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自《民主的細節◎劉瑜》咱們美國工人有力量

咱們美國工人有力量

幾年以前，我一個哥大的博士同學突然宣佈不讀了，問他去幹什麼，他說：「我要去做一個地鐵售票員。」聽了之後我大笑，一個常青籐大學的博士生，輟學轉當地鐵售票員？我完全把他說的話當成一個笑話了。

直到前些天，目睹了7百萬紐約人因為3萬交通工人罷工，在寒冷的清晨步行幾個小時去上班上學，才漸漸明白我那個同學所說的話，很可能不是一個笑話，而是一個現實的計劃。

一個紐約公交工人平均年工資為6萬3千美元，同時還享有終生醫療保險、養老保險，55歲就可以退休拿養老金。由於公交工人是「國企」工人，所以抱的基本是鐵飯碗，不可能被隨便解雇。這個待遇的份量是什麼呢？要知道，美國人的年家庭平均收入為4萬5千美元左右，也就是說，如果一個家庭有兩個成人都是紐約公交工人的話，那麼這在美國就是一個相當富足的家庭了。美國人平均的退休年齡是65歲。哥大一般的文科系院裡，剛受僱用的助理教授一般年收入就是6萬美元左右。要當一個教授，還要接受10年左右的高等教育訓練，這個過程的艱辛不說，競爭慘烈難找工作不說，往往還要使在讀學生背上一屁股債務，難怪我的同學要「明智」地轉行去做地鐵工人了。

紐約公交工人活得這麼爽，為什麼還要罷工呢？這部分當然是因為他們「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用去非洲，就讓他們到中國來旅遊一圈，看看中國沿海一些血汗工廠的打工妹或者國企倒霉的下崗工人，估計他們肯定會死死抱住自己的崗位，給啥也不換了。然而，更重要的，當然是美國工會的勢力。

平時車水馬龍的布魯克林大橋，因為公交工人大罷工而變成了人行道

美國有無數個大大小小的工會，一般按行業組織，比如汽車工人工會，服務行業工會，甚至分得更細，理發員工會，清潔工工會，保姆工會等等。當然，在每一個行業裡面，工會之間對成員的競爭也很激烈，競爭的結果，就是每一個行業會出現一個或幾個較大的工會，其他的小工會，作為子工會，加入這些大的母工會。這些小工會與母工會有一些協商、庇護、資助關係，但小工會有自己的董事會、財政來源，所以具有相當的獨立性。

工人加入工會是自願的，條件是交成員年費，好處當然是工會會出面和僱傭者協商勞工合同，就勞動條件、工資、福利等等與僱傭者討價還價。談攏了，當然好。談不攏，工會可以號召工人弟兄們起來罷工、示威。如果這個工會的號召力足夠強，可以把一定區域內的某個行業或某個工廠搞癱瘓，僱傭者當然得給工會「面子」了。對於政治家來說，由於工會在左右工人的選票方面的號召力，它同樣是一個「大爺」，也得罪不起。正是因為工會在左右經濟、政治方面的「勢力」，美國工人的待遇在有工會以來，一直在「扶搖直上」。

社會地位另論的話，就「舒服」程度來說，在美國做一個「藍領工人」，的確是非常「舒服」的職業。比如，長期生活在美國的人很容易注意到，美國的建築施工速度非常慢，與中國很多地方一年一棟高樓的速度完全無法相比。這也難怪，美國建築工人8點上班，5點下班，上午一個長長的「咖啡時段」，下午一個長長的「咖啡時段」，午飯吃它兩個小時，五年能蓋好一棟樓就不錯了。又比如，美國普通的白領，根本請不起保姆甚至「小時工」，許多女人選擇做家庭主婦，辭職在家帶孩子，往往不是「興趣」使然，而是實在請不起保姆。再比如，一般的中國人會注意到，美國的「空中小姐」遠遠不如中國的「空中小姐」年輕漂亮，很多根本不修邊幅的老大媽還「賴」在「空中小姐」的職位上，這其實也與美國工會對「空中工人」的保護相關，這種保護使年齡歧視、外貌歧視很難發生。

這次帶領紐約地鐵工人「鬧事」的，就是美國「交通工人工會」的紐約子工會「地方100」。由於公交工人是「國企」工人，他們的合同是與紐約州政府的都市交通局簽訂的。2005年12月，上一個合同到期，新的合同進入協商階段。正是在這個關頭，「地方100」與都市交通局爆發了針鋒相對的「階級鬥爭」。經過漫長、激烈的討價還價，雙方在很多問題上都達成了一定妥協和共識，然而，在養老金的問題上，談判被卡住了：都市交通局提出，以後新錄用的工人必須抽取收入的6％作為自己的養老金籌款，這比現有合同增加了兩個百分點，而「地方100」堅稱它不會「出賣」以後新錄用的工人，堅決不妥協。

於是，2005年12月20日凌晨3點，「地方100」宣佈罷工，地鐵、公車系統陷入癱瘓。這是紐約交通工人25年來的第一次罷工，時逢寒冷的冬天，對於依賴公交系統的7百萬紐約市民來說，罷工無疑是雪上加霜。以後的三天，成了「長征」的三天，人們在零下幾度的天氣裡，迎著寒風，一步一步向自己的辦公室或者學校「挺進」。如果說第一天大家還有點新鮮感，還有種走路的「振奮」的話，到第三天，人們已經開始怨聲載道了，有的群眾乾脆在接受採訪時說：「把那些工會的人給抓起來，扔到監獄去，就這麼辦算了！」

在所有這些憤怒的人中，紐約市長布魯伯格無疑是最生氣的。在他看來，談不攏再接著談啊，你罷什麼工啊。他在20日的聲明中說：「交通工人工會將他們的私利擺在了公共利益之上，這不但是對公共服務這個概念的羞辱，而且是通過讓這個城市給他們下跪來達到他們的目的。」更重要的是，根據紐約州的泰勒法，公共行業的工人罷工是違法的舉動。布魯伯格抓住這個法律上的「辮子」，敦促法院對工會做出處罰。

眾所周知，在這個人口老齡化的時代，養老金問題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歐洲近幾年的工人罷工，也往往與養老金問題相關。這次紐約公交系統在養老金問題上雙方爆發衝突，並不出人意料。在「地方100」看來，這次妥協，可能是將來工人福利進一步被侵蝕的開端。

對都市交通局來說，交通工人的待遇已經比其他公共行業的從業人員（警察、公立學校的教師、消防員）要高了，55歲就開始領退休金在私營行業也是聞所未聞。對白領階層來說，交養老金的份額就不是4％、5％、6％的問題，全國平均而言，白領階層對自己養老金的貢獻率為32％左右。更重要的是，長遠地看，按照現在的養老金和醫療保險支出，可以推算出都市交通局在2009年將要背上10億美元的赤字。「如果一個巨浪即將打過來，你要在這個巨浪到來之前就閃開，而不是等它打到你之後才開始閃避」。

紐約的輿論越來越一邊倒，甚至連「地方100」的母工會「全美交通工人工會」都宣佈他們不支持罷工，並敦促工人立刻返回崗位，同時法院也開始傳喚「地方100」的領導人，在這種形式下，「地方100」結束了罷工，三天之後就回到了談判桌。

這次罷工，「地方100」和都市交通局兩敗俱傷，所以一回到談判桌，雙方口氣都軟了不少。幾天之後，雙方達成了新的協議。都市交通局不再要求提高工人對養老金的貢獻率，但是雙方同意工人對醫療保險的貢獻率要提高1.5％。同時，作為補償，都市交通局會部分返還工人已提交的養老金，使每個工人能得到8000美元左右的現金收入。當然，這只是雙方高層達成的協議，對工會來說，它還需要得到幾萬工人的投票批准，對於都市交通局來說，也需要董事會的批准。

在這整個「戲劇」中，我印象最深刻的，首先是沒有任何人能夠對「小人物」的命運隨意地拍板釘釘。都市交通局不能隨意決定其員工的工資待遇，必須與工會定期協商，決定合同內容；市長不能隨意下令逮捕誰，只能「督促」法院採取行動；聯邦政府不能干預州內事務，只能象徵性地表示關注；甚至「地方100」工會本身也不能決定合同的有效性，他們只是代表工人協商合同，只有工人的投票才能決定合同的有效性。

其次是工會的勢力。沒有人能任意魚肉「小人物」，恰恰與工會強大的勢力相關。一個文明的社會，必須給予勞動者政治上的聲音，這一點至關重要。然而，就美國的某些行業來說，這種保護有時候已走到了矯枉過正的地步。在一個全球競爭的時代，對勞動力的過度保護，已經削弱了美國許多行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國通用汽車在日本同行面前的節節敗退，最近開始大量裁員和關閉工廠。通用的市場眼光固然有失誤，美國汽車行業的「軍事化的」強大工會也令其喘不過氣來。據通用公司聲稱，在他們每一輛汽車價格中，有1500美元用來支付其員工和退休員工的養老金。中國的輕工產品對美國市場的大面積佔領，在一定意義上，也是中國對工人缺乏保護、美國對工人過度保護的結果。正是因此，美國竟然出現了工人自發地抵制工會勢力的奇特現象：許多工人自發地打出了「我們要工作，不要工會」的口號。美國工人的工會加入率也連年持續下跌，從戰後的33％下跌到今天的12％左右。

眾所周知，政治是一種鬥爭的藝術。然而，同樣重要卻經常被忽略的是，政治也是一種妥協的藝術。在一個協商性的政治裡，沒有任何一方可以為所欲為。「地方100」工會最大的教訓恐怕也在這裡，煽動群情激憤等固然姿態華美，然而當它滑出法律的軌道，為了一個團體的利益而置公共利益於不顧時，這種華美也就淪為小題大做的滑稽了。

畢竟，一個既得利益集團爭取更多的利益，有別於一個真正的弱勢群體捍衛自身的基本權利，因而也缺乏廣泛的社會呼應。這已經不是一個高呼「失去的只有鎖鏈，贏得的卻是整個世界」的時代了，更務實的做法是回到談判桌前，在法律的框架內解決問題，失去的只有1.5％的醫療保險，贏得的卻是整整7百萬人的安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