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書集_《文化大革命》全面肅清

全面肅清

　　一九六八年九月七日那天，周恩來宣告全國山河都被染成勝利的紅色之時，他也號召全民進行一場階級大肅清。把帳算清楚的時候到了，揪出叛徒的運動已經進行了好幾個月，現在成了舉國注目的中心。它將會主宰平民百姓和黨員的命運，一九六八年夏天到一九六九年秋天，有數百萬人遭到迫害。

　　這場運動源自康生於一九六七年三月時一手策畫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他藉此說服毛澤東，黨內有數十名最高層黨員都是在一九三○年代時曾向國民黨投降的叛徒。毛澤東利用這個案件指控劉少奇叛國，這個罪名是要判死刑的。接下來幾個月，有超過五千名幹部受到調查，其中數百人最後落得死亡的下場。

　　案情在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升高，領導階層中流傳著一份報告，聲稱僅僅在黑龍江省就揭發了一百多人與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有關，或者是兩面派：「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及其同夥彭德懷、賀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安子文、蕭華等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長期隱藏在黨內，竊據了黨政領導機關的重要職位，結成了叛徒集團。」這份報告同時指示，要審閱解放前敵人及傀儡政府的檔案，如此才能將隱藏的敵人、特務、與外國勢力有聯繫的人，以及反革命分子揭發出來，並且逐出黨外。

　　一個月後，江青和文化革命小組的成員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八日現身人民大會堂，說明「右派」是革命的新敵人，康生更進一步闡述：「文化大革命重大事件是把暗藏在黨內的叛徒特務揪出來。」他宣布劉少奇是曾經向國民黨和日本投降的大叛徒，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是美國特務，也是日本特務和國民黨特務。「彭真是特務叛徒，彭德懷裡通外國，羅瑞卿從來也沒有加入過黨，是個特務分子。」賀龍是土匪、陸定一是蔣介石雇用的特務、譚震林（「現在有了確實的證據！」）是叛徒。正當康生即將結束他對一干前共產黨領導的驚人指控之際，江青把身子往前探，高呼：「打倒鄧小平！」康生立即又說鄧小平是個逃兵。文化大革命針對的目標已經不再是「走資派」甚或「修正主義分子」，而是變成了為敵人工作的特務。

　　一九六八年五月，毛澤東正式批准運動進行。他閱讀了一份關於北京一家印刷廠的報告；中央警衛局的軍隊依照二月五日的通知內容，在這家印刷廠找到了二十多個在解放後潛入黨內的敵方特務。「在我看過的同類材料中，此件是寫得最好的。」

　　毛澤東把找出敵方特務的工作交給新成立的革命委員會，革委會則利用這場運動來除掉他們自己的敵人。他們在學校、工廠和政府辦公室設置監牢，並且成立自己的起訴委員會，扮演法官、陪審團和劊子手。

　　一如所有一黨專政的國家一樣，黨內必須週期性地清除敵人，無論是真實的敵人或是假想敵，畢竟共產主義的歷史就是一段無止盡的肅清史。然而，這次運動的性質與以往的運動不同。文化大革命讓黨、政、軍皆元氣大傷，毛澤東向來不滿意毫無秩序雜亂擴張的一黨專政機制，因為權責重疊、利益衝突。他想要一個回應更積極的指揮系統，能讓他的命令迅速執行且不受質疑。革命委員會於是誕生。他們將前所未有的龐大權力集中在少數幾人手上，並且受到軍方支配。所有省級的革命委員會中，大約有半數都是以軍方將領為首。這個人民共和國從一九六八年夏天起，開始變得像軍事獨裁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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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黨運動在每個地方展開的確切時間不同，但在一九六八年夏天到一九六九年秋天期間進行得如火如荼，到處都查出了漢奸。上海的地下組織從一九二○年代起便蓬勃發展，當地有數千名在解放前祕密入黨的黨員受到調查。由於共產黨員和他們的敵人以往都曾經使用欺詐和雙面交易的手段，特務經常變換效忠對象、捏造證據或使用假名達二十年以上，所以羅織叛黨罪名的機會很多。被揭發的敵方組織共有三十九個，三千六百多人遭到關押、訊問和迫害。然而，在共產黨占領上海後才入黨或為政府工作的人也受到調查，總計一共有將近十七萬人受盡折騰。這些人當中，有五千四百人因為自殺、遭毆打或處決身亡。

　　高層中也有受害者。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前掌控市黨委的二十名領導官員中，只有三個人沒被指責為「叛徒、漢奸和走資派」。但是受害者絕大多數都是平民百姓，任何以往與國外有聯繫的人都成了可疑分子。在一九四九年之前，上海這個大都會的外國人數量僅次於紐約，外資也比倫敦或巴黎還要龐大，所以只要是三十歲以上的人，幾乎都被牽連。舉例來說，一位日內瓦音樂學院的畢業生在一九二九年創立了上海音樂學院，不到十年，它就發展成了世界級的學術機構，吸引而來的國際人才都是像俄羅斯作曲家暨鋼琴家亞歷山大．齊爾品這樣的水準。陳又新擔任這所學院的管弦系主任，同時也是上海市管弦樂團頭幾名中國籍成員之一，他從一棟摩天樓的屋頂跳樓自殺，民族音樂系主任沈知白同樣自殺身亡。到了一九六八年底，這所音樂學院有超過十二人被逼得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任何從事過國際貿易的人看來都很可疑。鄭念被拖出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在黨領導精心設計的批鬥大會上，接受以往在她手下的員工質問。她的舊識被指為「外國情報員」，她以前的祕書是一九一七年布爾什維克革命後逃到上海的諸多俄國人之一，這名女子也被揭發是為英國和蘇聯工作的雙面間諜。大家都受到殘酷無情的威脅、壓迫、審問、羞辱，最後被迫對以往的同事做出最荒唐的指控。「所有指控加在一起，就是一齣拙劣的諜報戲，沒有令人信服的主題、開頭或結局。」鄭念譏諷地寫道。一名前會計主管明顯情緒失控，以顫抖的聲音承認自己是間諜，鄭念承諾只要他不說出來，就會給他一大筆錢。鄭念回到獄中後，接著就受到無止盡的審問，地點都在一間掛有毛澤東肖像的房間。漫長的審問過程中，鄭念在俯視著她的毛澤東臉上看見了一抹志得意滿的笑容。她在獄中最慘烈的日子才剛開始。

　　一九六八年夏天，北京大約有六萬八千人被告發，超過四百名受害者遭毆打致死。在中學和大學裡，迫害教師的人不再是紅衛兵，而是換成了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問題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那麼多被劃為「黑幫分子」或「反革命」的人當中，誰能獲准重回教職？而誰又是真正的敵人？為了清黨和分出敵友，教師、幹部和學生被迫搬進宿舍，持續在互相監視下共同生活。具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最先被挑出來接受公開批評，接著其他人也受到調查。

　　用來辨別階級敵人的標準相當模糊。在學習班上誤解一句出自紅寶書的語錄，就足以被控犯下反革命罪行。不過，這場運動真正的目標很快就顯現了。在聶元梓於一九六六年六月時以大字報批判校方領導階層的北京大學，那些與失勢的校長曾經關係密切的人都被挑了出來。「事情愈來愈清楚，宣傳隊沒有說出來的目標，就是要將原本受到陸平重用的教師和幹部一舉永久消滅。」陸平校長被指與彭真往來密切。有一次，一名沉默低調的實驗語音學專家在學習班課堂上被指為反革命分子，每個人都為之震驚。宣傳隊長利用這個機會得意洋洋地宣告，一個人即使從來不談政治，骨子裡也有可能是敵人，而這種內在的罪行在無產階級面前是無法掩飾的。

　　這樣的壓力對某些人而言太過沉重，難以承受。北京大學有二十三人自殺，其中一人喝殺蟲劑，一人跳樓，多數受害者都是上吊。歷史系有一位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是畢生奉獻給革命的忠貞黨員，他和妻子一起服下過量的安眠藥。他們被發現時一起躺在床上，衣著整齊，面容安詳。一位古代史講師被指控為間諜，其遺體在一間辦公室被人發現，渾身是傷。系上還有一名行政人員自殺。北京和其他地方大專院校裡的許多科系都傳出了類似事件。

　　到了一九六九年春天，北京的受害者總數已經達到十萬人。他們當中有「死忠資本家」、「反動資本家」、「間諜」、「叛徒」、「反革命」以及「反動知識分子」，但絕大多數都是社會邊緣人，也就是那些因為階級背景差而被貶到社會底層的人。

　　每個省的革命委員會都進行了清算，有時以虛構的罪名指控他們的敵人，偶爾也找代罪羔羊來補滿定額，總是藉著這次運動打壓地方人民。雖然大多數被懷疑是階級敵人的人都是在城市中被告發的，但各地縣城也不落人後。河北省有七萬六千多人在當局破獲敵對組織後遭到關押，邱縣有超過一千名受害者被囚禁，人數約占該縣人口的百分之一，縣城有四十棟房屋被強制徵收，因為當地監獄無法關押所有的嫌犯。有些人被拘禁了一週，有些人則一待就是好幾個月。許多人被指控隸屬於由台北控制的「新國民黨」。縣內各地都出現了刑訊室，受害者被迫招供，因此牽連了更多人。數百戶人家遭到突擊搜索以找出罪證，屋裡的地板被掀開，一些牆壁也被打掉。革命委員會主任有一句簡單的名言：「殺一把、抓一把，再處理一把。」有七百多人被逼死，一千三百一十六人終身傷殘。與此同時，農事荒廢、產量驟降，使得半數當地人口生活在赤貧中。一項後來的調查揭露，整個事件完全是虛構出來的。

　　河北還查獲了其他「新國民黨」的分支。單單是在威縣的一個村落，就有一百多名嫌犯被吊在梁柱上毒打。一些村民還被人以鐵絲穿刺耳朵，綁在一起。柏各莊國營農場成立於一九五六年，位於該省港市唐山市郊，是收容十萬名囚犯的勞改營，這裡有數百名受害者被拖到一間訊問室，遭人以「七十酷刑」逼供。超過一百三十人死亡。即便此案在數年後翻案，部分遺體也未能找回。

　　儘管運動是由上層指引的，各行各業的人卻都趁這個機會復仇或「替天行道」。在位於正定縣南方，市容簡樸的鐵路樞紐石家莊，占優勢的一方是高原的敵人。一九六九年五月，革委會每天平均收到三十八封告發信，是平時的兩倍之多。新樂縣革委會除了每天收到信件以外，還有大批人潮親自登門告發自己的鄰居或同事。在同樣位於河北的滄州，有一個由二十名老婦組成的治安維持小組會有系統地檢查勝利路所有居民的身分。她們表示，這麼做的目的是要查出「是否有可疑的人」。她們最後只查到一個獨居男子隱瞞了自己以往的地主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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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中國共有兩千多個縣，而絕大多數的縣都有超過一百人在這場階級清理運動中被打死，或者被逼得自殺。有些縣裡死去的受害者多達四、五百人。一項估計指出，全廣東省有四萬人因為非自然因素而死亡。

　　像廣東這樣的邊境區域，比其他地方更容易產生暴力事件。不只是因為當地鄰近被視為敵國的國家，多了很多不穩定因素，這些地區也住有許多少數民族，而他們被懷疑對共產黨有二心。在與越南、寮國和緬甸接壤的副熱帶省分雲南，政府將三分之一的人口劃為「少數民族」，其中不少民族在歷史上都經常跨越國界，往來於中國和其他國家之間。康生對這個地區的猜忌很深，並且指控省黨委書記趙建民是「暗藏的叛徒」和「國民黨的間諜」。公安部長謝富治曾經管理雲南省直到一九五九年，因此他在這裡有許多私人恩怨要解決，於是也支持康生。

　　一九六八年一月，在京西賓館的一場會議上，康生指著趙建民說：「憑我革命四十多年的經驗，有這個敏感，你對毛主席和黨領導有深刻的階級仇恨。」這句話說完後，一場運動就此展開，目的是查出趙建民在雲南的間諜網。數萬人被牽連，其中有部分是少數民族。距離越南相當近的重要伊斯蘭城鎮沙甸被指為反革命據點，數百人遭到逮捕、羞辱、凌虐以及關押。到一九六九年為止，這場政治迫害在全省共造成一萬七千人死亡，六萬一千人終生傷殘。

　　內蒙古也籠罩在一片猜忌的疑雲之下。該省占有全中國十分之一以上的面積，與蒙古和蘇聯相鄰。省內主要是一片黃土、沉積沙土和草原覆蓋的高原。一九四七年，共產黨在史達林與紅軍的戰略支援下奪得了這個地區的控制權，宣布成立內蒙古自治區。中國共產黨吸收了內蒙古人民黨的黨員，這個黨是由蘇聯訓練出來的蒙古人烏蘭夫在一九三○年代創立的。

　　有「蒙古王」之稱的烏蘭夫在當時成了省領導。然而，在大饑荒之後，極端集體化所引發的破壞程度顯現出來，於是他開始疏遠毛澤東，並且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會上嚴詞批判大躍進。在內蒙古，他放鬆對人民公社的控制，也盡可能地避開了由劉少奇帶頭進行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勿忘階級鬥爭」的口號瘋狂盛行之際，烏蘭夫則對階級差異的存在表示質疑：「大多數牧民的腦子裡，是沒有階級的，強行劃分階級太主觀了。」一九六六年六月，他被召到北京出席多場會議，為期六週，令人筋疲力盡。七月二日，劉少奇和鄧小平輪流痛斥烏蘭夫，把所有想得到的罪名都加諸在他身上，從「利用生產取代階級鬥爭」、「鼓吹民族分裂主義」、「搞獨立王國」到「修正主義」和「反對毛主席」都有。烏蘭夫的身影從此消失於眾人眼前。

　　康生和謝富治在一九六八年初舊事重提，又針對內蒙古人民黨的前成員發動了一場恐怖活動，那些前成員遭疑為間諜及叛徒。內蒙古人民黨員大多是一般的蒙古農民與牧民，而他們卻得承擔這場運動帶來的衝擊。全省各地都出現了刑訊室，有將近八十萬人遭到監禁、審訊，並在群眾大會上接受批鬥。對受害者的刑求手段，即便以文革的標準來看也極其恐怖，包括拔舌頭、以鉗子拔牙、挖掉眼睛、以燒熱的鐵在身體上烙印。婦女遭到性侵，她們的胸部、腹部和下體被人以用火燒紅的手杖燙傷。男性則被人以皮鞭抽打背部，打得皮開肉綻，有時甚至深可見骨。還有幾個人被活活燒死。

　　雖然蒙古族占全省人口不到百分之十，卻占了受害人數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在部分地區，幾乎每個蒙古人都被拘捕。呼和浩特鐵路局的四百四十六名蒙古族員工裡，只有兩人沒有遭到迫害。蒙古族的菁英——幹部、管理人員、學者、技師——被大舉消滅，蒙古語也禁止出現在任何出版物上。估計死亡總數從一萬六千人到二萬三千人都有，這場運動看來宛如種族滅絕。屠殺的主要煽動者是擔任內蒙古革命委員會主任的將軍滕海清。一九六九年五月，毛澤東下令要他收手，但他從未受到制裁。內蒙古進入軍事控制狀態，該省後來遭到分割，大部分土地被併入了鄰近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