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今以後》：生前死後，「同」路艱難

（原文刊載於虛詞・無形）

文｜SC

※文中有劇透

女性是一種處境，女同性戀亦然。女同志（也包括男同志）既處於其特殊的處境，面臨普遍性的問題：財產分配，養老以及身後事。這些在大眾（即異性戀）視野中，經已是棘手的問題，涉及到同志這一身份則更加進退兩難。《從今以後》（下簡稱《從》）聚焦於斯，而該片導演楊曜愷曾執導另一老年男同志電影《叔·叔》，兩部戲的矛盾張力類似。

女同志的隱身，在傳統和財產關係之中

早在《叔·叔》中，楊曜愷就提出了老年男同志的難題，而這一難題，與傳統的男性家庭角色息息相關：若是一家之主和家外面男性「在一起」，整個家豈不是變天了？！而在這部電影中，更多是體現男同志的隱身，其表達方式則是地下浴室，以及顯示社會對兩個男性之愛的排斥。戲中提出最社會化的議題則是同志養老院。

在《從今以後》中，女同志couple表面上能夠和家人吃飯團聚，看似是受到家族接納，然而是另一種隱身：之所以女同志不像男同志那麼「礙眼」，是因為她們可以不被視作同性戀和伴侶，而是密友或姊妹，被後輩當作長輩，其長期親密關係遭「降格」。在戲中，阿Pat逝世後，其同性伴侶Angie雖然陪伴多年，但是沒有（哪怕海外）註冊結婚，屋契亦沒有其名字。因此她無法以合法方式承繼公寓。

更令人難受的是，阿Pat的身後事由其家人一手操辦，阿Pat想海葬，其家人卻看完風水之後覺得放骨灰龕更好，因為「旺丁旺財」。在拜祭儀式上，Angie不被視作家人，於是只能和其他朋友（也是認識的女同志）站在後面。這何止是隱身，簡直是對於女同性戀的地位的無聲打壓。

華人的倫理觀始終是家務事在家中解決，和氣生財嘛。Angie亦這麼認為，但是涉及到遺產繼承，她也要和過身的伴侶家人陷入「爭奪戰」。這當然不是為了錢，而是為了二人的記憶和承諾，本來這間屋就是她們買下的，阿Pat也希望能給自己另一半住至終老。但Angie不是法律意義上的另一半——她不是「丈夫」或者「妻子」——異性戀的合法婚姻身份不適用，亦使同性戀者的權益喪失。家務事到此反而必須用法律手段解決。

女性的氣質總體是陰柔的，就像流水一樣，戲中的Angie便事事忍讓，表現長者和「一家人」的寬容。但她卻時時碰壁，像是流水碰到了土壤乃至石頭——在堅固的家庭倫理和異性戀婚姻制度面前，她被迫於矛盾中現形，其過程令人感覺窒息，不管是道德還是法律，不管是暗處隱形的倫理，還是明面有形的法都是牆。

因此，《從》是另類的「催婚」電影，它恰好說明愛就是一種權益，同性戀並不是不需要家庭，為了保障其自身而需要改變家庭，改變異性戀中心的法律條例。從廣義上的家庭觀念來看，它也說明「在家千日壞」，原生家庭還不如伴侶、社群親切，這現象在順性別-異性戀的大多數人裡面也是一樣的，只是性小眾會更加明顯。

不為正義卻為意義

《從》一般會被標籤為同性電影，然而其表達之內容卻很廣泛。因為她講述了老年（養老、身後事）和女同性戀（不受道德法律保障）的多重難題。除此以外，《從》還側面表達了香港的階層差異和房屋困局，試想一下，如果不是這麼缺錢和房屋，或許會有更加從容的解決遺產繼承的方案。

法律就是法律，法不容情，但是法外卻全是情理之爭。作為銀幕之外的觀眾可以推斷一下，如果女同志在境外結婚，那麼就能以此來向法庭證明伴侶關係，承繼之事迎刃而解。但是，Angie和阿Pat是有錢的一方，貧困的阿Pat家人的訴求，Angie也不可能坐視不理。

不難看出，Angie在道德戰場上無能為力，這才是其主要矛盾，而講究白紙黑字的法律惟有為她分得生活費，終究Angie還是留不下房屋。如果稍為「衡平」一下，阿Pat家人分得房屋，也是有照顧他們經濟之考量。但是這種判決的「平衡」，真的公平嗎？

因此，《從》的討論內容不只是具備廣度，更富含深意。Angie之困境牽涉到女性戲劇的另一個重要母題，那就是安蒂岡妮（Antigone），她也是被城邦法律和家庭道德所纏繞之「物」。如安蒂岡妮的錯綜複雜，《從》所帶來的價值是無法衡量的。或許我們可以說整齣戲都有一個目的，如上述的財產權益、女同志隱身或者推動同性婚姻發展，但是最終戲外的社會發展是無法預料的，包括法律所代表的公義也是隨機的：法律未必是公義，公義也未必靠法律，司法制度不是正義本身（Justice is not justice itself）。

如此說來，安蒂岡妮的悲劇便有了另一個意義：不只是為了正義，而是她堅持了自己的行為，這就是其令人鼓舞之源。Angie到最後的和解，也不是和任何個人、家庭或體制和好如初，而是在她自己的處境遊走，她如水一般（be water）。這是一個永恆的議題——深受系統性壓迫的女性/性小眾的抗爭，是一個手段，卻不是目的。「同」路艱難，卻已是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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