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書集_《毛澤東之後的中國》大屠殺

第五章 大屠殺 （一九八九）

　　一九八九年的北京是一個乏味的城市，到處是單調的住宅和辦公樓，間或散布著一些帝國時代留下的老建築。其實，自從毛澤東去世後，北京已經發生變化。民眾的服裝不再以藍色和卡其色為主，大街上出現色彩鮮豔的衣服，愈來愈多黨員也穿上西裝。馬路上的進口汽車多了起來，新建的高樓和霓虹燈則使天際線顯得更加生動。在毛時代，訪問首都的外國政要主要下榻在天安門廣場旁的北京飯店，如今則有更多選擇，包括後來新建的建國飯店，還有高達二十一層、裝有玻璃帷幕的喜來登長城飯店。

　　街道上隨處可見小商販，兜售著各種商品，商販較集中的地方則形成自發的市場，其中比較大的一處位於建國飯店和友誼商店之間的一條小街上，當地人稱之為「絲綢一條街」。友誼商店是一座體積龐大的三層建築，裡面的售貨員以服務態度差而聞名。人頭攢動的「絲綢一條街」則恰好相反，這裡有一百六十個用木頭搭成的攤位，用油漆刷成藍色，上面標著白色的編號，出售的商品包括絲質或棉質的衣服、睡衣、襯衫、內衣、褲子、鞋、包和各種小玩意，其中許多產自溫州的工廠。

　　一般民眾通常瞧不起個體商販，但他們大多數人的生活水準卻很低。即使是所謂「天之驕子」的大學生，也不得不六個人擠一間宿舍，一個星期才能洗一次澡。為了節約能源，學校每隔幾天就會停電停暖氣。在擁擠的食堂裡，學生吃的是豆腐和大白菜，喝的是裝在大鐵桶裡的稀飯。教授的工資入不敷出，有些人不得不靠額外兼職以補貼家用。一年前，也就是一九八八年四月，來自北京最好的幾所大學的十八名學生在人民大會堂前抗議，要求改善知識分子的待遇，結果無功而返。

　　這一時期，從農村來城裡打工的人愈來愈多，全國範圍達到數千萬人。這些農民被城市吸引，希望在那裡找到更好的就業機會，但戶籍制度使他們無法獲得城市居民的身分，他們就像外來入侵者，只能成為城市的社會邊緣人。然而，政府對農村的投入不斷減少，農民的生活水準也日益下降，因此，許多農村家庭只能靠到城裡打工者寄回的錢維持生計。在計畫經濟時代，戶籍制度把農民與土地捆綁在一起，使他們成了聽命於公社幹部的奴僕。現在，同樣的戶籍制度又把農民變成廉價勞動力，輸送到各個建築工地和沿海地區的出口工廠裡。這些農民工沒有任何權利或福利，也得不到什麼保護，各地政府任意剝削他們，可以隨時把他們遣送回家，或者分配到新的工地上出賣苦力。有些外國專家把這種現象稱為「社會流動」，這個花稍的名詞聽起來很學術化，但事實上，中國農民工的地位與印度世代相傳的「賤民」頗為相似。

　　隨著緊縮政策的推行，對農民工的控制變得更加困難。僅在北京一地，當局每月拘留的人數即達上千人，但還是有農民不斷湧入城裡，其中即有尋找工作的年輕人，也有身障人士、上訪者、街頭藝人、流浪漢等等，就連建國飯店附近也能見到乞丐。

　　農曆新年即將到來之際，政府作了巨大努力，以確保各類食品和消費品的供應。首都居民可以在國營商店多買一斤左右的肉，而白菜的供應則增加四分之一。在北京，新年慶祝活動很低調，煙火爆竹放得都比往年少許多，上海甚至全面禁止燃放鞭炮。現在講究的是一切從簡。

　　領導人分別到不同的地方視察，向民眾致以新年問候，並發表講話鼓舞民眾士氣。在一次由四千名幹部參加的大會上，李鵬發言稱經濟和政治穩定至關重要，因為這年十月將是中共建國四十週年的大慶。

　　但麻煩很快就來了。一九八八年四月，美國前總統理查．尼克森（Richard Nixon）出版一本書，名為《一九九九：不戰而勝》（: Victory Without War）。他在書中提出，為了削弱共產主義國家，美國應當支持這些政權中的反對者。鄧小平不是反對者，但趙紫陽有這種可能。尼克森寫道：「一個尚不清楚的問題是：當鄧小平最終離開舞臺時，誰有實力和遠見能從眾人中脫穎而出取代他。在共產主義國家，領袖只能有一個。趙紫陽在經濟領域已經展示出深謀遠慮，但他最終能否成功上位，還需看他是否具備相應的政治謀略。」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九日，就在全國出現搶購風潮後幾個星期，趙紫陽會見經濟學家傅利曼，並與他就改革問題坦誠地交談。幾位與趙紫陽手下的智囊團聯繫密切的香港記者注意到這次會談，有人隨後發表一篇大膽的評論〈大家長該退休了〉，另一篇評論則寫道：「就中國走資的希望言，他們看準了趙紫陽。」在北京的保守派看來，這些評論極有可能是趙「與外部勢力相勾結」的產物——在獨裁國家，當權者時刻擔心內部存在祕密團夥，與外國的敵對勢力相勾結，陰謀發動政變。

　　幾個月後，這種懷疑更像真的了。一九八九年一月初，已經在一九八七年被開除黨籍的方勵之決定在任畹町呼籲書的基礎上再進一步。他向鄧小平發出一封公開信，要求釋放所有政治犯，並建議將五四運動紀念日這天作為大赦的日子。一九八九年二月二日，方勵之在《紐約書評》上發表文章，用一句話否定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四十年的社會主義令人感到失望。」十天後，三十多位中國最著名的作家連署這份公開信，並在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向外界公開。中共中央委員會一份內部文件表明，這一事件被黨內高層認定為國內外「反動政治勢力」正得到境外的支持。

　　就在這時，美國總統老布希（George H. W. Bush）應邀前往日本參加裕仁天皇的葬禮，他準備隨後訪問韓國和中國。美國駐華使館因此要為總統的大型宴會擬定一份客人名單。布希曾於一九七四年十二月至一九七五年十二月擔任美國駐北京聯絡處主任——當時中美尚未建交，聯絡處即發揮大使館的作用，因此他自認為很了解中國，而白宮也把鄧小平稱為「老朋友」。在駐華使館發給華盛頓的電報中，方勵之的名字也被列入客人名單，而且洛德大使（Winston Lord）特地對這位天體物理學家的異議者身分作備註。然而，這份名單並未引起白宮特別關注，但中南海卻立即表示出不滿。中國政府最初派禮賓司官員對美方提出警告，但被美方完全忽視了。當布希總統在東京登上空軍一號時，中國外交部發表措辭強硬的最後通牒。中共高層一定認為華盛頓與國內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是一夥的，可是據報導，布希得知此事後，曾氣急敗壞地質問身邊的顧問：「這個方勵之是什麼人？」

　　二月二十六日，方勵之受到員警阻擾，未能前往喜來登長城飯店參加布希總統的宴會。因為發生這樣的事，趙紫陽不得不向布希上了一課，提醒他干涉中國內政的危險性，同時他還對政治異議者和三權分立予以抨擊。

　　趙的措辭儘管很嚴厲，但已經無助於改變其形象，他在中央已經被孤立了。趙身邊有很多追隨他的顧問，但他忽略結交黨內高層的盟友，而是完全倚靠鄧小平支持。一九八八年八月價格改革後，兩人之間的關係開始變得緊張，但趙對鄧的依賴並未改變。就在趙紫陽的權力不斷縮小的同時，李鵬的影響力卻在擴張。他攀附陳雲等黨內元老，與他們結成同盟，對趙發動進攻。先是在蘇州，由計畫經濟的堅定支持者李先念對趙紫陽開了第一砲，其他人則緊隨其後，在一系列內部會議上對趙提出更多批評。

　　三月二十日，李鵬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發表長篇講話，對經濟政策中的「缺點和錯誤」表示道歉，並稱中央「在經濟建設中存在著急於求成的傾向」，「對改革的艱巨性和複雜性認識不足」。所有與會代表都心知肚明，李鵬這些話實際是針對主席臺上的趙紫陽而發，因為趙正是這些改革措施的主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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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五日，猶如青天霹靂，胡耀邦突然去世。幾個星期前，他還在南寧打橋牌，那時看起來還很健康。四月八日，胡耀邦在參加政治局會議中途，突發心臟病，隨後被緊急送往醫院，一週後去世。

　　胡耀邦死後成了一個傳奇人物，在無數渴望變革的人看來，他就是正直的象徵。在胡去世當天，北京大學的學生便貼出大字報，哀嘆隨著胡耀邦去世，北大和民主精神都死了，還有人悲嘆胡走得太早，誠實的人死了，虛偽的人卻還活著。有一張語氣嚴厲的大字報，譴責當局阻止學生組織紀念五四運動七十週年的活動。清華大學的學生同樣悲憤，校園裡貼出無數大字報，師生爭相閱讀和抄寫。謠言也隨之傳播開來，許多人相信，胡耀邦是在參加政治局會議時，因為無法忍受其他人對他的攻擊而氣死的。另一種說法是，李鵬聲色俱厲地批評胡耀邦，結果導致後者死於心臟衰竭。就在同一天，學生開始聚集到天安門廣場，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底座周圍留下花圈。

　　四月十七日是個週一，數百名學生來到天安門廣場，向他們敬重的已故領導人表達哀思。中央領導和知識界領袖看望胡的家人，對胡的逝世表示哀悼。然而，傍晚時分，北京和上海街頭出現成千上萬遊行者，大家要求中央對迫使胡耀邦辭職的一系列事件予以重新評價，民眾的悼念活動由此轉變為一場政治運動。

　　四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五位常委之一、同時也是負責情報工作的喬石下令，要求公安機關進入高度戒備狀態。他解釋說，遊行學生正給全國各地大學生打電話，「企圖把群眾性的悼念活動轉為矛頭指向黨和政府的大規模鬧事」。

　　中國有一種傳統說法，亡者的鬼魂會讓活人不得安寧。就在大家都在議論喬石的指示時，趙紫陽也在犯愁。下一步該怎麼辦？一招不慎，抗議者就可能把矛頭對準鄧小平，因為當年正是鄧小平逼胡耀邦下臺的。趙決定靜觀其變。就在同一天，北京大學的學生試圖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懸掛橫幅，遭到員警阻止後，他們開始在廣場上靜坐示威。天黑後，又有數千名示威者聚集在中南海門口聲討政府，因為中共中央委員會和國務院就坐落在這裡。人群高呼「民主萬歲」和「打倒共產黨」的口號，還有人推擠門口的警衛。第二天傍晚時分，抗議者再次聚集到中南海門外，而且打出「火燒中南海」的標語。當人群再次衝擊大門時，早有準備的員警衝出來開始大肆抓捕。警方隨後用警車把被捕者送回校園即行釋放，並未對他們予以追究。

　　四月二十日，北京下傾盆大雨。當天晚上，電視上宣讀一份政府發布的通報，譴責「少數人」以胡耀邦去世作為藉口「攻擊黨和政府」並「呼喊反動口號」。次日，又有數萬人再次遊行到天安門廣場，大家手牽手，一邊唱歌一邊揮舞著紅色的巨幅標語。當局已經宣布，第二天舉行胡耀邦追悼會時將關閉整個廣場，所以大家準備足夠的食物、水和禦寒衣服，準備在廣場上過夜，不讓官方的計畫得逞。到了晚上，廣場上聚集大約十萬人，還有更多人成群結隊地來到這裡，向人民英雄紀念碑敬獻花圈和貢品。抗議者群情激憤，有人說：「我已經準備好去坐牢了。」十三年前曾在這裡參加抗議活動的任畹町向人群發表講話，他祈禱「法制的覺醒」，並高聲喊道：「民主牆復活了！」

　　除北京外，還有二十幾個城市的學生也手持花圈和胡耀邦的畫像舉行示威活動。在甘肅省的省會蘭州，數百名抗議者攻擊省政府，並高呼口號：「要民主，要自由，打倒獨裁，打倒官僚，打倒共產黨！」

　　四月二十二日星期六，上午十點，胡耀邦的追悼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前一晚有五萬多人不顧員警禁令在廣場上過夜，如今他們紛紛要求進入人民大會堂。當局無法鎮壓，只好作出妥協，允許他們留在廣場上，收聽擴音器裡播放的悼念致詞。與此同時，成排士兵挽著胳膊組成人牆堵在人民大會堂入口處。一名參加抗議的卡車司機對大會堂裡的領導人不屑一顧，他說這些人不是共產黨員，只是些害怕人民、瞧不起老百姓的「老封建」。

　　大約有四千名黨的領導幹部參加追悼大會，他們身穿西裝，打著領帶，而胡耀邦的遺體則躺在一口透明棺材裡。據一名外國記者觀察，鄧小平看上去「面色發灰，體態臃腫，表情麻木」。通常來說，中共對已故領導人的最高評價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然而，就在舉行追悼會的前一天，中央拒絕胡耀邦的家人和崇敬者的要求，認為胡不應享有這樣的頭銜。趙紫陽在致悼詞時，把這位前同志稱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這一稱呼與日後中央對華國鋒的評價一致。趙紫陽還評價胡耀邦「胸懷坦蕩，不隱瞞自己的政治觀點，正確的東西，敢於堅持」。

　　然而，即使這樣的悼詞還是令部分黨內元老不滿，他們覺得對胡耀邦的溢美過多，幾乎推翻之前中央對胡的問題所作的結論。一位軍隊領導人抱怨說，葬禮搞得太隆重了。另一位則認為胡這個人沒什麼偉大的地方，還有人生氣地說：「只有小平站得高，看得遠，看得清。」

　　當趙紫陽離開人民大會堂時，他碰見李鵬。由於趙紫陽預定第二天要對北韓國事訪問，李鵬建議在他臨行前再召開一次政治局常委會。趙回答沒有必要，因為現在追悼會已經結束，示威者很快就會散去，當局可以經由對話的方式安撫學生情緒。李鵬則反駁說，部分抗議者喊出要自由、要民主的口號，已經造成動亂，因此中央必須採取更加堅定的措施。趙紫陽迴避李鵬提出的問題。

　　當天下午，一支出殯車隊護送胡耀邦的遺體，沿長安街向西駛往八寶山革命公墓。沿途大約有一百萬人送行，向胡耀邦表達最後的敬意。

　　週末，有好幾個城市發生抗議活動。在古都西安——一九七四年這裡發現兵馬俑，約有六千人走上街頭，衝擊當地的政府部門，點燃一個油罐和兩輛公車，並向員警投擲石塊。據一位目擊者回憶，有些人靜靜地站在那裡，有些人卻像發瘋一樣，用樹枝等各種東西砸向員警。陝西省省委書記打電話向北京求援，隨後當局派出四千名士兵前往抗議現場維持秩序。在湖南省的省會長沙，數千名示威者公開要求鄧小平下臺，他們洗劫幾家商店，還衝進火車站和一家賓館，路燈被連根拔起，窗戶也被砸碎。在四川省成都市，也有上萬名學生走上街頭。就在同一天，中共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打電話給趙紫陽，要求他推遲訪問北韓。趙未答應，並提出在他出訪期間由李鵬全權處理各項事務。當天下午，趙紫陽與李鵬在火車站匆匆見了一面。趙重申，中央可以經由對話來安撫學生。

　　四月二十四日星期一，首都的大學生舉行罷課。就在剛剛過去的這個週末，他們廢除官方的學生會，成立學生的自治組織，並控制許多校園廣播站，播放對自由和民主的訴求。在各個大學狹小的寢室裡，數百名志願者印製幾千份傳單，一條一條列出抗議的理由，隨後學生分成一個個小組，把傳單散發到全城，同時募集資金，動員民眾。令中央領導層尤其不能忍受的是，學生張貼在公共場所的大字報吸引許多工人圍觀。晚上，政治局常委再次碰頭，一致認為學生的抗議是有組織的反黨行為。李鵬主持會議，他要求各級政府對學生絕不妥協，「要強硬對付，不惜鎮壓」。

　　次日上午，各位領導人來到鄧小平住所開會。鄧指出這不是一般的學潮，而是一場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動亂。他指示中央必須採取明確立場和有效措施，迅速反對和制止這場動亂，不能讓抗議者得逞。在鄧小平看來，學生背後肯定有人指使，而且這些人受到南斯拉夫、波蘭、匈牙利和蘇聯等國的自由主義思想影響，其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與會領導人一致同意，中央應該發表一份聲明，堅決譴責學生的行為。趙紫陽從平壤發回電報，表示贊同。

　　四月二十五日晚間，電視上播出一篇措辭嚴厲的社論。次日，《人民日報》發表這篇社論全文，指責「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學生來「製造種種謠言，蠱惑人心」。社論指出：「這是一場有計畫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如果對這場動亂姑息縱容，聽之任之，將會出現嚴重的混亂局面……十年改革取得的巨大成果都可能喪失殆盡。」社論最後提出，要「禁止非法遊行示威，禁止到工廠、農村、學校串聯」，所有由學生建立的非法組織都應該立即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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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眾對這篇社論並不買帳。第二天，約有十五萬人走上北京主幹道，高喊反腐口號，規模之大，前所未有，而且遊行隊伍中首次出現工人的身影。沿途的人行道和過街天橋上擠滿圍觀群眾，大家對抗議者高聲歡呼，就像歡迎解放軍一樣，有人舉著自製標語，高喊反對通膨和腐敗的口號，還有人向示威者發放用塑膠袋裝著的麵包、瓶裝水和冰棒。長安街兩邊都有士兵站崗，有些還手握自動步槍，但他們並沒有阻嚇示威者，而是在人群面前不斷退卻。天安門廣場看起來就像戰場，所有主要建築周圍都布滿士兵。但示威者卻逕自從天安門前經過，完全繞過廣場。在經過天安門時，學生秩序良好，表現克制，甚至轉而高呼支持中共和憲法的口號。這一切看起來更像是一場組織良好的勝利遊行，而不是自發的抗議行動。

　　當首都的學生舉行遊行時，李鵬犯了一個低級錯誤：他竟然把兩天前鄧小平在其私邸會議上發表的祕密意見公布出來，供黨員開會學習。很快，鄧小平的話流傳到社會上，引起抗議者關注。大家產生一個疑問：為什麼政治局的常委要向鄧小平彙報？鄧小平在幕後「垂簾聽政」的說法開始流傳開來。這件事讓鄧小平對李鵬很不滿。

　　迫於學生抗議的力度，當局被迫改變策略，表示願意與學生對話。四月二十九日，學生和政府雙方代表舉行一次會談。極為罕見的是，電視臺直播這次會談。首先開口的是國務院發言人袁木。他對學生進行一番嚴厲的說教，把四月二十六日那篇社論的主要內容複述一遍。隨後學生開始提問。其中一位學生代表抱怨官方媒體報導帶有偏見，袁木則反駁說據他所知，中國並不存在新聞審查制度。袁木講話時，經常帶著虛偽的笑容，這讓學生很反感。但是，當一個身形消瘦的學生代表突然站起來，譴責政府沒有邀請學生自治組織參加對話，並立即離開會場表示抗議後，袁木再也笑不出來了，他只是生硬地回應說那些學生組織都是非法的。接下來，另一位學生代表引用憲法第三十五條的規定，要求享有言論和結社自由。袁木則指出，每個公民都有不傷害國家利益的法律責任。

　　這場對話令學生內部產生分裂。其實，學生之間一直存在分歧。如今，有學生代表認為，獨立於政府的學生會是進一步對話的障礙，因此應予解散。支持和反對這一觀點的兩派開始漸行漸遠。五月一日勞動節這天，當局呼籲民眾保持穩定。掛滿紅旗的天安門廣場冷冷清清，只有幾個遊客在城樓前拍照。當天什麼都沒發生。

　　然而，局勢依然緊張。幾個星期以來，學生和知識分子一直呼籲要舉行大規模示威，以紀念五四運動七十週年。與此同時，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Gorbachev）定於五月十五日至十九日對中國國事訪問。中國的領導人認為這次峰會是幾年來中國奉行「安靜外交」的勝利，因此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三年前，戈巴契夫在海參崴宣布，蘇聯將對中國作出一系列單邊讓步，從而為改善中蘇關係鋪平道路。一九八九年二月的第一週，蘇聯外交部長愛德華．謝瓦納茲（Eduard Shevardnadze）訪問北京和上海時，敲定戈巴契夫訪華日期。

　　四月三十日，趙紫陽剛從北韓回來就改變立場。他在同李鵬以及其他常委碰頭之前，首先找來自己的顧問徵詢意見。其實，在趙訪問北韓之前，他的顧問就擔心學生運動的「激進分子」會把矛頭對準趙紫陽和鄧小平。現在，他們似乎建議趙在戰略上與鄧保持距離。

　　五月一日，趙紫陽參加政治局常委會，批准一週前中央在他缺席時作出的決定，並表示支持鄧小平譴責學生的言論。對於《四．二六社論》，趙沒有發表任何異議。但是第二天，趙紫陽的想法改變了，他請人為鄧小平帶話，想與鄧見面。此人與政治局常委兼國家主席的楊尚昆聯繫，楊拒絕趙的請求，其理由是：鄧小平不可能在一夜之間改變對學生示威的評價。

　　五月三日星期三，人民大會堂舉行五四運動紀念大會。趙紫陽發表講話，呼籲全國人民反對社會動盪。他警告說，如果沒有團結和穩定，「一個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國，就會變為一個動亂不安的沒有前途的中國」。但趙同時表現出與學生和解的姿態，他讚揚學生的愛國主義精神，肯定他們要求「推進民主政治」、「懲處貪汙腐敗」和「發展教育和科學」的合理性，並稱這些要求與黨的目標是一致的。與此同時，趙還強調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等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性。然而，政治局其他幾位常委對趙的發言並不滿意，因為他們在大會之前看了趙的發言草稿後，曾建議他增加與「資產階級自由化」作鬥爭的內容，但趙在發言中對此隻字未提。

　　當天晚些時候，杜潤生——他是農村改革的主要宣導者之一，同時與趙紫陽關係密切——在科學會堂召開一次會議。針對當前局勢，與會十幾名高級幹部各自陳述自己的看法，並向趙紫陽提出如何應對的建議。他們同意趙紫陽的意見，認為鄧小平對學生運動的論斷是錯誤的，而且鄧已經無法控制局面。他們建議趙紫陽一定要謹慎行事，因為鄧小平已經「聲名掃地」。

　　第二天，趙紫陽在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的年度會議上，面對外國記者發表一番講話。他對學生的行為表示讚賞，認為他們只是要求糾正政府工作中的錯誤，而不是反對共產黨或社會主義制度。與前一天的講話不同，他表示「事態將會逐漸平息，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趙指出，解決問題的辦法是理性和克制，還需要聽取不同人的意見。

　　與此同時，學生正在各大城市舉行紀念五四運動的遊行。整個過程都很平和，學生也同意返回課堂，並減少政治活動。其實他們也很清楚，政府目前正陷入困境之中，如果繼續對其施壓，超過其容忍限度，結果對大家都沒什麼好處。北京的遊行有上萬名學生參加，但規模遠小於四月二十七日那次。不過，學生離開天安門廣場後，地上全是打碎的小玻璃瓶。這種緩和的跡象令許多人鬆一口氣，香港股市為之一振，出現大幅上漲。

　　在五月四日這天的遊行隊伍中，出現數百名供職於官方媒體的記者，他們的訴求是爭取「說真話」的權利。這些記者之所以加入學生隊伍，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上海取締《世界經濟導報》。一九八八年十二月，這份自由派報紙發表蘇紹智的講話，呼籲為所有「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受害者平反。總編輯欽本立為此受到警告處分，但他似乎並不在乎，在胡耀邦去世一週後，又準備在該報發表一篇長達六頁的悼念文章，其中有一段針對鄧小平的文字尤其令當局無法容忍，招致宣傳部門出面干預。時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終於失去耐心，於四月二十七日責令欽本立停職。欽本立一下子成了名人，而抗議者則提出一個新的訴求：新聞自由。

　　這一訴求獲得愈來愈多官方媒體支持，其中包括來自中央電視臺和《人民日報》的記者。趙紫陽在亞洲開發銀行的演講結束後，他的顧問建議公開發表這篇講話。於是，廣播和電視當天就報導總書記的講話，並且連續播放三天。《人民日報》也在頭版刊登趙紫陽釋放出的和解資訊：「現在最需要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軌道上解決問題。」

　　五月五日，出於對趙紫陽的信任和與政府對話的期待，學生回到教室。總書記還鼓勵媒體在報導中使用更加溫和的語氣，他對富有同情心的中央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組長胡啟立說：「放開了一點，遊行作了報導，新聞公開程度增加一點，危險不大。」第二天，學生遊行的報導和照片就出現在各大報刊上。《中國青年報》甚至將學生描繪成愛國者，並引述趙紫陽的話說，產生腐敗的部分原因是媒體不夠公開。

　　感覺到官方調門的變化，更多知識分子開始站出來支持學生。五月十日，北京約有一萬名年輕人騎著自行車上街，要求更多新聞自由。五十位著名的作家、詩人和小說家也加入進來，其中包括蘇曉康，他說不能讓學生孤立無援地站在那裡。

　　大約有一週時間，局勢呈現出一種不尋常的平靜；而幕後，領導層的分裂正在愈演愈烈。試圖與抗議者和解的趙紫陽受到民眾的廣泛歡迎，但鄧小平的立場與之截然不同，仍堅持認為學生的目的是製造混亂並企圖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兩種力量似乎正在角力，最終必有一方認輸：要麼鄧小平收回之前的表態，要麼趙紫陽無法兌現自己的承諾。

　　黨內有一批領導人不認同趙紫陽的立場，認為他的講話偏離黨的路線，會給政權帶來危害。於是他們團結起來，站在李鵬的一邊。北京市長陳希同就是其中之一。五月七日，陳希同提出全黨必須服從四月二十四日政治局常委會的決議。應他的要求，政治局於次日再次召開常委會，持不同意見者在這次會議上發生激烈爭吵。有幾名常委指責趙紫陽出賣那些壓制學生運動的政府官員，趙紫陽則氣憤地反駁道：「誰把你們出賣了？只有文化大革命才有人被出賣。」

　　儘管政府承諾會與學生對話，但實際上兩者之間並沒有什麼交流。學生堅持任何對話都必須由學生的自治組織參加，但《四．二六社論》已經將這些組織列為非法，因此趙紫陽無法滿足學生這一要求。學生漸漸失去耐心，而且他們擔心戈巴契夫訪問結束後，政府會秋後算帳，對學生再次鎮壓。

　　五月十一日，北京大學貼出一張大字報，號召學生到天安門廣場絕食抗議。這種抗議方法並非首次出現，同其他許多做法一樣，它也可以追溯到文化大革命時代。例如，一九六六年夏，為了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掃除隱藏在教育系統內的「走資派」，數百名學生在西安省委大門外靜坐示威。一連好幾天，學生不吃不喝，有人因中暑而暈倒，護理師不得不對其進行靜脈注射，情況更嚴重的則被救護車送往醫院，最後是周恩來出面干預才打破僵局。

　　雖然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投票反對絕食，但是仍有許多人被這個想法所吸引，不願放棄這個機會。幾位學生領袖決定獨自行動，其中包括北京大學歷史系的王丹，還有頗富魅力的維吾爾族青年吾爾開希。吾爾開希長著一頭濃密的鬈髮，他在北京出生和長大，但在新疆上過幾年學。四月十九日晚，吾爾開希身穿文革期間流行的褪了色的黃軍裝，帶頭衝進中南海的大門。他在人群前面來回走動，用洪亮的聲音向學生發號施令，號召大家堅守在這裡，直到李鵬出來。

　　五月十三日，就在中蘇首腦會晤前兩天，絕食者開始行動。數百名學生頭上裹著紅色或白色布條，有些戴著遮陽帽，大家一起宣誓要堅守在天安門廣場上，直到政府滿足他們的要求。有人打出橫幅，表示可以忍受飢餓，但絕不能忍受獨裁。這些絕食者意志堅定，但人數並不多。當天晚上，北京大學一名叫柴玲的心理學研究生手握大聲公，發表一番慷慨激昂的講話，令聽眾淚流滿面。她哭著說：「我們以死的氣慨，為生而戰！」一夜之間，柴玲的演說成為一份宣言，包括蘇曉康在內的十二位著名知識分子在報紙和電視上公開發表聲明，表示支持學生的行動。結果又有數千人加入絕食者的行列。

　　絕食人數不斷增加。趙紫陽警告學生，如果破壞中蘇首腦會晤，將招致人民唾罵，但這些話根本無濟於事。五月十五日，中國政府在機場為戈巴契夫舉行歡迎儀式的同時，天安門廣場正被三十多萬人占領，其中不僅有絕食者，還包括工人、農民、機關職員、民主黨派人士、幼稚園和小學的孩子、司法部門的官員，甚至軍校學生。數百名作家、記者和大學教授也加入行動。現場氣氛熱烈，來自各行各業的民眾自由地表達著自己的想法，對許多人來說，這是前所未有的經歷。大家揮舞旗幟，一起合唱，用勝利的V形手勢互致問候。曾把搖滾樂引入中國的二十七歲吉他手崔健也突然出現在廣場上。他自彈自唱〈一無所有〉，引發抗議者共鳴，其中有這樣的歌詞：「告訴你我等了很久，告訴你我最後的要求。我要抓起你的雙手，你這就跟我走。」音樂聲中不時響起救護車的鳴笛聲，大約有七十名抗議者因中暑或飢餓而暈倒，被緊急送往醫院。在北京報導中蘇首腦會晤的外國記者也來到廣場上，與抗議者自由地交流，他們的現場報導經由衛星傳播到世界各地。與此同時，趙紫陽則站在人民大會堂屋頂上，用望遠鏡注視著廣場上的學生。

　　五月十六日，蘇聯領導人乘坐的黑色吉爾（ZIL）轎車在數百名員警嚴密保護下，從後門悄悄駛入人民大會堂。鄧小平與戈巴契夫握手後鄭重宣布，北京與莫斯科之間的宿怨就此了結。晚上，戈巴契夫在釣魚臺國賓館與趙紫陽會面，兩人討論中共與蘇共兩黨關係正常化的問題。在談話中，趙紫陽告訴戈巴契夫，在所有重大問題上，鄧小平仍是中國的最終決策者。趙的話無疑打破中共一直以來所謂「集體領導」的假象。趙對此解釋說：「我們黨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需要他的智慧和經驗。」他接著說，一九八七年十月召開的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就曾作出決定，「在最重大的問題上都要經過鄧小平的同意，中國仍然是鄧小平掌舵，在處理重大問題時總是向他通報，向他請教」。但這一決定「從未公開發表」。趙紫陽後來為自己辯護道，他之所以對戈巴契夫這麼說，是為了保護鄧小平，他想經由這種方式告訴大家，鄧的權力來自於黨的決議，而非個人的獨斷。然而，趙誤判這些話引發的後果。許多人認為趙紫陽這麼說的目的，是為了把處理危機的責任推卸給鄧小平。一名外國記者稱趙的舉動是針對鄧小平的「隱蔽但不尋常的挑戰」。

　　官方媒體報導趙紫陽與戈巴契夫的談話，特別是關於黨內的祕密決議一事，但除了趙紫陽的幾個顧問，沒有人對此感到驚訝。政治學者嚴家祺等人可能認為，趙披露這一資訊是要與鄧小平公開決裂，因此立即向廣場上的人群喊話，稱鄧小平是「年邁昏庸的獨裁者」，並呼喊口號：「打倒個人獨裁！」、「獨裁者必須辭職！」

　　在與戈巴契夫會談後，趙紫陽參加緊急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會。他告訴與會者，擺脫目前困境的唯一辦法是撤回《四．二六社論》。趙紫陽解釋說，為了保護鄧小平的聲譽，他願意為這篇社論承擔全部責任，可以對外宣稱這篇文章是由他在平壤親自起草的。然而，其他幾名常委並不贊成這一做法，仍堅持認為這篇社論反映鄧小平的真實態度。這次會議沒有解決任何問題。

　　次日，五月十七日，趙紫陽試圖與鄧小平私下會談。他按照通知於當天下午來到鄧的住處，卻發現其他幾名政治局常委都在那裡等著他。接下來的會議氣氛頗為緊張，大家一致指責趙在亞洲開發銀行的講話煽動了動亂。鄧小平表示同意：「轉捩點是趙紫陽五月四日的那篇講話，使民眾看到共產黨中央不一致，學生就鬧得更激烈了，很多人向學生靠攏。」隨後，鄧小平決定應當立即宣布戒嚴，並派軍隊進入北京城。氣氛一下子變得凝重起來，除了趙一個人，其他人全都表示贊成。當晚，政治局常委再次開會討論戒嚴的後勤問題，心情陰鬱的趙紫陽宣布他無法繼續履行職責，他說：「我的時間已經結束。」

　　五月十八日，當局作最後一次緩和局面的嘗試。這天上午十一點，學生領袖應邀來到人民大會堂，在高大寬敞、布置著舒適沙發的新疆廳，他們見到面容憔悴、神情緊張的李鵬。會議室裡架著攝影機，沙發之間的茶几上擺放著鮮花和茶杯。作為學生代表之一的吾爾開希，因為之前在廣場上暈倒而被送往醫院，現在身穿病人服來參加會議。他斥責總理來遲了，不是遲了幾分鐘，而是遲了幾個星期。李鵬對此表示歉意，隨後擺出一付屈尊俯就的架式，準備對學生說教。但很快，王丹打斷李鵬的話頭，指責他故意回避實質性的問題。李鵬看上去愈來愈失去耐心，他憤怒地說道：「北京這幾天，已經基本上陷入無政府狀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對全國人民負責的政府，我們不能對這種現象置之不理。」他還高聲警告學生：「我們要保護工廠，保護社會主義的成果，保護我們的首都。」會談持續大約一個小時。

　　政府的強硬立場反令民眾對抗議的支持度急遽上升，在北京市中心，參與遊行的人數多達百萬人，同時還有無數學生從外地湧入北京。許多地方的火車站擠滿學生，人人都渴望登上開往北京的列車。就像二十年前的紅衛兵獲准免費旅行一樣，很多人連車票都沒買就擠上火車。北京大多數工廠和辦公機構都陷入停工狀態，因為大批工人也加入學生的行列。他們舉著印有各自工作單位的旗幟，在天安門廣場周圍的街道上遊行，其中既有戴著廚師帽的廚師，也有揮舞著算盤的文員，還有身著藍色工作服的工人。為了壯大聲勢，不少人把單位的汽車、卡車和巴士開出來，沿著長安街首尾相連。這次遊行的主角不再是學生，而變成工人。示威者的口號也與之前不同，民眾開始直接點名，要求鄧小平、李鵬和楊尚昆下臺。

　　北京城裡到處洋溢著節日的氣氛，市民聚集在街頭巷尾，向示威者歡呼致意，許多辦公樓和公寓樓外懸掛出支持絕食的標語，還有職員從窗戶裡灑下紙屑以示支持。許多人相信中國的歷史來到了轉捩點，七十年前首次提出的民主中國的願望現在終於要實現了。嶄新的時代似乎即將來臨。

　　中共黨內也有支持抗議的聲音。就在前一天晚上，肖克將軍給中央顧問委員會——由黨內元老組成的顧問機構——打電話，指出這一次是黨錯了，群眾才是對的。而在地方上，各省的黨組織都不接受《四．二六社論》的結論。浙江省政協經過投票，在大多數成員贊成的情況下通過一項決議，譴責使用「反對和制止動亂」這一說法。五月十八日，浙江省政協將這一決議遞交中央。其他省分也出現類似情況。

　　不僅在北京，其他城市也爆發示威活動。在上海——這是戈巴契夫四天中國之行的最後一站，大約有十萬名抗議者走上街頭，令上海市中心陷入癱瘓。在浙江的杭州、金華、寧波、溫州等地，當局估計示威的總人數達到四十萬人，杭州一地即有八百多名學生參加絕食抗議。在各地檔案館裡，還可以找到許多類似的數據。例如，在遠離外國記者視線的甘肅省，當抗議運動達到高潮時，十二座城市的示威群眾達到近二十五萬人，僅省會蘭州就有約三百名學生參加絕食抗議。

　　最激烈的衝突發生在新疆的首府烏魯木齊。大約一萬名學生走上街頭，抗議一本名為《性風俗》的書，因為他們認為書中內容對伊斯蘭教構成侮辱。但這只是個藉口，學生遊行時赫然打出「民主萬歲」和「打倒腐敗」的橫幅。第二天，抗議者強行衝進政府大樓，攻擊民兵和政府工作人員。不僅如此，聚集在人民廣場上的抗議者還掀翻公車，推倒電線桿，並割斷由政府控制的高音喇叭的電線。這次衝突共造成一百五十人受傷。

　　五月十九日星期五，清晨五點左右，趙紫陽在李鵬陪同下來到天安門廣場，向絕食者表達關心。趙紫陽對學生說道：「我們來得太晚了。」講這句話時，他眼裡含著淚水，握著擴音器的手在顫抖。他說：「我們都是從年輕人過來的，我們也遊過行、臥過軌……」最後他還是勸告學生立即停止絕食。這是趙紫陽最後一次公開露面。

　　當晚十一點，李鵬來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在首都黨政軍幹部會議上發表講話，宣布制止動亂的各項措施。午夜剛過，李鵬出現在電視上，開始宣讀一份事先準備好的發言稿。他說：「我們如果再不迅速結束這種狀況，聽任其發展下去，很難預料不出現大家都不願意看到的情況。」為此，他呼籲「我們必須採取堅決果斷的措施，迅速結束動亂，維護黨的領導，維護社會主義制度」。北京正式開始實施戒嚴。

　　凌晨三點，李銳站在陽臺上，看到有些人騎著摩托車在長安街上來回行駛，提醒抗議者注意軍隊的到來。他們自稱「飛虎隊」，跟絕食者一樣頭上裏著布條，摩托車上插著旗幟。他們並不是唯一幫助抗議者的人。李鵬剛剛宣布戒嚴，就有數以萬計北京市民衝上街頭，試圖阻止軍隊前往天安門廣場。北京城地形複雜，既有好幾條巨型環城公路，同時又有無數高架橋、十字路口和狹窄蜿蜒的胡同。卡車司機用他們的車輛堵在通往市區的六個主要入口處，而人群則蜂擁而上，把軍隊的車輛團團圍住，有人甚至放空輪胎裡的氣。民眾對軍人的態度很是友好，大家紛紛向士兵贈送食物和水，並勸他們掉頭。到中午時分，在距北京城以西大約十八公里的地方，大約有兩百輛屬於第六十五集團軍的軍車遭到民眾圍堵。與此同時，在距天安門廣場以西十一公里、位於長安街上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附近，第三十八集團軍的部隊也遭到民眾攔截。而北京衛戍區的軍隊在從明十三陵、首都機場和頤和園向城內推進時，也遭遇到民眾阻攔。事實上，因為北京市民的阻攔，軍隊的行動不得不暫停。李鵬在日記中寫道：「沒有想到部隊進城受到極大阻力。」

　　這種情況持續好幾天，成千上萬學生露宿在天安門廣場上，所有主要路口都臨時搭起路障。五月二十二日，軍隊開始撤退。學生歡欣鼓舞，膽大者甚至呼籲士兵發動兵變。一時間，謠言四起。有人說，李鵬處境艱難，正在力求自保——因為宣布戒嚴令的事，李鵬成了大家最討厭的國家領導人。還有人說，鄧小平已經辭職，許多最高層的領導人開始轉而支持趙紫陽。大家相信風向正在轉變，中國即將發生歷史性的巨變。官方對此沒有作出任何否認。就在此時，有七位退役上將發出聯名信，敦促中央軍委不要派軍隊進城。消息一經傳出，各種傳言更是滿天飛。

　　五月二十三日，成千上萬示威者走上廣州街頭，來自香港和澳門的民眾也加入聲援活動，那天恰好電閃雷鳴，雨水模糊標語上的字跡。在上海，示威者擠滿外灘和人民廣場。而在地處內陸腹地的蘭州，數萬名群眾公然要求鄧小平和李鵬下臺，甚至有學生高喊：「推翻偽政府！」甘肅省委副書記表示：「市民支援他們的活動。」此外，南京、長沙、武漢等城市也爆發學生遊行。

　　實際上，軍隊並沒有撤回，只是轉移到北京郊外集結待命。五月二十五日，來自十一個集團軍的十萬餘名士兵集結完畢，同時配備數百輛坦克、裝甲車、軍用客車和卡車。姚依林在內部會議上向幾位部長透露，最高層「不怕外國壓力，封鎖、戒嚴三五年沒關係」。當晚，在所有高層領導人從公眾視野中消失五天後，中央電視臺報導李鵬接見三位新任大使的消息。李鵬信心十足地宣稱中國政府是穩定的，有能力處理當前危機。

　　這段時間，中央領導正四處聯絡，爭取獲得各地高級幹部支持。楊尚昆召集軍隊領導人舉行一次緊急會議，之後各支部隊的步調開始一致起來。與此同時，空軍、海軍和各個省都發表支持戒嚴的聲明。為了表示黨內的團結，包括陳雲、薄一波、李先念和鄧穎超（周恩來的遺孀）在內的老一輩領導人也紛紛現身，在電視裡表示支援中央的決定，其中有些老人坐在輪椅上，連話都說不清楚。全國上下每個黨員都必須表明立場，並參加政治學習，認真研讀中央領導人的講話。

　　李鵬在電視上露面後，強硬派便開始占據上風，各層各級都被教條主義者所掌控。在抗議者多次衝擊省委的甘肅省蘭州市，有些幹部敦促中央「向破壞分子採取有力的措施，堅決打擊，儘快平息下去」。持類似觀點的人很多。五月二十七日，三位省級領導對喬石提出批評，同時要求政治局常委會立即採取行動。在中央顧問委員會一次會議上，甚至李鵬本人也受到批評。黨內元老對眼下的僵局感到不滿，以致氣憤地打斷李鵬的發言。

　　這時，把守在各個路口的北京市民放鬆警覺，廣場上學生人數也減少了，而且學生組織內部出現各種內訌和分歧。對許多中國人來說，英國廣播公司（BBC）和美國之音（VOA）的短波廣播是他們的主要資訊來源，但現在這兩個電臺的短波訊號受到中國政府干擾。與此同時，大多數外國記者也離開北京。五月二十九日星期一這天，留在廣場上的學生只有兩千人左右，學生領袖建議就此結束靜坐。到目前為止，他們已經為自己的訴求抗爭過，也在國際媒體的鏡頭前與政府相對峙，並且在北京市民的支持下，逼退企圖進城的軍隊，如果學生這時撤離廣場，他們就會以勝利者的姿態離開。

　　與北京不同，時任上海市長的朱鎔基採取較溫和的態度。他對示威者表現出關心和同情，並向他們保證不會派軍隊進城，不會實施戒嚴。市委書記江澤民也在人大代表中享有較高的支持率。上海的局勢因此日趨緩和，不再會發生停產或罷工事件，一般居民對運動的熱情也開始下降，政府派人撕掉牆上的大字報，街道也被清理乾淨。五月二十七日，為了慶祝上海解放四十週年，全市街道都掛上紅色的橫幅和國旗，學生也作好返回課堂的準備。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一階段規模最大的示威活動之一竟然發生在香港。五月二十七日星期六，跑馬地馬場舉行民主歌聲獻中華的慈善音樂會，以聲援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現場人數多達二十餘萬。眾多演藝界名人在這次電視直播活動中露面，許多人熱淚盈眶地發表自己的感想。來自臺灣的歌星鄧麗君也獻歌一首，她頭上綁著白布條，上面寫著「民主萬歲」幾個紅字。次日，約有一百五十萬人——占香港總人口四分之一——走上街頭，遊行隊伍行經北角和銅鑼灣等繁忙的商業區，最終抵達維多利亞公園。人群中既有老人，也有頭綁黃布條、抱在父母懷中的嬰兒，還有身著商務服裝的上班族，甚至有人坐著輪椅。組織者為大家分發貼紙，上面寫道：「今日中國，明日香港」。

　　五月三十日星期二，學生在天安門廣場豎起一尊十公尺高的民主女神像。女神用雙手高擎火炬，堅毅而驕傲的眼神直視著城樓上的毛澤東畫像——一週前，有人向這幅畫像潑墨水、扔雞蛋，現在這幅是新換上的。這尊女神塑像似乎是對中共四十年建國史的嘲諷，更重要的是，她為日漸低迷的民主運動注入新的活力。為了一睹女神芳容，前後有二十五萬人不顧政府禁令，從北京城四面八方擁向廣場。廣場上再次熱鬧起來，自行車和三輪車匯成洪流，汽車根本無法通行，有些計程車司機乾脆下車步行。但這一次，大家都很安靜，沒有人呼喊口號，也沒有人展示標語。廣場上的擴音器裡不斷播放著政府的警告，宣布這個雕像違法，但根本無人在意。傍晚時分，當局聲稱這尊塑像是「對國家尊嚴與民族形象的汙辱與踐踏」，下令把它推倒。

　　這尊塑像的各個部分是在前一天晚上，由學生用三輪車運到廣場的。當時，留在廣場上繼續抗議的學生仍有數千名。他們之前曾打算撤離，但現在改變主意，決心在廣場上至少再堅持三個星期。與此同時，大批軍隊經由地下的祕密通道——這些密道一直通往北京城外的西山——已經入駐中南海、人民大會堂、中國歷史博物館和紫禁城。事情發展到這一步，想要避免流血，已經幾無可能。

　　民眾的抗爭熱情再次高漲。北京市民紛紛捐款，來自香港的經濟和物質援助也在增加。民主歌聲獻中華的慈善音樂會籌得一百五十萬美元，此外香港各界民眾還捐助大約兩百頂野營帳篷。在此之前，學生只能用塑膠、帆布和硬紙板等材料搭成簡易的棚子棲身，如今這些紅色和藍色的帳篷在廣場上顯得格外耀眼。這段時期，大多數北京高校的學生晚上都會回學校過夜，在廣場上露宿的五千人中，大多是後來從外地趕到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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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二日星期五，民眾聽到可靠消息，稱第三十九集團軍部分士兵即將進城。當晚近十一時，有人看到一輛掛著軍隊牌照的吉普車，沿長安街從西往東向天安門方向疾速行駛。開到木樨地附近時——老北京城的護城河就在此地與長安街相交，這輛車突然失去控制，撞上一群騎自行車的人，造成三人死亡，一人重傷。李銳站在自家陽臺上，看到現場聚集一群憤怒的民眾。

　　六月三日凌晨兩點左右，有人看到大約八千名身穿白襯衫的年輕士兵，自西往東沿長安街列隊前進。幾名在城內巡邏的摩托車手發現這一狀況後，立即趕到隊伍前面，一邊騎一邊向民眾發出警報：快出來，快出來，當兵的來了！當士兵行進到距天安門廣場約三百公尺的北京飯店時，有市民從胡同裡跑出來阻攔，有些人還穿著睡衣，大家齊聲高喊：「回去！你們是人民的軍隊！」士兵沒有攜帶武器，而且明顯沒有軍官指揮，看起來個個疲憊不堪，像是迷失方向。他們遇到阻攔後，只好停下腳步，分成一小隊一小隊地坐在路邊，許多士兵還試圖把自己的臉遮起來，圍觀民眾則對他們抱以嘲弄和辱罵。經由質問大家得知，這些士兵屬於第三十九集團軍，來之前曾被上級告知，他們只會在天安門廣場上遇到一些流氓。週六凌晨，這批士兵開始撤退，其中有些人的襯衫被撕破了，有些人則丟了鞋。他們離開後，民眾開來幾輛公車以及裝滿煤和沙子的翻斗車，甚至還有一臺起重機，在北京飯店外建起路障。

　　當天邊剛露出一線曙光時，長安街上便聚集一群群民眾。在天安門廣場西側靠近中南海的地方，大約有五百人包圍一輛吉普車和四輛軍用大巴，坐在車上的似乎都是精銳部隊。一名軍官亮出槍，但眾人無視他的存在，仍試圖掀翻吉普車，還有人砸碎大巴兩邊的窗戶，從受驚的士兵手中搶奪武器。在六部口附近，六、七個年輕學生跳上一輛軍用大巴車頂，在鏡頭前展示搶來的AK－步槍的彈匣、警棍、匕首和刺刀等物品。還有人把士兵的頭盔和鞋子掛在中南海門外的路燈上，齊聲高呼反對政府的口號。

　　一名解放軍軍官事後解釋說，他們當時的行動目的是封鎖天安門廣場，以避免傷害學生。這個笨拙的計畫遭到猛烈的反擊。六月三日上午，大批學生和他們的支持者再次湧入廣場，而當地民眾則在市內和城市周邊的主要路口設置更大規模的路障。

　　中午時分，中南海內出現數百名士兵和武警。他們來到長安街，試圖清理從天安門到西單這段路面上的路障，同時收回六部口附近軍用巴士內的武器彈藥。此時，有人群沿長安街自西而來，要求為前晚被吉普車撞死的平民討回公道。長安街上的武警和士兵開始向民眾發射催淚瓦斯，並動用警棍毆打，但最終在民眾的反擊下不得不退回中南海。憤怒的人群繼而向中南海內投擲石塊，並放火燒毀一輛被丟棄的軍車。與此同時，其他幾個路口也爆發衝突。衝突持續幾個小時，雙方各有損傷，士兵和員警最終在傍晚撤離。

　　現在，政府有足夠理由升級行動了。下午四時左右，喬石召開緊急會議，領導層一致認為當天凌晨六部口發生的民眾搶奪武器行為是令人震驚的「反革命暴亂」，因此決定在次日黎明前使用「和平手段」清理廣場，士兵獲准可以對暴徒的進攻實施自衛反擊。

　　晚上六點三十分，公共場所的高音喇叭、廣播和電視開始反覆播放政府通告，告誡民眾不要上街。

　　到目前為止，軍隊已經連續兩次蒙受羞辱。這一次，他們的戰略與之前一樣，還是決定兵分兩路，從長安街東面和西面同時向天安門廣場進攻。所不同的是，之前派出的是幾千名穿著膠鞋、沒有裝備武器的士兵，這一次出動的則是經過兩週時間部署和集結才準備好的精兵強將。十年前，人民解放軍在越南動用約二十萬名士兵和兩百多輛坦克。如今，在自己國家的首都，這支軍隊將使用同等力量來對付手無寸鐵的平民。

　　第一槍是晚上十一點十五分左右在公主墳打響的——公主墳是三環路與長安街交匯處的主要環島，位於木樨地的西面。到達這裡的部隊是駐紮在北京城以南的第三十八集團軍，士兵不僅攜帶著突擊步槍，還配有坦克和裝甲車。這支精銳部隊因為參加過韓戰而聞名。兩週前，軍長徐勤先因拒絕動用軍隊對付手無寸鐵的平民而被捕，後來被送上軍事法庭。當部隊到達公主墳時，已在路口守候數週的市民開始向躲在防暴盾牌後面的士兵投擲磚頭和混凝土塊。因為無法突破路障，數百名手持AK－步槍的士兵奉命向平民開火。紅色和綠色的曳光彈劃過天空，坦克也向人群發射催淚彈。當晚天氣悶熱，市民大多穿著T恤和短褲，許多人身上濺上鮮血。

　　下一個十字路口是木樨地，那裡也有市民設置路障。有些人手持簡易武器，如切肉刀、竹竿和鐵鍊之類，甚至還有從建築工地上取來的鋼筋。士兵繼續用自動步槍向人群射擊，同時還向道路兩邊的居民樓胡亂開槍。在李銳所住的公寓樓裡，時任最高檢察院副檢察長關山復的女婿在廚房燒水時，被一顆開花彈擊中當場死亡。第二天早上，一位鄰居的女傭也被發現死於槍擊。幾天後，李銳在其所住的公寓樓外牆上發現上百個彈孔。

　　在通往天安門、長達七公里的長安街上，上演一幕幕同樣的悲劇。數千名憤怒民眾聚集在一個個十字路口，奮力抵抗軍隊進攻，但是在裝甲車面前，用柵欄和自行車構成的路障根本不堪一擊。在西單路口，民眾把黃色和紅色的公車點燃，堵在馬路中央，但裝甲車輕易就把它們推開，打開一條通往天安門廣場的通道。隨後，坦克車每兩三輛排成一排在前面開路，後面跟著裝甲車和滿載士兵的軍用卡車。每個路口都有不少民眾倒下，有些士兵在胡同裡追趕圍觀者，然後用警棍、皮帶和槍托毆打。在西單附近一條巷子深處，有四人遭到槍殺，其中包括一個三歲孩子和一名老人。

　　午夜時分，幾輛裝甲車從南邊高速駛入天安門廣場。人群迫使其中三輛停下來，並開始放火焚燒，車裡的士兵棄車逃跑時，憤怒的人群向他們撲去，將其中幾人活活打死。有一輛裝甲車設法開進廣場，然後一路向東，撞開長安街上的幾處路障，造成許多抗議者死傷。在接近建國飯店時，該車掉頭，急速衝向天安門廣場。但中途車輛失控，撞上幾輛被抗議者包圍的廢棄車輛，蜷縮在車裡的士兵隨後受到眾人攻擊。

　　一小時後，大約凌晨一點三十分，從木樨地趕來的大部隊抵達廣場西北角。在昏黃的路燈下，士兵開始重新集結。幾十輛坦克隆隆駛來，停在天安門城樓下。接下來出現奇怪的平靜，直到一小時後，士兵開始沿廣場北面的紫禁城排成一列。

　　有士兵向長安街以東的人群漫無目標地開槍，那一段路仍然被民眾所占領。聚集在廣場上的學生可以聽到AK－步槍雜亂的射擊聲和催淚彈發出的巨響，憤怒的民眾則對著士兵高喊「法西斯」。在北京飯店附近，有救護車閃著藍燈、拉著警報從王府井駛來，以救助傷患和抬走屍體。此後又有路口爆發混戰，但救護車無法到達現場，只能靠三輪車把傷患拉往醫院。有人看到醫生抬著遇難者的屍體，就像抬著棺材一樣，護理師則緊緊跟在後面。

　　此時，廣場上仍有三千多名學生聚集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官方則經由高音喇叭呼籲大家撤離廣場。隨後，學生和士兵展開一場奇怪的歌唱比賽，士兵唱著軍隊的歌曲為自己打氣，抗議者則一邊用自己的擴音器播放音樂，一邊齊聲高唱〈國際歌〉。

　　刺眼的照明燈把廣場照得一片雪亮，直到凌晨四點左右才被當局關閉。為了照明，學生點燃帳篷。這時，上萬名士兵從人民大會堂、中國歷史博物館和地下通道湧入廣場，空降兵第十五軍也從南邊的前門附近一路殺進廣場。進入廣場後，士兵沒有開槍，主要是為了防止彼此誤傷，而且大家都不願褻瀆人民英雄紀念碑，更不用說毛主席紀念堂。官方對學生發出最後通牒，有幾個學生提出希望與軍方談判，為準備撤出廣場的學生開闢一條安全通道。劉曉波也參加談判。三年前，他曾抨擊過中國的文學現狀，如今他是北京師範大學的一名年輕教師。他穿過學生和士兵之間的無人地帶，與軍隊的指揮官談判，最終達成協議：軍方允許學生從廣場東南角離開。部分抗議者堅持要留到最後一刻，柴玲提議雙方妥協，可以自願選擇離開或留下。

　　凌晨五點，選擇撤離的學生手把手，排成兩列，走向廣場的指定角落。一大群民眾等在那裡歡迎他們，並為他們遞上食物和飲料。一輛坦克轟鳴著撞向民主女神像，隨後將其輾碎。與此同時，其他坦克和裝甲車輾過一頂頂帳篷，慢慢逼近人民英雄紀念碑，那裡還有學生在堅守，擴音器裡仍在播放〈國際歌〉。士兵朝擴音器開槍，直到它們發出嘶嘶聲和破裂聲，最後歸於沉寂。學生爭先恐後地跑向安全地帶，拒絕離開的則遭到槍托和警棍毆打。

　　這時，從廣場東邊傳來隆隆巨響，一列坦克從灰暗的長安街緩緩駛來。第三十九集團軍姍姍來遲，但推進速度卻很快。坦克來到廣場以東約兩公里處的東單路口，直接撞開堵在馬路中央的一排公車，然後向人群發射催淚瓦斯。群眾則用石頭、瓶子、破碎的鋪路磚和用三輪車運來的磚頭還擊，還有人用自己製作的簡易汽油彈砸向坦克。許多沒有命中目標的自製燃燒彈掉落在長安街上，燃起一片片熊熊火焰。當坦克車隊接近王府井時，二十幾名男子將一輛單薄的公車推到馬路上，試圖加以阻攔，但根本無濟於事。此情此景，讓憤怒的市民忘記危險，他們在坦克旁一邊騎著自行車一邊大聲叫嚷，要求車隊掉頭離開。坦克後面跟著裝甲運兵車，還有載著士兵的卡車。士兵朝人群隨意開槍，有人在現場清楚地看到槍口噴出的火焰。軍車一輛接著一輛，一眼望不到盡頭，車隊裡甚至還有油罐車以及裝滿一桶桶燃料、布匹和各種物資的卡車。這分明是一支裝備齊全的占領軍。

　　沿途還有更多車輛（包括另外二十一輛坦克）從南北向的小路駛出，加入這個車隊。隨後，整個車隊經過北京飯店，從東北角進入天安門廣場。然而，就在博物館北邊的空地上，有幾個平民和幾名士兵遭到坦克輾壓。

　　第三十九集團軍的坦克駛入廣場後，在天安門和王府井之間的路面上，戰鬥仍在繼續。藏身在北京飯店裡的外國記者驚恐地看到，在廣場以東的長安街上，士兵仍在向人群開火。這些人主要是夜間失蹤人員的親屬，他們迫切想要接近士兵，希望能獲得一些與家人下落有關的資訊。一位目擊者指出：這些人就是上午在我們眼皮底下被殺害的人。士兵用AK－步槍對著人群射擊，槍聲一響，大家會四處散開，槍聲暫停後，人群又會重新聚攏起來。這種情況發生在光天化日之下，一直持續到早上九點左右。大約十點二十分，在王府井附近另一處地點，有一個排的士兵槍殺大約四十名試圖與他們交談的民眾。這一切都被北京飯店裡的外國記者看在眼裡。

　　此時的北京城，大部分地方看起來就跟戰場一樣。在頤和園附近，有二十多輛丟棄的坦克被民眾燒毀。在位於城西的八寶山革命公墓附近——胡耀邦的遺體就是在這裡火化的，道路兩側可以看到燒焦的軍車。公主墳的情景更加駭人，八十輛被燒毀的卡車和裝甲運兵車冒著濃濃的黑煙堵在環形路上，有人在混亂中被打死，其中包括幾名軍官，死者的屍體被人掛在街邊路燈上。

　　有些膽大的市民在週日冒險外出，結果看到長安街上一片狼籍。李銳在木樨地附近的公寓樓外爬上一輛報廢的坦克，他看到無數損壞的汽車堆在大街上，一直綿延到遠處。所有主要的十字路口都堆滿各種碎片，公車殘骸被推到路邊，馬路中間堆著金屬圍欄、自行車和折斷的路牌，經過坦克的輾壓，這些東西全都扭曲得變了形。

　　零星的槍聲持續一整天，天上下起大雨，偶爾還伴有雷鳴。在靠近建國飯店的使館區對面，一百多名全副武裝的士兵列隊站立，試圖以此來恐嚇外國人。

　　當晚，又有七十五輛坦克和四十五輛裝甲車沿長安街從東往西駛向天安門廣場，少數氣憤的市民再次衝出來，向車隊投擲汽油彈，但仍是徒勞。到了第二天，幾乎沒有人站出來繼續抵抗了。

　　醫院裡全是死傷者。在離木樨地約一公里的復興醫院，入口處擠滿槍傷患者，有些人正在打點滴。因為停屍房已經裝滿，後送來的屍體只好用血跡斑斑的白床單蓋著放在外面。市中心的地下通道裡也堆放著屍體。在北京大學的校醫院門外，學生把十幾具同學的遺體安放在冰塊上，部分屍體因槍擊而殘缺。

　　有人估算死亡人數。美國廣播公司（ABC）的記者凱特．菲力浦斯（Kate Phillips）觀看攝影小組帶回的錄影帶，並給北京當地的醫院和中國紅十字會打了電話詢問。但很快軍方便進駐所有醫療機構，並禁止醫護人員與記者交談。經由這種方式，菲力浦斯統計到的人數是二千六百人。英國駐華大使唐納德（Alan Donald）認為死亡人數介於兩千七百人至三千四百人之間。

　　中國軍隊在此次事件中的表現受到外國同行的嚴厲指責。北約有一個特設小組花數週時間追蹤北京城外解放軍的動向。英國的軍事指揮官法爾（M. H. Farr）根據這個小組的報告以及英國國防部的情報，評估戒嚴部隊的清場行動。他最直接的感受是，中國軍隊「在軍事上完全不合格，其實本來是有可能不用流血就完成任務的，但他們根本沒有能力抓住這樣的機會」。

　　星期日這天，仍有大批車隊湧入北京城，其中包括五十輛滿載士兵的卡車。在經過喜來登長城飯店時，竟有士兵持槍任意射擊。在各個十字路口和高架橋附近，不時有人從隱蔽處現身，試圖抬回躺在路邊的屍體，當槍聲再次響起時，人群又會立刻散去。

　　六月五日星期一中午時分，一隊坦克正準備駛離天安門廣場。這時，一名男子雙手各提一只購物袋，獨自站在人行橫道上，擋住坦克的去路。坦克車隊猛地煞車，才在他面前停下。領頭的坦克試圖繞過這名男子，但他左右挪動，就是不讓坦克前進，雙方陷入僵局。隨後，這名男子爬上坦克頂部，與裡面的士兵簡短交談幾句，之後他從坦克的一側爬下，繼續阻擋坦克前進。兩名旁觀者趕緊跑上去將他拉開，並和他一起消失在人群中。這一幕日後成為二十世紀最具代表性的畫面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