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嶼之上：媒體、民主與人權的台灣路 二、地下之聲：黨外雜誌與人民自發的媒體抗爭

一、引子｜一本文字的風暴：來自一頁雜誌的聲音

那是一個悶熱的午後，1979年夏天，台南。
吳先生剛剛下班，在騎樓邊等著他的太太來接。他手裡拿著一份剛從朋友那兒借來的雜誌，封面上四個黑色粗體字顯得異常醒目：《美麗島》。油墨味還沒乾透，頁角略有皺摺。雜誌紙張不厚，印刷粗糙，排版帶著一股地下出版的手工氣息。但內容，卻是他從沒在報紙上見過的。

標題寫著：「台灣需要真正的民主。」
內頁談立法院的世襲制、外省與本省的矛盾、原住民族的語言權利、戒嚴下言論自由的荒謬邏輯。這些文章的語氣不激進，卻句句直指政權的遮蔽處。這樣的文字，不是在罵人，也不是在煽動，而是在提醒——這座島嶼的人民，有權利知道真相，也有權利改變它。

他翻頁的手有些發抖，不是因為興奮，而是因為害怕。這本雜誌在當時仍屬非法出版物，持有即可能被視為「擁有非法政治刊物」，最重可判刑。他不確定有人是否在看著他，但他不敢放下，也不願放下。因為他知道，這本雜誌說出了太多人想說而不能說的話。

在那個年代，一本雜誌不只是文字的集合，而是一場靜悄悄的政治行動。它無聲，卻有力量。它穿過報禁、越過審查，在地下、在校園、在巷弄與市場之間被一雙雙手傳遞，像一封沒有地址的情書，也像一顆丟進封閉社會的石子，在表面平靜的水面下激起層層漣漪。

而這，就是地下之聲的開場。
當媒體不能說話，人民便自己印一份。這不是口號，是歷史。

二、地底的聲音：黨外運動如何在媒體之外尋找發聲空間

1970年代的台灣，街道乾淨，秩序井然，新聞播報井井有條。但在這些整齊背後，真正的公共空間卻處於封閉狀態。當國會無法改選，當報紙只屬於執政黨，當學校教科書將一切異議定義為「破壞穩定」，人民發現，他們被困在一座有形無形的言論牢籠裡。

黨禁未解，報禁猶在。任何想要參與公共討論、政治改革、社會行動的人，都只能被歸類為「黨外人士」——不是正式的反對黨員，而是無法擁有政黨名義的在野者。他們參選立法委員或省議員時，只能以個人名義參戰，不能組織，不能集資，不能有黨綱、不能有政見發表會。

然而，越不能說的東西，越想被說出來。

於是，一種「地下發聲」的文化在島嶼的縫隙中慢慢形成。它不吵鬧，但持續；不爆炸，但蔓延。它不是暴力的革命，而是由紙張、筆鋒、油墨與手工裝訂構成的微型叛亂。

在黨外人士與支持者之間，一本又一本非官方出版的刊物悄然誕生。這些雜誌有的名為《夏潮》，講求青年思想的獨立；有的叫《八十年代》，強調台灣未來的走向；還有的如《臺灣政論》、《深耕》，深入探討台灣人的身份與歷史創傷。它們沒有刊號，沒有官方備案，甚至連辦公地址都是租來的小套房或教會地下室。但它們真實存在著，也被真實地閱讀、傳遞、討論。

這些雜誌的內容豐富，有深入的政論，也有散文與訪談；有時是田野報導，也有時是法制批評、地方政治觀察。它們填補了主流媒體刻意忽略的空白，把農民的困苦、工人的罷工、原住民的抗議、婦女的被壓迫寫進文字中。這些不是新聞，而是人們對未來的試探與回應。

最關鍵的是，它們提供了一個用自己的語言思考公共事務的空間。這些文章不再使用國民黨式的語彙，也不照搬黨國宣傳，它們試圖建立一種新的政治語法——以「我們」為出發點的書寫。

這也是台灣歷史上首次出現「另類公共領域」：一個不被政府承認，但卻實際存在的思想社群。他們在沒有平台的時代，自創平台；在沒有媒體的時代，自製媒體。他們相信，一本雜誌，也能是一個政治空間。

印刷的過程是秘密的：油印機藏在民宅，排版由志工完成，封面設計也常常是在晚上由老師、學生、設計師三三兩兩地合作完成。發行通路則依靠「人傳人」：候選人造勢時派發、教會活動後流通、書店私下售賣。這些雜誌不像《中央日報》那樣登上報攤，但它們到了工廠的休息室、到了學生的書包裡、到了社區媽媽的炊煙中。

它們是這個社會的另一種語言，一種在地底流動、但終將溢出的語言。

三、《美麗島雜誌》：一次系統性的媒體反抗實驗

如果說1970年代的地下出版是星星點點的火光，那麼《美麗島雜誌》的出現，就是那場黑夜中第一次嘗試點燃一整片夜空。

它不是第一本黨外刊物，卻是第一個試圖以組織化方式、結合媒體與政治動員的綜合性實驗。而它誕生的那一刻，就註定與風暴並存。

創刊於壓力中，誕生於「不能說話的年代」

1979年8月16日，《美麗島雜誌》正式創刊，出版人為黃信介，總編輯為施明德，編輯群包括呂秀蓮、林義雄、張俊宏、姚嘉文等一批當時最具代表性的黨外人士。他們當中，有人是被開除的立法委員，有人是回國的異議學者，有人曾經入獄，有人剛剛從海外學成歸來。他們沒有政黨，也沒有媒體資源，但有一種信念——若這座島嶼還不能自由說話，那我們就造一個自己的聲音。

雜誌的命名取自「美麗島」這個台灣的別名，既是對土地的召喚，也是對一個尚未實現的理想社會的想像。它在創刊號裡寫道：

「台灣是一座美麗的島嶼，但她需要更多的陽光、更多的空氣與更多的言語。」

這不是詩句，而是一種政治宣言。因為在那個年代，「空氣」與「言語」從不是理所當然的權利，而是必須從禁令與懲罰中慢慢奪回來的東西。

與早期黨外刊物不同，《美麗島雜誌》不只是評論、感嘆或反對。它有明確的架構、系統性的主張。每期分為數個固定欄位，包括：「立法評論」、「省政觀察」、「社會問題」、「台灣文化」、「人權報導」、「黨外人物」、「原住民專欄」等。它不是一本雜誌，它是一份平面上的民間國會、民間法庭與民間新聞室的綜合體。

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對「政治透明」與「憲政改革」的持續呼籲。它揭露國民黨高層的裙帶關係、軍方預算的不透明、地方選舉的買票文化，也開始討論「台灣人自決」的可能性。這些文章語調冷靜、證據翔實，無法以「煽動」兩字輕易打發。

更重要的是，《美麗島雜誌》還是一個運動網絡的樞紐。它不是寫給記者的，而是寫給工人、學生、地方候選人、村落的社區媽媽——那些從未被新聞真正報導過的人。每一期出刊後，志工會將雜誌帶到造勢場合分發；有的教會也會偷偷代為販售。發行量從幾千本迅速攀升到數萬本，成為黨外運動的資訊主軸。

社會共感的出現：一群人終於看見彼此

在那之前，許多人以為自己是孤單的。

工人在工地受傷卻無處申訴；教師對課綱有疑問卻不敢講；青年覺得「三民主義」不是未來，但沒人願意聽他說。直到他們在《美麗島雜誌》的某一篇文章裡，看見了自己的遭遇、自己的語言，甚至是自己的憤怒。他們才知道，不是自己太敏感，而是整個社會太安靜。

這種「被看見」的感覺，是那個年代最珍貴的覺醒。它讓一個又一個孤島般的個人，變成了社群；讓沉默者找到聲音，讓絕望者感到——也許還能改變。

這樣的雜誌，政府不可能坐視不理。從創刊之初，情治單位就開始密切監控，記者被跟監，印刷廠被滲透，書店被「關切」，甚至連志工家中也被抄查。

但對於主事者而言，這些壓力早在預料之中。他們明知出版這本雜誌，是一場冒著坐牢風險的實驗；卻依然選擇繼續。他們相信，如果不冒險，就永遠無法真正說話。

誰也沒有想到，不過四個月後，一場震撼台灣的政治事件即將發生，而它的前奏，就在這本雜誌的一頁頁之中。

四、《美麗島事件》：文字與街頭的交會，言論轉化為行動

1979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

高雄市的空氣異常悶重，警方在市中心部署大批警力，身穿便衣的情報人員混跡在群眾之中。下午五點不到，市議會前的中山一路開始聚集起越來越多的人潮——有人穿著T恤、有人披著「黨外候選人」的黃絲帶，有人手裡拿著一面簡單的標語牌，上面寫著：「我們要自由」「反對戒嚴」「支持言論自由」。

這場遊行，是由《美麗島雜誌》編輯群所籌劃，目的不只是紀念人權日，更要在街頭實踐雜誌裡呼籲的政治改革。主辦人施明德說：「我們不能只寫文章，我們必須上街頭，讓他們聽見我們的聲音。」

那是一場計劃已久、但充滿風險的街頭集會。

不同於過去以個人為主體的抗議行動，這次是由一個編輯部、一個思想共同體發起的政治示威。它不只是社運，更是一場印刷出的政治動員。雜誌裡的主張，第一次從紙張走上了街道；那些以文字寫下的理念，第一次在廣場中被齊聲喊出。

遊行人數從幾百人迅速擴大到數千人，口號在高雄的街巷中回響。人們不是暴民，他們有秩序、有訴求，甚至還有人手持《美麗島雜誌》，朗讀其中一段關於「人民有參政權」的段落。那一刻，紙與聲音合而為一，民主不再只是理念，而是一場集體身體力行的實踐。

但這場和平遊行，卻在短短數小時內，急轉為國家鎮壓的開端。

晚間，警方以「非法集會」、「煽動暴力」為由強行驅離群眾。過程中發生激烈肢體衝突，催淚瓦斯瀰漫整條中山路。隔日，《中央日報》用斗大標題稱之為「暴民事件」，並將責任全數歸咎於施明德與《美麗島》編輯團隊。

短短幾天內，雜誌主要編輯與黨外領袖陸續被逮捕。呂秀蓮、林義雄、姚嘉文、張俊宏、陳菊……幾乎所有曾在雜誌寫作、組織、發聲的人都在名單上。施明德則展開為期多日的逃亡，最終於一間廟宇被捕。

雜誌社被封，文件全數查扣，印刷機被送進警備總部的證物倉庫，連油墨都成為了起訴證據之一。

這是一場針對文字的反攻——不是反對一場暴動，而是反對那些讓暴動成為可能的思想。

對許多人而言，那場事件是第一次意識到：這個政權不是不會抓人，而是會一次把說真話的人全部抓起來。

《美麗島事件》不只是媒體人遭到清算，更是社會良知遭到公審。林義雄在被關押期間，其台北住家發生震驚全台的「林宅血案」，兩位年幼女兒與母親在家中被殺。真兇至今未明，但社會普遍認為這是政治報復的延伸。

這場事件之後，台灣的氣氛一度陷入低溫，人們再度噤聲。但也有一股潛流正在改變——國際媒體開始報導黨外人士受難；台灣人民開始思考，這樣的體制是否真的能永遠維持穩定。

《美麗島雜誌》從此停刊，但它留下的不只是創刊八期的內容，而是一整代人的啟蒙。一位曾閱讀過雜誌的青年在多年後回憶道：「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對的，但我知道他們不是瘋的。他們只是說出了我們都想說的話。」

五、地下媒體作為社會動員工具：台灣民主的第一個資訊網絡

當國家壟斷一切話語權時，說話本身就成了一種反叛；而當一群人開始協力發聲，那就是運動的開端。黨外雜誌的誕生與壯大，不只是出版的突破，更是一種資訊網絡的建構，一場真正源自人民的公共實驗。

1970–80年代的地下媒體，是一種沒有中央節點、也沒有資本後盾的分散式資訊體系。它既無固定發行日，也無穩定廣告來源，但它的生命力卻遠超過任何官方媒體所能預測。

一本雜誌，從創刊到發行，要經過十幾個人、數十道手工流程——排版、校對、輪印、裝訂、包裝、分送，每一個環節都可能暴露風險。志工往往需要化整為零，把數百本雜誌裝進紙箱或背包中，由摩托車或火車分批送往台中、台南、高雄、花蓮等地。

而接收者也早已形成默契：報紙不能看，只能看這個；別在白天傳，留到晚上才發；隔天若有黨部查問，就說不知道這是誰給的。

這是一種無聲的團結。沒有人指揮，但每個人都知道，這份紙，是島上少數能相信的東西之一。

地下刊物不只是印字與思想的承載體，更發展出一整套「人民自我教育與組織」的文化實踐。

每期雜誌都像一份手寫的教案。它教你認識法律制度、解釋政府預算、分析選舉舞弊；它告訴你原住民為什麼無法用母語上課、勞工為什麼沒有加班費、女性為什麼不能參政。每一個議題背後，都不只是知識，更是邀請：你不是旁觀者，而是這個社會的一部分。

許多黨外運動的核心幹部，正是從閱讀與撰寫這些雜誌起家。他們學會了組織發行、與人對話、撰寫政見、批判政策。他們不是從政黨訓練營出來的專業政治人，而是從印刷機旁走來的公民。

在主流媒體失效、國會形同虛設的狀況下，這些黨外雜誌與讀者之間，逐漸構成了一種另類的公共領域。

它不是咖啡館裡的知識分子沙龍，也不是報社社論欄的高聲辯論。它發生在夜市邊、鄉間小學、教會會議室、工會休息室——在那些本來不屬於政治的空間裡，政治開始成為一種生活經驗。

這些討論常常是零散的、碎片化的，但正是這種地底生長的模樣，使得黨外運動能在1980年代末迅速轉化為一場全民參與的民主改革浪潮。

在那個時代，「媒體」不再只是一種產業分類，它是一種社會屬性的區分。

國家的媒體有印刷廠、有記者站、有新聞稿、有攝影機；但人民的媒體，有的是痛感、聯結與動力。

國家的媒體寫給體制看，人民的媒體寫給彼此看。前者維穩，後者相認。

而正是這些散落在各地、沒有總編的媒體碎片，串聯起了日後台灣民主化的草根基礎。它不是革命的號角，而是抵抗的日常；不是一場領袖的表演，而是一整個社會，在無聲之中醞釀著要發聲的意志。

六、結語：紙的力量

歷史的聲音，並不總是來自高牆、軍令或廣播。有時，它只是來自一頁薄紙的顫抖，一段被偷偷複印的文字，一本無法登上書架卻在手中傳閱的雜誌。

1970至1980年代的台灣，在高壓統治與言論封鎖之下，地下媒體成為一種近乎絕望的書寫姿態。它不是媒體產業的分支，而是社會意志的裂縫。它不是出版，是抵抗；不是記錄，是行動。

那是一個資訊必須躲藏、聲音必須繞路的年代。但也正因如此，每一頁文字的存在，都帶著某種賭注。印刷機聲音太大會被舉報，印錯幾個字可能就得坐牢，甚至家人也會一起受難。在那樣的現實中，還有人願意寫、有人願意印、有人願意讀，這件事本身就已經是一種勇氣。

我們今天習慣了媒體的多元、社群的喧鬧，甚至會批評媒體不夠中立、不夠深度、太追流量。這些批評誠然必要，但我們是否還記得，有那麼一段時間，媒體的問題不是不夠好，而是根本不存在？不是不深入，而是不能存在？那時候，我們沒有選擇新聞的自由，只有相信官方敘事的義務。

而如今，新聞自由彷彿成為一項「正常狀態」的權利，但如果我們不記得它曾被剝奪的過程，它也將再度變得脆弱。自由最大的敵人，不是外在的審查，而是內在的遺忘。

《美麗島雜誌》並沒有改變世界，也沒有打倒政權。但它留下了一種想像：原來人民可以寫自己的歷史，原來不需經過授權，也能說出對未來的期待。它也證明了，媒體不只是傳播訊息的工具，更是社會能否彼此連結、反思與行動的載體。

地下雜誌連結的不只是讀者，更是社會對正義與尊嚴的渴望。它讓文字不只是文字，而是人民彼此認出彼此的信號燈。

今天的我們，或許不再需要在黑夜裡偷偷傳閱雜誌，也不用擔心哪一篇文章會讓自己被捕。但在資訊爆炸、真假難辨、情緒對立激烈的時代裡，我們是否還記得媒體的本質？它不是娛樂我們、也不是單純陪伴我們，而是應當不斷提醒我們：這個社會該有怎樣的良知與方向。

如果自由的媒體是民主的心臟，那麼那段地下出版的歷史，則是它最早的搏動聲。微弱，痛苦，卻有生命力。它提醒我們：新聞自由從來不是理所當然，它只能靠一代代人持續守護與延續。

這篇文章寫到這裡，不是為了紀念那八本雜誌的結束，而是希望我們都能問自己——

當下的我們，還是否願意守住這種紙的力量？
如果哪一天再度無法說話，我們還是否會寫下那第一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