃離。這則訊息附帶模糊照片、地點、時間，迅速被轉傳至社群平台與地方社區，甚至引發媒體引用。然而，兩日後，警方澄清：根本沒有這件事，當事人是該母親的朋友，照片也被斷章取義。這起事件最終被《台灣事實查核中心》列為「本週謠言TOP 1」——但此時，恐慌早已發酵，信任早已受損。

我們習慣將新聞自由視為社會成熟的指標。台灣多年來在「全球新聞自由指數」中位居亞洲第一，媒體多元、言論開放、政府罕見干預。但諷刺的是，在這樣一個相對自由的媒體環境中，新聞卻常常不被相信；而在一個能自由說話的社會裡，人們卻越來越難以確定什麼話值得聽、什麼話是真。

2023年《Reuters 數位新聞報告》指出，台灣民眾對媒體的整體信任度僅有 28%，在全球 46 個國家中排名倒數第七【資料來源：The News Lens】。換言之，我們擁有發聲的自由，卻失去了對話的基礎；擁有多元的媒體，卻無法建立穩定的信任結構。當人們再也不相信新聞，卻選擇相信陌生網友轉來的截圖，這不只是資訊技術的問題，更是社會結構的裂縫。

新聞自由的悖論正在浮現：在戒嚴時代，人民怕不能說話；而在演算法治理的時代，我們怕說話失效、真實被稀釋。今天的新聞現場不再是編輯室裡的稿紙，而是無數手機螢幕、YouTube首頁、社群平台的即時貼文。在這樣的環境下，假訊息往往比真新聞跑得更快，情緒化的語言比事實更吸睛，而「相信什麼」往往取決於「誰先說出來」，而不是「誰講得準確」。

這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弔詭的矛盾之一：我們有著空前開放的言論環境，但卻身處於一個資訊充斥、信任崩潰的時代。我們努力說真話，卻越來越無法讓人相信。我們可以揭露世界，但世界卻不一定選擇聆聽。

或許，這正是「新聞自由」這個詞語的另一種考驗：它不只是國家不干預的保障，更是人民願不願意相信真實、願不願意花時間理解複雜、願不願意共建可信媒體的社會共識。

而這一切，都不能單靠法律與平台修補，而是回到那個最根本的提問上：我們是否仍願意相信彼此，願意相信事實有其重量，真理有其價值？

這是一場屬於自由社會的集體焦慮，也是一條仍未完成的公共之路。當我們每天滑過成千上萬則資訊，如果沒有一個內在的判準、沒有對真實的堅持，那麼即使新聞自由仍在，我們的民主也可能在失語中慢慢崩解。

二、點閱經濟下的新聞困境：流量壓倒真相

在今日的媒體環境中，點閱率已成為衡量新聞價值的主要指標。為了吸引讀者點擊，媒體不惜使用聳動的標題和內容，即所謂的「誘餌式標題」（clickbait）。這種做法雖能短期內提升流量，卻對新聞的公信力造成長遠的傷害。

例如，2023年，台灣媒體報導了劉姓藝人和黃姓藝人死亡的消息，雖然最終證實為假消息，但相關報導在短時間內獲得了大量點閱，遠超過當時的政治新聞。

此外，媒體壟斷也是一大問題。部分媒體集團擁有龐大的資源和影響力，導致新聞報導的多元性受到限制。例如，某些媒體因與中國有密切的商業往來，可能在報導涉及中國的新聞時，出現自我審查或偏頗的情況。

在這樣的環境下，新聞的質量和深度被犧牲，取而代之的是追求即時性和話題性的報導。這不僅削弱了媒體作為公共監督者的角色，也使得公眾難以獲得全面、客觀的資訊。

面對這些挑戰，台灣的公民社會和媒體從業者正努力尋找出路。例如，非營利新聞機構如《報導者》和《鏡週刊調查線》致力於深度報導，提供不同於主流媒體的視角。同時，事實查核平台如台灣事實查核中心和MyGoPen等，也在積極打擊假新聞，提升公眾的媒體素養。

然而，要真正解決點閱經濟帶來的新聞困境，仍需整個社會的共同努力，包括加強媒體自律、推動媒體改革，以及提升公眾的媒體識讀能力。

三、被邊緣化的聲音：人權議題的媒體失焦

在資訊如潮的媒體時代，哪些聲音浮出水面，哪些聲音沉入無聲，往往不是由真實與重要性決定，而是由可見性與情緒價值主導。媒體的關注焦點，不只是鏡頭所指，也是一種公共心靈的投射。而在這張被擠壓的版面與演算法主導的首頁上，許多與人權、弱勢、生活尊嚴相關的議題，經常被忽視、簡化，甚至扭曲。

2019年，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這一歷史性進展在國際間廣受讚譽。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性少數群體在媒體中獲得了全面且正確的呈現。根據2023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仍有42%的台灣受訪者反對同性婚姻，這反映出社會對LGBTQ+議題的接受度仍有待提升。

媒體在報導LGBTQ+議題時，常常陷入「獵奇式報導」與二元化敘事的陷阱。例如，跨性別者的故事往往被簡化為「變性」的戲劇性轉變，而忽略了他們在日常生活中面臨的歧視與挑戰。此外，媒體對於LGBTQ+族群的報導多集中於特定事件，缺乏持續性的關注與深入的探討。

台灣的原住民族在媒體中常被賦予「文化展示者」的角色，僅在節慶或抗爭事件中獲得短暫的關注。然而，原住民族在土地權益、語言保存、教育資源等方面的長期困境，卻鮮少成為媒體深入報導的主題。例如，2016年，總統蔡英文對原住民族正式道歉，承認政府過去對原住民族的壓迫與歧視，並承諾推動轉型正義。然而，這一歷史性的事件在媒體上僅獲得短暫報導，缺乏後續的追蹤與深入分析。

此外，原住民族在社群媒體上的聲音也常被邊緣化。研究指出，社群媒體平台的演算法傾向於放大主流觀點，導致原住民族的議題難以獲得廣泛的關注與討論。

移工與新住民：被物化的勞動者

台灣的移工與新住民在媒體中常被描繪為「廉價勞力」或「治安問題」，缺乏對他們人性與權益的關注。例如，2021年苗栗縣政府因應COVID-19疫情，禁止移工外出，引發國內外對其歧視政策的批評。然而，媒體對此事件的報導多集中於政策本身，缺乏對移工處境的深入探討。

此外，媒體對移工的報導常帶有負面標籤。根據報導，2023年7月1日至26日，媒體共發布240則有關移工的新聞，其中135則標題呈現出對移工的負面觀感。

性別暴力與家庭照護議題在媒體中常被邊緣化，僅在發生重大事件時才獲得關注。例如，2023年，Netflix劇集《人選之人—造浪者》引發台灣的#MeToo運動，短時間內超過100起性騷擾指控浮出水面，涵蓋政治、娛樂等多個領域。然而，媒體對於這些事件的報導多集中於個案，缺乏對制度性問題的深入探討。

此外，家庭照護者的困境也常被忽視。台灣的家庭照護多由女性承擔，然而，媒體對於照護者的報導多集中於感人故事，缺乏對其勞動權益與心理健康的關注。

媒體的責任：再現現實，還是改變現實？

媒體不僅是現實的鏡子，更是塑造現實的力量。當媒體選擇忽視某些群體的聲音，或以刻板印象描繪他們，實際上是在強化社會的不平等。媒體應該承擔起更多的社會責任，主動關注弱勢群體的處境，提供多元且深入的報導，促進社會的理解與包容。

在資訊爆炸的時代，媒體的選擇決定了哪些聲音被聽見，哪些聲音被忽略。唯有媒體願意走出舒適圈，深入挖掘被邊緣化群體的故事，才能真正實現新聞自由的價值，讓每一個人都能在公共討論中被看見、被聽見。

四、自由的考驗：如何走出新聞失靈的幽谷

在台灣，新聞自由的實現並非終點，而是一場持續的考驗。雖然媒體環境相對開放，但在假新聞、媒體壟斷與點閱經濟的夾擊下，新聞專業與公共信任正面臨嚴峻挑戰。台灣長期以來是外國假訊息攻擊的主要目標，特別是來自中國的資訊戰。根據報導，中國透過社交媒體和假新聞網站，散播虛假資訊，試圖影響台灣的輿論和選舉。例如，2023年，台灣國防部警告媒體避免轉載來自中國的假新聞，以防止成為資訊戰的工具。 此外，假新聞網站冒充正規媒體，散播虛假資訊，進一步混淆公眾視聽。

媒體壟斷使得新聞報導的多元性受到限制。部分媒體集團擁有龐大的資源和影響力，導致新聞內容傾向特定立場，缺乏客觀性。同時，點閱經濟驅使媒體追求流量，導致標題聳動、內容膚淺，忽略了對公共議題的深入報導。面對這些挑戰，台灣的公民社會和媒體從業者正努力尋找出路。非營利新聞機構如《報導者》致力於深度報導，提供不同於主流媒體的視角。同時，事實查核平台如台灣事實查核中心和MyGoPen等，也在積極打擊假新聞，提升公眾的媒體素養。此外，教育部已將媒體素養納入學校課程，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和資訊判讀能力。

新聞自由的實現，不僅僅是法律的保障，更需要整個社會對資訊品質的重視與追求。唯有媒體堅守專業倫理，公民積極參與，政府提供支持，我們才能走出新聞失靈的幽谷，實現真正的資訊自由與民主社會的理想。

五、結語｜自由的脈絡：在記憶、現實與未來之間

從白色恐怖的沉默到數位時代的喧囂，台灣的媒體與民主之路是一段充滿掙扎與希望的歷程。

回顧：從壓抑到多元的媒體演變

在戒嚴時期，媒體被視為政權的工具，言論自由受到嚴重限制。雷震與《自由中國》雜誌的遭遇，以及鄭南榕為言論自由自焚的行動，凸顯了當時言論受限的嚴峻現實。然而，即使在高壓統治下，知識分子、學生與教會等群體仍透過地下刊物與口耳相傳的方式，維繫著對自由的渴望。

解嚴後，媒體環境逐漸開放，報禁與黨禁的解除使新聞自由得以實現。《廣播電視法》與《出版法》的改革，為媒體專業化奠定基礎。政黨輪替與總統直選的實施，進一步促進了媒體的多元與民主發展。

然而，媒體的政治化與商業化問題也隨之浮現。壹傳媒的崛起與新聞追擊文化的興起，使媒體在追求收視率與點閱率的同時，可能忽略了新聞的專業與倫理。此外，媒體壟斷與假新聞的問題，也對新聞自由構成新的挑戰。

現實：媒體與人權的當代困境

在資訊爆炸與演算法主導的時代，媒體的角色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新聞自由不僅僅是言論的自由，更是資訊的品質與多元性的保障。

然而，現實中我們看到的是「點閱經濟」主導下的新聞生態。媒體為了追求流量，往往傾向於報導聳動的標題與內容，忽略了對弱勢群體的深入報導。例如，2023年，台灣媒體報導了劉姓藝人和黃姓藝人死亡的消息，雖然最終證實為假消息，但相關報導在短時間內獲得了大量點閱，遠超過當時的政治新聞。

此外，媒體壟斷也是一大問題。部分媒體集團擁有龐大的資源和影響力，導致新聞報導的多元性受到限制。例如，某些媒體因與中國有密切的商業往來，可能在報導涉及中國的新聞時，出現自我審查或偏頗的情況。

在這樣的環境下，新聞的質量和深度被犧牲，取而代之的是追求即時性和話題性的報導。這不僅削弱了媒體作為公共監督者的角色，也使得公眾難以獲得全面、客觀的資訊。

面對這些挑戰，台灣的公民社會和媒體從業者正努力尋找出路。例如，非營利新聞機構如《報導者》和《鏡週刊調查線》致力於深度報導，提供不同於主流媒體的視角。同時，事實查核平台如台灣事實查核中心和MyGoPen等，也在積極打擊假新聞，提升公眾的媒體素養。

然而，要真正解決點閱經濟帶來的新聞困境，仍需整個社會的共同努力，包括加強媒體自律、推動媒體改革，以及提升公眾的媒體識讀能力。

展望｜在縫隙中築路：自由社會的下個十年

台灣的媒體自由來之不易。從白色恐怖的封口，到今日新聞台、社群平台、YouTuber、Podcast百花齊放，我們看似站在一個前所未有的開放年代。但自由從不是永恆穩定的地形，它更像是一張不斷變形的地圖，每一次媒介轉型、每一場社會運動、每一項政策改變，都在重新繪製我們能說什麼、怎麼說、說給誰聽的可能。

結構性困難：自由不等於秩序，多元不等於對話

首先，我們必須正視結構性問題：台灣的媒體自由在法律上或許成熟，卻在實踐中面臨三重危機——

一、演算法的審查取代了國家審查。
今天我們看見的，已不是審查官用紅筆刪除的段落，而是社群平台用觀看數與互動率推送給我們的「熱門內容」。這讓新聞不再以真實與公共價值為導向，而是以「可被消費」的價值為尺度。點閱導向的標題、情緒性操作、極端觀點快速獲得演算法青睞，而溫和、複雜、需要思考的真實卻被隱沒。

二、媒體集中與政治傾向交纏。
財團壟斷、媒體所有權過度集中，使新聞自由在實質上受到資本與權力制約。一家媒體若不再為社會服務，而是為特定立場服務，那麼它的自由其實是他人的操控。

三、新聞職人流失與培訓崩塌。
在薪資低迷與資源稀缺的環境中，記者行業不再吸引優秀人材。許多年輕記者承受龐大產量與即時壓力，無暇進行調查與深度工作，新聞品質也因此每況愈下。記者訓練、倫理教育、內部自律制度的崩解，正在悄悄侵蝕新聞專業的根基。

可行之道：一條不靠奇蹟的修復之路

我們必須清醒地承認，自由不是靠呼籲而實現的，它需要制度與文化的共同鋪設。以下幾個方向，值得被認真推進：

一、制度上，強化公共媒體的資源與獨立性。
公共電視、公視新聞網等應成為資訊信任的堡壘，而不是被忽視的角落。政府應立法保障其經費來源與編輯自主，讓它們能無懼資本與政權干預，進行長期調查與教育性報導。

二、教育上，從基礎開始培養媒體識讀力。
媒體素養不該只是大學選修課，而應成為中學公民教育的一部分。讓孩子從小學會辨識資訊來源、理解新聞寫作邏輯、認識偏見與立場，是民主社會最基礎的修復工程。

三、產業上，推動記者保障制度與深度報導補助。
政府與民間基金會可以設立「公共新聞基金」，補助調查性新聞與弱勢議題報導，並提供年輕記者獎學金與職涯支持，讓記者能「慢寫」與「深寫」，而非淪為內容工廠裡的生產者。

四、平台責任，推動演算法透明與資訊倫理法規。
要求大型社群平台揭露演算法邏輯，並對假訊息進行即時標記與下架。這不代表言論審查，而是為了維護言論自由所賴以運行的最低資訊品質。

五、公民參與，建立民主式的媒體監督與回饋機制。
新聞不是單向輸出的產品，而是公共討論的起點。我們需要更多「新聞回應系統」、社區共筆報導、讀者信任委員會等機制，讓媒體的責任不只向上，也向下。

展望未來：自由是一次又一次地說出真話

自由社會最美的地方，在於它永遠未完成。媒體自由也不是一項已完成的制度，而是一種我們如何說出真話、如何聽見彼此、如何在喧囂與混亂中堅持理性的日常練習。

面對未來，我們仍會遇上新的挑戰：AI生成內容的真假難辨、跨境資訊戰的陰影、仇恨言論與審查之間的倫理模糊。這些問題無法僅靠單一政策解決，它們需要整個社會的共同面對與學習。

但只要我們記得：每一則好新聞的背後，都是有人願意花時間理解、有人願意冒險揭露、有人願意為真相付出；只要我們記得：新聞自由不是為了讓強者有更多話語權，而是為了讓那些微小的、不被看見的，也能說話——那我們就還有希望。

願下個十年的台灣，不只是新聞自由指數上的第一名，而是真正在精神與實踐上，成為亞洲自由媒體的典範。
讓新聞回歸它的本質——不是熱鬧的聲響，而是民主社會跳動的脈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