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简西方哲学史3

上帝啊！

整个中世纪哲学当然得从基督教讲起。哲学家们争来争去，讨论的不过一个概念——神。但这个神，并非希腊人所说的“理神”，而是凭借理性无法企及的至高无上的信仰之神，也就是“上帝”。

上帝并非理性的最终根据，而是信仰的对象。这最初发自犹太人对自己作为“上帝选民”的使命感。而耶稣基督诞生后，犹太教逐渐发展成为“上帝爱世人，不止爱犹太人”的基督教，其信徒范围扩大至全人类。我们从世俗的角度分析，哲学与宗教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以何种手段达到对“终极存在”的认识，哲学通过理性，宗教通过感性。包括基督教的早期传播，并非靠辩论说服大众上帝确实存在，而是通过做善事（包括现在的基督徒也会做很多慈善事业）去感化他人。这其中的奥秘自然很难说清，只有你亲身感受之后才能有所体会，才能知道上帝到底有没有无私地爱着世人。

不过，基督教并没有完全停滞于理性说不清道不明的阶段。相反，在《圣经》的撰写过程中已经暗含了希腊人重视理性的“隐性基因”。最典型的就是《约翰福音》的开篇第一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其中的“道”就是希腊文的“逻各斯”。犹太教的信众和耶稣的追随者们写出的两部《圣经》，其实多多少少都受了当时希腊文化的影响。

而理性与信仰的争论，从教父时期业已开始。

教父哲学

公元30年耶稣基督开始传教，直至公元100年左右他的最后一位使徒去世，《新约》的编撰基本完成。紧接着的公元二世纪至六世纪，就是基督教组织逐渐规范化、系统化的时期。当时的罗马成立了公教会，被教会册封的教父负责规范教义、制定教规等工作。

早期教父多为护教士。也就是说，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捍卫基督教正统而与异端思想斗争。这些异端思想包括基督教以外的思想，如斯多亚派和新柏拉图主义，也包括基督教内部的异端教派，如诺斯替派。

要捍卫自己的主张就免不了论辩。在希腊哲学依旧盛行的年代，护教士们不得不面对并回应那些早期希腊哲学留下的遗产。其中有的教父选择为希腊哲学辩护。如生活在二世纪的教父查士丁认为希腊人其实已经受到了上帝的启示，只不过不彻底。而耶稣则是第一个得到上帝真传的人。但不能因为希腊哲学的认识不够全面就对其完全否定，其研究成果也理应属于圣道的一部分。也有人对哲学并不那么友好。如拉丁教父德尔图良，认为哲学的研究方式本就体现出不敬神的态度，基督徒应该做到对上帝保持绝对虔诚。对于那些神迹，怎么能通过我们人类有限的理性去妄加解释呢？德尔图良所认为的宗教虔诚在于，正因其荒谬，我才要相信。而那些能被理性轻易理解的，可能在他看来还远没有达到真正的神的高度。

圣奥古斯丁

所以我们看到，关于信仰和理性、宗教与哲学的关系，自教父们的论辩发起之始就存在了。而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奥古斯丁，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两者的关系。研究基督教哲学，奥古斯丁一定是不可绕过的人物。他的著作汗牛充栋，堪称“神学百科全书”（赵敦华）。

为信仰而理性

对于理性和信仰的关系，奥古斯丁的看法可总结为“信仰寻求理解，理解为了信仰”。我们要通过理性来坚定自己的信仰，我们理解世界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信仰上帝。其中暗含了“信仰为目的、理性为手段”的意思。所以总的来说，信仰仍是略高于理性的，理性只是信仰的辅助手段。但奥古斯丁依旧十分重视这项辅助手段，他本就有学习哲学的经历，还曾醉心于柏拉图主义和怀疑派的著作（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所以那些通过理性得出的哲学知识在他看来不可能一无是处。

上帝存在的知识论证明

那么怎么通过理性来坚定信仰呢？奥古斯丁亲自给出了示范，试图通过一种说理的方式证明上帝的存在。证明过程大致如下：首先，我们都承认人类的知识具有可靠性。那么这种可靠性出自何处呢？奥古斯丁用反证法分类讨论，第一，不能出自理性之下，即感性。因为理性能判断感性事物，而感性事物不能判断理性。第二，不能出自理性之中，因为理性是人类心灵的能力，是流变的，而真理的可靠性在于其永恒不变。就像我们做数学计算有时会算错，但任何一个算式一定有正确的标准答案，我们会出错的心灵不可能诞生出绝对正确的普遍数学真理。因此，知识的可靠性一定来自理性之上，即一个绝对完满的上帝。简单来说就是：有限的人类理性会出错，而无限的上帝创造出知识，并保证其永恒正确。

解说：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证明过程，类似的知识论问题在西方哲学史上会反复出现，而在中国思想史上则几乎不曾见到。我想这非常能体现西方文化中重视数理逻辑的渊源。但以今天的视角看，奥古斯丁的论证还是有不少问题，至少可以从两个角度推翻或解构他的证明。

1.  知识并不可靠。这是最根本的解构之法，从本体论上打消上帝存在的基础。这也反映出中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别。其实早在亚里士多德时就已有此端倪，两千年后的海德格尔终于明确指出了这一本体论上的分歧。问题就在于为什么知识一定可靠呢？为什么存在的基本特征在于“实体”呢？按照海德格尔的话来说，究竟为什么“存在者（即“有”）”存在，而“无”反倒不在呢？这里体现出了西方尊崇“有”的本体论倾向。见相即存有，那么砖头是存有，房子是存有，万物皆存有，存有与存有之间相互有别，存有间的量的关系就是数学知识，数学知识永恒正确。这就是西方知识论的基本逻辑。但是，砖头可能只是一堆原子的因缘聚合，而原子是更小基本粒子的因缘聚合，基本粒子没被观测到时只是不可捉摸的概率波，只在意识中才显现为砖头。所以所谓砖头，只是在意识中的幻象。所谓“不可入”的实体其实也根本不存在。你怎么可能确定物质的边界呢？那只是一种电磁力的作用，没有了电磁力，说不定成吨的暗物质现在正从你中间穿身而过（施一公）！所以，只要在本体论上调转方向，数学知识就成了梦幻泡影，成了一场游戏，远不需要一个上帝去保证其真实性。或者说，这样的上帝本身自然就失去了崇高性。那么什么才是真理呢——见所相非相，即见如来。看来佛陀真是上帝的对立面！

2.  演化论的视角。是不是一定要理性能力高于我们的存在，才能创造出高于我们的知识呢？这涉及另一本体论分歧，即被造物的能力是否可以超过其创造者？举个例子，《银河护卫队3》里的反派是创造了火箭浣熊的科学家。剧中火箭浣熊解开了他一直没能解开的难题，结果科学家的世界观崩塌了。是我创造了你，你怎么能比我聪明呢？自此就开始追杀火箭浣熊。这个反派的名字叫作“至高进化”，可能就是想告诉观众：我已经是最高了，我的造物不可能超过我。但事实果真如此吗？会犯错的理性究竟能否创造出永恒正确的数学真理呢？当我们问出这个问题时，奥古斯丁的证明就不攻自破了，因为他的目的是通过理性证明上帝存在，但这个证明过程的最核心的问题却首先需要你对信仰表态。即，如果你相信人类可以创造永恒真理，那么你便可以证明上帝存在，反之则不行。绕到最后，居然还是一个信不信的问题！

所以，这反而印证了奥古斯丁的观点——理性需要在信仰之光的引导下才能发挥正确的作用。你得先信上帝，才能证明上帝的存在！

那么在确立了信仰之后呢，就需要通过理性来为上帝辩护了。奥古斯丁要做的就是解释《圣经》中那些看似反理性的表述，以理性诠释经文的深层意义。

上帝何时创造“时间”？

例如其著名的时间学说。根据《创世纪》的表述，上帝在第一天结束时创造了昼夜，那么在未有昼夜之前，何来“一天”呢（赵敦华）？这是一个逻辑问题，上帝不可能在时间诞生之前就已存在，因为既然他诞生于某物“之前”，那么他就已经落入了时间的范畴，因此时间应该先于上帝存在。对此，奥古斯丁的解释是，现在我们所经验到的流动的时间是对“时间原型”的模仿，而时间原型就是上帝无限的心灵。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上帝创造了时间。也就是说，真正的时间是作为完满理念的存在，并不像我们所经验到的这样有过去、现在、未来之分，也并不会绵延流动。我们处在这样的时间流之内，自然是只能通过流变的视角去看待时间。而实际上上帝给出的时间原型则超越了我们的视角，并不存在先后早晚之分。

“时间”一直是让哲学家十分头疼的概念，后世会对此做出许多探讨，包括柏格森和海德格尔，以及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维特根斯坦与斯特劳森等，其观点更是可以直接关联到奥古斯丁本人的论述。

恶出自正义的上帝？

另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基督教难题就是“神义论”（或“神正论”）。如果上帝全知全能全善，那么为什么世界上还会有恶呢？如果这是因为上帝忽视了恶，那说明他不全知；如果他知道但无力改变，那说明他不全能；如果他有能力改变却故意不作为，那说明他不全善。所以基督徒必然要回应这一难题才能让世人信服。奥古斯丁对恶的起源及性质的研究被认为是最早的神义论（赵敦华）。

这里有一个背景需要稍微解释一下。基督教是一神教，一神与多神或二神（如善恶二神对立斗争）的本质不同就在于神的绝对完满与至高无上。但凡能设想或认识到的任何一样东西都不可能超过神。所以，这样的神一定集合了所有美好的品质。所以不管多小的恶，在这样的世界观下，都是眼睛里所容不得的那粒沙子。理解神义论的必要性，就需要有一定的数学上的极限思维，首先理解上帝的无限性。

回归正题，奥古斯丁对此做出的解答总结起来就是两句话：1.恶是善的缺乏。2.以缺乏来彰显上帝的公正伟大。上帝是最伟大完满的存在，而他的造物都不如他本身完满。这种不完满就显现为恶。但从物理上看，人的生老病死是一种恶，其原因在于人类存在的不完善性。但这些个体的不完善却导致了整体的秩序井然，因此严格来说不能算是恶。真正重要的是伦理的恶。人的自由意志导致人有选择从善或从恶的自由。选择善就是通向完满的存在，接近上帝；选择恶则是通向存在的缺乏，背离上帝。而上帝必然公正，其公正性只有在人类能够自由选择善恶的情况下才能得到体现，因此他必然赋予人类以此自由意志。可以说，如果选择不自由，那么行善无意义。

但在后来与异端的论战中，奥古斯丁又改变了自己早期的观点，试图强调上帝恩典的重要性，弱化个人选择的作用。他将《圣经》中的“罪”发展为“原罪”（赵敦华）。由于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偷吃了禁果，人类的自由意志受到污染，这种污染（即原罪）代代相传，导致人类最终只有作恶的自由，而无法真正去选择行善。要摆脱原罪，就只能靠上帝的恩典。为了突显上帝的伟大，这种恩典还必须是“白给的”恩典。因为上帝是完全的善，他一视同仁地拯救所有人，这与我们生平的善良与否、做了多少功德毫无关系。

所以最后我们看到，奥古斯丁观点的底层逻辑依旧是彰显上帝的伟大，甚至不惜要把人类贬低到一种非常渺小无力的地步。这也是该时期哲学思想的基本底色。

文化复兴

公元六至十世纪是哲学的黑暗时代，大量文献在动荡岁月中丧失殆尽，早期的教父哲学思想也无人继承，就连当时的僧侣和神父的文化水准也普遍低下。公元九世纪的卡洛林王朝简短地掀起一阵文化复兴的浪潮，但在新一轮的蛮族入侵中很快消失。但当时建立的教育制度保留了下来。直到十一世纪初，蛮族入侵浪潮基本结束，西欧的封建制度建立，文化终于开始复苏（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

经院哲学

经院哲学，顾名思义，就是在教会和修道院所办的学校中诞生的哲学。因为当时讲授神学知识和辩经的需要，逻辑学开始受到神学家的重视。十一世纪初，神学家们已经开始讨论是否有必要将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即通过论辩进行推理）运用到神学中，这是基督教哲学早期信仰与理性关系问题的翻版。

坎特伯雷的安瑟伦——因为完满，所以必然存在

等到十一世纪中后期，坎特伯雷的安瑟伦大力推广辩证法，其研究成果得到教会的认可，逐渐开创了“辩证神学”这一新形式。

对待信仰与理性的关系问题，安瑟伦有着和奥古斯丁类似的观点，都认为“信仰寻求理性”。首先要保持信仰，信仰是理性的起点。而理性是在信仰的基础上自发形成的产物，正因为信仰积极，才会强烈地想要寻求理解。

他甚至也像奥古斯丁一样，试图通过理性说明上帝的存在，并给出一个更加系统化的上帝存在证明（一般认为安瑟伦是提出上帝存在证明的第一人）。大致内容如下：1.人人都可以设想一个绝对的存在。2.绝对完满的存在不能只在想象中存在，必须有其实际存在（否则它就不绝对完满）。3.因此，绝对完满的存在一定实际存在，这个存在就是上帝，即上帝一定实际存在。安瑟伦由此认为，任何人都应该相信上帝的存在，哪怕是无知的傻子。因为一旦你认识到“绝对完满的存在”这一概念，那上帝就必然存在了。从脑中的概念瞬间就跨越到了现实的存在，从认识论跨越到本体论，听起来非常不可思议。对此，后世哲学家也是议论纷纷，可以大致分为康德和黑格尔两派。康德认为此证明犯了严重的逻辑谬误，而黑格尔则赞扬其发现了事物的深层逻辑，一种具有生机的逻辑。

解说：

于是，本体论的分歧又一次出现了。这在之后的德国观念论时期体现为形式逻辑（或先验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分歧。而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前苏格拉底时期，即巴门尼德提出的：认识与存在到底是否统一？形式逻辑认为认识和存在两相有别，性质完全不同。按照康德的批判，我设想自己口袋里有一百块与口袋里真的有一百块是两回事，怎么可能等同起来呢？所以，安瑟伦所犯的谬误就是偷换了认识与存在的概念。在他的证明中，2.中出现的“实际存在”是一个认识的概念，而到了3.中则成为了存在的概念。所谓“绝对完满的存在”所具有的“实际存在”的属性只是一个空洞的认识属性，而非现实属性。哪怕这个存在者再至高无上，只要它还停留在我们的认识中，其属性就必然空洞，不具现实意义。

而黑格尔的理解则截然相反：正因其至高无上，才能跨越认识的范畴，进入现实的领域。这是一种生机论的眼光——概念本身就具有生命力和能动性。黑格尔称这种生机的逻辑为“辩证逻辑”，并用一生去论证解释其运作方式，其体系之庞杂完善，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许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这种辩证逻辑甚至都不能算是逻辑，但其确实能揭示不少人类这一存在形态的特质（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具有生存论意义）。如何理解辩证逻辑，如何理解安瑟伦的证明？简单来说，辩证逻辑可以理解为一种冲动、野心或理想主义。人时常具有实现理想的冲动，理想不能只是理想，还必须成为现实。那么辩证逻辑认为，这种冲动或野心不单单为人类所有，概念本身就具有此动力——一种概念本身想要成全自身的内驱力。黑格尔认为这种内驱力以概念自身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安瑟伦的证明就包含了这种矛盾，也就是康德所指出的谬误或偷换概念。“实际存在”只是大脑中的概念，但其内容却指向现实中的存在，这就产生了矛盾：如果“实际存在”只停留在脑海中，那它便不是真正的“实际存在”。概念“不安分”于这种不完全的存在形态，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张力、一股冲动，概念的内容要求其必须过度到现实层面。那么如何过度呢？靠基督教信徒。信徒们去传教、建立教堂等等从事一系列现实的活动，就是上帝概念在现实中实现自身的表现。所以，安瑟伦所证明的其实是一种“力”，一种“运动”，即上帝必然在现实中实现出来。

仔细想想，黑格尔试图说明的其实就是我们人类认知事物，改造世界的生存方式。人类文明的进展，人类所具有的那一股冲劲，那一股理想主义精神，在他看来是十分伟大且现实的，并不是说单凭某些人一时兴起就诞生了那么多技术革新和艺术创造。文明创造的背后蕴含着历史人物所怀揣着的使命感，而黑格尔要为这种使命感找到一个现实依据，并将其完完全全解释清楚。

在此，我们只是引入黑格尔的视角去解释安瑟伦上帝证明的合理性，同时也引出又一涉及逻辑的本体论分歧。而这一分歧在之后的经院哲学中又会以唯名论和实在论之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争论的内容是“共相”的实在性。共相与殊相的问题，就像辩证法的提出一样，最早也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所以此时的经院哲学家其实受亚里士多德影响很深，例如他们关注抽象概念、重视逻辑思辨等等。这与十一世纪以前受柏拉图（尤其是新柏拉图主义）影响的教父们有很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