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潜在的非正常死亡威胁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但我接受这份工作的全部。（转）

“俄罗斯的权力更替不会通过选举实现。”这句话我早在2011年的一次采访中就说过。然而，不能否认的是，首先，在选举前夕，全社会的目光都会聚焦于政治，需要利用这一点；其次，当局在这一时刻总是非常脆弱。就在2011年，我们已见证了这一切——统一俄罗斯党（统俄党）通过舞弊赢得选举，但这立即引发了大规模抗议。

2011年时，我号召大家投票给统俄党以外的任何政党。2018年，当我被禁止参选总统，我号召抵制选举。很多人因此批评我，认为我的立场前后矛盾，但实际上，它完全合乎逻辑：选举应该被用来对克里姆林宫造成最大打击。

2018年底，我们想出了一个新策略——“智慧投票”。通过这个策略，我们计划打破统俄党的垄断。这在过去从未成功过：统俄党的候选人在选举中至少能获得25%到30%的选票，而剩下的选票则分散到体制内反对派的不同候选人身上。克里姆林宫严密监控这些“体制内”反对派，确保他们彼此不能达成协议——每次选举前都会上演争吵、选区分配的纠纷，所有人都想在“好”选区参选，结果导致多个反对派候选人在一些核心选区相互竞争，分散了选民支持，反而帮助了统俄党的候选人当选。既然政治家们无法达成协议，那就让选民来决定。

这个想法的要点是，由我们总部挑选出“第二强”候选人，并号召所有选民投票给他，不计较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我们在分析中参考了过去选举的结果，同时咨询了熟悉地方政治的专家。“第二强”候选人几乎都是共产党。在这本书里，我花了不少篇幅表达自己对共产党的厌恶，但这次情况不同：我并不希望共产党胜选，我希望统俄党败选。

2019年夏天，我们在莫斯科市杜马选举中测试了“智慧投票”策略。我无法参选，但我的许多同侪和支持者都可以。我们提前几个月公布了这项计划，并得到了广泛支持。当然，还是会有人不满：“我已经给‘俄罗斯统一民主党’投了二十年票，无论如何都会继续投他们！”；“共产党？这些食人生番？！绝不可能。”我耐心解释说，在我们的处境下，就算投票给一张板凳也比投给统俄党好。我的另一个论点是，杜马中的非统俄党人越多，他们就会越大胆。当他们是少数，他们不敢挑战统俄党，但如果他们意识到自己强大，一切就可能改变。

克里姆林宫很快意识到，我们的策略正在获得人气，秋天等待他们的会是惨败。因此，他们采用了已久经考验的方法：直接取消所有最受欢迎候选人，而且不仅仅是取消资格，还逮捕了其中多数人，有些人被关押了一个月（有些人甚至更久）。

独立候选人战斗到了最后一刻。柳博芙·索博利是其中之一。当选举官员拒绝登记她参选，她宣布绝食抗议，并拒绝离开选举委员会的办公室。记录她被连同沙发一起抬出大楼的视频成了那次选战的象征。

两个月前还只会让所有人犯困的莫斯科市杜马选举，突然吸引了全国的关注。大规模拒绝独立候选人参选引发了莫斯科的大规模街头抗议。多名示威者被控刑事罪，通常是“对执法人员使用暴力罪”。所谓的“暴力”有时只是扔向防暴警的一只空纸杯。这场抗议运动成为俄罗斯抗议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不仅因为它吸引了全新的参与者，还因为镇压手段更加严厉。2017年，参加集会可能会被关押15天；2018年，已经上升到30天。从2019年开始，你可能会因此坐牢几年。

选举于9月举行。尽管真正的候选人被取消资格，“智慧投票”还是奏效了。那个人的党的议员席位减少了——从40个减至25个。我们甚至成功让统俄党在莫斯科的党魁丢掉了席位。几位真正的反对派议员成功当选，他们在市议会的讲坛上公开批评莫斯科市长和总统。和他们一起被选上的（“智慧投票”实在太有效了），还有一些原本被安插作搅局者的候选人，这些人甚至比我们更震惊于自己的胜选。无论如何，如我所希望的那样，莫斯科市杜马的组成发生了根本变化——统俄党的垄断被彻底打破，体制内反对派的声音变得更为响亮。

这一切我都是通过广播得知的——监狱里的广播。我又在坐牢，如今每次抗议后，他们都会把我送进来。但我感到振奋：既然“智慧投票”在莫斯科奏效了，我们就可以在俄罗斯全国复制这一策略。尤其明年夏天西伯利亚地区议会选举将举行，而再过一年，就是国家杜马选举了。

如果我试图回忆那个让我意识到自己生命从此处在危险中的瞬间——我做不到。因为从来没有过那么一个瞬间。相反，在被投毒前，我一直坚信自己每年都越来越安全。我越出名，他们杀我的难度就越大——我是这么以为的。然而，我显然错了。

我和鲍里斯·涅姆佐夫有过一次谈话，那次对话我永远不会忘记。就在他遇害十天前，我们三个人——我、涅姆佐夫，还有他的一位同事——坐在一起，涅姆佐夫对我说，我很危险，克里姆林宫大可以杀我，因为我在体制外。而他涅姆佐夫则正好相反，他很安全，因为他来自体制。他曾是副总理，和那个人私下认识，和他共事过。三天后，我被捕。再过一周，涅姆佐夫在距离克里姆林宫仅两百米的地方被射杀。于是我明白，讨论谁安全、谁危险完全没有意义。我们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世上有一个叫那个人的疯子，有时候他只不过是脑子里某根筋搭错了，就会在纸上写下一个名字，然后说：“把他做了。”

涅姆佐夫遇害，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冲击，很多人都被吓坏了。就连一个无比勇敢的人——后来都对我说，感到非常不安，心里想着：“开始了？他们现在开始杀反对派了？这就拿着冲锋枪冲进来？”作为一个认识鲍里斯的人，我当然也很震惊。我一直尽量忽视一个事实：我可能会遇袭，可能会被捕，甚至可能被杀。反正我无法控制这一点。一直去想反而是种自毁。我今天早上活下来的概率有多大？六成？八成？也许是百分之百？问题不在于我刻意不去想，闭上眼睛假装危险不存在，我只是决定不再害怕。我全都衡量了，想通了，然后放下了。我从事反对派政治，深知自己的敌人是什么人，也知道他们能做到什么。但如果我一直担心自己会不会被杀，那我就不该在俄罗斯生活。不如直接移民。或者干脆换一份工作。但我爱自己的工作，而且认为自己有责任继续做下去。我不是疯子，不是不负责任，也不是无所畏惧。这根本不关乎是否畏惧——无非我内心深处清楚地知道，我应该做这件事，因为这就是我的人生选择。因为有人信赖我。因为我的组织“反腐基金会”。因为我的国家，而我渴望它自由。这些潜在的威胁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但我接受这份工作的全部。

在我被投毒前几个月，在加里宁格勒发生了一件恐怖的事。我和尤利娅坐在一家咖啡馆，她突然感到不适——她真的差点就死在我对面，而我没有察觉，还无忧无虑地安慰道：“那就回房间休息一会儿呗。”现在我们才明白，她当时最有可能也被下了“诺维乔克”神经毒剂。她描述的症状和我在飞机上的感觉一模一样，只是没那么严重。后来，我们发现，那些在托木斯克给我投毒的FSB的人在这次加里宁格勒之行期间也在跟踪我。一想到如果尤利娅当时真的走了，两分钟后她可能会被发现死在公园的长椅上，我就觉得后怕。这种认识让人无法承受，但这也不是勇敢与否的问题。

我是俄罗斯公民，我在自己的国家拥有权利，我不打算活在恐惧之中。如果我必须战斗，我就会战斗。因为我知道我是对的，而他们是错的。因为在这场较量中，我站在善的一方，而他们站在恶的一方。因为许多人支持我。也许这听起来像是些大道理，甚至有点民粹主义。但我相信这一点，所以我不害怕——因为我知道我是对的。

我不喜欢坐牢。我一点都不会因此感到愉快。这很难受，这是无谓地浪费时间。但既然现实如此，我准备好承受。我明白游戏规则。我发声说，等我掌权，我会要求审判克里姆林宫的这些人，因为他们在掠夺俄罗斯人民。他们当然不会喜欢这样的前景，所以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我。

我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如何，谈论未来也是纯粹的揣测。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半人觉得，既然他们已经试图杀我一次，那就一定会把这件事做完：那个人既然亲自下过指示，目标至今没有完成，这让他抓狂。另一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则认为，在毒杀失败，又被我们调查出来后，他们会更愿意远离这整件事。他们一直否认有人曾毒杀我！如果我再一次中毒，并且死于“诺维乔克”，或者“心脏病突发”，他们要怎么解释？也许，这只是我在安慰自己，但无论如何，没有人知道未来，而预测未来毫无意义。

我们的国家配得上更好的现状。俄罗斯人可以过上比现在富裕二十倍的生活。我从未去特别思考对祖国的爱。我只是单纯地爱它。对我来说，俄罗斯是构成阿列克谢·纳瓦利内的一部分，就像我的右手或左腿，你很难具体描述自己有多喜欢它们。俄罗斯对我也是如此。我喜欢俄式黑色幽默。人们喜欢开政治不正确的玩笑，我们的笑话常在底线的边缘试探。

俄罗斯最大的悲剧——在千百万俄罗斯人中，权力一次又一次落入最冷血、最谎话连篇的那群人手中。有句老话说：每个民族都有它配得上的政府，许多人认为，俄罗斯也是如此，否则俄罗斯人民早就该揭竿而起，[…]。但我不信这句话：我有大量同胞并不认同现状，这不是他们选出来的。但如果假设我们终究要承担个人责任，那我也有责任。这意味着，我必须更坚决地去斗争，去改变这一切。

如果有人问我，是否憎恨那个人，我会说：我恨那个人，是因为他偷走了俄罗斯过去的二十年。这本可以是俄罗斯历史上空前的奇迹二十年：我们没有任何敌人，边境四处和平，石油、天然气和其他自然资源的价格升上了天，我们靠出口赚了很多钱。那个人本可以利用这二十年，把俄罗斯变成一个繁荣的国家。我们本来都可以生活得更好。结果呢，我们有两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一部分钱被那个人和他的狐朋狗友们径直偷走了，另一部分则因愚蠢的政策被挥霍殆尽。他们没有对我国做过任何好事，这就是他们最主要的罪行。

首先让我们不要再主动或者被动跟随体制杀人。让我们来督滥权腐败：美国、欧洲也有监督，但如果我们哪怕能减少如今国内猖獗的滥权腐败，我们会惊讶地发现，我们完全有钱去改善教育和医疗。我们会明白，我们可以有独立的法庭和诚实的选举。回顾俄罗斯历史，我们先是有沙皇，然后是皇帝、[…]，然后是总统，但他们全都是威权统治者。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而我们的任务，就是打破这个无休止的恶性循环——无论谁掌权，威权都会一次又一次地死灰复燃。我们必须削减总统的权力，现在他的权力太大。权力应该分散到议会、州长、市长，而不是掌握在一个人手中。在地方上征收的税款应该留在当地，而不是上交莫斯科。可是我们的一切都围绕着莫斯科运转：克里姆林宫和那个总统所坐的办公室是唯一的权力来源。一个如俄罗斯这般幅员辽阔的国家是不能以这种方式治理的。

不过遗憾的是，一些俄罗斯人就像医疗恶势力保护伞，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院领导以及消化内科丁祥武等人一样，它们把灾难说成是学费，把死人说成是代价，无非都是为权贵的“成功”垫底。为了这个成功，还有更多的普通人要被牺牲掉或者是清洗掉。今天他们消失了，明天就被忘掉。虚假的平等显然更容易与专制结合起来，无论克里姆林宫的权力还是中国某些执政者的权力，都是摧毁正义和自由为目的。阿列克谢·纳瓦利内看似抽象和卓越的思考实际上反映了他自己的真实感受，与中国的现状也密切相关，剥夺个人权利以及摧毁社会道德扭曲人性的恶行渐渐被大家所意识，这样的历史遗产也算是给未来社会变革带来一丝的欣慰。

武汉市第四医院（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党委书记：彭鹏 院长：夏平 王岚（目前升任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