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文化交流是情感和生活的交流

文﹕小西

計劃緣起

「港台兩地早期小劇場交流史（1980-90年代）」研究計劃可算是《沙磚上﹕實驗．組合．時代》一書的延伸。[1] 基於外在條件也好，基於性格使然也好，我總是要花很多年時間的思考與準備，才能把一些意念落實為具體的計劃和行動，今次也不例外。

記得2011當我完成了《沙磚上﹕實驗．組合．時代》一書後，在該書的後記中曾經提及，第一次動念要回顧與研究香港小劇場的發展，大概是1999年年末。當年台北小劇場聯盟剛接手營運牯嶺街小劇場不久，總幹事陳梅毛正大展拳腳，其中包括策劃「一九九九年小劇場回顧年終藝術節」，而我跟梁文道則分別獲邀簡報香港的小劇場與藝術評論發展的情況。一次，記得我們正在牯嶺街小劇場外，等待演出開始，大家正在抽煙、聊天之際，梵谷第一次向我提出邀請，合作回顧與研究香港小劇場的發展情況。後來幾經轉折，我決定首先埋首整理香港前衛實驗藝術組合沙磚上的歷史，並從中折射出香港八、九十年代小劇場風風火火的兇猛歲月。[2]

但沙磚上只是香港八、九十年代小劇場所構成的整幅拼圖的其中一塊，儘管它由始至終都是相當重要和關鍵的一塊。另一塊自然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成立的進念．二十面體。除了沙磚上和進念，當然還包括了香港八、九十年代無數千奇百怪的團體、組合和演出計劃，例如我也曾身在其中的「另類劇場新一代」廿豆．盒子畫。至於港台兩地八、九十年代小劇場的交流和互動，更是香港小劇場發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雖然兩個研究計劃的意念差不多同時誕生，但我卻花了整整二十四年才能夠把它們一一完成。

文化交流首先是情感的交流

對於本研究計劃所觸及的港台兩地八、九十年代小劇場的不同文化交流個案(沙磚上、進念、《重﹕重，力/史II》的演出、皇冠藝術節與放風藝術節)，我們固然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作出總結，但經過一年半的研究、訪談與資料爬梳後，我認為所謂文化交流，首先是相同世代或不同世代之間的情感交流。文化交流首先不是談生意，而是請客食飯。而從沙磚上、進念與《重﹕重，力/史II》的演出，我們可以總結出三種文化交流中的情感交流模式。

首先是進念(尤其是藝術總監榮念曾)的「啟蒙劇場/生命導師」模式。表面看來，進念/榮念曾在台港兩地小劇場的文化交流模式，更接近理性的形式主義。無論是1982年的《龍舞》和《中國旅程之五﹕香港台北》、1984年的《百年之孤寂第二年﹕往事與流言》和《列女傳(國語版)﹕三個女人的一隻神話》的赴台交流演出，還是九七後連續三年的《中國旅程》系列，都是通過建構一個足夠開放的美學形式或交流框架，讓有機的文化交流油然而生，當中充滿了精心的計算與策劃。[3]

但人算不如天算，正如榮念曾所充份自覺到的，說到底，「文化交流一般都是借別人來講自己的東西的」。正如我在另文中提到，1980年代初與中期是當代台灣「舊的正在死去，新的還沒有到來」的過渡時期，在1987年台灣解嚴的前夜，社會上充滿了蠢蠢欲動、四處流竄的躁動能量，而進念在1980年代初期帶來的非敘事劇場風格正好為第二代台灣小劇場的年輕人打開了一個美學與政治上的缺口。加上進念第二次訪台，除了演出《百年孤寂》與《列女傳》之外，曾念曾還主持了幾個工作坊，開放給當時對表演藝術與實驗藝術感興趣的台北年輕人。無論在演出與工作坊之後，他都跟這一些台北年輕人有很多深入的討論。有趣的是，這些交流並沒有隨着一次過的交流活動結束而結束，有些台灣小劇場的年輕團體或創作人一直有跟榮念曾聯絡，會來香港跟榮念曾持續討論創作的問題，榮念曾也會在台灣看他們的演出，並跟他們深入討論。他們不單談創作，有時甚至會談論生命的問題。由此可見，或許因為年齡差距，榮念曾在台灣第二代小劇場的某些年輕人的心目中，的確有點啟蒙劇場導師甚至生命導師的況味。

其次，是沙磚上所代表的「劇場同志」模式，也是港台兩地八、九十年代小劇場交流中最具活力的模式，且一直影響至今。其實，小劇場本來就有一種「有志一同」、創作團體成員會一起創作和生活的浪漫氛圍，[4] 沙磚上成員張達明便把沙磚上成員之間的關係精準地形容為「合作社的關係」﹕

這是一種挺「合作社」的關係，包括生活上及藝術上的關係。例如誰人有空，便一起上去辦公室吃飯。這對於我們是重要的，因為彼此的聯繫不單單局限於劇場。另外我們有個共識﹕誰想搞一場戲，就大家一起共同創作[5]

把這種精神延伸到文化交流活動上，沙磚上也一貫地抹去生活與創作的分際。在1991年《酷戰紀事II(台灣版)》與1997年《酷戰紀事III-爛命一條(絶版演出) 》的兩次赴台交流演出中，年輕的沙磚上作員固然參積投入跟台北小劇場的「劇場同志」(例如陳梅毛) 在創作上刺激的交流與對話，他們也享受演出與製作以外的吃喝玩樂時光，很多有關藝術創作的深入討論，都是在酒酣耳熱的場合聊出來的。此外，雖然當時是港台兩地劇場界仍處於前專業化時代，一切都比較簡陋，但他們反而很享受那種草莽的感覺，他們喜歡那份衝勁，就是他們來到一個地方，跟當地的人合作，所有的東西都是大家一起建造出來。[6] 總之，一切都很隨性，都是平輩論交，很有公社的味道。換一個角度看，文化交流首先就是交朋友，最重要的始終是個體之間的真誠交往。

交流不似預期?

當然，有成功的文化交流，也有失敗的文化交流，而1989年的。《重﹕重，力/史II》可謂箇中的代表。但甚麼是失敗的文化交流? 一般而言，那就是交流失效，效果不似預期。就此而言，在《重﹕重，力/史II》的港台小劇場交流活動中，韓偉康與零場之間的確充滿了不少誤解與交流失效的時刻。這些誤解與交流失效最後更演變成一場劇場的即興叛變。[7]

但誤解、效果不似預期，甚至衝突，真的無法促進交流嗎?就《重﹕重，力/史II》的例子來說，筆者覺得韓偉康與零場之間的誤解和衝突，反而打開了一個更深刻的交流空間。《重﹕重，力/史II》是一場藝術的民主化，也是民主的美學化的實驗。當韓偉康與零場都帶着各自的社會背景相遇(對於零場的演員們，那是1987年「解嚴」後台灣社會全面爆發、充滿反權威氣息的「革命」氛圍，對於韓偉康等來說，則是九七前後過渡期香港人對於身份與前途的焦慮與探索)，《重﹕重，力/史II》所顯現的即興衝擊與劇場叛變已遠遠超過了藝術創作上的觀摩與交鋒，而是一場帶着不同社會內容之間的衝擊與對話的模擬重演。如果文化交流也是一個透過與他者相遇而引發的自我認識過程，當交流的效果不似預期，其實有時也可以是個令人充滿驚喜的時刻。

「港台兩地早期小劇場交流史（1980-90年代）」系列(6)

註釋

[1] 小西、陳國慧策劃﹕《沙磚上﹕實驗．組合．時代》，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2011年)。

[2] 小西著﹕〈後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還需努力!〉，《沙磚上﹕實驗．組合．時代》，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2011年)，頁172-173。

[3] 見小西著﹕〈形式的政治﹕進念‧二十面體與台灣小劇場早期的文化交流史〉。

[4] 前臨界點劇象錄成員張蘊之根據歷史研究與個人參與小劇場的經驗，更乾脆稱1980-1990年代的台灣小劇場運動所體現的，是一種生活方式，見張蘊之著﹕〈臺北「小劇場文化」發展脈絡研究〉(碩士論文，未發表)，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戲劇學系(2008年)，頁3-5。

[5] 陳國慧訪問﹕〈沙磚上是如何建成的〉，《沙磚上﹕實驗．組合．時代》，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2011年)，頁41。

[6] 見小西著﹕〈文化交流就是交朋友﹕沙磚上與台灣小劇場早期的文化交流史〉。

[7] 見小西著﹕〈《重﹕重，力/史II》﹕台港兩地早期小劇場的文化交流與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