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中国的 GFW

原文地址：https://www.wired.com/1997/06/china-3/
原文作者：Geremie R. Barmé，桑晔

“中国信息产业联合起来！”

夏鸿是瀛海威时空的策划总监，这家公司刚成立一年。这家公司是北京狂热的企业界最新创新的典型之一：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瀛海威时空在北京海淀区的办公室采用了新式中国公司喜欢的宽敞明亮的开放式布局，它的标志——一个精子形状的阴阳图案——装点着视野中的一切。其主页顶部横幅上写着：“中国信息产业联合起来！”正如夏鸿乐于阐明的那样，这并不是瀛海威时空唯一一处彰显 1997 年风格的中国新社会主义的地方：

“互联网与现代组织原则格格不入。它未能发展出有效的控制手段。坦白说，我认为它就像联合国。你也知道，联合国是世界上最无能的机构，更不用说它是否高效或具有成本效益了。那些杂乱的胡言乱语，好与坏，对与错，全都混在一起。一个允许个人随心所欲，恣意妄为的网络，是一个损害他人权益的霸权网络。

“毫无疑问，互联网是一个信息殖民地。从你上网的那一刻起，你就会面临英语霸权。这不仅仅是为非英语国家的用户提供网络便利的问题。人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讲英语的人并不是世界的全部。他们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的理想是建立一个纯中文的网络。这将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一个面向大众的信息高速公路。”

Z 女士（她要求我们不要透露她的名字）是上海一所私立秘书学院的应届毕业生，今年 18 岁，我们在位于金陵东路的上海网咖与她进行了交谈。金陵东路是一条繁华的大道，位于中国最接近国际大都市范畴的城市的中心地带（至少在香港 7 月 1 日回归祖国之前是这样）：

“如果你想在外企找到一份高薪工作，过去你只需要会说英语并会使用电脑。如今，你还需要懂得互联网。今天我来这里是为了给加拿大的朋友发几封邮件。这比邮局的传真服务便宜多了——那里两张纸 70 元（约合 8 美元）！在这里，我只需支付一小时 30 元的费用，就可以发送信件、浏览网页，还能免费喝杯咖啡。当然价格不菲，但这样的地方不是为乡下人开的。如果你付不起，就呆在家里喝白开水吧！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信息社会，每个想法都是有价值的。那些在网上提供免费软件或共享软件供他人下载的人实在是太愚蠢了，真是浪费精力！至于通过网络给别人提供创意，你得是个笨蛋。为什么要让别人从你的想法中获利呢?

“我最讨厌互联网的一点是，有那么多美妙的购物机会——如此多的漂亮衣服和化妆品——但我一个也买不到。比如，香奈儿 19 号在上海的商店里要近 800 元（96 美元），而在网上，包括邮资在内，只有这个价格的一半。但即使我有外币信用卡也没用：中国的关税太高了，让人望而却步。所以我在网上看到的东西越多，就越心烦意乱。”

在炒作满天飞的中国大陆，1996 年被称为“互联网年”。尽管如此，根据最高估计，只有 15 万中国人——10000 人中只有 1 人——真正使用了网络。大多数大陆人从未接触过电脑，平均每条电话线对应 17 个人。从北方的北京到与香港接壤的南方广州，令人屏息的新闻报道坚称中国传统的问候语“你吃饭了吗？”正在被取代。现在，任何有远见的人都会问：“你上网了吗？”

这不仅仅是媒体的夸大报道：在北京，著名的外文书店的二楼摆满了闪亮的新电脑显示器，展示着中文版的 Eudora、最新版本的 Netscape 和 Internet Explorer，取代了曾经占主导的毛泽东、斯大林和恩维尔·霍查的著作。

今年早些时候，热潮是调制解调器的首发优惠，计算机公司在百货商店外的街头摊位推销其硬件和软件套餐。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销量超过 40 万册，这还不包括盗版。即使是矗立在路边、交叉路口和乡村的巨大广告牌，现在也常常宣传的是宏碁、微软或国产的北大方正电脑，而不仅仅是资生堂化妆品、XO 干邑或共产党最新的宣传口号。

但没有什么能像网络本身那样激发广告词作者的灵感：加入网络俱乐部，结识当代成功人士，感受时代脉动，畅饮休闲之杯。购买互联网，使用互联网。登上通往下个世纪的方舟。赢得世界的奖赏。互联网，现代文明人的通行证。

二月份从机场驱车进入北京时，我们收听了一档叫《早安！出租车》的广播节目，其中讲述了在线技术的最新发展。报道总结说：“互联网不仅仅是关于信息的。它关乎新的思维方式，新的生活方式。”

当然，这正是中国统治者所担忧的。新的思考方式、新的交流手段、新的组织人和信息的方法——互联网正直接冲击着自毛泽东时代以来一直被国家垄断的领域。对于一个仍在适应最近逝去的伟大领袖邓小平的国家而言，这是新事物带来的双重冲击：中国为在21世纪建设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所需要的技术，可能会削弱庞大的国家机器本身。邓小平的继任者如何控制互联网及其带来的后果，谁也无法预料。但没有人怀疑，网络这个形态模糊、难以预测的信息使者，为这个长久以来自我封闭的国家带来了诱人的可能性。

潘建新是中国远程办公的先驱之一，他在北京的家中为广受欢迎的广州周末报纸《南方周末》撰写电脑专栏，广受读者欢迎：“我每天在网上可能会花四五个小时。电话费太贵了，我妻子总是抱怨，但我就是离不开它。网络是一个独立的世界。”

听起来熟悉吗？他可能是任何一个地方的网络专栏作家。但这是中国：国家的整体文化水平令人担忧。我们仍在努力让人们停止在公共场合随地吐痰。因此，互联网并不是主要问题。

杀出重围

对新事物的狂热是中国自上世纪中叶以来就热衷于抓住的一柄双刃剑。在早些时候，政治革命，包括“科学”的社会主义，被认为是快速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而今，高科技成了救世主。中国政府和批评者都在思考一个问题：高科技是否也会成为文化和政治上的特洛伊木马？

中国对高科技的狂热潮流始于 90 年代初，往往带有一些滑稽色彩。首先是街边的“电脑算命”，然后是“电脑诊断”——用机器神秘地配出中药。最近的热潮——伴随着不可避免的广告牌——包括“电脑”洗车（电子控制的喷雾器）和美容院（自动化的面部分析）：这些都不足以让公安局的人失眠。

但互联网的问题更为棘手。与世界上大多数地方一样，科学家是互联网的先驱；不同之处在于，由于缺乏兴趣和基础设施落后，第一个真正的网络直到 1993 年才建成。两年后，全国的大学系统跟进，带来了至今仍被珍视的创新：国内和国际之间的电子邮件连接。

然后发生了一件让公众对互联网产生全国性关注的事情。朱令，一名就读于北京清华大学的年轻理科学生，突然生病了。随着她的病情恶化，心急如焚的朋友们在网上发出了求助呼吁。成千上万的回应从世界各地涌来，其中 84 个（根据更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媒体报道）正确诊断出了铊中毒症，这是一种很少见的因接触铊元素而引起的疾病，朱令的病例就是在实验室实验中接触铊元素而引起的。朱令接受了治疗，最终开始慢慢康复；中国公众被这一事件深深吸引。据报道，一部电视连续剧正在制作中。

大学生被鼓励使用电子邮件来制定出国留学计划，但只有少数研究生和教师（主要是技术学科）能够真正访问网络。大部分的中国大陆居民——大约十亿人——分不清互联网（Internet）与《国际歌》（The Internationale）这首共产党党歌有什么区别。

然而，无论数字多么微不足道，对于中国政府的控制狂们——也就是说基本上所有的当权者——自由流动的信息和未经授权的结社都是令他们深感不安的概念。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本身就是在秘密集会、阴暗的阁楼里召开的小组会议、隐秘的信息交流——再加上大量的群众不满和压迫——的过程中诞生的。提到信息革命，他们本能的反应就是加强管控。

国务院令第 195 号的标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该法律由李鹏总理于 1996 年 2 月 1 日签署，其中包含以下亮点：国家对国际联网实行统筹规划、统一标准、分级管理、促进发展的原则。计算机信息网络直接进行国际联网，必须使用邮电部国家公用电信网提供的国际出入口信道。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建立或者使用其他信道进行国际联网。从事国际联网业务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严格执行安全保密制度，不得利用国际联网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等违法犯罪活动。

精神污染控制

在北京三环的空军招待所，一间堆满各种设备的办公室里，坐着主管公安局计算机和网络监控的负责人。公安局（当地人称 "雷子 "或 "打雷的"）的职责范围不仅包括抢劫和谋杀，还涵盖文化间谍、“精神污染”及各种异议。它的新关注点是网络不法行为。

X 同志是一位 30 多岁的计算机工程师（由于对一些中国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评论不太礼貌，他要求不具名），他正在督导构建一个与中国的长城相仿佛的数字屏障。自去年起开始建设的这一“防火墙”，旨在确保中国的网络空间免受各种污染。方法很简单，即要求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屏蔽对“问题”外国站点的访问。

X 同志解释道：“第一道防线是我们所说的‘预防性干扰’，基于选定的关键词。我们特别关注的是旨在破坏中国统一和主权的材料（即有关藏独和台湾问题的内容）、宣传‘上帝之子’等新宗教的企图以及持不同政见的出版物。普通的意识形态分歧现在一般都被忽略了。”

技术上来说，这没什么难度，特别是因为与外界的连接必须通过少数官方网关，例如邮电部的 ChinaNet 和电子工业部的“金桥”是其中最大的两个，它们都会预先进行自己的内容过滤。视情况而定，它们屏蔽的内容包括大部分西方媒体、《华夏文摘》（由中国流亡人士运营的大型在线服务）以及其他国外运营的专业网站和新闻组。为了分一杯羹，主要的全球网络公司，如 Sun Microsystems、Cisco Systems 和 Bay Networks 等，都在积极争夺为此提供设备的机会。

然而，如 X 同志所言，这并非仅仅关乎技术：人们早已习惯时刻保持警惕，身处监视之下的这种感知便成了一道无形的壁垒。在中国，控制网络的真正要诀在于管理人心，而这一过程从你买入调制解调器的那一刻就已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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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在人民共和国上网？让我们回顾一下上网的“简单”步骤：

首先，选择一个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最近的统计显示北京有 32 家，从政府运营的公司和中国电信，到如瀛海威时空这样雄心勃勃的私营初创公司都有。你需要填写一些表格，并提供身份证（对于外国人则是护照）。首先要填写的警方档案报告表需要三份——一份给你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一份给当地的公安局，还有一份给省级公安局的计算机安全和监管办公室。

接下来是《网络访问责任协议》，你需要承诺不使用互联网威胁国家安全或泄露国家机密。你还要保证不阅读、复制或传播“危害国家、妨碍公共安全、淫秽或色情”的材料。

最后，还有一份供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使用的申请表，上面需要填写你的居住地、工作地点、职业、家庭和办公室电话号码、移动电话甚至寻呼机号码，还有关于你的计算机设备的细节、调制解调器的型号，当然，还有它的许可证号码。这个许可证需要去公安局办理。

现在，你离那张“现代文明人的护照”已经很近了。但你还需要付费。这意味着支票或银行账户的姓名和号码——不欢迎信用卡。预计每月的网络和电话费用为 350 元（约 42 美元），大致相当于一个近期大学毕业生的半个月薪水。在北京或上海的外企拥有一份好工作的人可能可以承受得起。当然，那些为他们工作的渴望获得更多媒体信息的外籍人士也可以。正如 X 同志去年在谈到这一系统启动时所说：“看到那么多外国人在我们办公室外排队登记，那种激动真是难以言表。”

沟通的愉悦

实华开，一家中加合资企业，自去年十一月开业以来，已成为该市最大的网咖。它如此宣传其在北京新开的网咖：站在历史的探照灯下，踏在新世纪的门槛上，一堵明亮的长城正在从中国迅速延伸到世界各地。它的光芒传递着一个神圣的使命：实华开正在构筑一个多媒体平台，将为全球带来惊喜。

网咖是中国的新兴产业之一，它将人们所追捧的 “进口 "氛围与基础的在线服务结合在一起，正如一张宣传单上所说的那样，“沟通的愉悦”。在北京大学正门附近，有一个规模不大的网咖群——“霸必龙网络酒吧”就是其中之一，毗邻中关村电子城。有的网咖只有一台电脑。从霸必龙的情况来看，虽然提供热情的服务，但咖啡品质一般，而且过多的塑料植物给人留下了不佳的印象。

位于首都体育场西入口旁的实华开有着更高的追求。首先，它拥有自己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体育场本身值得一游：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它曾是一个重要的体育场地，现在则是一个超大型的家具展示厅。网咖采用了最新的国际科技风格——闪亮的环境照明，10 台崭新的电脑，以及播放最新 NBA 比赛的电视。

但如 X 同志所说的“中国特色”也处处可见。任何人都可以点一杯卡布奇诺，但上网则需要你经历与在家接入网络相同的官僚程序：警方报告表格、《网络访问责任协议》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合同。此外，还需要身份证或护照号码，以及你的居住和工作地点的详细信息。

接下来是规则：当然，不能尝试访问被禁止的网站或下载不恰当的材料。上网期间不得更换机器。每次只能一人在线。你的活动日志可能会被检查。“如果发现任何异常情况”，合同上写道，“您将被处以相应的罚款”——最高可达在线时间费用的 10 倍。对于严重的违规行为，服务员兼网警有权将你移交给当局。祝您上网愉快——或者用普通话说，漫游。速度为 14.4 Kbps。

身着西装、在咖啡馆当指导员赚取闲钱的大学生庄敦迪表示，“到目前为止，我们这里还没有出现过任何意外。”原因不难理解。“我们有三层‘防火墙’保护”，他解释说，“首先，我们公司会进行一次过滤，接着 ChinaNet 本身也有自己的过滤系统，同时我们会密切关注这里的一切。”

尽管环境不太友好，实华开每天仍能吸引 100 多名顾客。他们大多是外国人，尤其是思乡心切的学生，或是那些考虑自己接入互联网的人，主要是合资公司的白领。对于中国大学生来说，这里的价格简直是天文数字：预付 100 元（12 美元）押金，然后每小时收费 30 元，每超时 10 分钟再加 15 元。想要得到庄敦迪的教学服务，每小时收费 40 元，饮料每杯 25 元。按照这样的收费标准，一个小时的网上冲浪加上几瓶可乐，就将耗费中国普通大学生已经非常紧张的月预算的 10%。

这些限制不曾困扰网咖经理白景鸿，他对官方立场了如指掌：“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的，那将导致混乱。审查有害内容不只是为了确保互联网能健康发展，更是为了保障中国的稳定。我认为新加坡的做法是正确的，他们在互联网发展上积极主动，同时也严格地加以管理。他们的做法值得效仿。放任自流的态度是具有破坏性的，必须坚决摒弃。”

在朋友的校园公寓内，就读于北京的一所著名中学的一位 15 岁男孩，分享了他的上网经历：

“我有‘在信息高速公路上用公家的油’的优势——我通过我妈妈的工作单位上网，他们接入了 ChinaNet。如果我必须自己付上网费，我父母会杀了我的。我不是网虫，我才刚上网几个月。我只是初三学生，英文也很烂。有些人真的很善于网上冲浪，而我却只能到处乱逛，不过偶尔也能碰到些好东西。

“当然，我可以通过香港或台湾的接入提供商来访问真正的互联网，工作单位无从知晓我接入了哪个网络。但是，如果我上网时间太长，国际长途费会很昂贵，这笔费用需要我家来承担。我妈肯定会杀了我。

“我猜网络墙的存在主要是为了阻止色情内容进入国内。例如，他们封锁了《花花公子》，但这并不意味你就被挡住了。如果你真的想找某些内容，你总能找到突破墙的方法，只要你知道怎么做。话说回来，有些东西比《花花公子》糟糕得多，而通过北欧或日本的网站很容易就能访问到。一旦你找到一个入口，你只需通过他们提供的链接在这个网络圈子里转一圈，你就能找到一座金矿。

“但是，网上的黄色内容很无趣，都是静态图片或质量较差的视频，它们不如真正的录像片那样有趣。至于所谓的‘反动宣传’，我对它一点儿都不感兴趣，我甚至都不会去搜。”

上海风格

上海历来是中国的国际商贸中心。在这里，X 同志的美好设想以及对新加坡模式的讨论已经逐渐让位于市场力量和实用策略。

来自上海知名学府复旦大学的电气工程专业毕业生潘伟民，现年三十多岁，负责 PaCity 计算机公司的日常事务，这家公司专门制造和销售计算机及相关设备。

“接入网络的意义在于能够与他人沟通和交流，或者进行商业往来。这是一条双向的信息高速公路。如果互联网变成一个仅仅局限于特定文化的国家网络，那么长远来说，建设这样的网络又有什么价值呢？”

潘先生言行一致。为了推广其产品，PaCity 在上海电子产业中心普陀区，开设了一个简陋的“网咖”，配备了八台联网的计算机。

“人们可以免费使用我们的设备——如果我们依赖客户消费来维持这家网咖，它肯定难以为继。但还有另一点：如果我们开始收费，我们就必须让每一位用户，不管是不是临时用户，都在中国电信和公安局登记。现在，我们可以假装在展示我们的电脑，培训潜在买家，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开这些管制。否则，警察和娱乐行业的监管机构很快会找上门来。”

当然，他对中国电信的过滤无能为力。而他或其他人找到的所谓的“漏洞”，也不足以真正地突破网络限制：

当真正需要采取行动时，当局不必仅局限于在中国设置一个网络防火墙。他们可以使用历经考验且行之有效的传统方法：一纸行政命令，一切都可以被关闭。这种方法简单而有效。

美丽新网

中国政府在看到网络机遇的同时，也看到了它的威胁，这一点不足为奇，20 世纪一再证明信息技术对于为官僚或秘密警察打造一个乐土的价值。对于共产党干部而言，这意味着一个致力于传递党的指示、政府的命令，以及各种地方行政细节的专属网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网。警惕性极高的公安部已建立了一个这样的系统，它与外国客人可能入住的每家大型酒店和宾馆建立连接。当你在一家五星级合资酒店办理入住手续时，X 同志和他的同事已经得知你的动态。

在其他地方，这些工作大多仍在进行中。例如，在广东省，很少有地方党政机关有足够的带宽（即不止一条电话线）让电脑持续在线。因此，总部必须先打电话通知说文件即将送达，然后地方官员打开调制解调器接收文件，同时接收相关党委书记经过适当加密的公章和签名。这种方式虽然笨拙原始，却行之有效。同时，一个将整个省份连接起来的基础设施正在建设中——当然，首先是共产党的办公室。

我们在广州采访了一位大学计算机专家，他被请来帮助搭建一些他戏谑地称之为“文档网络”的网络：官僚们对互联网和与外界的连接并不感兴趣。真正吸引他们的是（只要经费允许）构建自己的本地网络。每当他们从北京收到传真，便会让秘书将其录入计算机，然后通过“文档网络”进行分发。这是最新的无纸办公方式，他们都想要。

金钱万能

中国南方有句古话：“天高皇帝远”。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也就是毛泽东时代后的黎明时刻，广东省与香港接壤地区的人们成为了最早通过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一瞥外部世界的大陆中国人。他们也是第一批能够关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向英属殖民地电视所呈现的资本主义腐朽魅力的人群。

互联网会走上类似的道路吗？在广东省的省会广州，一位富有的电子爱好者，在过去几年里以销售台湾盗版处理器制造的计算机大赚一笔后，正在寻找新的机会。他提供了一个典型的南方视角：

“想想 80 年代初的情况。当时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是你把电视天线指向哪里——是朝向香港还是内地。这场斗争持续了多年，警察进行逐户检查，人们被勒令拆除天线，党员被警告如果观看香港电视频道将被开除党籍。随后，生成信号放大器的地下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很快每个人都能在没有外部天线的情况下观看香港电视频道。这一切变成了一场闹剧，最终当局干脆放弃了干涉。但现在，不仅大陆发生了变化，香港的电视台也在调整，他们想要吸引整个珠江三角洲的巨大观众群。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在内容上做出了让步，不再播出过于挑衅的内容。这就是商业的本质：想要得到某些东西，你必须做出让步。

“如果互联网在中国要取得成功，人们就必须接受中国政府会屏蔽一些东西的事实。如果外国媒体对此大做文章，别担心，事情会过去的。对互联网商业潜力感兴趣的人们会继续前进。

“面对现实吧：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政府的声音都不如商界响亮。愿意出钱的人将拥有最后的决定权。”

巨型网络墙

中国当局试图在国内构建的数字屏障被称为“防火墙”，这是直接从英文词汇翻译过来的，但更流行的说法是“网关”，字面意思是“网络墙”——这个名字让人回想起早期抵御外敌的努力。正如每个中国学生都知道的那样，原始的长城在其基本使命上失败了（尽管它作为通信通道做的还不错），它在数字世界的继任者能否取得更好的表现呢？

公安局的 X 同志看到了问题的复杂性和战略家们所说的的“纵深防御”的必要性：“我们正在制定全国范围的规章制度，但由于它们涉及的领域广泛——如广告、新闻等领域，所以我们短期内还无法完成全面的立法。目前，监管新闻组和防止国家机密泄露的责任落在了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个人身上。”

然而，广州某电子学院的教授却有不同的看法：“‘网络墙’是典型的中国思维模式的产物，也许这仅仅是为了保住面子。政府里的人觉得自己被逼到了墙角。他们并不愚蠢，非常清楚每天有多少人在背后尖刻地批评他们。”

举例来说，在交谈中，对天气的评论经常暗含政治寓意。低温和暴风雨预示着大祸临头，高温可能意味着个人、公司或政府内部正面临危机。中文的丰富意象和典故，使得审查者难以分辨哪些是颠覆性信息，哪些只是诗意的表达。

虽然这并不能阻止他们尝试。

政府已经亲眼目睹了当信息时代的浪潮撞击社会主义的堤坝时会发生什么。去年夏天，在关于日本占领曾属于中国的钓鱼岛（尖阁诸岛）的风波中，学生们利用全国大学网络组织了示威活动，最初这一行动受到了当局的鼓励。他们还传播了关于抗议活动的新闻，其中大部分都没有在紧张的官方媒体上报道。在此情况下，审查制度既粗暴又有效：最著名的网络活动家很快被流放到偏远的青海省，而且有十天时间，所有大学的新闻组都被关闭，无论是英文新闻组（受到科学家的青睐）还是中文新闻组。

此举正值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全面打压之际。半独立期刊和报纸被禁，作家和知识分子受到骚扰。少数还未被监禁（或者更常见的是被流放）的活跃异议分子，与外界接触时不得不更为谨慎。

戴晴，一位备受争议的环保主义者和调查历史学家，正是那少数人之一。她曾多次被当局扣押，但她视互联网为与国外友人及支持者联系的生命线。“我每次回到家，首先做的就是查收电子邮件。中国有句俗语：‘天涯若比邻’，这就是电子邮件带给我的感受。与世界各地的人们保持联系给了我一种安全感。”

自打压行动以来，尽管网络有诸多问题，但它成为了极少数的非官方消息来源之一。主要的在线中文信息来源，如香港和台湾的新闻机构，以及《华夏文摘》，都是网络防火墙的高优先级目标。但是，任何人只要能上网并稍有技巧，就能找到未经审查的信息，这些信息甚至可能只是与天气有关的简单邮件，但它们填补了当局所制造的信息空白——无论是关于持不同政见者，关于邓小平去世的传言，还是关于伊斯兰分裂主义分子在北京市区制造的爆炸事件。

还有其他一些小型的数字空间存在。例如，由两位在华日本人运营，专为北京“非官方”艺术圈打造的在线杂志；还有一个由一小群大陆同性恋者运营的网站，他们通过此平台向外界分享他们的生活和活动消息。这些平台能够存在多久，真的很难说。中国当局常常对事情持放任态度，直到问题出现。正如 X 同志以他的俏皮风格所说：“你给我们制造麻烦，我们就给你制定法律。”

审判日

在中国，要严格限制互联网的传播并不难。但像瀛海威时空这样的公司有一个更加明确的目标：将信息技术转化为民族主义优势。这并不是官方政策，但非常接近。它反映出当前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互动中，深植于心的民族主义情感，尤其是在与香港、台湾和西藏相关的议题中。

这是瀛海威时空策划总监夏鸿的另一段发言：

“互联网的确是一个重要的技术革新，但我们需要加入另一要素，那就是控制。新一代的信息高速公路需要一个交通指挥中心，它需要交通巡警，用户需要驾驶执照，这些是有序网络环境的基本要求，所有网民都应严格遵守政府的法律和规定。如果网络用户想越过国界，他们必须经过类似于海关和出入境管理的程序。他们不得将国家机密带出，也不得将有害信息带入。

“站在新世纪的门槛，我们有理由也有必要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西方的尖端科技与最古老的东方文化将融合在一起，构建起下个世纪的对话基础。在 21 世纪，边界将被重新划定。世界不再是美国的精神殖民地。互联网的审判日正迅速逼近，最乐观估计，它还能持续三到五年，但末日已至。西方已是日薄西山，昔日的荣光将永远消逝。”

瀛海威时空在其宣传册中标榜自己是“中国信息超市”的主要参与者，其总裁张树新是一位有着广泛人脉的女性，毫不掩饰自己想成为“中国的比尔·盖茨”的野心。但是，当我们询问其他互联网专家——北京大学的技术人员，中国电信的经理，甚至是 X 同志——他们对夏鸿的豪言壮语有什么看法时，他们的答复多种多样但意思却大同小异：“这些人与现实完全脱节。”

不过，现代中国的“现实”一直都是一个摇摆不定的概念。

周宏伟是上海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的高级工程师。他利用业余时间帮助当地学者上网:

“几年前，每个人都在问，‘你开公司了吗?’然后变成，‘你考驾照了吗?’再之后是，‘你买的是什么型号的电脑?’去年，流行的问题是，‘你开始使用多媒体了吗?’而现在，大家都在问，‘你连上网了吗?’实际上，没人真的关心你是否接入了网络。大家并不会深究互联网是用来做什么的，它的未来会怎样。人们只是想向朋友炫耀，告诉他们自己跟上了潮流，已经接入了互联网。”

前方的路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正经历一段被部分国内经济学家称为“原始资本积累”的时期。无论是个人、公司还是国有企业，都在这一独特历史时刻的粗放氛围中争夺优势：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正在经历工业和信息革命的双重冲击。

尽管中国当局毫不掩饰地试图控制网络，但他们和他们的企业家后代也看到了网络的潜力——至少在创造利润方面。这就是为什么最激烈的反外言论不是来自 X 同志这样务实的技术官僚，而是来自刚刚起步的本土资本家和职业排外者的原因。他们希望外来的一切——包括潜在的竞争——都被制约。

去年 12 月，《战略与管理》这本保守派的北京期刊上，发表了国家信息中心资本投资办公室主任杨学山的评论：

“随着冷战的结束，某些发达国家（指美国及其盟友）假装自己为全球大众谋求福利，其实是在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试图遏制其他国家的发展……他们渴望把所有事物纳入自己的信息帷幕之下。 ”

这种偏执的民族主义不仅是精明的政治策略，也是支持本土解决方案的有力手段。其中最突出的例子之一就是国中网，它是新华社信息中心和中国国际网络传讯有限公司（一家“爱国”的香港公司）的合资企业。国中网于去年 10 月开通，它致力于打造一个全国性的、保证没有“精神污染”的商业网络。

与此同时，备受关注的数字模范国家新加坡正在开辟一条新路，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推出“新加坡一号”。这是一个独有的“超级国家内部网”，旨在保留互联网的所有优势，但摒弃其中的“问题”。这个数字封闭社区，信息高速公路成了单行道。这在旧金山或悉尼是行不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能成功。

目前，中国的互联网仍然是一个特权领域，只有经济富裕、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以及外国人和政府可以享受。那些为国家领导层提供建议的政策制定者们——公安部，中国电信，有政治影响力的企业家——无论是在数字领域还是其他方面，都难以被称为开明。对于哪些机构或个人可以接入网络，哪些内容可以被浏览，以及谁将从中获利等问题的讨论还将继续，但有一点是确切的：鉴于中国顽固的官僚体系和孕育它的毛泽东主义思维，中国对网络的改造将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按照西方标准来看可能是怪异的。

中国的开放政策已带来了深远的、往往是无法预测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的中国会越来越像我们。中国将继续保持其独特的面貌——并有能力这样做。尽管中国变得更加强大、更加数字化，它仍然受到智识狭隘和中国中心主义的束缚。多元主义和随之而来的开放心态，往日大国的世俗好奇心和通常支持这种好奇心的理想主义，在中国都是缺席的。更关键的是，这些都不太可能被鼓励。

黑暗访客

许多中文计算机术语都是从英语音译而来，例如，“hacker”在中文中被称作“黑客”，字面意思是“黑暗访客”。作为中国互联网世界的探访者，我们有时会被视为略显可疑的访客。一位军队将军的儿子——他本人是一个典型的书呆子，经营着自己的计算机图形公司——直言不讳地说：“你们来中国干什么？外国人从没给我们带来过任何好处。”

当有人提醒他，如果没有西方眼镜、名牌跑鞋、电脑技术和英语能力，他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可能会更加狭隘和乏味时，他陷入了沉默。

一位年轻的北京女士在一家中日合资酒店担任夜班经理，闲暇之时，她喜欢在办公室电脑上“漫游”。由于可以使用外汇，她成了一个狂热的网上消费者，已经利用互联网从国外买了一些时尚运动装和各种饰品。

“这些是最新的时尚，绝对物有所值。当然，也有些我买不起的东西，如游泳池、马戏团的大象或真正的名牌服装，但总有人买得起。我现在没有足够的财力，所以我知道我必须更加努力地工作，赚更多的钱。”

当被问到那些没有信用卡的人该怎么办时，她露出真诚的困惑：“如果没有信用卡，那你还上网干什么？”

董建华，新晋的香港政府首脑，已明确表示个人权利应服从于大众意志。董建华还表示，在政权交接之后，对中国领导人发表贬损性言论可能会被视为违法行为，他还提出用一个由北京批准的代表组成的立法机构取代香港立法会。此外，中国还将废除六年前通过的《香港人权法案》的部分内容。新政府已宣布计划废除或修改 25 项现行法律，其中包括许多与公民自由有关的法律。例如，未来公众若想示威，必须提前一周申请，且所有参与人数达 20 人或以上的聚会都需向政府报备。这些修改还加强了对与外国组织联系的控制，并会削弱公众的隐私权。

这些限制是否也适用于电子权利？香港商业咨询公司 J. D. McGregor Ltd 董事 James McGregor 表示：“这非常可能”。他进一步解释说：“在未来某一时刻，中国可能会利用它所拥有的技术手段来限制互联网。”

可采取的技术手段有很多种，从新加坡式的代理服务器方式（即迫使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屏蔽中国政府认为具有攻击性的网站），到由政府控制的新华社过滤道琼斯、彭博社和路透社等来源的财经新闻（如中国大陆的情况），不一而足。

香港政府可能已经采用了这些高科技手段。去年十月，因参与天安门广场民权抗议活动而闻名的活动家王丹被判入狱 11 年。香港电台有关该判决的广播被发布在互联网上，向全世界传播。

但两天来，海外网民反映这些报道的声音听不见或完全被屏蔽。香港的网站设计师 Ben Yoong 说：“这可能是技术性问题，但广泛的怀疑（即认为这种中断是故意的）反映了公众的真实担忧。”

Yoong 认为，对互联网上言论自由的压制可能会从监控私人和公共电子邮件开始，并可能导致使用电子邮件记录作为法庭证据。他补充说：“如果人们的一两封电子邮件或在网上论坛的评论被提交到法庭，人们真的会感到害怕。”

金融恐慌

近期的隐私问题在香港众多百万级企业中掀起了波澜，特别是在金融行业。Susan Schoenfeld，国际媒体顾问亚洲有限公司的总裁表示：“某些银行，例如欧盟的银行，不会与不遵守某些隐私法规的机构进行交易。”

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副总裁简达恒声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与金融数据相关的隐私保护将被削弱；然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寒意。

“每当中国表示要修改法律时，所有人都会感到不安”，德意志银行亚太区执行主席 Simon Murray 表示，“对于银行而言，隐私如黄金般珍贵。如果有任何事情干扰我们经营业务的方式，影响我们从事业务的权利，人们会说，好吧，我们去别的地方。”

结果是，由于香港的隐私问题，资金已悄然流向了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样更开放的亚洲市场。

对于那些仍选择留下的企业，他们可能默默地接受这一现实并选择自我审查。香港第五大网络服务供应商 HKNet 的总经理 Charles Mok 表示：“我们的策略是：不问，不说。人们并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但他们可能认为没有必要询问中国是否会对我们进行更多的监管。”

进入全球最大消费市场的巨大诱惑可能会平息本地商界任何潜在的批评。其中最令人垂涎的就是大陆的电信市场，这个巨大的市场至今还未对非设备供应商开放。当自由贸易启动时，香港的电信公司将对这个业务垂涎三尺，并可能更乐于满足北京对互联网控制的严格要求。

“如果中国真的加大对互联网的控制力度，大部分商人并不会选择离开。” McGregor 认为，“这些都不是什么大事，不会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

对于在中国运营的外企，选择性的监控已成为他们的日常操作。如香港最大网络服务供应商之一亚洲在线的市场营销副总裁 Joe Sweeney 所言：“这里的网络服务供应商早已习惯了按审查制度行事。中国无需特别立法——它们已经在这里了。”

如果中国的审查人员试图监控所有通过香港的互联网流量，他们将面临严峻的技术挑战。一家本地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技术支持经理说：“这需要大量的人力”。Mok 和其他人认为，香港庞大的电信基础设施——包括四家主要电信公司、40 多家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大约六家移动电话服务提供商和大量专有网络——将使政府无法强制使用代理服务器。然而，中国政府可以通过发放许可证的方式限制互联网的使用，就像他们在内地所做的那样。香港的互联网市场仅由香港电讯等六家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主导，甚至像亚洲在线这样的市场领导者也预测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将进行合并。这样的收缩将减轻中国的监控压力。

一些长期居住在香港的人认为，只要有一丝有组织的电子抗议活动的迹象，就可能引发一场毁灭性的镇压。例如，去年九月，北京和香港的学生活动家在互联网上协调了一次集会，挑战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主张，而这个岛屿的归属在中国、台湾和日本之间存在激烈争议。

这种电子组织方式让中国政府感到不安，随后它封锁了一些香港最活跃的网站。随着香港公众集会权受到新的限制，可能会有更多的网络促成的抗议活动，而这可能正是促使中国收紧对新合并领土的信息流通的控制的原因。

“这只是对威胁的感知”，刘说。 “但问题仍然存在，什么会引发这样的行动？如果中国认为事情正在失控，那么一切赌注都可能丧失。没有理由认为中国会受到香港的威胁，但如果他们感到了威胁，我们就有大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