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7 | 時光倒流500年，我們會看到一個這樣的伊斯蘭與明朝｜展覽走走

2021 年 11 月 17 日

戰無不勝的征服者帖木兒死後，子孫們卻一個個無心沙場且精通人文，更是熱心的贊助人和鑑賞家，與中國開始了幾十年的交流。

文／穆斯塔法
（原文發佈於2021年11月16日）

台北故宮新策劃了一個展覽，名為「航向天方：十五世紀的伊斯蘭印象」。大致內容是關於西元十五世紀明代中國和伊斯蘭世界雙向的藝術影響。我將在這篇介紹文中，以個人視角和喜好為軸，找出曾看過的世界各大博物館相關展品，和故宮展品放在一起，將兩邊的器物加以比對、筆記，權當在烏托邦中大膽做一次策展，與伊斯蘭藝術同好分享。

1.帖木兒王朝與明朝的交流

進入展廳後，展廳裡呈現的伊斯蘭幾何紋樣的裝潢風格一目瞭然，給參觀環境定下一層悠然靜謐的基調。往前走，映入眼簾的第一件展品是明永樂時期的宮城圖和帝王像，為主題展覽的時間和範圍定了調，時間是西元十五世紀初，範圍是菁英階層的奢侈器物。這一時期的確是穆斯林的文化和審美在蒙元時期以外，對中國宮廷中的奢侈品產生影響最強、最明顯的時期。

許多人都知道，鄭和下西洋是外交、政治、文化上的大事，但卻不一定熟悉與鄭和的航海活動同時進行的陳誠出使，這場明朝和帖木兒王朝之間的外交行程，同樣留下了寶貴的第一手見聞和史料，贈送的外交禮品更直接促成了本次展覽呈現的藝術交流。無論是鄭和的航海活動，還是陳誠的陸路出訪，都與當時的中原內外政治局勢密切關聯，是大家了解這些展品的重要前提。

西元1405年是個重要的年份，在這一年，世界史上最後一個席捲歐亞中心地區的草原征服者帖木兒（Timur）去世於攻打明朝中國的途中。這讓周邊所有的統治者都鬆了一口氣。帖木兒的死，讓隨後將統治歐亞至地中海的三個穆斯林大帝國（鄂圖曼帝國、薩法維帝國、蒙兀兒帝國）幾乎都經此而興，不過這是後話了。我們現在還是把目光放在帖木兒帝國的核心，河中-呼羅珊地區（Transoxiana-Khurasan）。

突厥-蒙古系的傳統是將一個征服者所征服、整合的大汗國分給王子們，由王子們再相互兼併，自然選擇出最強者再一統江山，繼續征服天下。這是世界史一再上演的草原遊牧民的政治傳統。帖木兒所留下的帖木兒帝國也不例外，他的兒孫們分地而治，其中最有實力的王子米爾札（Jahangir Mirza ）是以赫拉特（Herat）為都城的沙·魯克（Shah Rukh，明史籍稱「沙哈魯」）。而在僅僅幾年前（西元1399年），明朝內部剛上演了靖難之役的大變動，朱棣發動政變推翻了叔叔，自己登基稱帝，移京師於燕，政治根基還不牢靠，急切地需要國際上對他的統治正當性給予承認。而戰無不勝的征服者帖木兒死後，帖木兒的子孫們卻一個賽一個地成了另一個極端類型的統治者，無心於馬背沙場卻極精人文，他們有的是天文學家、有的精通書法，更是熱心的藝術贊助人和鑑賞家。既然帖木兒王族無心再和中國開戰、恢復蒙古帝國，而是願意修復關係，於是雙方便一拍即合，開始了幾十年的交流。此次展覽中的物品，多是在這個背景下出現。

一入展廳，擺在《宮城圖》旁邊的，是一幅《瑞應麒麟圖》。上面畫著幾個身穿穆斯林長衫，頭戴纏頭巾的人拉著一頭長頸鹿的樣子。最有趣的是，在「麒麟」的稱呼之前，漢文記載中對這種長脖子動物的稱呼其實一直是「祖刺法」、「徂蠟」之類的音譯詞，也就是英文中的「giraffe」，它們都來自阿拉伯文的稱呼「زرافة」（zarafah）。

接下來陳列的，是鄭和船隊中的隨行者費信、馬歡等人的著作，以及陳誠走陸路出訪帖木兒王朝的記載。這些著作，例如《星槎勝覽》、《瀛涯勝覽》、《西域番國志》等早已經是中外交通史方面的必讀名著。其實單是從鄭和、費信、馬歡這些個人的穆斯林身份背景中，已經可以一瞥中國和伊斯蘭世界的長久聯繫。

2. 伊斯蘭金屬器影響明代瓷器、陶工

從蒙古人建立跨越歐亞的大帝國至中國明初，歐亞大陸各地就有了前所未有的商業交流。此次展覽中的十六世紀青花「軍持」，就是為海外市場設計稍早的瓷器。首先「軍持」（kuṇḍa）這個名字和軍隊並沒關係。它本身就是一個梵語音譯詞，也有「君持」、「軍遲」等寫法，這個詞在東南亞（如馬來語）中則為「kendi」。本來是印度一種盛水的容器。有意思的是，它的獨特造型一眼就讓人想到了騎馬人用的皮革製水壺。我曾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裡看過一件造型獨特的金屬水壺，是給朝聖者隨身帶水用的。對稱的月牙形器身和渦旋的兩端是一種印度風格，這樣的東西在十六世紀印度德干（Deccan）宮廷的繪畫作品中常常出現，從中國進口到伊斯蘭世界的瓷器中也有這種水壺的變體設計，台北故宮所藏這一件就是如此。兩件東西如果擺在一起，大家一眼就可看到聯繫。

故宮青花軍持(國立故宮博物院)右：大都會Indian pilgrim flask(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在這次的展覽中，還有一些器形明顯是受到西亞中亞地區金屬器造型啟發的青花瓷器，以青花龍紋天球瓶、青花花卉紋花澆、明青花花卉紋蓋罐和青花龍紋筆盒為例。首先，所謂「天球瓶」這種器形，就是在明代以後才開始在中國流行起來，它是受到了伊斯蘭世界的玻璃製品的影響。這種「圓肚、長頸」的玻璃和陶瓷器是地中海地區的傳統器形，早在羅馬時期就已廣泛應用。在伊斯蘭藝術中，最精彩的例子要屬馬穆魯克時期的琺瑯金玻璃瓶（Mamluk enamel glass），這種器物在世界各大博物館的伊斯蘭收藏中都有實例。

至於青花花卉紋花澆，光是「花澆」這個名稱，就能想見中國宮廷的記載者並不知道其物的本身用途。這種器皿是宴會雅集上使用的飲具，從大量的詩歌和細密畫中都可以看到。帖木兒王朝位於赫拉特（Herat）的宮廷製作了大量這種黃銅嵌銀水器，其中有些銘文讚美了帖木兒統治者「速檀忽辛拜哈拉」（Sultan Husayn Baiqara），這一點有助於我們將這類型的器物歸於赫拉特一帶。而明代宮廷則是用瓷器仿製了許多類似的器物，有一些還被改造成了花插。

不同於較小的手持飲具，青花花卉紋蓋罐則是仿製了一種在伊朗伊兒汗王朝（Ilkhanid dynasty）時期的釉面陶瓷罐。這個伊兒汗又稱「伊利汗」，字面意思是「小汗」，王朝的建立者是成吉思汗的孫子旭烈兀汗（Hulagu Khan），它也遙尊位於汗八里（王城、大都）的忽必烈為大汗。在這個時期，中國藝術對伊朗周邊的影響極大，產自伊朗周邊的鈷藍也直接促成了青花瓷的出現。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裡收藏了一件釉面陶瓷罐，這種罐子被稱為lajvardina，這個字來自波斯語的lajvard，也就是青金石（lapas lazuli）的意思。它上面有小方塊的金箔，被精心排列成了複雜的圖案。這種藍色釉面的器皿只在伊朗的伊兒汗王朝時期生產。它的奢華性質也表明了訂製客戶的社會地位。

幾件青花製品裡，特別有意思的是那個筆盒。華人大概都能一眼就看出來，這種類型的文具肯定不是中國文人會使用的，毛筆、墨、硯，都和這種筆盒說不上話。但是這種器形的青花製品在明、清兩代有不少存世，都是根據伊斯蘭世界的筆盒造型而來的。在菲律賓的利納沉船（Lena shoal shipwreck）發掘中就發現了很多這種筆盒，是專門面向伊斯蘭世界市場的外銷瓷器。

3.馬約利卡陶瓷與台灣傳統花磚

可以多說一句的是，在西班牙、西西里和義大利，有一種類似的陶瓷罐子被稱為Albarello（藥罐），它是一種「馬約利卡」（來自西班牙馬略卡的）陶瓷。台灣老屋中常見的傳統花磚就是一種馬約利卡陶瓷變體，由穆斯林的審美影響西班牙人，西班牙人再把這種審美帶來台灣而形成。

16世紀義大利法恩札製作的Albarello罐，畫有戴穆斯林纏頭巾的人物(維基百科)

4.中國繪畫給伊斯蘭的靈感

上述介紹中，我們可見伊斯蘭世界的金屬器給明代陶工提供了許多靈感，而在繪畫中，中國畫則是給伊斯蘭世界東部的繪畫帶來了很多影響。比方說，吉雅思丁·納卡什（Ghiyāth al-dīn Naqqāsh，曾代表帖木兒王朝出使北京）曾在日記記載了中國街市上出售畫樣、描繪因果報應的故事畫本的內容。本次展覽裡也對比了十四世紀以後的波斯細密畫中石頭、雲朵的畫法和同時期中國民間繪畫技法的相似性。另外，明代畫家沈周筆下蜷成一團的貓，和收藏於土耳其托普卡匹皇宮博物館裡的一幅貓畫也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對我而言，此次展覽中最讓我感到震憾的收藏是黃庭堅《松風閣詩》橫卷。這一件書法作品當然是國寶級的文物，但拋開其書法藝術上的價值，把它放在這個展覽上，要看的是這幅橫捲的捲頭部、由後人裝裱上的藍色灑金花鳥紋箋紙。我猜這部分的裝裱大概是明代收藏者裝裱上去的，據我所知，這種紙是明代浙江的出產，是非常高級的紙張。有趣的是，這種高級紙品也隨著外交、商業交流進入到了伊斯蘭世界，成為抄寫古蘭經的用紙。

就在去年六月，倫敦佳士得拍賣行才拍賣出了一本用這種紙抄寫的古蘭經。在古蘭經抄本和《松風閣詩》捲頭的藍色灑金箋紙上，出現了相同的枝椏和鳥的圖案，實在令人讚嘆不已！目前存世的明紙手抄古蘭經大約有五本，都是這個時期交流的產物，和Ghiyāth al-dīn Naqqāsh（代表帖木兒王朝出使北京）、陳誠等人的外交行程一定有關聯。

5.穆斯林審美熱潮的十五、十六世紀

展覽後方，還有一些明武宗正德年款的阿拉伯文瓷器。明武宗朱厚照是一個常遭稗官野史貶抑的皇帝，實際上從他主政時期的軍事和經濟表現上看，這位自稱「大明可汗蘇萊曼國王」的統治者確是個頗有作為的皇帝。無論他是否真的是穆斯林，正德年間官窯燒造的各種和伊斯蘭相關的瓷器至少可以證明這位皇帝對於伊斯蘭世界的動態極為重視。

展覽中有兩件瓷器，上面都有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其上選字的意涵悠遠，無論出自官窯陶工選擇，還是皇帝親自訂製，都說明了選字者對伊斯蘭精神的造詣之深，絕非是僅對花紋和風格徒有其表的模仿。從這一點來看，為官窯服務的陶瓷技師的水平就比西班牙和義大利工匠的水平高出不少了。

在十五、十六世紀時，穆斯林的審美喜好是為世界各地所仿效的，歐洲人也製作了一些「偽阿拉伯文」（Pseudo-Arabic inscriptions）的陶瓷和建築部件，例如下圖的偽庫法體阿拉伯文藍白陶罐、馬約利卡偽阿拉伯文陶盤、托雷多聖羅曼教堂窗戶外廓的偽阿拉伯文裝飾，都製於十五世紀相近時期，與正德年的阿文、波斯文瓷器相比，去之遠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