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人稱複數｜複語術

接續多年前，看陳昭如《沉默：台灣某特教學校集體性侵事件》（2014，即將再版）後，去年參加人本基金會與台大合辦的「校園性犯罪」研討會（2019），到看完台灣電影《無聲》（2020）之後，憤而寫下這篇心得，投到關鍵評論網的讀者投稿。

寫完後才從台灣障礙研究學界的師長那邊得知，這部電影不但沒有真實呈現性平事件應有的程序，也沒有真實呈現聾人世界。人本基金會與陳昭如，也於今日聯合澄清，表示與《無聲》製作團隊完全沒有合作關係。

《無聲》雖然警醒了社會大眾，卻為了電影的戲劇張力而扭曲了校園性犯罪的真實，是福，還是禍？我們又該如何評價這部電影？我還需要時間好好沈澱，還不夠好，也值得紀錄。

隨著國片《無聲》在戲院上映，不但好評不斷，也相應催生許多影評與讀後感。很多人已經指出，《無聲》與九年多前，台南某啟聰學校性侵案件高度關聯[1]，更有人聯想到三年前的林奕含事件[2]，令許多觀眾走出戲院後仍心有餘悸。

我想藉著《無聲》談幾個問題。

障礙是誰的問題？

啟聰學校原是為了補足聽障學童在教育資源上的不足而設立，卻導致聽障學童不但被聽人社會排除出去，甚至害怕「回歸」健全社會。聽障到底是誰的問題？

長久以來，障礙的觀點一直被所謂的「個人模式」主導，也就是覺得障礙是個人的問題，需要別人才能解決。個人模式分為兩種：慈善觀點與醫療觀點。持慈善觀點的人主張：障礙者是值得同情的對象。他們認為障礙者不可能自立生活，必須仰賴社會捐助與善意才能生存。比方說啟聰學校就是慈善觀點的產物。另一種持醫療觀點的人聲稱：障礙者是一群需要被治療的人。他們相信醫學、科技的進步，能夠幫助障礙者「恢復正常」。[3]

個人模式好嗎？我並不認為。

如果，聽覺障礙的小孩覺得耳朵聽不到是「自己」的問題，就會覺得在普通學校跟不上別人也是「自己」的問題，轉到特教學校是連累家人。這種負罪心態，導致聽障學生在學校遭受霸凌或性侵後，寧願保持沈默。聽障小孩覺得，他已經因為「自己」的問題連累到別人，在特教學校已經夠好了。這在《無聲》簡直隨處可見：

比起（在啟聰）被同學們欺負，我更害怕到「正常」社會去。（《無聲》，手語對白）

自1970年代後，個人模式遭到「社會」模式的挑戰。社會模式以「人權」的立場，堅信障礙是社會的問題，認為是社會環境無法包容個人差異才造成障礙。持人權觀點的人強調，各式各樣的障礙者呈現的是人類的多樣性，而非需要「同情」或「修復」的人。以社會模式觀點詮釋《無聲》，聽障角色害怕離開啟聰學校的理由，不是還沒有學會回歸社會的能力，而是社會環境還沒有能力可以接納更多的人。

為什麼沒有阻止下一個「小光」的誕生？

特教老師王大軍（劉冠廷飾）一開始替張誠（劉子銓飾）解圍，並利用翻譯之便為委屈的張誠出一口氣。王老師儼然一位熱血教師：他不但細心感性，能突破貝貝（張妍霏飾）心房，鼓勵她勇於說出真相；他還耐著性子，個別訪談所有可能牽涉的學生；他更能理性分析，釐清聽障學生受害的時間順序、發生地點，最後在白板寫下127起疑似性侵的事件，並且勇敢舉發。這麼一個集全人類優點的王老師，彷彿整部電影的穎雄人物。為什麼他已經勞心勞力了，還是沒有來得及沒有阻止下一個「小光」（金玄彬飾，此處指下一個由被害者轉為加害者的案例）的誕生？

當我們面對危機或困境時，常常會期待有全能的英雄出面解圍。就像市民看到高譚市被人搞得烏煙瘴氣，就期待有蝙蝠俠能出來鏟奸除惡。而《無聲》像是提醒我們，沒有絕對無辜的被害者，沒有十惡不赦的加害者，也沒有人能置身事外。如同導演在專訪提到：「這部片想傳達的不是對與錯的問題...我盼望的是更多對話。」[4]假如我們把教育或是救人的責任全盤丟給特教老師，就只會壓垮一個充滿熱血的王老師，製造出下一個懦弱怕事的竇老師。

姚貝貝（陳妍霏）第一次被啟聰學校的同學欺負的時候，寫日記向竇老師求助。但是老師只是推託說「你們不是在玩嗎？」「他們（欺負貝貝的男同學）人都很好，不可能會做這種事」，然後轉頭離開。也是導致貝貝往後不敢向王老師坦承的理由之一，因為她認為「反正老師不會相信」。

校園性犯罪並非單一個案，而是整體社會結構的問題。不是抓出犯人就好，而是包含成人在內乃至於整個社會，都需要性／別、同志教育以及情感等再教育，才有可能從根本改善缺乏性別意識的結構。除此之外，我認為還需要人權教育。如果我們接受社會模式理解障礙的人權觀點，便會發現日常生活中不乏歧視的例子，對原住民、新住民、身心障礙者以及有前科的人等等。人權教育的核心很間單，就是把這些人當人看，可惜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這些人被當成非人的時候還是占大多數。

人，是單一人稱複數 

若我們接受人權觀點的解釋，相信「障礙」只不過是人一種多樣性的展現，而真正造成障礙的是這個「不健全」的社會。那麼，《無聲》將幫助我們思考，每一個人都是單一人稱複數。他／她可能長期遭受霸凌，又因為個性內向不擅長表達情緒，只好透過性侵別人來緩解壓力。他／是聽障，同時可能有量表測不出來的輕度智能障礙，卻因為特教學校只能提供單一特教資源，而被長期忽視。他／她是聽障，同時可能是同志，卻因為沒受過同志教育，誤以為自己是變態，只好透過性侵異性來「矯正」性向。他／她是聽障也是同志，卻誤以為障礙跟性向是自己的問題，只好利用權勢性侵孩童，還誤以為這是愛與付出。關於生而為「人」的複雜性，我想《無聲》提供了一個顯著而難忘的案例。

我並不是要為加害者／犯罪者開脫。他們的確做錯事，而且罪證確鑿。但是我們也應該考慮到，在他們受到應有的懲罰之後，重新接納他們的可能。《無聲》是一則震耳欲聾的通知：提醒我們不該活在無聲的孤島，而應該重新建構社會安全網，以期接住更多快要犯錯或犯過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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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可參考奇摩新聞整理 。

完整報導應詳參，陳昭如，《沉默：台灣某特教學校集體性侵事件》（台北：我們出版，2014年）。

[2] Kristin，〈【電影】無聲 The Silent Forest，我們一路奮戰，是為了不讓世界改變我們。〉，刊載於《方格子》（2020年10月10日）。

[3] 黃怡碧主編，《CRPD話重點：認識《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的關鍵15講》（台北：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台灣國際醫學聯盟，2020年），頁19。

[4] Ren，〈《無聲》台北電影節開幕片探討「愛與救贖」：「不是對與錯的問題，更不是批判，而是試圖去看到、聽到那些無能為力。」〉，刊於《美麗佳人》（2020年0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