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年纪事 | 加州白日梦（下）

接上篇《瘟疫年纪事 | 加州白日梦（上）》

我们去了一个湾区很受欢迎的四川餐厅香小馆，据说在平常，一到饭点这家就大排长龙，等一个多小时都可能轮不到空位，可是那天，整个餐厅里加上我们就只有两桌人。

吃完饭之后，LJ来找我们，她穿得一如既往地帅气时髦，像个小王子。小西要回家工作，我们三个看天气也挺好的，就商量一下开车去附近的山上踏青。

罗勉宿醉后还没完全醒过神来，就敢指挥我们上山，结果盘山路转来转去开得晃来晃去，把他差点晃吐了，不得不停车靠边休息。

湾区气候常年晴好，适合种葡萄，沿路遇到好几个酒庄的葡萄园，被采摘过后的葡萄架爬满半个山坡。罗勉很快忘了宿醉的教训，半路把我们拐去了他熟悉的一个酒庄，结果原本的踏青计划就又变成坐在一起喝酒聊天了。

趁罗勉去洗手间的时候，LJ提起了小明，问我和他怎么样了，有没有进展？我回答，现在就是朋友吧，没什么进展，没进展也挺好。然后我又补充了一句，也不知道怎么进展。

去年火人节出来之后，我也是在湾区滞留了半个多月，托各位大佬的福前往视察了一圈硅谷巨头，薅足了资本主义的羊毛，但真正的企图却是想找更多机会接近他。朋友们出了各种主意，组了一场场趴体花样凑拢，但我一怂再怂，硬是拖到最后一刻才表白，却也没有什么结果，就匆匆飞回了纽约。 

原来和瘟疫一样，爱情也是个最大的不可抗力。

我没法像别人一样可以在社交媒体上谈情说爱，所以一旦不能见面，也就把心思搁置了，大半年过去，我俩发的信息加起来可能不超过三十条吧，还没我和我室友多。

最多的共同记忆依然还停留在火人节里的场景。我有时候会想，他真的是我想找的人吗？还是说他只是在我比较开放的状态下遇到的人？

小西说不能把火人节里的感情带到现实世界里来，我又何尝不是犯忌的人呢。

我天性比较好强，曾经对什么都势在必得，但离开体制后的这几年，已常常被求而不得的苦涩困扰。不过，想到纵然是光鲜亮丽的湾区大佬们，个个有房有车有猫，感情却照样开着天窗，心理就平衡了许多。

只有LJ是个例外，她在上次火人节里认真确认过自己的感情，出来后就陪着她老婆搬去了德州，再后来又搬来湾区，现在过着稳定的家庭生活。她是一个时尚摄影师，经常去纽约拍时装周，想必花花世界也见过太多。她说自己有很多可以一起喝酒，一起热闹的朋友，但是给了她家的感觉的人就只有安仔。

安仔是个大厨，会做很多好吃的东西。我过生日那天，她带来一个亲手做的草莓蛋糕，连坐都没坐就接管了厨房，麻利地洗菜、切菜、调蘸酱，帮我们准备好了一桌火锅。大家围坐在一起开吃的时候，安仔还慷慨地喂了我们一把狗粮，她秀出自己的花臂，上面纹着LJ的名字，还配了一句话：“I love you to the moon and back.”

“我们都是长期在外飘荡的人，你懂的呀，”LJ说，“回家看到一桌子热腾腾的好菜，就被收服得妥妥的。”

我也确实深有体会，可能是因为自己把生活过得太糙了，就一直都很喜欢会做饭的男生。

罗勉回来后我们继续喝酒聊天，喝着喝着他的宿醉也就醒了。临走我还买了两瓶葡萄酒，算是给下一次酒局囤货。

我清楚记得那天是三八妇女节，回来之后疫情便一发不可收拾。随着确诊病例的攀升，湾区的防控政策一天一个升级，状况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层出不穷。各个城市和县纷纷取消音乐会、游行、体育赛事、展览会等公共活动，越来越多公共设施被关闭，大型聚会被禁止，然后是所有非必要聚会被禁止。朋友们的公司都开始执行在家工作，小西也不再出门上班了，大家每天在群里更新消息，我也同时关心着纽约的情况。在确诊人数逼近90例时，纽约州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超市出现了抢购潮。美国股市更是遭遇了史诗级崩盘，3月9日发生第一次熔断，3月12日第二次熔断，3月13日纽约市宣布进入紧急状态，3月15日临近的新泽西开始执行宵禁，3月16日，纽约的所有电影院、酒吧、夜店关闭，餐厅仅限外卖，1800间公立学校停课，旧金山宣布了lockdown，湾区发布就地避难令，美股第三次熔断，3月18日，美加边境宣布封闭，美股第四次熔断……

生活笼罩在一种朝不保夕的氛围里，除了最基本的吃喝拉撒外，好像对什么都失去掌控。我不确定什么时候能够回到纽约，正在申请的新签证遥遥无期，不久前还分享给朋友的下一阶段人生计划，更不知何时落地。介于美国政府当下采纳的和英国、德国类似的“压平曲线”拖延式战术，这种日子显然才刚刚开始。

好在国内的疫情趋于平息，民生也在好转。对爸妈的担心刚少一点，立刻又轮到他们担心我。微信是我们保持联系的主要途径，遇上我正被反复炸号，我妈很着急，想了各种办法帮我解封，银行卡也绑了，身份证信息也提交了，人脸识别也扫了，然后照例提醒我不要再发表敏感言论。

我们语音分享了下彼此的近况。他们关在家里一个多月，长胖了十多斤，虽说哪儿都不能去，但幸好远在城郊小镇居住，家里还有个院子，不但猫狗双全，还养鸡养鱼，种花种菜的。春天一到院子里各色花朵竞相开放，每天拍照晒晒朋友圈，也不至于憋出病来。

我年迈的外婆居住的医院还没有解除严厉的隔离政策，家人只能通过视频探望，但她大部分时间谁都不认识，偶尔有清醒的时候，就总是哭，说想回家。之前每次回去看她的时候她都还认得我，这次我离开中国已经大半年，不敢细想在能够预见的将来，还有没有机会再见。

我们尽量口气轻松。我妈在确认我没有失业也没有缺钱后，听说我在湾区别人家里蹭住了大半个月，灵光一现问：“你是交了个男朋友哇？还是女朋友？”

虽然在我离婚后他们就很少提起让我再找个伴的事，但我知道他们到底还是放心不下的。这不，连性别都不重要了，是个人就行。

可是我能怎么办，我也很想搞对象啊。

恢复了其中一个被封的账号后，我加了不到一百人，看到纽约的朋友发了一组纽约四处空空荡荡关门闭户的景象，和昔日车水马龙纸醉金迷的国际大都市判若两城，让我不忍相认。尽管有无数人来到这里做梦，但纽约可是个永不休眠之城啊！在我离开前，还习惯深夜去东村看电影，凌晨在K-Town吃宵夜，偶尔在Williamsburg的路边酒吧喝两杯，不管多晚大街上都在堵车，地铁里都是熙熙攘攘，满是各种肤色和口音，穿戴得别出心裁的纽约客。而现在，它竟然变成了美国最危险的疫区，全世界的疫情风暴的中心。这个我最爱的城市已失去它的光彩，就像举世瞩目的时代宠儿忽然遭到了遗弃，令人唏嘘不已。

想到纽约还住着那么多相识相知过的朋友，也暂时失去了联系，不知近况如何。

人因连接而强大，在被病毒隔绝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加倍脆弱吧。

有天晚上，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工作，突然被抑郁的情绪捕获，越想越觉得人生茫茫，无路可循，世界又如此崩坏，身为一个渺小的个体还能如何自处呢？

正当我不断下沉的时候，小西突然进了房间，把手机递给了我，说是正在和小老虎通话。

小老虎是个rapper，自从前年在火人节上遇到后，我们又在北京聚过一次，平时便只是在朋友圈潜伏着。他说自己因为疫情原因，已经滞留在日本一个多月了，也天天喝酒喝得有点迷失，脱离了熟悉的朋友圈子和社会环境，不知道呆下去还能干嘛，但又因为要被强制隔离而抵触回国。我和小西怂恿他来美国，可现在各国边境政策一日一变，又担心他会入不了境。

所幸火人节时整日长谈的信任没有被时间消解，因此当他问起我最近的感情状态时，我仍然可以毫无障碍地倾诉一番。

在纽约生活这几年，约过的会其实不少，但人和人的关系真是要靠时间来养的，我却已经太习惯呆在自己的世界里，对别人总是推三阻四，宁愿把精力都用在自己身上。尤其是写作的时候，整个人就像被吸入了一个黑洞，这种封闭、孤独的状态持续地塑造了我。

大概对于成年人来说，比起镜花水月的罗曼史，更容易和及时、可预见的正反馈机制建立信任感。但我明白深度的情感连接是一种刚需，尤其是在大环境足够糟糕的时候，私人关系就是那个为我们抵御风险、提供退路的“体制”，可它不会只在我需要的时候召之即来。

我想这次滞留是个机会，将我从那应接不暇的前线上抽离，让我重温了一下私人生活，并回想起自己失去的东西——它们没有被弃若敝履，而是被深深怀念和渴望着。

（我只是拒绝接受它们的体制化。）

说到被封号的话题，小老虎告诉我：最近土摩托的微博号又被炸了，这让他失望透顶，并认真考虑在完成写作任务后就回美国。我能想象土老师这样的硬核科学主义者在面对疫情的乱象时会多么恼火，加上他讲话直率不留情面，在国内的社交媒体上可能够呛。但更令人遗憾的是，同样作为写作者和传播者，我们都曾经对在那片土地上生活、工作抱有热情，如今却一次接一次，被审查机器给消磨殆尽。

经过层层封锁后，如今留在我通讯录里的人已经很少了，但我们没有失散，也算是个微不足道的胜利吧。

和小老虎聊完之后，我的心情竟然完全变好了。

其实直到11号的时候，我、小西、LJ和小明还一起聚众外出，去了家附近一条繁华的商业街，在一家美味的日本餐厅里吃饭，然后又去电影院看了最新上映的科幻片《The Invisible Man》。我在纽约时几乎每周都去电影院刷新片，否则就浑身不舒服，没想到这很有可能就是今年上半年最后一次了。整个城市即将死去，而我们赶着及时行乐。

17号上午，睡懒觉的我被手机上尖锐的警报声吵醒，一看是湾区发出的就地避难令正式生效，它督促所有居民留在家中，除非必要需求不得外出，那便宣示我们要和一直以来习以为常的生活暂别了。

之后便是日复一日的宅，工作、天天check各个社交媒体、偶尔刷剧。我们出门采购了一两次，平时主要靠快递补充物资。短暂的应激反应过去，就会进入一种长期的消极承受状态，能量一直在低位运行，但情绪也相对平稳。美国依旧每一天都大幅刷新着新增确诊记录，但我也不怎么关注数字了，毕竟很难从中找到自己的能动性。或者，在这个每天都有新闻提醒你该做点什么的时代，能动性本来就包含了太多泡沫。

很佩服身边一些积极加入了美国当地互助行动的人，我只是迟迟无法把注意力从武汉的惨痛中转移出来。

加州所有限制民众活动的防疫政策都不是强制性的，官方甚至特意说明，可以独自或者和家人一起外出遛狗、跑步、采购等等，这和国内的“封城”有本质区别。所以硬要回纽约也不是回不去，但回去后处境也不会变好，留在这里至少还可以和朋友抱团取暖，还有猫可撸。

但是留学生们就没有那么从容了。美国的学校受疫情影响停课已久，课程全都转为了线上，加上春假到来，与其留在国外花费昂贵的住宿费和生活费，很多人觉得不如回国呆着，还更有安全感。更尴尬的是，听说纽约的大学都在清空宿舍，一是因为减少管理成本，二是因为有些宿舍可能会被征用来建方舱医院，这也导致很多留学生会无处可去。

我的湾区朋友都在工作，一时也不用考虑去留的问题。只有罗勉例外，他自从被取消了开题报告后无事可做，就一直在酝酿回国，但数次被我们的酒局绊住。后来终于在一个平平无奇的日子，他突然出现在小西家跟我们告别，说买了几天后的机票，租的房子也退了，周末收拾一下行李就准备走。他计划回去先在上海呆几个月，然后去缅甸参加一个项目，再回到湾区可能就是明年了。

我和小西都有点懵，没完没了的酒局，竟然说散就散。

没过多久，便听说小老虎也终于下定决心回国，要强制隔离也认了。

随着回国潮的到来，国内的负面舆论开始发酵。我看到一些留学生在社交媒体上讲述自己耗时费力，历经重重关卡回家的辛苦经历，更别提还被视作“输入性病例”的高危人群，揪出来几个典型，遭到铺天盖地的污名化和歧视，便在心里为朋友们捏一把汗。

可我们忘了，在疫情期间唯一可靠的，就是没有什么计划是可靠的这一铁律。罗勉改签了两次，都因为中转地不允许境外飞机入境而无法成行，拖到了26号，中国民航局突然发布通知，疫情防控期间要大幅度调减国际客运航班量，外国每家航空公司经营至中国的航线只能保留每周一条一班，相当于砍掉了80%的航班，而且上座率还不准超过75%。在已经暂停外国人入境的前提下，这一措施明显针对大量海外的中国公民，主要影响的就是留学生群体。

这时，肖美丽找到了我和阿雷雷录了一期“有点田园”播客，讨论疫情期间要不要回国的话题。我们都很气愤，没听说过哪个国家在疫情期间阻止自己的公民回国的，这不是失职吗？国家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体，而不是哪一部分人的堡垒，就像一个作者说：“所谓命运共同体，是互相担当，而不是各自保命。”在这场特色社会主义大型轮盘赌里，昨天被迫堵枪眼的是武汉人，今天就把矛头转向海外留学生，明天又会是哪些不幸的人？在自己的同胞面前，却随时都可能被划分为他者，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当权者理应通过合理调配资源、灵活调整政策来避免基层的互相剥夺、践踏和攻讦，却简单粗暴地一刀切掉可以被牺牲的人。

网络上的仇恨言论更令人心寒齿冷，自己被暴力对待，就也暴力对待他人。体制最终毒化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之所以被它宰制，就是因为我们treat each other like shit。病毒不过是给了这种暴力以借口，它对这个社会的致命破坏是通过滥权者的帮凶才得逞的。当我们急于惩罚那些不够驯服的人，不管那是出于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都是在对同类犯罪。

停止吧。要在这个充斥暴力的环境里斩断这循环往复的暴力链条，唯有每个人都拒绝复制病毒。仅有知识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向内看，通过深度的自省、自我讲述、自我赋权去理解自己、认可自己的脆弱，进而修复暴力造成的永久性人格损伤。毕竟一个没有自知的人，不可能对他人产生共情，也不可能正确面对共同体所面对的问题。

前几天我实在憋不住了，和LJ、afra开车去了海边撒野。我们像几个没见过世面的孩子似的，沿路看到什么都欣喜若狂——空旷的公路、红色的stop sign、零星的路人、走路顺拐的狗、阴沉的云层和雾蒙蒙的远山、山间远离尘世的住家、铅灰色的大海、海平面尽头的金红色落日……

世界依然是这么平静这么美，然而对于2020年的人类来说，它却正在分崩离析。

在海边活动的人并不少，遛狗遛孩子的占多数，没有人戴口罩，但大家都自觉保持着社交距离。我们曾试图招呼一个路过的大叔帮忙照相，大叔刚开始装作没有听见，实在装不下去了才宣布：“I can’t touch anything！”

病毒真是大大打击了爱管闲事的美国人的民族性呢。

在沿着一号公路回程的路上，afra说到最近在收集美国民众的抗疫故事，发现弱势群体的处境非常艰难，单身妈妈、失业工人都生活在恐惧和焦虑中。疫情会给市场和整个上层建筑带来永久性的改变，基本已经是个共识了。我们发现自己处在互联网和媒体行业是难得的幸运，因为它们反而会得到更多发展机会，相较之下，有那么多勤勤恳恳工作、创业多年的人，被这场灾难洗白。

这是一个多么痛的领悟，原来很多个人的努力和选择，比起偶发的时代事件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侥幸地顺应了它的方向。可是从宏观的视角来看，如果他们一蹶不振，我们也不可能独善其身。

经此一疫，人类的精神面貌可能会变得更保守和谦虚，如果不是更狭隘和消极的话。

我意识到在目前的状态下，缺乏能动性的问题可能是长期的，它遍布我生活的各个层面，中国的、美国的、公共的、私人的，没有任何一条开辟好的路径，能够带领我找到自己的土地，深入耕作并培育成果。通过写作，我无法提供什么解决方案，但是我能做到的，是不把目光移开，是参与见证这正在发生着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