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和“女神”红姐：流浪是她能做到的最大反叛【城中“姓”事 01】

原文发布于2018年11月25日，尖椒部落原创首发。

“红姐绝对是犯了天条的神仙，来人世间感悟人生的。”
“大神们，还真下的去*啊”
“以肉身度凡人的活菩萨，经常救济大神，给大神发10块红包，要知道以前她收费都是15块一次！”
“都被你们修报废了”
——网友评论

深圳三和，一个普通的人才中介市场，在互联网上幽暗地生长成一个话题。日结一天玩三天，这是阳光下的三和。一位高阶程序员在三和大神群里感慨道：“三和是每一个中下阶层的乌托邦。”

在三和的黑网吧里，“赌狗”[1]们通宵达旦地博彩赌博，输得精光之后，去海信酒店[2]楼前吹水，少不了感叹又输了，当然话题也离不开修车[3]。赌博和修车，这些都见不得光。

越是禁忌，越是蠢蠢欲动。所有修车话题里，总少不了红姐的。红姐像一个传说，有人宣称修过她，有人炫耀请她吃过饭，与她偶遇都会成为谈资。

和大水[4]一样，红姐也是廉价的代名词，与三和的逍遥快活紧紧捆绑在一起。她是性工作者。人们说她廉价，说她脏；也有人说她侠义，说她是三和大神的女神。

一端地狱，一端天国，红姐被分裂成两个人。从这些只言片语里，唯独看不到她的真实生活，和她作为性工作者之外的人生。

我们有幸约到红姐吃了个便饭。一顿饭的时间里，她四十多年积累的故事混杂着情绪扑面而来，令人目眩。

行走江湖

红姐来了，以一种我没有料想到的样子出现：年轻干练，穿着白色绣花夹克和黑色裤子，带着一副绿色的“翡翠”耳环。她开始说话，声音特别小，精明，些许羞涩，偶尔流露出几番少女气。

我试图通过采访补全红姐的编年史，但很快宣告失败。她滔滔不绝，但绝不会循着人生的时间叙事而来，大多数情况下，她的讲述是跟着情绪和感觉走的。

很快我发现，红姐故事的开端跟无数个年轻女孩相信浪漫的故事一样：对某种富裕的生活有欲求，然后被爱欺骗，却又不断赴汤蹈火。 “离婚后，我全国各地都跑遍了……”她用这句话来开了话匣子。而走南闯北的契机，是谈恋爱先后被两个男人坑了。

在她来到深圳不久之后，她认识了故事中的第一个男朋友。他告诉她，安徽有做生意发财的好路，她不假思索地跟他去了。后来，与2000年初中国无数个底层发财梦碎的故事一样，红姐落入了一个传销组织。他们被传销组织监禁在一个房子里，洗脑，要么交钱，要么发展下线。

“对，最后我出来了！”红姐举重若轻地回应着我们的惊叹，“你不知道我逃得有多么传奇。”

一天夜里，红姐试着边开门上的锁，边试探看门人是否熟睡。“如果他醒了，就说我要去买东西。“ 她成功了。在黑夜的水田中狂奔十里路，不敢走大路，不敢报警，因为禁锢人曾经给他们洗脑。“那时候年轻，太傻了。他们告诉我说：‘全中国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和眼线，你们一辈子也逃不出去。’我还真信了。”红姐带着自嘲的笑容回忆着她的出逃之路。 稻田里的水漫过她的小腿。终于，在确定没有人追上来的时候，她跑到了派出所。“我让警察给我买了一张回程票。我又回到了深圳……”

第二个浪漫爱故事的前半部分，是红姐人生中少有的、短暂的巅峰时刻。她在老家因为做建筑工地的领班，认识了另一个男朋友——一个延安人，积攒了一笔钱。“那个时候，我学到了很多，可以安排工人们工作。”红姐的语气透露出她当上小领导后的志得意满。 “我们谈婚论嫁了。他的弟妹打电话都叫我嫂子。然后一天夜里，一觉醒来，这个男人卷走我们所有的钱，消失了……”

如同贾樟柯电影《江湖儿女》中的女主角一样，红姐踏上了一场注定没有希望的千里寻夫之路。她没有告诉我们这段经历持续了多久，她跑了多少地方，最后她真的找到了延安，被眼前的场景震惊了。 “骡子车载着我，往山顶走，我真没想到还有人是会住在山顶的。我们老家都是住在山脚。” “然后我就看到他们家的老父老母，什么都没有……” “我后来也知道他去了云南，娶了一个女人。” 红姐最终放弃了这段关系和自己的辛苦钱。

“真的很难说清楚，如果夫妻俩，或男女朋友，一方卷走了另一方的钱……”她这样解释不再继续追讨的原因。但我猜想，对方老家的环境以及沉重的负担也吓退了她所有的愤怒和不甘。

她再次回到了深圳。从此之后，不再轻易进入关系。

工厂斗争

我好奇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三和的人们远离家乡，面对残酷的生活。红姐给我的回答是：老家的生活更加残酷。 “深圳这个地方，比家里好多了，女性的基本权益起码有保障。老家，真的是毫无保障。离了婚，户口还在，村里却不给你分红，说你离了婚就不是我们这里的人。”红姐开始抱怨在家乡的烦心事。 “在深圳，你怎么样都有饭吃。就像三和的一个小男孩说的，在老家，可能很久都吃不上一次肉，我来这里，随便一做，天天就有肉吃。”

红姐以此开启了她对深圳工厂和底层工人们的叙述。然而很快，描摹美好深圳的辞藻就在残酷的工厂故事中崩塌破碎。吊诡的是，伴随着这一崩裂的是红姐人生的崛起：三和的底层世界和工厂激发了她的能力和智慧，尽管是以一种怪异、变形的方式呈现。

“我在三和开创了两件事，我觉得最骄傲。”红姐的眼中开始闪烁着光辉，她抬起了头，第一次直视我，声音也响亮起来。 她是三和第一批开启“黑”中介的人。在此之前，想要在深圳的工厂讨口饭吃，没有老乡的介绍，没有年轻的身体，是绝对不可能的。已经三十五岁，从江西来到三和的红姐面临的是四川帮、河南帮、湖南帮…… “我就突然觉得，我可以当日结中介。”红姐对她打零工的老板说，需要多少人，我这里有。然后她跟一个男人合作，办了假的中介营业执照，召集了三和历史上的第一批零工。

“我们差点拿不到钱。”在一日劳动结束后，红姐又再一次陷入被男人骗的危机。“那个跟我合作的男人跟我们说，老板没给他结工资。”所幸的是，红姐这次没有上当，她很警觉地带着人追了出去。“我们把他按在地上，问他怎么回事，没想到一包包钱就这样散了出来。”红姐哈哈地笑着，给我们描述着这个颇具电影感的场面。

从此，私人日结工中介在三和发达起来。“黑中介真的很重要，不然的话，很多人在三和是待不下去的。” 另一件成为红姐谈资的事情，是她在工厂拉闸、罢工的经历。 “我也在富士康工作过，富士康其实是个好厂子，我在那时候就在网上说过了，厂子是一个好厂，老板也是一个好老板，就是底下的人太坏了。” 她说她想象不到为什么监工可以说出最低俗的话去辱骂工人。 在红姐眼中，流水线上的恶毒工头和郭台铭完全是两回事，一个是低俗、痛苦、令人无法忍受的，另一个则是遥远、通情达理和令人向往的。这差异正如她本人的经验和她想象中的美好生活一样。

她向我们叙述了她在一个台湾女老板手下和监工吵架的故事。监工一心要挑她的错，为了炒掉她，让其他认识的人进来顶替职位。而在红姐眼中，糊涂和无辜的老板大都是不知道这些的，因此也不必被指责。

“我就跟监工干起来了，那时候死活也不顾了，也就不怕那些打手了，我怕什么？我就说你要硬挑我的刺，那么我就拉闸，让整个工厂运转不起来。监工那时候气到发抖，也拿我没办法。”红姐脸上流露出一丝得意。

她真的这么做了。然后，拉闸罢工就变成了工人们抗争的一种例行手段。 “后来，我们常常就开始不干了，然后一群人被拉到屋子里，逼问我们是谁带头的。那时候工头都雇打手，拉到一个最弱的，问是不是他干的，那个弱的人不敢出声反驳，工头就啪啪两耳光上去了。”

“我对我能拉闸还是很骄傲的。” “如果让我再选，我是绝对不会去工厂做工的，太苦了，也赚不到钱。”红姐最后总结着她的工厂经验。 有关她“职业”生涯后来的故事，那些在其他报道中常常出现的红姐的谋生渠道，我们都无需展开再谈。

老家的故事

“我要走了，今天恰好你们来，真的很巧，也可能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红姐反复强调着她要离开的事实，仿佛在凸显我们这个下午见面的意义，又好像要撇清我们乃至所有报道对她生活的猜想。 但当被问起是否会彻底离开时，她给出了一个完全矛盾的回答，她给出了一个完全矛盾的回答：“深圳肯定还是要来的。”不是深圳好，而是老家那个闭塞的小城完全容不下一个离婚的女人。 小心翼翼地，我还是把话题引向了她老家的生活：她的唯一一次婚姻，她的孩子，她的原生家庭。 “以前我对未来的想象也就是跟着一个老头子，带带孙子。”不过，她第一次婚姻的结束彻底割断了这样的生活预期。 “我跟我唯一的那个大我很多的丈夫的婚姻，开始得多么……”红姐语焉不详，但我能揣测到她对自己尚在少女时期缔结的婚姻的评价，可能就是荒诞。

“十八九岁，有一天我肚子疼，蹲在路边，我丈夫路过，说：‘跟我去我屋子休息一下吧。’这一休息就是七年，也睡了七年，醉酒后，生了一个孩子。”

红姐描述中的婚姻生活，仅余吃饭和睡觉。这样无味的生活，被丈夫的出轨和随之而来的狠毒的家暴打破了。 有一天，丈夫领了另一个女人来家里，逼她离婚。她本来想做一个忍气吞声的“冷宫正房”，默默把孩子养大。但是丈夫把她踢到田里，用脚踩踏她……她不得不签字。前夫后来又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把六岁的儿子抱走了。 很长一段时间，老家街上的人们会看见一个女人穿着睡衣，目光松散地找她的儿子。红姐说：“我亲戚都以为我神经不正常了。”但这寻找终究是无果的。

儿子长大也来到深圳，与红姐相处不多的时间里，他大多数时候眼睛都盯着电脑屏幕玩游戏，并把母亲无奈的劝阻和对他身体的关心当做最恶毒的诅咒。这让红姐气愤而无奈。 红姐说，儿子在富士康做过一段售后，因为无聊打道回府了。“我最后悔的，还是没有把儿子带出来，不过也就这样了。”红姐平静地说道，“他跟我感情就比较淡。” 这个下乡知青/小城工人阶级的女儿，有一个同样不满现实，却因过于“浪漫”而潦倒的父亲，他在2000年初的时候，卷入了有关“民族资产解冻”的骗局。““我妈妈不会原谅他。他也回不来（家里）了。”红姐说。 她是这个失败的工人家庭唯一的女儿，家里还有三兄弟，在她的描述中，都是看起来不错却无聊庸碌的中产。

“我从不跟他们联系。如果他们知道我这样，一定怒气冲天。”作为两个悲剧的浪漫幻想者，红姐和她的父亲最终被驱逐于家庭结构之外。 “我获得了自由，我这辈子最追求的。有什么阻碍的话，我就不要了。而我哥他们，一辈子就像黄牛拖磨一样，有什么意思呢？”红姐发表了这样一番颇具哲意的感叹。

无止尽的流浪

“我要走了。”红姐再次强调了一下她的行程。“我没有目标，未来也没有计划。我就想走一个一个地方，拍一些照片发在网上，看看这个世界。就像三毛那样……”

“我一辈子都在谈恋爱。我没有爱情，我就是喜欢我喜欢的身体，比我小的，不能将就……”

“我旅行不需要资金，因为现在的我完全知道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怎么生存下来……”

这是红姐的一系列“自由”宣言。 我并不知道她是否真的要离开三和，再次闯荡世界；亦或者这样浪漫化的流浪只存在于她的幻想之中，就像我并不知道这个下午所有的故事几分真假。但真与假、虚幻与现实本就是无所谓且界限模糊的。 看着红姐匆匆消失在小餐馆后面的背影，我想，“流浪”可能是她唯一能做到的对生活的反叛，也可能只是她为自己沉溺幻想的性格所付出的代价。 红姐与三和的其他人，过着通常意义上的堕落生活。这一“出轨”的生活方式，可能会被人描绘成对庸俗社会价值的躬身反抗，悲惨、壮烈而诗意；也可能会被看做是在残酷世界存活的唯一方式，以激发我们变革与反思的情绪。但这些对于红姐来说都无所谓。 因为，无论什么样的阐释，在“滚滚红尘”面前，都显得无力而多余。

注释：

[1] 有句话：“赌徒可能上岸，赌狗绝对不会上岸。”因为赌徒有节制，赌狗无节制，赌狗赌博直至倾家荡产，借钱借到借无可借，最后只能跑路。

[2] 海新信人力资源市场，因有很多大神睡在海信楼前，大神们亲切地称其为“海信大酒店”。

[3] 修车：性交易。

[4] 大水：三和大神指定瓶装饮用水，以价廉量大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