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形・進擊的動漫】煩惱即菩提，飄零當自植——訪哲學學者陶國璋
（原文刊載於虛詞・無形）
文｜陳芷盈
1993年，牟宗三先生接受亞洲電視台訪問，記者問：老師你在香港生活寂寞嗎？牟宗三答道：「生活是孤獨的，但並不寂寞。孤獨是生命的本質，人生下來都是孤身的；不過人生總有一些堅持，堅持下去，便孤獨而不寂寞。」
牟宗三去世距今已逾廿載，其弟子陶國璋轉眼亦年近七十。這天以新書訪問為由來到中大，問陶生同一問題，他毫不猶疑答道：「明確是孤獨而不寂寞。我以往性情較孤僻，懶得跟人交流，但慢慢地，可能受莊子影響吧，我開始警惕讀哲學的人有時會過分自我中心與抽離，或勉強自己孤獨。」
陶國璋常以莊子的「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自勉，在不斷追尋真理的同時，也不失對現實世情的關懷，把看似離地的哲學與日常生活緊緊扣連。他退而不休，今年與趙善軒合著《再飄零：離散時代與社會撕裂的哲學思考》（下稱《再》），並出版《會通佛家、康德、海德格爾的〈齊物論〉》（下稱《會》），呼應先師唐君毅「花果飄零，靈根自值」一語，教人在動盪中安身立命。
沒有文化的香港人，遇上「再飄零」的時代
昔日唐君毅、錢穆、牟宗三等新儒家學者因政治原因離開中國，南來創學，在風雨飄搖之際勉力保留中華文化，此為「靈根自植」的實踐。相距數十載，香港面臨「再飄零」的命運，陶國璋卻一再強調兩者有本質的分別，道破「香港人沒有所謂文化精神。」
有別於前人以中華文化為根，陶國璋認為「香港人向來只有價值方向，如西方法治與契約精神，繼而孕育出一個蓬勃的金融市場，但卻輕視藝術、宗教、生命價值等追求。」他以「溫情」形容香港人，即自足於「小確幸」，只顧一己逸樂，往往內捲於一種自我的安全感、幸福感中，如經常去旅行、消費、最緊要買樓等等。當外在環境變動時，人便頓覺盪然無歸，部分人因而覺醒，重新審視生命，但另一部分人則更內捲在於虛假的安逸中，兩個群體的價值分歧，促使社會撕裂。
人慣於追求穩定的原因，陶國璋以唐君毅的比喻解釋：「人生如一條拋物線，年輕時總是比較理想、著重公平公義，也比較躁動。但進入成人世界後，人為了賺取自足的金錢，尋求一立腳點，會被社會規範與制度磨平，壓抑當初的理想性，甚至失去當初的想像力，變得現實起來，慢慢形成『灰眼症』，出現一些固有思維，如認為日光之下再無新事、世界總是不公平，或是民主社會也有人權問題等；又或崇尚『森林法則』，認為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如此生命便逐漸走下坡，開始出現悲秋之情，變得閒散而無所作為，每天飲茶、打麻將度日晨，不斷自圓其說，不願承認已失去當初的理想。」雖然社會不乏一些拒絕世故、堅持理想的人，但陶國璋依然感慨現實漩流之大，一不小心就會陷落，這也是世代矛盾難解之處。
以啟蒙代替救亡，開拓存在的多向性
在價值真空、花果飄零的時代困局下，陶國璋提出「以啟蒙代替救亡」。他多番強調，此次「再飄零」有別過去先賢任重道遠的救亡運動，而是希望開拓人存在的多向性，非再封限於享樂，而這種心靈的擴充與客觀環境是否自由無關。「當然在封閉的社會，人較難觸發其自覺，畢竟各任其性是要以客觀自由作保障，但我始終比較樂觀地相信，士無恆產而有恆心。在貧乏或種種限制之中，仍會有人堅持求道的恆心，因為人性中潛藏著自我善化的要求，若以唐君毅先生的說話形容，即是對世界有所關懷、有所惻隱的志士仁人，自然會希望參贊化育，善化社會，『範圍天地之化而不為過，曲成萬物而不為』（《易繫辭》），這便是唐君毅先生強調的人文精神。」換言之，文化創造的道路迂迴曲折，有賴於人內心的道德自覺與實踐，這種對人性的信任，大抵是陶國璋身為哲學家的理想與浪漫。
陶國璋進一步說，愈是動盪的環境，愈能激盪人對存在的發問。他深感近年的社會運動讓年輕人醒覺，其一是開始以香港作為根，希望保留此地的歷史記憶，其二是對自我有所肯定或追尋。陶國璋解釋，「人的生存狀態有兩種模式，第一種是追求穩定感，第二種是追求自由。香港是賺錢謀生之地，大部分人人生目標都是為了創造財富，向上流動。但政治或其他因素，使得年輕人開始反省過往的生活，轉而渴望存在的自由，在政治訴求以外，也很想問自己應怎麼生活下去——」但緊接著，人就會因為對存在有所焦慮而出現陣痛，「無力感便在這時出現。」在中大任教多年的陶國璋，自言常感受到年輕學生們的無力，常以米蘭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提出的「輕不著地」形容年輕人因意義失落而感虛無，加上社會動盪過後價值失序，又再加劇了那份不確定感，甚至無法改變未來的宿命感。
故陶國璋兩本新作都以「反求其本」的精神，寄望人能回歸內在，為飄泊心靈尋找出路。「所謂啟蒙，不再是要高舉所謂的香港文化，更重要的是去追求更多知識、拓展視野與藝術生命，無論是在小小花園種花享受閒餘，還是以創作表達自我、反思香港文化也好，趁這機會讓生命形態變得更多樣化，不要再像以往那般為忙而忙，將人工具化。」如此在不同位置自我善化，追溯生命意義，找到使內心「充實而不可以已」、無法停止的追求，自能主宰自己的生命，也是這個時代「靈根自植」的實踐。
談及此，陶國璋特別釐清一點：東方的主體哲學雖然著重個人修為，但這並非躺平。「東方哲學有別於坊間販賣的心靈雞湯、放下捨離，又或是冥想修行等概念，它不只著眼於個人問題或毫不作為的思想。儒家主張人皆有惻隱之心，繼而擴而充之，推己及人；道家叫人去除分別心，由無為虛靜中找回本源，繼而『無爲』地參與世界，非為名利去參與政治、為掌聲而善化社會；佛教主張人生種種煩惱都是顛倒想，故我們必須『逆覺』，從內在的慈悲或佛性之中，喚起對他人苦難的關懷。」換言之，東方哲學相信人皆有超越的心性，陶國璋說得玄妙：「這或許是人存在的神秘傾向，就是想開展自己，認識自己，又或是簡單一點，探問怎樣生存會更好、怎樣才叫幸福等等。」他遂說，這或許與語言、審美、運算等能力一樣，都是先天地潛藏於人的結構之中，等待被喚醒。然後打趣道：「無論如何，你也無法教貓仔計算微積分吧？」人之異於禽獸者，正就在於能夠覺悟自我，繼而成為更好的自己。
樂觀建基於悲觀，智慧始於無明
人如何覺悟，陶國璋在《會》一書中，繼承了老師牟宗三的哲學體系以說明之。陶國璋引用佛家「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一說，解釋煩惱與生死為苦，但因著苦的存在，可以迫使我們思考超脫的可能。就如當下港人面對的命運，正是各人覺悟的機緣，若能由生命的感觸，觸發對社會的關懷，自我善化，縱使飄零四散，美好的價值與文化都可在各自生命生根發芽，也無需過分悲觀了。
真正的樂觀建基於悲觀，人生的智慧，或源自於對生命之感慨。就如陶國璋自小體弱，常要到醫院洗腎，多次徘徊死亡邊緣，由此衍生哲學的感懷，在悲觀中提煉智慧，尤其思索有關死亡的問題，而《會》更是陶國璋五十年來有關生死思考的總結。然而陶國璋卻笑道：「我以七十歲的高齡告訴大家，我如今仍未能安頓死亡。」
有些事情可能會徒勞無功，如花費半生思考生死的意義，又如退休之後繼續授課書寫去傳達某些理念。而人只管去追尋內心的湧動、存在的使命，無論結果如何，世界改變與否，我們仍堅持所相信的，奮力實現自我，不要下滑於人生的拋物線已足矣。七十高齡的陶國璋再說：「我沒有怎麼走到悲秋之情，這點還是多得哲學。」
後記：
訪問最後，問陶生可想讓九歲的孫兒將來修讀哲學，他笑道「全家人都反對。」他說孫兒確實喜歡哲學，曾形容人生像擦紙膠，不斷寫字後，又抹去重來。「想不到竟然這麼虛無主義。不過人很難預測自己的未來，尤其年輕人還有很多變化，有些東西無法勉強，有時還是得承認業力不可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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