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否可以不做犬儒|七日书

林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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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不要捂住其他人的嘴巴。

距离毕业答辩不到一周,导师突然在群里说,不让我们答辩,因为“从来没有看过你们的片子”。

大学的时候,我读的是广播电视学专业,毕业前要拍一部纪录片。因为采访推进不顺利,选题从保洁员生存现状,换到临终关怀,再换到非职戏剧人。整个片子拍下来,褪了一层皮。

现在说,不能答辩是什么意思?要让我们延毕吗?我立马翻出三个月前的聊天记录,截图发在群里,试图提醒导师,他早就看过我们的纪录片,还给我们提了修改意见。

但是我的提醒不仅没让他回心转意,反而让他情绪爆发。或许是因为我当着其她人的面,反驳他,让他丢了面子。于是,他更加坚决地阻止我们答辩,不再回复任何消息,不管是群聊、私聊,还是邮件。

慌张、着急、愤怒、无力,很多情绪涌上来,转化成泪水。因为我当时在图书馆,怕吵到其他人,还得努力压抑自己的声音。

那会儿,我已经结束北京的实习,回到学校。而一起拍纪录片的两个朋友,都还在别的城市实习。于是,她们想出一个方案,让我去老师办公室,当面跟老师道歉,说些讨好的话,让答辩顺利进行。

凭什么?我们又没做错什么?我果断拒绝了她们的提议。我向来是吃软不吃硬的性格,如果我们在制作纪录片的过程,有什么疏漏,导师指出来,我会认真改正。但是我不能接受,他仗着导师的权威,故意来拿捏我们。非要这样的话,我只能向教育局投诉他。

说服不了我,两个朋友反过来指责我,“故意要把事情闹大”。这是我完全不能接受的指责,故意找茬的是导师,为什么要怪到我身上?如果她们想向老师求饶,我不会阻拦,这是她们的选择。为什么她们不能同样尊重我的选择?

后来,书院书记介入处理。在书记面前,她们将问题揽在我们身上,说是沟通产生的误会,只有我质疑导师滥用权力。毋庸置疑,书记采信了她们的话,要求我们写检讨书,向导师认错。

我一下子陷入孤立无援的处境,外部有导师的压迫,内部有朋友的指责。能否顺利毕业,也是前途渺茫。

唯一让我感到安慰的是,有位受访者兼朋友听说了这件事后,只是问我”要不要吃冰淇凌?“我们一起坐在教学楼的台阶,吃着快融化的冰淇凌,没说什么话。这个冰淇凌只要3元,但我会一直记得它的味道。

激烈的情绪波动,掏空了我的精力。我不愿再跟任何人争辩,只是继续准备答辩材料,照常吃饭和睡觉,默默等待事情的发展。

答辩的日子终于到了,我预想导师可能会现场发难,所以提前开了手机录音。我们依次上台分享纪录片拍摄思路和论文主题,等待三位老师的提问。

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应对可能的难堪。结果一位刚入职的老师,念出一个论文题目,赞扬文章逻辑清晰、情感细腻,询问道”这是谁写的?“”是我......“我惊讶地认领了自己的论文。

不知道导师看到这个场面,经历了怎么样的心理活动。他也帮腔说,我们花了很多精力去拍摄,很辛苦。

总之,答辩出乎意料的顺利,在我的虚惊一场中结束。

答辩教室外,一起拍纪录片的朋友,举起手机,想合照留念。我什么都没说,挪出了画面框。从她们反过来指责我的那个瞬间开始,我们就不再是朋友了。

CC BY-NC-ND 4.0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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