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初，我开始追台剧《想见你》。这个烧脑的悬疑爱情片，看得我欲罢不能，每周最盼望的就是周日晚的更新。上周末，看更新时，我才得知，下周因为过年，会暂停更新。

当时的我好焦虑——故事接近高潮，各种悬疑都铺开了，却都没有解密，一周看不到更新，日子该怎么熬啊？

可是现在，就算放出来电视剧的大结局，我可能也没有心情看了。

一条新闻打破了我平静到有些无聊的生活——1月20日，武汉肺炎升级。

其实“武汉肺炎”的新闻，我应该比墙内绝大多数人知道得更早，但它在我的意识里，却是逐渐质变的。

我身处墙外，又关注了不少在墙内坚持“在删帖边缘试探”的账户，所以早在去年12月底，我就看到了武汉流出的红头文件和医生群里的聊天截图，内容是，武汉发生了疑似SARS病例，发源地是一个活禽市场，请大家注意安全。

随后，官方出来安慰，说“未发现人传人现象”。并且关停了那个涉事市场。

其实我是没太当回事的，一则，我家离武汉挺远，二则，在我的知识里，当年我们战胜了SARS，而且建立了先进的疫情防治体系，应该有足够的能力。

然后，我开开心心地迎接了2020年。

又过了几天，我看到了日本、香港、台湾发出的武汉肺炎预警通知，而武汉通报说，有几例确诊，他们都去过那个市场，但大都“情况稳定”，“未发现人传人”。我也看到有医生辟谣说，现在传染病上报机制很健全，不要惶恐。

我想，应该只是某些与活禽接触的人得了病吧。既然已经发现了，国家会控制住的，毕竟大政府的优势就是能快速集中力量办大事。

我安慰自己。

我去查了当年非典的信息，当年的我还比较懵懂，没有太多印象。我看了wiki，看了凤凰卫视做的《非典十年祭》，我发现，当年是先瞒报，瞒了3个多月，到瞒不下去，才公布的。

我想，当年有那么惨痛的代价，现在应该会吸取教训。

没两天，我妈感冒了，发烧，咳嗽，去社区医院输液。

我有点紧张，开始频繁关注武汉的病情。我告诉他们，武汉发生了肺炎，国内不说，但国外已经在预警了，你们要小心啊，去医院一定要戴口罩，回家马上洗手换衣服。

好在我妈两天后就好了，只是流感——虽然她已经打了流感疫苗。

我放下了心。

当国外开始爆出肺炎病例时，当我看到“爱国病毒不出省只出国”的段子时，我还能笑一笑。我忘记了那个“蟑螂定律”——当你在家里看到一只蟑螂时，说明你家里已经有……

1月12日，我看到英国专家的报道——根据数学模型推测，武汉感染人数已达1700人。同时，香港爆出有100多疑似病例。

我给家里打电话，把香港卫生署的预防宣传画发给他们，告诉他们要带哪种口罩——在我的印象里，家里有一些这种口罩。

我也告诉爱人，让他和家里说一下，准备点口罩。

但至此为止，我也只是有点担心，但说实话，我一点也想不到这些意味着什么。

虽然我已经知道，当年不是我们战胜了非典，而是非典放过了我们。但我总想着，应该没事吧。当年非典虽然严重，可是最后看死亡人数，也不高啊。

当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如果香港一个城市都死了299人，整个大陆才死了349人，可信吗？

与此同时，快过年了，虽然只有我和爱人两人在国外过年，但还是想整点仪式感。爱人一直在艰难地减肥，所以我在犹豫，是弄一桌高油高脂的菜，还是继续贯彻健康饮食？

1月20日早，还没起床的我在盘算，今天要去买点鱼和葱姜，回来做熏鱼，可是炸过鱼的油会有腥味，没法继续用，是不是该先炸点别的，但那样的话，会不会吃进去太多油炸食品。

手机突然提示新闻，武汉确诊了好多人——人数从两位数蹦到三位数，好多省也都爆出了第一例病例。

看到山河大片沦陷。

我慌了，真的。

一整天我都在刷手机，我读到几个很快被404的医生留言。大意是，为什么突然爆出来，因为实在瞒不下去了。当年非典瞒了3个月，如今瞒了1个月，不是我们进步了，而是病毒更凶狠了，瞒不住了。

我变成了絮絮叨叨的祥林嫂，我开始联系各个亲戚。

我给父母打电话，让他们去屯口罩。他们安慰我，说家里还有。我告诉他们，一定要少出门，非出不可就戴口罩，别拜年、别出去玩、别让客人来。

他们答应了。

我又给爷爷奶奶打电话，我知道，要让老年人相信这个肺炎有多严重，很难。

还好，他们说，看新闻，知道武汉有个病。我告诉他们，不仅在武汉，全国都逃不了。

我告诉他们，现实更严重，尽量少出门，出门戴口罩，别去人多的地方，别去拜年，回家洗手。

我告诉他们，得病的大都是老人。

也许因为我是家族里的最高学历，可能说话有点权威，他们都答应了。

我在家族群里发了预防建议，我告诉他们，现实比电视里说的要严重，可能比当年的非典更严重。

但我没有告诉他们，我看了多少悲观的消息，因为我发的第一张敏感的图就被屏蔽了，他们没收到。我也担心，警察会顺着网线找来。

那些悲观的消息让我愈发愤怒：武汉床位、医生、防护服都不够；武汉第一批发病者都从来没有被隔离过，每天往返医院和家之间打针；武汉死了很多人，但到死都没有确诊——因为医院没有权限；这个病没有特效药，只能硬扛；武汉政府还在歌舞升平地搞万家宴、团拜晚会、组织旅游；武汉市很少有人戴口罩；新闻联播关于疫情的报告不足2分钟，还是在中后段，夹杂在领导人会见和老百姓喜买年货之间。

昨天，爱人突然问我支付宝里有没有钱，他要给家里买点口罩——他的恐慌来得比我晚一些，开始于他发现家人所在省有了第一例病例。

我们都是自私的利己主义者，不愿出头的怂人，以前虽然看到其他地区、种族、信仰的人基本权益遭受践踏，但也只是私下里担忧、悄悄地抱怨。说到底——铁拳没有砸到自己身上，就不能感同身受。

我终于承认，一个体制的弊病，是整体性的，不该奢望有某一部分能独善其身。

即使想明白这点，也不能免于愤怒：肺炎事发一个多月了，纵然为了维稳，收紧言论，可是内部既然知情，总该做好准备吧。可事实呢，不要说准备足量床位和防护服、追踪接触者、做好消毒，就连最初的一批感染者都没有被隔离啊。

我也开始自责，早就该想到这些了，明明1月初就接收了一些消息，当时为什么没有敦促父母再屯些口罩、再买点消毒液，为什么只是把链接甩给他们，没有直接给他们下单。

为什么这么麻木，为什么明知道墙内说谎成性，还是愿意相信麻痹自己的“好消息”。

仿佛一夜之间，所有的坏消息涌出来，让以前所有隐隐的担心都变成铁锤夯过的残酷现实。

最新消息，武汉封城了。我和爱人说，晚了。

可随后的消息更让人沮丧：食物、药物被抢空；市民出行无公共交通可乘，很多医生护士上班困难；可是高速公路并没有关闭。

封城这么大个事，难道也没有做好事前准备吗？当决定关闭市内公共交通时，有没有想过居民出行怎么办，关了所有站口、没有充足日用品，却独留一个高速路，这是要封城，还是诱导驾车逃离呢？

有人说，封城是为了换取WHO不把疫情列为紧急状态——因为一旦列入，国际组织就要介入，“干涉内政”。

真假未知。

红十字会开始倡导给武汉捐款捐物了。

可是我想到了为43斤女大学生筹了百万、却只捐出2万的“9958儿童紧急救助中心”，最后的处理结果只是退款、道歉、下不为例。

我想到了连最基本的“只捐女童”承诺都做不到的“春蕾计划”，最后的结果是，道歉、改正、象征性记过，与此同时，删评论、撤热度、控风向。

我想到了红十字会的郭美美。

我想到了汶川地震捐款去向不明。 

我站在地图前，盯着武汉看了好久，我看到长江穿城而过，浩浩汤汤，我看到四条铁路交汇，我知道它号称九省通衢，我知道，地图上没标出来的，是更密集的飞机航线。

看得我腿发软。

可我知道，早在十几天前，英国专家估计出感染人数时，就该腿发软了。

我关上电脑，扔掉手机，决定拒绝这些负能量爆棚的信息。

我决定烧一锅油，炸肉，炸鱼，炸丸子，炸油条，爱人问我，怎么突然不健康饮食了？

我说，现在吃顿油炸食品就能让我们快乐，要珍惜。

如果真的有很可怕的事情发生，我们两个，恐怕也没法安稳地坐在这里讨论食物，也没时间为发胖烦恼了。

我们去了附近的装修超市，买了一大包N95口罩，寄了回去。邮费挺贵的，但好像是我们能为家里做的最积极的事了。

然后又给奶奶打了个电话，告诉她，真的很严重。

奶奶说，她今天出门戴口罩了，而且走到家门口的垃圾桶时就扔掉了，做到病毒不进屋。但爷爷不肯带。

我说，你得劝啊，你劝不听，就找我爸，我爸劝不听，就看他的哪个孩子劝他听。

奶奶说，也许就你劝，他会听。

我说，你们想啊，这快过年了，谁过年不图个吉利？如果不是实在捂不住了，谁不想过完年再说这些给人添堵的事呢？

不知道我爷爷听了没有。

奶奶安慰着我挂了电话，我听到她和爷爷说，“看把孩子给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