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对国民党性质判断中的意识形态与非意识形态因素

序言

毫无疑问，在中国共产党完成在中国建立起左翼进步政权的过程中，与中国国民党的博弈对抗几乎贯穿了其建国之前的历史。

中共通过其意识形态为基础，进而形成了各个时期对国民党的性质判断认识，然而，中共对国民党的性质判断却因为现实中复杂的需求与影响，最终难以纯粹的根据其意识形态建立对国民党的性质判断，而这种包含了诸多非意识形态因素造就的对国民党的性质判断，最终反过来影响了中共的意识形态构建，从而对中共革命时期以及建国时代的的中国与党组织本身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又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特殊地位，进而影响扩散到了世界，不过在这里，我们仅仅讨论1923----1949年这期间的变化与影响。

何谓意识形态？这是一个复杂多元的概念，通常解释为与一定社会政治与经济相关联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而在这里，我们将中共的意识形态简单理解定义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上“中国化”发展出的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是漫长十九世纪以来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种，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自己的世界观与理论，自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真理，更是唯一且绝对的社会主义，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社会民主主义在十九世纪后半叶更是共产主义的代名词，然而经过伯恩斯世界大战以来的分化异变，社会民主党人中最为激进的部分愈加不满社民党主流部分日渐趋于妥协的现状，而从中分化分裂除了更为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即俄国共产党，共产党与社民党互相指责对方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以修正主义批判之，同时自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传人，而中共的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是来自俄国共产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

俄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除与社会民主党人一样强调其建立在十九世纪以来“半对半假”认识上的“唯物主义”，社会演化的线性认知，共产主义到来的不可避免外，最大也是最本质的区别，便是强调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特别是无产阶级暴力镇压消灭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剥削阶级”的不可避免，但并不排除将社民党推崇的议会合法斗争作为一种补充的手段，而这种实用主义的思维也将在中共自身的行为模式中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

而正如许多第三世界的激进民族主义者那样，许多早期的中共党人除共产主义的理想外普遍具有中国民族主义情绪，至少是朴素的民族情怀，甚至在其文宣中流露出对当时国际所盛行的文明兴衰论的赞同，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发自内心的民族情怀将会逐渐接受布尔什维克式的改造，最终沦为共产主义在中国推行实践的垫脚石与伪装，从这一点完全可以认为，那些自认为中共是像他们宣称的那般是为了中国国家与民族利益而诞生并且参与政治运动的人毫无疑问是愚蠢的，消灭国家与民族，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最终的使命，这一点连社会民主党人也不会否认。

然而，因为中国极其特殊的情况，中共除民族主义外，还需要进行更多在宣传上与实践上的机会主义与妥协，或者时所谓的高明统战手段，这便是中共意识形态中非意识形态因素的由来，而在其对国民党性质判断中，则将在残酷的斗争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在正文中，笔者将尝试根据主要时间点为章节，针对不同时期中共对国民党性质判断中的意识形态与非意识形态因素进行具体的分析与判断，尝试弄清楚其发展演变的过程，特别是其反过来对中共意识形态构建的重要影响。而笔者所采用的依据，将会是不同时期中共党中央以及重要领导人的讲话与论调。

最后，这篇文章与其说是文章，不如说是笔者自己的一些思考，因为笔者是完全凭借记忆力与想法进行书写，而没有参考对照任何资料。或许有一天，可以补足引用使其成为真正的文章，如有不足之处，还请多多包涵与指正。

第一部分 最初的革命者

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未实现政治精英的许诺，而暗藏玄机的宪法，寻求干预政权的军人，被证明失败的复辟尝试，以及接下来的混乱与动荡，都让人不免生出民不如清之感。传统叙述认为，这是因为辛亥革命作为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是因为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低的缘故所导致，然而笔者认为，哪怕要从阶级分析出发，那么很显然，中国近代的资产阶级或者说商人与地主紧密的结合，两者并不能说你死我活，这一点后来的中共自己也承认，甚至共产国际的分析认为这是中国的资产阶级不能实现土地改革的援引所在。而辛亥革命的结束与国民党的继续革命，与其说是所谓封建军阀官僚买办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但是这样的说法太过于政治化，实际上应当是是资产阶级保守主义派与资产阶级激进主义派的冲突与矛盾：袁世凯难道是要恢复地主阶级主导的封建制度吗？所谓的洪宪帝制不也是要寻求建立君主立宪国家？北洋军阀各派真的可以说是列强的代理人与傀儡吗，无论英美日对他们的干涉与支持，都比不上苏联对国民党以及中共的援助。

毫无疑问，也不存在什么天生爱好和平的民族性，清末民初时代便有不少真正意义的帝国主义思想追求者，他们都希望通过军事令中国强大起来，用世界的其他部分满足中国发展所付出的代价，若我没记错的话，北洋的冯国璋与段祺瑞都是这类思想的拥簇与鼓吹者。然而，近代以来的积弊实在是太深刻，中华民国也实在是太孱弱，若要寻求打出去称霸，资产阶级肯定是绝对支持的，然而事实就是根本没有那个实力，以及在大多数人眼中中国就是个没有价值与希望的国家。虽然今天许多左翼份子与民族主义者愤慨于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列强将要瓜分中国为各自殖民地，但实际上这大概只是一个混杂真实与谎言，且谎言的一部分更加多的，虚假建构故事，西方列强之所以不愿瓜分中国，或将中国变为殖民地，完全是因为中国本身没有足够的价值与收益。

因而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及大多数有意识的政治势力，便普遍的倾向不同程度的左翼进步思路以寻求真正的改造中国，乃至于改造世界，以避免中国真的亡国，这正是一种典型的弱者思路逻辑与武器。因此，当世界大战结束，西方的不堪一面集中爆发在中国人的面前，随着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布尔什维克主义，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这般激进的理想主义便趁着中国人追求左翼进步的东风输入中国。

与后来国民党以及部分右翼的指责不同，中共确实不能说是苏俄所制造，就像十九世纪中叶那般，中国在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大量的社会主义政党，无政府、工团、共产党等等无所不包，而在从中，也自发的形成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组织，虽然这其中必然有苏俄影响的因素存在，但这一最早的自发恐怕还是不能归结于苏俄的制造，但也正是有了这一个基础，维经斯基才能奉共产国际的指令来到中国组织中共，清洗各个马克思主义组织中的内部的无政府主义者，纯洁组织，并使其加入共产国际，无源之水是不可能收获鱼儿的。

这个时期的中共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怎样的憧憬与认识呢?但凡阅读过《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社会主义史》、《阶级斗争》等左翼宣传作品的人，都能大致勾勒出这样的一副画面：

“旧世界的资产阶级早已腐败不堪，资本主义秩序即将面临终结，更加古老的封建阶级（地主）自然更不用说，而在共产党先锋队的领导下，经过一番残酷，但或许不那么残酷的阶级斗争后，便能迎来一个新生的世界，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在那个世界，实现社会主义的中国，政治上绝对民主，比如投票权不再有身份·等级财产的限制，人们可以自由结社且出版刊物，每个人都能避免饥饿与贫寒并致力于生产劳动，国家与种族的界限将完全消弭，在大生产的完全普及与集产化下，大同世界将出现在地平线上。”

抱着这样一番宏伟的远景，中共开始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开始在中国的革命，毫不客气地说，便是要颠覆政权，颠覆现有秩序，那边不可避免地遭到民国政府的镇压，甚至说早在更早的时候，当时的陆军部就下令镇压取缔了江亢虎的社会党，其中一条罪名就是其威胁私有制度的存在。因此，中共想要在群众中发生影响力，就必须先得到公开活动的权力，否则一切工作都无从谈起，他们最早选择了吴佩孚，然而因为吴佩孚与苏联在外交问题方面的龃龉，在吴默许下渗透京汉铁路的中共却在直系军事命脉的京汉铁路展开罢工，以此打击这般“披着爱国主义面纱的封建军阀”，最终自然也是被直系军警镇压，中共也自然而然地失去了公开组织活动的空间，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将目光望向了孙文及其国民党。

中共是怎样看待孙文的呢？一个在中国，特别是华南地区具有较大影响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且愿意表达对苏俄的亲善态度并对中共合作，甚至说许多中共党人很早以前便憧憬起孙文。然而双方的接近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不说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激进思想的大规模涌入令国民党的主张在激进青年中相对丧失吸引力，中共自己内部也有不少人认为孙文是阶级敌人，甚至因为他“革命的面纱”，国民党将比北洋军阀还要危险，其中持有这样态度最有名的代表便是包惠僧，拒绝与国民党合作，并对孙文只接受中共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联合的唯一办法深表怀疑，并认为如此这般中共将会失去自己的独立性并且消融在国民党中。最终，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召集中共主要领导人开会做思想工作，向其传授既能保障自己独立性又能收获发展空间的经验，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说服中共党人，与国民党合作的结果必然是中共吞噬取代国民党：必然是无产阶级先利用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打倒封建买办官僚大资产阶级，然后再利用资产阶级左派、小资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最后，无产阶级直接打倒或消化资产阶级左派与小资产阶级。然后再说服的同时以共产国际的威名施压，才令中共同意了孙文的条件愿意联合。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实用主义的投机，这比与吴佩孚陈炯明的“合作”难度挑战还要更大，其中最核心的便是，中共需要一面维持发展与国民党中左派势力的关系，推动他们壮大，另一边又要将国民革命甚至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抓在自己手中，等待来日大革命胜利，便是无产阶级革命之日。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中共不得不面对更多的非意识形态因素，并且学会利用起来以获取最后的成功。

第二部分 现实与理想之间

与如今大多数人自以为是的那样不同，北京民国政府时期的中国并不是所谓相对于后世多么自由民主，或管制轻松，至少在当时的人看来恰恰相反。针对政党结社，特别是示威游行罢工运动的限制与禁令是公开的，各种治安惩处条例，监禁条例随着实时间的发展更是层出不穷，甚至是选举权与投票也是有财产与学识限制门槛，绝不是说国民成年便有完全的政治权力。国民党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民初至二十年代以一种诉求推翻军人干预政权，废除结社与言论相关禁令，完全的普选权，以这样一种进步主义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也是中共认为国民党是相对进步的党派，可以进行联合的原因之一。

而在共产国际顾问的协调下进一步接触这个被认为是比北洋军阀还要有竞争威胁的资产阶级政党后，中共又根据自身的统战理论以及阶级分析，认为国民党本身不只是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党，并且包括了小资产阶级、地主、工人、农民，并且组织相对松散，乃至于世人皆听闻孙文的实际但却与此同时并不了解国民党，而这种情况正符合中共与莫斯科希望将国民党推动改造成各进步阶级联盟的目标。根据这样的指南，国民党自然就进一步地被中共划分为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左翼、工人、农民在内的左派，这是需要联合以及推动壮大的目标，也是中共需要掌控领导权，以及与国民党竞争吸取人才的储备池；另一边，中共又划分出了地主、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右翼、大资产阶级在内的右派，这是中共必须要限制与斗争的对象。

而在实际的操作中，国民党内重要政治势力之间代表的所谓资产阶级力量是模糊的，比如汪精卫，被斯大林认为是国民党内唯一的左派，代表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左翼，然而实际上，所谓资产阶级的左右翼，到底是根据一种文化符号观念进行判断，同样是作为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但却只要在言语上做出革命表述，赞同中共的政策，那便是左派，这对于其他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是同样的道理。因此在中共这一时期以及之后对国民党各方势力性质判断的过程中，决定其是否为左派、左倾，进步的，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其阶级成分，而是其是否配合中共的政策，是否在某一具体时期与中共合作，反之亦然，便成了反革命的右派，哪怕是后来去了一趟莫斯科后与共产国际决裂，一边反对南京政府的邓演达也不例外。又或者说，只要被认为是左派，便一定是代表相对开明进步阶级，反之亦然，而国民党内具体的势力就算因为和中共合作被认为是左派，那也绝对不意味着结束，因为中共还要争取对革命群众，进步势力的领导权。很显然，理论上来说革命群众和进步势力必然不属于右派行列，也不会被右派所领导，因此那必然是中共和左派进行竞争，而在这个过程中，被中共认为是国民党左派的势力但凡表现对中共争取领导权的行为不满，乃至于做出反制措施，就会被认为是右倾，就会被认为是反动，最终在中共的性质判断中被移除左派的行列成为可耻的右派一员。

汪精卫与蒋介石早期就因为对中共的合作态度被认为是左派，中共也根据自己的政策扶持他们并且在孙文去世后进一步打击了以国民党元老为主体，直接要求分共，直接要求清党的右派，并迫使其出走，是为西山会议派，这也被认为是国民党的第一次分裂。随后，在进一步清算直接反共的右派同时，又在加紧向左派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并且逼迫左派人物更加革命化，随后便是蒋介石中山舰事件的反制，也正是从这一刻起，蒋介石在中共对外的宣传上可能还是左派，但在与共产国际代表的核心决策圈子的认识中，逐渐右倾，就算还不是右派，也逐渐在从左派转换为中派。或所谓蒋介石暴露了自己代表大地主官僚，大资产买办阶级的利益，或蒋介石为争权夺利向反动派投降，但事情的本质，便是蒋介石在与中共合作的同时，竟然要确立自己在国民党的领导权，要确立国民党对于国民革命的领导权，那这自然是中共所不能容忍的，这也决定了蒋介石必然沦为右派的命运。

随着北伐战争爆发，国共矛盾在一阵起伏后进一步激化，特别是共产国际与苏联顾问旨意要中国走他们计划好的道路：所谓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如果中国反封建反帝革命成功却走了资产阶级道路那就意味着世界革命的失败，将会延续理论上该崩坏的资本主义秩序的寿命。最终造成了412、715等分裂的标志，在这一阶段，惶恐不安的莫斯科以及中共党人们一时间认为这不仅是资产阶级右派，更是整个资产阶级，自然包括民族资产阶级的“背叛革命“，于是决定公开与国民党撕破脸，利用与国民党联合时期所获取发展的资源势力渠道，进行苏维埃无产阶级革命。

中共以国民党人亲共亲苏与否判断其属于左右派，代表哪个阶级，代表哪个阶级的阶级利益，甚至公开在内参报告性质的文章中写道要利用“敌对阶级“的矛盾，当然可以说是一种非常现实与灵活的策略，但也绝对可以说是一种机器精妙，操作难度巨大的投机行动，更何况还要在这个过程中从左派那里争取革命的领导权，也正因如此，非意识形态因素也迅速的成长起来便开始影响到了中共的理论构建与组织：为了完成这一精妙的投机行动，必须说一套做一套，这就要求一种绝对服从的组织体系，以及必然包括利用威权进行控制遏制，甚至在公开的理论上也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与适应，虽然哪怕核心决策层会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大多数从底层发展起来的忠实党员，学习这些伪装理论说法的忠实党员，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第三部分 为理想而燃烧

与国民党分道扬镳并进行苏维埃革命后，中共一方面暂时重新尽可能的纯净了自己的意识形态，一方面在与国民党直接的武装斗争冲突下不断增加着自身所蕴含的非意识形态因素。这听起来是矛盾的，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前者，指中共正式放弃了国民革命军和“革命的三民主义”招牌，直接拿起了无产阶级苏维埃革命，并且在这一时期直接批判三民主义、孙文的三民主义反动，并激烈的抨击国民党与地主资本家妥协，压制民权，镇压舆论，不开放民主的行径，并和共产国际一道，坚定的认为作为各帝国主义在华统治工具，且内部分裂的国民党势力毕竟与如同即将灭亡的资本主义那样土崩瓦解，以此同时，丧心病狂的资本主义者、帝国主义者为了挽救自己的经济危机必然直接瓜分中国，把中国变成各国的殖民地，然后以中国为据点，进攻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这是必须被阻止的邪恶计划。

后者，指中共的苏维埃政权，虽然号称并向中外大肆自己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有关纲领原则中的八小时工作制，包括农村根据地在内的普遍无门槛限制民主选举，全面的舆论自由而不像国民党那样严苛的出版审查，相比于国民党统治下改善得多的底层人民生活发展环境。然而，事实几乎恰恰相反，农民消灭地主分了浮财后，却发现自己要继续为了革命进行奉献，不仅要面对各种“革命名义的捐税借款”，以及面对扩红的压力，还有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义务劳动，甚至自己分到的地实际上也不能进行自由处置买卖，实际上的所有权为苏维埃政权控制，日均工作时间远远超过八个小时；所谓的苏维埃民主也完全是无稽之谈，民主选举根本不存在，有也是走过场指定，占据农村大多数的农民根本不能决定影响到地方苏维埃以及中央苏维埃的政策，主人公的身份就像是笑话一般；舆论自由更是胡说八道，苏维埃统治范围内的人民根本没有舆论自由的权力，随处可见的民兵、赤卫队、自己假在列宁小学教育的孩子，甚至比在国统区的密探队与特务的监视更要厉害；总体而言在长期游击战争下的苏区民众面临的生存发展压力也因此理所当然的超越了国统区。

随着南京政府的巩固以及中共暴动早期的失败，逐渐察觉不对劲的共产国际也通气中共代表召开党大会，不惜重新公开允许非意识形态因素增加而强化革命斗争的力量，即不再认为整个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部分是可以联合的，更要注意利用敌人内部之间的矛盾，即灵活的投机手段，然而由于中共早期领导人的不成熟以及共产国际内部权力斗争以及认识的缺失，还是催生了诸如李立三路线在内的疯狂举动。李立三路线对国民党的性质认识，和之前完全一致，只不过认为革命时机已到必须立刻行动起来进攻大城市直接打击国民党的统治中心，甚至不惜直接让苏军参战解放中国，最终也自然遭到了共产国际的撇清与批判与中共自身的内部反思。

反五次围剿失败后，红军逃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许多地方为了掩人耳目以北上抗日的名义进行。事实上自从九一八事变后，中华苏维埃便对日宣战了，更加强调日本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紧迫性，但与此同时，则更加激烈地否定与批判民族主义，不仅认为国民党提倡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是骗人的，更是否定民族主义本身，公开支持包括蒙古、西北西南少数民族自决分离。当然，更深层的理论是国民党作为一种大地主大资本买办官僚政权，是不可能发展中国资本主义乃至于实现工业化的，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是为了发展本民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为本民族资产阶级阶级利益而发明的构建，那么国民党的民族主义自然是骗人的。那么各个少数民族受汉族压迫是一回事，被作为各个帝国主义在华代言人国民党剥削甚至为资本主义续命又是一回事，也是更不可以接受的，既然如此，在中共劣势的情况下他们还不如独立，或者干脆直接作为苏联的一部分，就像唐乌努海那样。

批判这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自然属于纯净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然而在日本侵略下不断紧张的局势则令中国民族情绪骤然高涨，甚至让法西斯主义也在中国有了市场，并为国民党人利用与推崇，乃至于引起了中共一时的不能理解，因为按照马列理论的解释，法西斯主义不可能产生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但最后还是完善了理论认识，或者说为批判国民党的法西斯性质自圆其说，即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本质是一种对帝国主义的进一步投降，是帝国主义剥削控制中国的掩饰强化。但不论如何，直接反对民族主义被证明是不行的，以至于1935年后莫斯科也不得不指示王明公开向蒋介石喊话要求重新“合作“，并蒋抗日联合的对象从部分”日渐分化的地主资产阶级阵营中的进步成分“扩大到了蒋介石这个”反动头子“的本身，这注定意味着非意识形态因素的增加，以及为了纯净意识形态认知努力退步，并且从此之后再也不能公开重返之前那样的激情了。

而为了现实服务，蒋介石也从福建事变时期代表日本帝国主义利益，以及更早的英帝国主义代言人，美帝国主义代言人，甚至德意的代言人，彻底确立为了英美帝国主义在华的代言人，而在英美与日本在华利益激烈冲突的背景下，中共便有可能与代表英美帝国主义利益的蒋介石合作，以共同对抗眼前暂时在东亚强势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肉眼可见，这到底还是一种投机，一种针对非意识形态因素的灵活运动。当然，这也并不影响中共同时谩骂指责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动摇投机，不坚定，毕竟一切都是为了现实与那个深层次崇高的，无可置疑的理想而奋斗的。

随着西安事变的爆发，蒋介石最终同意与中共重新实现某种程度的妥协与合作。中共不论是为了生存还是未来的发展，也重新走向现实主义。讽刺的是，在苏维埃革命时期锻造过的强力组织，将成为接下来中共更加灵活投机，更有力的运用非意识形态因素的趁手工具。

第四部分 走向现实主义

与传统的叙事不同，国民党不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或者说认为抗日战争期间与中共的关系是平等合作关系，更不客气地说，国民党只承认抗战期间自己和中共属于政治隶属关系，上下级关系，甚至国共合作四个字在国统区都属于“谬误词汇“，要被书报审查机关删除。哪怕按照中共党史第一卷里记载的有关记载，国共之间针对双方的关系至少有过两次重大公开谈判，但都没取得什么突破性的共识与成果，于是最终的结果，便是双方根自己随着时间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利益，各说各话。以至于到最后，中共认为自己才是抗战中的中流砥柱，对抗了大多数日军主力，甚至是领导中国抗战的核心，而国民党则因为腐败和不抵抗极大的损害了中共领导的抗战，当然也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共国民党就将会投降，就算蒋介石在英美压力下坚持抵抗也必然失败。

对于蒋介石这个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利益代言人，中共的“合作”政策自然也是要如同大革命时代一样与蒋介石接触的同时，更要与国民党内部公开对中共亲善的“进步”势力合作，并且为他们造势，推动他们壮大，但与此同时也要保障对群众的领导权掌握在中共手中，因此在抗战时期党禁暂时解除的环境下，各个民主党派，国民党内非蒋的中央地方势力虽然中共都与之有合作，但都是在保障自己独立，自己获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合作，换句话说蒋再怎么样也只是这个抗日联合战线内部优先针对的对象，其他的人则是蒋介石之后逐步需要清除打倒的。当然，这些地方军势力，民主党派，哪怕还在和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斗争，但只要与中共存在明显竞争关系，甚至尝试获得被中共视为不可动摇的群众领导权，便会受到和蒋介石差不多的既联合又斗争待遇，若是自己不肯悔改，不愿意在合作中逐渐沦为中共的附庸，甚至还要公开地反击，那便会被直接的视作人孤立，恼怒于山西新军大半被中共控制的阎锡山便是一个典型例子。

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下，中共重新捡起了新三民主义的说法，所谓的新三民主义，根本不是什么哲学与理念，最多只是几条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附庸的纲领，然后被添上孙文的名号供中共用来统战宣传，毕竟在与国民党重新妥协且名义上不得不遵奉三民主义的背景下，这样的手段再好不过了，虽然还是遭到了来自重庆方面的反制与指责。新民主主义也是这样背景下的产物，本质就是论证国民党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买办官僚，哪怕是国民党左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也不可能完成中国的资本主义建设，或者说中国根本不能走资本主义，要想中国生存下去，不被资本主义瓜分，广大资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者都应该拥护中共，支持中共掌权，哪怕后者掌权后要迈向无产阶级革命将这些人全部改造与清算也要去做革命的柴火，否则便是汉奸，这便是非意识形态因素中对民族主义的手段灵活运用经典体现之一。因此，那些在敌后战场坚持保卫国民党的政府机构的，坚持要求中共服从国民政府领导的，那些认为三民主义才是真理而马列主义不过是很一般的谬论，不肯认同中共创造的“新三民主义，革命三民主义”的，统统在中共那里成了顽固派，成了破坏抗战的汉奸。

在抗战的过程中，中共不断掩饰自己的激进主义倾向，暂时停止阶级斗争以便充分的投机发展壮大自身，乃至于公开鼓吹自己以前反对的英美帝国主义的民主，宣传美国是世界民主灯塔，以博取舆论的好感，声讨国民党独裁并要求国民党开放政权民主化，特别是要国民党承认中共和国民党一样的平等地位，甚至还发明了民主化有利于抗战的理论，本质都是为了夺权，同时又要讲究什么斗而不破，又要在联合中斗争国民党，又要保证不能把国民党逼急撕破脸，乃至于影响中日战争的局势。而在要求国民党民主化的同时，中共自己却在进行整风运动，强化毛的个人崇拜，建立起完善的独裁统治，在那个红都延安，据说有着国统区没有的舆论自由，没有国统区那样的通货膨正，没有国统区那样的官僚主义，人人都有苏维埃时期那样的选票选举，可谓真正的民主？事实当然恰恰相反，延安哪里有什么言论自由可言，在重庆抨击蒋介石可能被抓捕，在延安辱骂最高领导人也要被枪毙，所谓三三民主也不过是更加灵活的控制，主要关键职位根本就是自己内部制定，基层控制组织比国民党那边被批判成极权主义的保甲制度严密厉害得多，所谓选举就是演戏给群众看，以至于中共自己都在抱怨许多地方群众自己民主意识不足，而在基层紧密巩固下干部数量的膨胀以及不断地政治清洗运动更是催化了官僚主义的膨胀，延安以及中共的各个根据地也同样存在着严重的通货膨胀。

而在国民党因为抗战以及和中共冲突的背景下不断强化国统区内的限制，不断保护势力范围，坚持自己抗战领袖乃至于中国唯一领袖地位的背景下，中共对国民党的评价也从抗战初期的回升重新下滑，大地主大资产，甚至法西斯的评价也再次出现，只不过这个时候不再强调国民党是英美的买办了，毕竟英美在这个时候都是需要争取的民主国家，民主灯塔，自然不能把人家逼到蒋介石那边。而在日军发动一号作战胜利国民党势力遭遇重大危机后，中共更是准备直接另立中央，组织新政府，并计划着直接夺取大城市要地在与国民党的冲突中占据先机。

虽然这一时期中共吸收的，运动风非意识形态因素大大增加，但因为极权主义党组织的建立，只要最高领导人，或者说核心决策圈子能够坚持正确的路线，那便能够做到在最大程度投机的同时保持自己的革命理想本心，但与此同时更多在各种实用主义宣传下吸收成长起来的党员自然数量也是空前膨胀，这也是整风运动乃至于未来更激烈政治运动的重要逻辑之一。

第五部分 利维坦的塑造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这是陈伯达在抗战后期内战初期这段时间的发明，认为是所谓国民党封建官僚资本登峰造极的标志，把国民党建设的国家资本，公营企业，党产经济，在根据所谓私人纽带的关系，判定为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或者更进一步，国民党以及属于国民党的产业就是这四大家族的，一次更进一步的拉拢反对国民党战后强化经济统制政策，加强国有化的资产阶级，也就是所谓民族资本家的支持，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论证这些已经逐步控制全国资本的国民党官僚封建资本是不可能实现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强调资本家必须拥护中共才能生存，否则便是官僚资本的仆从，就是反动派。而中共没收掉这些所谓的官僚资本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或是所谓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便是正面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这更加证明了有关方面的非意识形态因素对中共意识形态理论的影响与塑造。

只不过这一时期还没有重新强调所谓买办因素，因为这个时候尚且需要拉拢美国舆论，甚至还强调要利用先前所批判的，美帝国主义的资本进行现代化建设，公开向美国记者表示不会搞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搞全民民主宪政，配合斯大林的“黄油论”塑造一种自己与国际共产主义，与苏联毫无关系的外部印象。虽然美国的杜鲁门马歇尔等人在回忆录中强调自己绝不会被中共的美妙言论忽悠而相信中共真的是什么“进行土改的民主党”，但毫无疑问这般灵活运用非意识形态因素进行投机统战的策略进一步为中共在美国民间舆论方面争取了发展空间，制约了华府的决策行动。

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美国虽然无意强力干预中国局势，但由于美国总体倾向于国民党以及在美苏对抗的大背景下，在美帝国主义妄图称霸全世界，准备联合欧亚傀儡向苏联发动战争的背景下，国民党又重新被强调属于代表英美利益的买办，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买办并加以批判，有关蒋介石，国民党是美帝国主义在华利益代言人的，至今令人熟悉且作为中共党史官方定性的论调在这个阶段终于最终成型了，再配合先前关于民族主义元素的非意识形态因素灵活运用，最终塑造一了套中共代表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利益消灭美帝国主义在华利益代言人、大地主大资本大官僚军阀买办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叙事。

而当解放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成功将国民党赶去台湾后，中共终于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取得革命阶段性胜利了，外蒙古也一样，因为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便是中共革命需要保卫的目标，特别是按照后来毛对但泽巴尔的说法：“是美帝国主义主义命令蒋介石不许蒙古独立，而我们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欢迎蒙古独立。”之所以是阶段性胜利，因为这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最多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这个新民主主义国家理论上也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最多说是有觉悟的无产阶级主导的国家，到了这个时候，不论是什么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农民，非亲共无产阶级那都必然就成了中共需要斗争的对象，毕竟蒋介石已经被赶到台湾，那么主要矛盾的对象便自然而然地发生了转换，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也必然迟早取代新民主主义革命，到那个时候，这些接受中共统战的势力，不论是错误判断也好，为了争权夺利投机选择也罢，冥冥之中也都将会为自己的选择收获应有的回报，但那显然已经是1949年之后的事情，因此笔者在文章中不做过多讨论。

要进行如此庞大工程规模的说几套，做几套，全面而最大程度利用非意识形态因素推进胜利，而本质只是是为了那一个根本的共产主义宏伟目标，同时又要确保党组织的纯洁性，或者说在一定时期内的相对可控性，那么如此一来，中共自身的意识形态理论构建则必然要为此付出代价，而反映到国家政权构建上，便是形成了一个比自己反对的国民党独裁政权还要强有力的党国：国民党被指责假行宪政，国民实际上没有选票，然后后来者真的早早的实现了宪政，但宪法被证明根本不存在任何约束力，选民的选票更是没有用；国民党被指责封闭镇压舆论，实行强力的出版审核政策，然后后来者干脆长期一段时间压根就没有新闻法，根据自己的需要想怎么控制打压舆论，就怎么控制打压舆论；国民党被指责用军事封建独裁手段奴化人民，提倡军国主义，整个国家民团童军遍地，让中国人沦为蒋介石个人的顺民，然而后来者军事化封建独裁手段更有过之无不及，更严密系统的民兵组织配合塑造了针对他的个人崇拜……甚至完全可以说，他们构建的利维坦，比国民党还要国民党，比蒋介石还要蒋介石，正是如此。

毫无疑问，以上种种非意识形态因素对中共意识形态理论构建的影响，对国家政权构建的影响，已经令其偏离了最早希望实现的初衷与纲领，甚至这种错误的，至少是有所偏离的现状，却被源源不断涌入的忠实党员视作胜利的法宝，正确的路线，乃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应有的模样。今天许多的左派份子、进步人士，凭此认为他们不是左翼进步政权，甚至污蔑他们是披着左皮的民族主义政权，这种批判，如果不是另一种最大程度运用非意识形态因素的投机统战，便真的是自己身在山中而不自知，或许真应该想想自己是不是太过于纯洁，不适合研究复杂多变而又残酷的政治斗争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