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 許麗明 //蘋人誌

過去一個月，在某些緊張的衝突場面中，會見到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總幹事許麗明的臉孔，鏡頭前，她是站在抗爭者與警察之間，不卑不亢地跟警察交涉着，鏡頭外，她陪着年輕人安全撤離。社工的存在，竟成為了一個緩衝區。

主文

一個區隔抗爭者與警察的緩衝區，在許麗明的擴音器下，逐漸形成。這是一條虛設的緩衝地帶，更是情緒緩衝帶，在長時間對峙下，抗爭者和警方的情緒都是極度繃緊，暴力一觸即發，作為社工，阿Ming覺得自己可以站在雙方之間，紓緩緊張的情緒。

第一次發現原來自己有這種力量的，就在6月10日凌晨。她和朋友留在金鐘，身上貼上紅色十字，準備了一些醫療物資，因為隱約覺得會「有事發生」，她看見有年輕人拿着鐵馬在路上左顧右盼，有點不知所措，便走過去跟他說：「你不如想清楚，想拿鐵馬去哪兒？」那人定了一下神，從徬徨中鎮定下來。一會兒後，她們走到立法會示威區「煲底」，突然有幾個防暴警，全副武裝拿着警棍向她們跑過來，「那一刻，真的很驚，他們向着我們從煲底走出來，我想，他們會否打我呢？」說時遲那時快，她們還在驚魂未定之際，防暴警已穿過她們離開了。

然後她跑到警察與示威者之間，近距離面對警察，她沒有戴上任何防禦物，口罩、頭盔一概沒有，就只站着，她跟警察說：「其實他們只是小孩，你們不用太緊張吧。」站在防線前，別人看見警權與人民的對峙，看她眼中，卻是兩班人的情緒對抗，雙方都已經歷一整天的緊張氣氛，就如一條繃緊的橡筋，只要其中一方稍有動作，立即演變成衝突。

回到那夜凌晨，阿Ming跟其他社工朋友推着一輛手造的木製救護車，從龍和道走去，邊走邊替已中了胡椒噴霧的人清洗，一直往前走又有另一批防暴警在前方，想轉身往相反方向走又有另一批防暴警在噴胡椒噴霧，四面楚歌，眼看一批防暴警正要向她們衝過來，她立即抱緊各人，而防暴警竟沒理會她們，逕自跑去。

此刻，她發現原來自己沒戴口罩，卻是一種力量，「我在防線前勸警方冷靜，他們說我沒戴口罩，知道我不打算攻擊他們。我立即明白了一件事，當雙方情緒都很高漲時，若發生衝突，最終都是手無寸鐵的抗爭者蝕底，所以我選擇站在中間，嘗試跟警員溝通，做情緒紓緩。」

睡過幾小時後，她再之回到龍和道，6月12日下午三時，催淚彈落在人群中，她隨着人潮一直往中環方向散去，防暴警拿着警棍和盾牌，步步進逼，她拿着社工證，跟追趕人群的防暴警說「我是社工，我們正在離開」。人們從龍和道一直走到摩天輪底，就暫時停了下來，但不有意慾離開，便三三兩兩的聚集起來，被趕到此處，她觀察到眾人的情緒開始高漲，「有人開始罵警察，我們作為社工，不會阻止，亦不會否定任何一方表達自己的意見。」

有位並非站在防線的女士，從遠處大聲罵警察，阿Ming決定陪她走到防線前，站在防暴警前表達意見，「我跟她說不如陪她上前講，於是便拖着她的手，走到防線前，那位女士很激動，我叫她慢慢講。說了一回兒，警察問她講完未，我就帶她走回去。她之後立即崩潰，哭了起來，我便抱着她。」

情緒來了，是一發不可收拾，阿Ming選擇帶女士上前宣洩情緒，目的很簡單，某人在遠處罵警察，最終受害的，卻是站在前方的抗爭者。她就在對峙情緒開始出現緊張前，把雙方的情緒稍為紓緩，大概這就是作為社工的一種介入模式。

訪問中阿Ming強調一切都是她個人的處理手法，面對每天都在轉變的環境，每位社工都有各自的崗位，在社運中的介入與角色，絕不能一概而論。她亦不止一次強調，在社運現場不會阻止任何人的行動，不會拍掌、喊口號，更不會參與策略討論，只是不想氣氛過度緊張而導致有人受傷。然而，社工也是血肉之軀，面對示威群眾和警方的情緒，她也有受不住的時刻，「有時聽到不同人的故事，好感動，但在當下，我們卻未必能說出自己的故事和感受。」

七一早上，她在分域碼頭，防線一直迫近她和人群，她記得，有個督察已拿起了胡椒噴霧，準備向人群噴射，她立即走到他前面，攤開雙手說「唔好啊」，他說「你走開」，然後拋下一句「點解香港會變成咁」，便離開了。那一刻，阿Ming感到莫明的震撼，「其實沒有任何人想用暴力，很多抗爭者根本沒有想過要衝擊！」

兩次在警總外的集會，她都在場，示威者擲雞蛋、大聲叫罵，她認為是一種無力感的宣洩，「你說他們除了大聲鬧，還可以做甚麼？有這麼多東西，偏偏選擇雞蛋，根本就刻意不去做成嚴重傷害。」在鏡頭前，她攤開手臂勸說警員，以身驅擋着警察，希望他們冷靜下來，那位白衣督察，看着她，然後轉身離去。然後，她陪着人群跑到灣仔的街巷中，但最終還是有不少人被圍堵。那個影象，彷如隔世，不足兩周後的7月7日九龍大遊行，情況更失控。

在遊行時，阿Ming早已覺得不妥，警方似是刻意把人潮引導至旺角方向，「當時很多在旺角的途人都被誤以為是示威者。」晚上十時後，當時她和人群在山東街一帶，看見不少人其實想離開，但一些地鐵入口已關閉，而每一條街道都有警察把守，腹背受敵，根本是無路可退。在前面，有警察向着自己推進，警方叫人們往後退，但其實後面亦有另一批警察，「叫我們向後走？但又沒說可以怎樣走！」在被圍困的混亂情況下，她拿着擴音器，大聲問警方：「群眾想疏散，但可以點走？」

而警方當時的回應就是，沒有回應。

在旺角黑夜的街角，面對着警察，她拿着擴音器說話時，異常冷靜，在示威者和警察劍拔弩張的情況下，她只能用最清晰而鎮靜的方式，試圖減低磨擦，最後還是能夠陪群眾安全地離開。訪問中她說過許多遍：「根本沒有人要衝擊防線」。這是一個解不了的謎思，既然在大部份時間都沒有人希望衝擊警方防線，大部份人都正在散去，那麼一次又一次的圍剿，在凌晨時份的灣仔、金鐘街頭、上水的天橋上、沙田的商場內，在食店商舖依然燈火光明之際，到底是基於甚麼理據？她無法理解警方的行為。

上水一役後的記招上，阿Ming愈說愈激動，她說回歸前，警方面對示威群眾只用最後程度的武力，驅趕亦只會在發出警示後才行動，這在過去兩周的示威事件中，警方明顯已進入失控狀態。當她在防線前，面對警方向着自己和其他社工推進時，她擔心前面這班警員的精神健康，「我建議他們的上司照顧一下他們的精神狀況，到底有沒有適時給予休假？他們在執行任務時傷害沒有使用暴力的人群，我們眼見那些精神比較穩定的警員，要幫忙拉走失控的同僚。」

社運現場經常看見阿Ming，她從前是老師，直至2010年成為註冊社工。傘運時任職小學駐校社工，卻因為積極參與運動而被校方要求辭職。差不多三十年的社運路，她沒有放棄過，被學校辭退卻令她飽受精神困擾，過去幾年一直要看精神科醫生，直至一年前才停止。

今年四月佔中九子判刑，然後是《逃犯條例》修訂，她嗅到了龐大社會運動的氣味，所以主動見了醫生，「我很了解自己的精神狀況，需要醫生開一些讓我能夠睡覺的藥物，保持情緒穩定。」她的正覺沒有錯，預示到自己即將面臨巨大壓力，坦言這是做得最對的事。從八九民運走到今天，她覺得任何時刻、任何人，都要關心自己的情緒和精神狀態。

傘運時，她站在較後位置，主要是跟年輕人聊天，助他們疏導情緒，反送中運動卻不時見她拿着大聲公說話，甚至被傳媒拍下她沒任何裝備下伸開雙臂跟警方對話， 其實她從來不喜歡出鏡，鏡前幾秒鐘，鏡後其實她一直都在，「我們不能隨便爆出來，突然就站在年輕人前，他們會怎樣想？社工最重要是一直陪伴他們。」陪伴的意義，就是建立互信，當有時情發生時，人們會讓他們擔當紓緩角色，不會覺得他們是空降抽水。

社工也會累，也會崩潰。他們站在人群與警察之間，遇到有人想輕生又要立即四出支援，周末跑到示威現場的他們都是義工，周一至五就要回到工作崗位。他們的情緒，亦需要被紓解，但此刻，他們卻要忙着關顧示威人士和警察的精神狀態，每次衝突，渡過漫長的黑夜後，他們只能拖着疲憊的身驅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