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偉大的翻譯家們

羅越

2021 年 1 月 13 日

IPFS

這篇短文源自去年的一條微博。

身為譯者，不得不承認，翻譯在文學面前總是矮半截。語言是思維的表徵，我舉了一個語感的例子：稱謂上與「作家A」對應的往往是「譯者B」，與「作者」對應的則是「翻譯」（例句：某某書作者A、翻譯B），各降一級。

如果要問古今中外有哪些偉大的文學家，無論閱讀量多寡，每個人多少能擠出些璀璨奪目的名字：荷馬但丁、李白杜甫、莎士比亞……反觀偉大的翻譯家，恐怕很難答得出來。

希望本文能夠拋磚引玉，分享幾位在我心目中佔據重要位置的翻譯家，是他們的存在，令譯者們體認到翻譯背後的宏大使命與深刻意義，從而繼續在這條寂寞之路默默探索。

村田藏六——日本幕末最具代表性的翻譯家

村田藏六生於1824年，日本德川幕府末期長州藩的著名醫學、西洋學術、兵法學者，是司馬遼太郎創作的歷史小說《花神》的主人公，後來由NHK於1977年翻拍成大河劇，也是本文年代距離我們最近的一位。

日本由於地處極東——語言文化傳導的末端，受強大的漢字文明影響，一直到「黑船來航」前後，才大範圍接觸到西方文明，並進入「大翻譯時代」。順帶一提，由於日本文字體系是以漢字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歷史上，日本的知識群體也把學習「四書五經」作為基礎的語言訓練，能夠閱讀漢字書籍，因此根本不存在「翻譯」中文的必要。例如日本通行的《心經》譯本就是唐玄奘翻譯的版本。

幕末的歷史耳熟能詳，明治維新的成功與翻譯西方文獻、引入西方文化顯然密不可分。村田藏六的獨特貢獻是，他身體力行地證明了：翻譯重要的不是譯字面，而是譯字面背後的意思——聘請法國陸軍全面指導的幕府軍，輸給了把西方軍事制度日本化的長州軍。翻譯不到位，意義吃不透，可是會死人的。

威廉·廷代爾——近代語言的轉折點

威廉·廷代爾生於1494年，英國宗教改革者、《聖經》譯者、殉道者。經歷漫長的中世紀，歐洲一切學術都在宗教、教會掌控之下，語言及翻譯也不例外。歐洲的語言狀況類似於古代漢語，長期存在書寫用文言文、口頭交流用白話文（方言）的現象，當歐洲各地本土意識強大到一定程度，語言上脫離拉丁文、宗教上脫離羅馬教會的趨勢逐漸形成。

威廉·廷代爾的出現是歷史的必然，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用英語翻譯《聖經》（新約直接參考希臘語、舊約直接參考希伯來語），讓廣大英國人能夠以自己的語言閱讀《聖經》、理解《聖經》，經典不再被少部分人壟斷。也是這一代人的不懈努力，才令西歐近代語言得以確立，脫離了拉丁等書面語的控制。這些行為不容於當世，為他招致殺身之禍，最終被教廷在布魯塞爾處決。

威廉·廷代爾的獨特貢獻是，他用自己的生命實踐了一條翻譯原則：原文終究要讓位於譯文，哪怕神聖經典，如果要做到極致的忠實（不改動用詞、語序），幾乎等同於「不翻譯」，對讀者理解反而有害。

侯奈因·伊本·易斯哈格——文明的保存和傳承

下一位偉大的翻譯家要追溯到9世紀，侯奈因·伊本·易斯哈格是阿拉伯著名的眼科專家、翻譯家。中東阿拉伯世界作為聯通東西的橋梁，自古以來頻繁的文明流通使翻譯活動異常興盛，印度發明數字後也是通過阿拉伯傳到西方的。另外，當西方的希臘古典文明衰微，漫長的中世紀期間，是中東阿拉伯世界吸收了大量希臘古典典籍，並加以保存、翻譯、傳播。類似的狀況也能在中國大陸和日本之間看到，中國大陸因為改朝換代等原因毀棄掉的典籍，常常能在日本發現保存本。

侯奈因·伊本·易斯哈格廣泛翻譯了古希臘的作品，包括蓋倫、希波克拉底、迪奧斯科里德斯的醫學著作，柏拉圖、蘇格拉底的哲學著作，阿基米德、歐幾里得的數學著作，以及舊約《聖經》等。在強大的翻譯傳統支撐下，侯奈因·伊本·易斯哈格的獨特貢獻是，他確立了相對近代的翻譯方法，在翻譯前收集多個原文版本進行比對，希臘語造詣更系統化，另外他還創辦了翻譯學校和翻譯機構。經歷「大翻譯時代」後的中東阿拉伯世界，阿拉伯語最終擺脫希臘語，自成一格。

玄奘——求取真經的翻譯之路

唐三藏的故事每個中國人再熟悉不過，出生於7世紀的唐僧玄奘正是本文最後一位偉大的翻譯家。所謂三藏、三藏法師，也被稱為譯師，即翻譯佛經的僧人。玄奘為什麼要克服重重困難遠赴西域取經？當然是因為幾百年來，市面上流行的佛經譯本太過低劣。翻譯總是需要一個去蕪存菁的過程，足夠多的譯者、讀者加入，才能慢慢達到一定水準。

浪漫而奇幻的取經之路顯然不是本文的重點，在43歲回國後，玄奘17年間翻譯了大量佛教經典，一改以往粗略的翻譯，直追原文，團隊據說由30多人組成，從確定原文意思到謄抄清書各司其職。

玄奘的貢獻不需要過多贅述，佛教思想不僅極大程度上改變了中國，成為「儒釋道」的重要一環，影響更借著漢字遍布整個亞洲。佛經所承載的印度語言學、醫學、哲學知識也促進了中國各項學問的發展。通過佛教經典的翻譯，漢語得到整理、統一的官話得以加速形成，也留下了研究古代音韻的重要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