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中心化的民主參與：香港人如何通過「連登」論壇和 Telegram 動員反對《逃犯條例》修訂

摘要 

本研究探討了香港市民如何利用「連登」討論區和Telegram進行去中心化的民主參與，以應對反送中運動中的《逃犯條例》修訂。隨著社交媒體和網絡工具的普及，集體行動的協調變得更加依賴這些平台，而不再完全依賴傳統的社會運動組織。研究指出，「連登」的匿名性和即時反饋機制使參與者能夠迅速形成共識並展開行動，突破了以往抗議活動中對中心組織的依賴。

在反送中運動中，「連登」成為了一個虛擬的中央協調中心，支持用戶通過討論、投票等方式共同決策，展現了去中心化的組織能力。此外，Telegram作為組織具體行動的工具，促進了在線討論與實地行動的有效對接，使每位參與者能根據個人特長貢獻力量，進一步強化了運動的凝聚力。

通過具體案例分析，本文展示了在前線動員、事實核查和文化宣傳等領域中，分布式參與的力量如何推動抗爭行動。最終，研究結論認為，「連登」與Telegram的成功運用在於其即時性、匿名性和集體智慧的整合，為去中心化的民主參與提供了新的模式和視角，並挑戰了傳統社會運動的組織形式。

理論依據：

集體行動的協調很大程度上由互聯網而非社會運動組織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來完成，這就大大降低了傳統社會組織在集體行動結構中的重要性（Carty, 2015)。近來，集體行動的範式開始轉向基層動員、自發運作、無領導結構、減少對金錢和勞動密集的依賴等特點。網絡工具和新的傳播方式使傾向於去中心化、自我組織和靈活社會網絡的集體行動成為可能，個體化的、靈活管理的在線技術與集體行動的社會網絡完美契合，使集體行動呈現出流變化的、碎片化的和個性化的闡釋模式與結構(inter pretive paterns and structures)（Castels, 2015）。

社交媒體推動了個體與個體、群體與群體之間的信息交換(Jost et al., 2018)。令資源缺乏的政治行動者通過SNS建立聯繫、積累社會資本並在公共領域站穩腳跟(Lee et al., 2015, p360)，Manuel Castells（2015）認為。社交媒體在社會運動中的作用不僅是傳播信息，還是現實行動的延伸。他強調，網絡空間與現實中的佔領空間相結合，才能推動社會運動。Castells將網絡社會中的社會運動描述為無領導的，依靠網絡傳播的，運動的成功與文化和背景也密切相關（see also Kidd and McIntosh, 2016)。

社交媒體推動了個體與個體、群體與群體之間的信息交換(Jost et al., 2018)。令資源缺乏的政治行動者通過SNS建立聯繫、積累社會資本並在公共領域站穩腳跟(Lee et al., 2015, p360)，同時有潛力進行快速動員、形成短暫參與的集體行動。

社交媒体將分離和原子化的個人協調成一個集體實體，以促進某些事業和行動。 (Lee et al., 2015 & Della Porta & Diani, 2014)社交媒體為異質化的群體提供了一個平台。促進了集體認同的誕生，這有助於成員建立歸屬感、從而保持團結。感知到社交網絡接觸的親密感，增加政治訴求的心理影響(Choi, 2022 & Yang and Liu, 2019)，Zizi Papacharissi & Blasiola (2015)在對埃及抗爭者使用Twitter完成抗議的研究中，通過對社交媒體消息內容的分析，認為除了用社交媒體傳遞抗議信息，參與者和觀察者還通過大量情感表達建立聯繫。這些推文混合了情感、意見和街頭事件的實時報道，形成了一個充滿情感的新聞流，即使在運動本身沒有新聞報道的時候，也能維持在線的運動空間。大多數推文不僅僅是新聞或意見，而是情感充沛的新聞或意見混合體，難以區分新聞、意見和情感，筆者認為，香港的反對ELAB抗爭的社交媒體消息中，同樣存在著大量的情感表達，大量的情感表達促進了香港青年抗爭者命運共同體的形成，支援民主的公民之間的共同集體身份引發了香港的消費者行動主義。 促進了香港青年抗爭者命運共同體的形成，他們將政治消費主義作為政治抵抗的一種形式，抵制親政府（“藍色”）企業，購買親民主（“黃色”）企業的商品，這種消費習慣一直延續至今 (Chan, 2022)。

背景

「連登」（LIHKG）是香港最具影響力的討論區之一，最初是一個供用戶匿名討論各種話題的平台。其開放、匿名、去中心化的特質使其迅速成為年輕一代發表意見、組織行動的重要平台。連登的討論模式讓用戶能夠通過發帖、點贊或踩帖等簡單的功能即時表達觀點，並借此推動有共識的內容成為平台的熱門話題。

2019年，香港爆發了大規模的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的抗議活動，即反修例運動。該條例允許將犯罪嫌疑人引渡至中國大陸，許多香港市民擔憂這將侵蝕香港的司法獨立。

在一般情況下，社會運動雖然是自主參與的，但運動中一般有不同的組織和網絡。不同的組織可能掌握不同的資源，因此更有能力主導一場運動中的訴求和內容。2014年，人們開始用“大台”開始稱呼一種“沒有正當性”的協調組織。它們握有包括媒體、物資、人手在內的主要資源，並通過它的相關資源，繞過部分抗爭著的一員去單方面定義運動的目標、手段及戰略。“大台”往往並未經過民主授權，一些的抗爭者對組織的決定不滿，但該組織並沒有有效的公正的程序來解決這些不滿。 (Zheng, 2019)。此外，2019年的香港群眾面對著國家機器的打壓，在之前的社會運動中，不少抗爭者遭遇監禁。公民抗命行動的領導者面對著更高的風險，抗爭者的內部也存在著意識形態和鬥爭方式的分歧，各個陣營之間無法相互信任 (Lee, 2019)。

在這種情況下，反修例運動中，與以往的抗議活動不同，反修例運動沒有明確的領導者，取而代之的是依靠網絡平台如「連登」和Telegram進行協同與組織。大量市民自發參與，在虛擬空間中表達意見、策劃行動，有效的向所有支持者徵求物資及相關運輸地點，上報即時狀況等信息，迅速開展實際的街頭抗議，許多對新時代科技接觸較少的建制派中年人難以想象一場沒有大台而能曠日持久、協議有度的抗爭 (Kwok , 2019)。

「連登」在這場運動中扮演了一個虛擬的「中央協調中心」的角色。通過其匿名機制，用戶得以自由表達觀點，且因平台的投票功能，集體意見能夠迅速浮現。帖子通過正負評價和「推Post」機制得到用戶的即時反饋，用戶借此判斷行動方向，確保在線上達成共識後再進行線下行動。例如，當6月27日圍攻警察總部的行動得到連登大多數用戶的支持後，行動得以迅速展開，展示了集體討論和實際行動的緊密銜接 (Zheng, 2019)。

此外，連登通過與Telegram群組的結合，成為組織具體行動的發源地。網民在連登發帖後，分享Telegram群組鏈接，讓有意參與的人加入以策劃進一步的行動。無論是製作文宣、街站宣傳，還是包圍政府大樓，連登用戶通過自發性參與將線上討論付諸現實。每位參與者都能根據個人特長貢獻力量，從而展現了去中心化的強大組織能力 (Zheng, 2019)。

連登的去中心化模式是分布式參與的典型案例。首先，連登不設中央領導，沒有特定的指揮者或大台。每位用戶都可以匿名參與發帖，並通過投票機制決定下一步的行動方向。這種集體決策的模式使得整個運動更具彈性和自發性，避免了以往大台主導的集中式決策，賦予每個普通參與者更多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其次，連登平台的開放性確保了意見的多樣性。每個網民，無論背景如何，都可以通過匿名機制發表看法，而不會受到身份背景的影響。這不僅打破了「因人廢言」的現象，也讓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士能夠在集體決策中貢獻獨特的見解。這種開放性和匿名性使得行動者能迅速根據群眾意見調整策略，保證了運動的靈活性，也保證了參與者的安全。

不割席原則被視為維繫無大台行動凝聚力與正當性的唯一方式。其核心在於Solidarity and Humble，認為所有抗爭者的行為只要是反抗政權的，無論某個人判斷這種行為在當時的道德上是對是錯，是否理智，都會公開支持，絕不在公開場合譴責 (Kwok , 2019)。

案例分析：

在反修例運動中，分布式參與的力量成為推動抗爭行動的重要動力，彰顯了網民集體行動的潛力。許多參與者通過社交媒體平台發起、組織和協調活動，形成了一種去中心化的抗爭模式。例如，23歲的大專生Alvin（網名「在沉默中爆發」）便是首位在連登發起線下行動的網民，他的號召迅速得到回應，成為許多網友參與的起點。隨著行動的發展，社交媒體平台如Telegram和連登成為了信息流通和動員的關鍵渠道，許多參與者透過這些平台實時獲取抗爭動態，充分展現了網絡社群的即時反應能力和合作精神。這種分布式的參與模式不僅增強了運動的凝聚力，也讓參與者能夠在多變的環境中靈活應對，推動了抗爭的深入發展。在下文中，筆者將結合具體案例，展現分布式參與在反修例運動的前線動員、事實核查與製作行動工具、文化宣傳等領域的推動力量。

1.前線動員

在反修例運動中，分布式參與展現出強大的動員能力，成為推動抗爭行動的關鍵力量。Alvin，23歲的大專生，網名「在沉默中爆發」，是第一位在連登提出並成功發起線下行動的網民。他於5月16日開始連續在連登發帖，關注反修例運動，號召網友一起製作並派發傳單 (Zheng, 2019)。

事實證明，像6月9日、12日及16日的遊行和佔領行動，連登的動員力非常強大。網友們不僅透過連登，還利用Telegram群組如「公海總谷」進行動員，群組成員達到數萬人。這些基於社交媒體的訊息雖然未進入傳統媒體，但在網絡上迅速傳播，許多參與者通過這些平台實時獲得抗爭現場的資訊。不僅網民參與，6月27日，香港眾志也響應連登網友的號召，參與包圍律政中心的行動，並表達撤回暴動定性和釋放抗爭者的訴求。黃之鋒指出，這次運動強調自發性，政治組織的角色從領導轉為支援和協調 (Yang & Liu, 2019)。

在G20峰會前，有網民通過連登和Telegram發起眾籌，為在國際媒體刊登公開信籌集資金。這項計劃在11小時內籌得670萬，背後有大量網友共同撰文、協調和聯絡媒體 (Zheng, 2019)。

2.事實核查與製作行動工具

事實核查和行動工具同樣為反修例運動的進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實核查的參與者和行動工具的製作者透過Telegram等平台實現了高度分布式的參與。

事實核查工具「機場Fact Check資訊頻道」是其中一個典型的事實核查平台，該平台由十多位來自不同背景的義工自發組成，負責核實並發布與抗爭相關的即時資訊，如警方佈防、交通狀況等。由於運動「無大台」，沒有統一的資訊來源，事實核查變得尤為重要。這些志願者團隊能夠有效應對來自運動參與者及外部勢力散布的假消息。這樣的去中心化行動工具不僅幫助運動參與者應對流言，也使群眾能夠在訊息混亂的環境中保持理性 (Tin, 2019)。

即時地圖工具如103.hk和hkmap.live是反修例運動中的重要行動工具，這些工具以群眾外包的形式收集資訊，並提供警察布防、救護站等重要信息，幫助示威者迅速作出決策。這些地圖工具不僅讓參與者能夠減少現場的焦慮，還能幫助示威者根據實時資訊作出應對。這些工具的優點在於，它們能夠迅速更新和傳播資訊，實現了即時且分布式的參與。例如，103.hk在大型示威期間每15分鐘更新一次，提供警察和示威者的位置。這種快速反應與去中心化的分布式協作方式相結合，為示威活動提供了靈活性，減少了依賴「大台」統一指揮的需求 (Tin, 2019)。

事實核查平台同樣存在著一些問題。首先，假消息的傳播速度往往超過核查速度。例如，警察接管機場的謠言以及關於地鐵站關閉的錯誤資訊都曾造成恐慌。其次，由於參與者的批判性思考能力參差不齊，很多人容易因情緒影響而相信不實資訊，這給Fact Check團隊帶來了更大壓力。實時資訊地圖工具同樣面臨多重挑戰。首先，由於資訊是由群眾外包的，缺乏專業驗證，導致地圖上的資訊準確性受到質疑。此外，像103.hk這樣的初期手工繪製地圖更新速度較慢，無法及時反映現狀。義工的管理也帶來困難，因為有些義工報告的資訊不準確，或在過程中失聯，增加了協調的難度。

資源的壓力更是影響長期運作的因素，義工們需要兼顧其他工作，難以持續高效地貢獻。此外，地圖製作依賴複雜的軟件，這使得更新的速度受到限制。最後，參與者還面臨風險與安全問題，許多人因參與管理地圖群組而被捕，這使得匿名性和安全性成為重要考量(Tin, 2019)。

3.文化宣傳

在反修例運動中，文宣組由數以百計至數千計的志願者組成，利用數位媒介進行信息的創作與擴散。他們的產出形式多樣，涵蓋海報、短片和社交媒體帖子，這些作品不僅是藝術表達的方式，更是凝聚共識和推動運動的重要手段。以Telegram群組為例，某些頻道的訂閱人數已高達十萬以上，這些平台的存在促進了信息的快速傳播，使不同社群能夠及時獲取運動的最新動態及法律知識。

在這些平台上，任何人均可自由創作、上傳和下載作品，因此文宣組的具體規模難以確定，但其產出能力卻是顯而易見的。例如，「777文宣傳播稿件大合集」擁有近三萬八千名訂閱者，至今已發布超過一萬零一百四十一份圖片和視頻；而「反送中文宣谷Channel」則有超過十二萬三千名訂閱者，在運動開始的三個月內發佈了超過一萬三千四百七十一份文宣產品。這意味著僅這兩個頻道，平均每日便可發送八十五至一百一十二份文宣，且這些創作通常不標明個人或團體的來源，也不受版權限制，便於網絡傳播或打印於連儂牆上 (Sou, 2019)。

除了Telegram，HKGETV香城教育電視也是一個重要的文宣渠道。該資訊台由一群自發組成的「非專業」團隊運營，致力於搜羅公眾關注的題材製作短片，旨在普及公共知識。成立於2019年，這個平台亦透過社交媒體廣泛傳播其內容，為運動的文宣增添了更多元的視角 (Sou, 2019)。

此外，抗議歌曲《願榮光歸香港（Glory to Hong Kong）》的創作和傳播過程也展示了反修例運動中分布式參與的特點。願榮光歸香港是一首在2019年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反修例運動）期間，由香港網民和作曲家自發創作的抗議歌曲。歌曲由化名「Thomas dgx yhl」的原創團隊完成，隨後在網上傳播，歌詞也經由網民集體修改、完善。創作源於香港社會對自由、民主、人權等核心價值觀的堅定捍衛。歌曲迅速成為運動的重要象徵，並被廣泛傳唱，在街頭示威、集會、甚至國際場合中回響。

這首歌的的創作和傳播過程本身就是分布式抗爭的代表性案例。發起人T和另外兩位成員早在2018年組成樂團。T創作了《願榮光歸香港》的曲子，並在連登發帖，邀請大家共同改進歌詞。這首歌曲由網民共同參與，編曲、歌詞都通過網絡討論平台如連登等不斷完善，展示了去中心化的創作模式，後來，混音師加入團隊，二十多位連登網友被召集一起錄音。核心成員和網友雖然素未謀面，但靠著共同的經歷和理念，完成了這首歌曲的製作(Wong, 2022)。而它的傳播也是通過社交媒體、Telegram等平台完成的，沒有依賴任何傳統的主流媒體或組織，這與反修例運動的整體去中心化特點相呼應。

結論 

Lihkg與Telegram的核心優勢在於其即時性、匿名性和集體智慧的運用。在Lihkg平台上，用戶能夠迅速評估某個行動計劃的支持度，借助正負評等功能來確認大多數人的意見。正如用戶Alvin所分析的，正負評不僅僅是一個虛擬投票的過程，它還帶來了心理上的支持 (Zheng, 2019)。例如，在6月12日，牧師擋在示威者與警察之間，唱起Hallelujah，這一幕被示威者及記者拍攝下來，一小時後上傳到lihkg上，獲得4500個正面評價 (Joeng, 2019)。在論壇上的討論為香港人帶來了彼此相互關心的情感，這種情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他們內心的無力情緒。對現實的實時共享，幫助參與者確認了他們的行動得到廣泛支持，這大大增強了網民的信心，另一方面，Lihkg用戶可以以跟貼的方式發布對爭議事件的事實核查結果，從而阻止了謠言的傳播 (Zheng, 2019)。

這些軟件的匿名性也為用戶提供了安全感，尤其是在香港複雜的政治環境下，政治運動的領袖可能遭遇直接逮捕，匿名機制保護了參與者的身份隱私。連登的參與模式展示了一個去中心化的決策過程，在無中央指揮的情況下，網民通過集體智慧和自發性行動實現了大規模的社會動員，共同推動抗爭行動。

但以Lihkg與Telegram為主要平台的去中心化民主參與也有其問題所在。

首先，是專業性方面的問題，文宣部門及事實核查部門的工作人員大多並未受過專業的訓練，因此，他們所做的factcheck存在用詞不夠精准、內容不夠客觀的情況，繪製的地圖亦不夠精准。

其次，是缺乏統一領導帶來的運動方向不明確的問題，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Francis L. F. Lee指出，這種沒有組織領導的運動的有一定的防守力，但進攻力弱，阻擋《逃犯條例》可以被視為“防守”，但日後如果出現其他訴求，例如“轉攻為守”就可能出現一系列問題，若政府堅持立場，如何把訴求聚焦，行動模式如何轉化，進退之間如何拿揑，如何保持團結，都是難題 (Lam, 2019)。由於運動的發展速度過快，導致存在著過量的信息，運動的組織者和參與者難以追趕運動的發展速度，從而作出正確的決策，例如在機場集會時，虛假信息導致部分參與者過早撤離(Sou, 2019)。

最後，匿名平台的使用雖然提供了參與者的隱私保護，但也增加了行動中的不確定性和風險，讓協作效率降低。這一現象反映了去中心化運動的雙刃劍特性，既能賦予參與者更大的自由與表達空間，但同時也可能導致內部協調與信息流通的困難，進而影響行動的整體效果。因此，未來的運動參與者需要在匿名性與有效協作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以提升行動的有效性和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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