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噤聲、記者在消失：中國新聞自由逐年惡化

1.記者在消失

2020年2月6日晚間，武漢城內昏暗的燈光透出微弱的光芒。原本繁忙的街道空無一人，只有偶爾疾馳而過的救護車聲劃破沉寂。就在此刻，一名戴著眼鏡、面容嚴肅的男子，正拿起手機，用顫抖的聲音記錄著眼前所見。

「這不是什麼小事，這裡正在發生非常嚴重的疫情……。」男子對著鏡頭說道，神色焦急。他是公民記者陳秋實，一位從北京奔赴武漢，試圖揭露官方媒體未報導真相的普通中國公民。

陳秋實拍攝的影片短短數日內便在國內外迅速流傳，他的YouTube訂閱人數超過40萬人。他直言：「我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準備，我只怕謊言得逞。」然而，這段影片發出後不到48小時，陳秋實就人間蒸發，與外界徹底失去聯繫。

同樣的遭遇也發生在另一名武漢公民記者張展身上。張展，37歲，律師出身，以敢言著稱。她到達武漢不久後，迅速記錄當地醫院的真實情況：病人滿溢的病房、缺乏物資的醫護人員，以及家屬的無助哭喊。這些畫面極大地衝擊官方「疫情可防可控」的敘述，影片迅速被當局下架。

2020年5月，張展在上海家中被警方逮捕，同年年底，她被以「尋釁滋事」罪判處四年有期徒刑。她在獄中絕食抗議，健康急劇惡化，2024年5月13日獲釋後，張展仍不斷受到當局監控。2024年8月底張展從上海啟程前往西北的甘肅省，為一群人權捍衛者公開聲援。然而，短暫停留後，她返回位於陝西的家鄉，不久便與外界失去聯繫。消息斷絕數日後，民間社會傳出消息：張展被來自上海的警方拘留，地點距離她最後一次露面的地方超過一千公里。外界對她的處境一片茫然，只能透過零星線索拼湊事實。隨後確認，張展被以「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目前關押在上海浦東拘留中心，羈押時間已超過兩個月。根據公民社會團體表示，她在拘留期間的健康狀況堪憂，卻未獲充分醫療照顧。這次失蹤與再度被捕，無聲映照出中國當局對堅持發聲者零容忍的態度，也再次揭示了在當前體制下，任何試圖守護人權與真相的人，都可能隨時被強行抹除。

陳秋實、張展並非特例。他們的故事，只是中國當局大規模打壓獨立調查報導的縮影。

國際無國界記者組織（RSF）2024年發布的報告指出，目前中國境內至少有120名記者與媒體工作者被拘禁，成為全球記者被囚禁人數最多的國家。然而，實際數字恐遠超這一統計。許多記者的被捕訊息從未被披露，他們僅僅因試圖揭露地方官員貪腐、新疆人權迫害、勞工抗議事件或其他敏感議題，便遭當局秘密拘押。

《南華早報》資深國防記者Minnie Chan（陳敏麗）的遭遇，更凸顯出中國政府對媒體管控的升級。2023年10月，陳敏麗參加北京一場安全會議後，突然失聯，再未出現在任何公開場合。儘管媒體多方追蹤、國際組織多次詢問，中國官方至今仍保持沉默。

對於中國記者而言，這種恐懼已經不僅僅是個人安全問題，而是一種整個行業面臨的威脅。

「每一次報導，我們都像在走鋼索。」一名化名李寧的中國媒體人向外媒透露。「你根本不知道什麼時候、哪個詞彙會觸動官方的神經，導致自己或身邊的人被消失。」

透過對這些案例的調查與交叉比對可以發現：
無論是公民記者、專業媒體人，甚至境外媒體記者，只要觸及政府敏感底線，便可能在一夜之間被抹去痕跡。他們的社交媒體帳號會被刪除，家人受到威脅，就連曾經撰寫的文章，也都被逐一從網路上抹除。

從張展到陳秋實，再到Minnie Chan，這些名字背後的共同點，除了勇敢說出真相外，還包括了一種極具壓迫性的沉默——官方絕口不提，被捕理由語焉不詳，外界難以查證，甚至無從追蹤其下落。中國記者的消失，不僅僅是記者個人自由的問題，更暴露了中國官方對「真相」的極端敵視。

這場打壓，對中國媒體界的影響是深遠的。
越來越多的中國記者正在選擇自我審查，甚至離開新聞行業。因為在中國，真相的代價，實在太過沈重。

2. 無形牢籠：中國當局如何對記者進行系統性壓迫

在中國，記者的消失絕非偶然事件。這些案件的背後，是中國政府精心構築的一套系統化管控新聞與記者的機制。透過法律制裁、網路監控、心理施壓與跨國騷擾，當局將那些敢言的聲音逐一抹除，此後僅剩下壓抑和令人窒息的沉默。

法律成為壓制工具：尋釁滋事與顛覆國家政權罪

「尋釁滋事」成為中國最常用來對付記者的法律手段之一。這條罪名極為模糊，卻可以涵蓋任何被當局視為具挑戰性的言論。

2020年，公民記者張展在武漢拍攝疫情影片被捕後，上海法院正是以「尋釁滋事」判處她四年監禁。據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分析，「尋釁滋事罪」已成為中國政府最有效的言論壓制工具，適用範圍廣泛，對政府不滿的批評者、異議人士與獨立記者幾乎無所不包。

此外，2021年9月，記者黃雪琴因支持中國#MeToo運動與勞工權益倡導，在計畫赴英國留學前夕被捕。她最終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五年監禁。人權觀察（HRW）中國問題研究員王亞秋在接受BBC採訪時表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等法律已經逐步成為中國當局打擊新聞自由與異見人士的重要手段，讓中國的言論空間不斷縮小。

網路暴力與跨國騷擾：看不見的壓迫

除了明確的法律行動，記者在中國也經常面對隱形的恐嚇與網路霸凌。

蘇雨桐曾是中國境內調查環境污染和社會議題的獨立記者，移居德國後，她的生活仍被持續干擾。據蘇雨桐向《德國之聲》（DW）透露：「我的電話會突然響起匿名威脅，家人也會收到警告訊息。我明明已經離開中國，這些騷擾卻從未停止。」

國際非政府組織「保護記者委員會」（CPJ）在2023年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政府正在擴大對海外華裔記者和異見人士的騷擾規模，透過網路暴力、人身威脅，試圖讓境外報導中國真相的聲音陷入沉默。

對記者家屬施壓：恐懼的擴散

除了直接對記者本人施加壓力，當局還採取對記者家屬的施壓策略，製造更廣泛的恐懼效果。

北京匿名記者李寧（化名）在接受境外媒體匿名採訪時透露，他曾因為報導一起地方貪腐事件而遭到警方警告：「他們半夜造訪我的父母家，警告說如果我不停止報導，家人將承受後果。」他表示，這種對家人的施壓，往往比對自己本人施壓更具破壞力，也更有效果。

這樣的情況並非孤例。《華盛頓郵報》2023年的調查亦顯示，多位在中國工作的記者表示，其家人曾接到公安或當地官員的威脅電話，要求他們勸說家人放棄敏感報導或刪除已發布的文章。

媒體行業的全面監控與自我審查

為了控制新聞媒體，中國政府建立起一套複雜的新聞審查機制。媒體內部存在著「禁忌詞清單」，以及每週甚至每日更新的報導禁令與「輿情引導」指示。

曾任中國某大型新聞網站編輯的陳偉（化名）告訴國外媒體：「每天上午都有『上級』的指示傳到我們電郵，列出哪些新聞不准報、哪些要低調處理。我們基本上無法對真正的問題進行深度調查。」

長期下來，這種監控與自我審查嚴重損害新聞的專業性，整個新聞行業逐漸變成宣傳機構的一部分。

專家分析：中國系統性壓制新聞自由的意圖

RSF東亞區負責人Cedric Alviani表示：「中國政府的目的，就是要營造一種恐懼氣氛，讓每一位記者都知道界線在哪裡。最終，每個人都會自覺遠離界線，不敢再接近真相。」

這場壓制運動的結果，已經非常明顯：獨立調查報導在中國近乎滅絕，真相日漸難以浮出水面，民眾失去獲得真實資訊的渠道。

正如中國匿名記者李寧所言：「在中國當記者，就像被關在一個無形的牢籠之中。每當我們嘗試靠近真相一步，這個牢籠就會緊縮一分，直到讓我們無法呼吸。」

3.當真相無法再自由流動，社會會付出什麼代價？

當真相無法再自由流動，社會會付出什麼代價？

這個問題，不僅僅是記者個人面臨的危機，更關乎中國整體社會的公共資訊獲取、生存權益和民眾安全。隨著當局對記者施加的壓力日益升級，中國境內的資訊空間逐漸被扭曲，真相變得稀缺而昂貴。

被蒙蔽的真相：公眾面臨虛假信息

2020年武漢疫情初期，若非張展、陳秋實等公民記者冒險直播、報導現場真相，許多中國公眾將無從得知醫療系統崩潰、醫院資源短缺的實際情況。然而隨著記者被逮捕、影片遭封鎖，官方迅速控制了資訊流通。疫情資訊被全面扭曲，許多民眾至今未能得知疫情爆發初期的真實情況。

北京的匿名媒體人李寧表示：「當我們不敢再報導事實，公眾看到的只能是被修飾後的現實，導致社會問題無法及時被察覺與解決。」

人權觀察（HRW）在2023年的報告中指出，中國當局長期壓制新聞自由已經造成社會資訊失真，讓民眾對真相喪失敏感性，甚至被迫接受虛假的現實，嚴重影響社會發展與公共安全。

自我審查的蔓延：中國新聞業的隱形危機

記者的不斷消失與拘禁，導致整個中國新聞產業瀰漫著恐懼與自我審查。

2022年，中國一名曾任職於《新京報》的資深編輯匿名告訴《BBC中文網》：「我們現在做新聞的原則已經不是揭示真相，而是避免麻煩。」編輯部內甚至流傳著一句話：「保護好自己，比報導真相更重要。」

這種自我審查的結果是，整個中國媒體行業逐漸喪失了獨立性與公信力，記者逐漸失去追求真相的初心，新聞從業者逐步淪為官方的宣傳工具。

國際社會的譴責與無力感

中國對記者的系統性打壓，也引發了國際社會的普遍擔憂。

2020年至2024年間，包括美國、歐盟、聯合國以及國際人權組織、無國界記者組織（RSF）多次發表聲明譴責中國侵犯新聞自由，要求釋放被拘押的記者。

2023年，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強烈譴責中國政府對《南華早報》記者Minnie Chan失蹤一案的處理方式，指出這是「中國再次公然侵犯新聞自由的證明」。

然而，儘管國際社會不斷譴責，實際能夠發揮的影響力極為有限。一名歐洲外交官向《路透社》表示：「中國政府將新聞自由視為內政，國際社會的譴責難以產生具體效果。」

離散的真相守望者：流亡與抗爭

在國內遭受沉重打壓之後，一些中國記者不得不流亡海外，持續進行著對真相的追求與守望。旅居德國的中國獨立記者蘇雨桐表示：「即使身處國外，我們依然每天與恐懼共存，但至少在這裡，我們還能自由發聲，告訴世界中國內部正在發生什麼。」

這些離散的記者，以微弱卻堅定的聲音，試圖向全球講述中國的真實故事。他們建立了新的傳播渠道，透過YouTube、Twitter和各種國際媒體平台，繼續揭示中國內部的壓迫、腐敗和人權問題。

深遠影響：資訊自由與未來社會的可能性

對記者的持續打壓，最終將對中國社會產生深遠影響。
真相的缺席與資訊的不透明，可能導致更嚴重的社會問題被掩蓋，公眾利益遭受長期忽視，民眾知情權徹底喪失。

北京匿名記者李寧憂心忡忡地表示：「當記者都成為政府的宣傳工具，這個國家就沒有了糾錯的能力，最終的代價將由每個中國人承擔。」

國際特赦組織東亞區研究員陳彥婷也強調：「新聞自由的淪喪不僅是中國內部的危機，更可能成為全球言論自由倒退的先例。」

這種資訊空間的黑洞效應，或許正是中國當局希望達到的效果：讓真相徹底消失，社會逐漸失去抵抗的能力。

4.希望在哪裡？

「如果我們放棄了，真相將永遠沉沒在黑暗中。」
旅居海外的中國記者蘇雨桐，2024年初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如是說。儘管她持續面對來自中國的跨國騷擾與威脅，依然堅持在海外透過媒體發聲。

在中國當局日益嚴格的言論管制下，追求真相的人們似乎正走向一個前所未有的困境。然而，儘管中國境內新聞自由空間日漸縮小，越來越多流亡海外的中國記者，仍然透過跨國合作、獨立媒體與社交平台，努力揭露真相，拒絕沉默。

黎明前的掙扎：真相守望者的持續努力

過去幾年，大量中國記者與公民記者被迫流亡海外，建立了許多新的媒體平台與組織。例如旅居美國的前調查記者高瑜，創建「自由亞洲電台」中文頻道，致力於報導中國內部的敏感話題；一些曾遭打壓的年輕記者則轉向YouTube頻道、推特（X）等社交媒體，持續提供中國內部真實消息。

匿名媒體人李寧表示：「流亡對我們來說是一種痛苦，但同時也是責任。我們仍在尋找各種方式將真相送回國內，哪怕只影響一個人，也值得。」

國際聲援與壓力：守護中國新聞自由的全球行動

國際社會也持續關注中國新聞自由惡化的情況。從無國界記者組織（RSF）、國際特赦組織、聯合國，到歐盟、美國國務院，都不斷呼籲中國政府釋放被拘禁的記者，並試圖透過外交手段施壓中國政府。

2024年初，歐洲議會再次通過了一項決議案，敦促中國立即釋放記者黃雪琴與張展，強調中國作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員，必須履行保障新聞自由的國際義務。

儘管如此，許多國際行動尚未真正影響到中國當局。中國外交部持續以「內政」為由拒絕任何國際壓力，國際社會如何能有效介入，仍是未解難題。

微弱但不滅的希望：記者群體的團結與合作

儘管中國境內的新聞空間日益收縮，但海外華語媒體、非營利新聞組織與獨立記者們正透過跨國合作，尋求突破當局資訊封鎖的方法。例如「中國數字時代」（China Digital Times）和「端傳媒」（Initium Media）這些海外媒體，持續提供中國內部被壓制的真實資訊，對抗虛假資訊與官方審查。這種國際合作網路，正在逐漸形成一個抵抗言論壓迫的跨國陣線。

一名流亡加拿大的中國獨立記者告訴《紐約時報》：「我們知道現階段難以改變中國政府，但至少可以保存歷史真相，為未來某一天的改變留下基礎。」

未來的抉擇：公眾意識與中國社會的可能性

面對中國新聞自由不斷惡化的現狀，未來中國社會將如何發展？
多位專家認為，最終解決問題的關鍵仍在中國國內。只有當中國社會內部逐漸覺醒並認識到資訊自由的重要性，才可能逐步促成變化。匿名媒體人李寧表示：「最終能夠改變中國新聞環境的人不是外國，而是中國公眾自己。當人們認識到自由資訊的重要性時，變化才有可能發生。」

當真相逐漸成為一種稀缺資源，每一個堅持講述真相的人，都如同黑夜中的微弱光亮，儘管微弱，卻不可或缺。

正如被捕前的張展所說：「講出真相，我不後悔。因為這個國家需要有人願意挺身而出。」

這場漫長的抗爭尚未結束，記者們依然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守護著黎明到來前最後的一絲光亮。他們清楚地知道，這條路可能漫長而孤獨，但卻沒有回頭的可能。

他們所等待的，是他們相信的那一天總會降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