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那其的頭髮與監獄

安那其的頭髮與監獄

髮作為思想的代表，象徵有頭髮代表有思想。抗爭活動的領導者，安那其留有一頭長髮，使眾多追隨者崇拜，但最後群眾發現，那竟是頭假髮，在小說中證明了，思想與頭髮無關。如此，少了頭髮的安那其，個人魅力頓時化有為無，追隨者紛紛棄他而去。

監獄裡的人，都依照規定剃成了光頭，為的是統一軍事化管理。髮，代表著某種權力或個性，失去了頭髮，便失去個性，讓受刑人能夠在國家的矯正下，再次回歸正常，融入社會中。

所以他們原來不正常?

我不知道。

在老子哲學中，正常一直是一個相對的詞。在群體中，有一套既定的標準與規範，超越或是悖離，都顯示出該人的偏差，在社會中是被有意識或無意識的邊緣化。可我們忘了演化具有差異性，人，生而為人，我和你本來就不一樣。

若是討論正常，很快的便落入了道德虛無主義的圈套中。回歸到原始行為本質，受刑人做出了危害公眾利益的舉動，被法律制裁，便到監獄中反省。但，是什麼原因這成了今天的偏差，上層管理人員有千百種答案，教授與我的解釋是，教育，是家庭欠了他們、學校欠了他們一個良好的教育，導致而今必須在監獄中接受再教育、再社會化，這結果，是必須每個人來承擔，僅止於受刑人而已。

家庭功能失調、政治意志充分反應出穀倉效應、社會體制出了問題、大眾觀念扭曲，追求表面，追求速度。我們蒙住眼睛，不敢看，也不願看，相信一切都很好，或者，創造出假象，以為不過就是如此，避而不談，不代表問題就此解決。

受刑人凝視著我的眼睛，與他對望，眼神停留了許久，我只想問著，

你在這裡是為什麼?

那麼，你的故事又是什麼呢?

挺著肚子的秘書先生，帶著我們給受刑人參觀，順便宣揚自己的威風。一間、一間的教室；一條條生產線，有藝術、烘焙、出版印刷還有補校。職訓教育，除了教導他們最基本的工作技能，也是謀生能力，關於我們還能做些什麼?

在職訓班後，是受刑人的房間。我選擇進去，單獨在牢房的正中央，一個約莫五、六坪大的空間，甚至更小，閉起眼睛，我想像著，曾經，不，現在的這裡，必須在同一個時間容納20個人，甚至更多，是什麼樣子。在這裡的人，他的呼吸、他曾經在這個空氣中，留下些什麼，我試圖從感覺中得到。

是恨嗎?

受刑人帶著恨進來，就像當初悲慘世界的Jean Valjean，帶著被陷害的恨進入監獄；又帶著逃離監獄。最後，在神父的愛裡，他看見自己的影子，跪在上帝的殿中，他淚流滿面地唱著Who Am I?這一刻，他明白，自己終究是被寬恕的，是愛給了他重新開始的契機，洗刷人們誤解他的一切冤屈。我始終相信，愛能遮掩一切過錯，那永遠是所有問題的解藥。

一路走出戒護區，回到當初的會議室。我問了祕書，「假若受刑人想去印刷班上課，是必須填志願嗎?」

「基本上，我們有遴選制度。規定他表現正常，罪行不嚴重，只要透過申請，就可以加入該班別了。」，秘書搖了一下麥克風，語帶笑意，似乎很滿意自己的回答，「這樣有回答到妳的問題嗎?」

我面有難色，望向了教授，教授對我微微笑，「如果，如果受刑人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但是想加入這些班別，要怎麼處理呢?」

秘書沒有立刻回應，有點窘迫，我開始後悔問了這問題。坐在旁邊、隨隊的教化科科長急切拉起麥克風，「噢，在受刑人入監時，我們有興趣量表讓受刑人填寫，了解自身興趣，在透過分發的方式，進入班別，這不是問題。」他反將我一軍，但卻沒有任何慍怒，只是不禁思忖，從國中八年級到高中分類組，我們做過了多少性向測驗，將我們分成高中或高職；一類或二類或三類，但是有多少人走進了高等教育的窄門之後才發現原來自己喜歡的不是自身所攻讀的專業，而是由成績所決定的。再者，有多少能力，是在性向測驗中測不出來的，而我們只將學科納入測驗中，難道創業能力測的出來、管理能力測得出來?這就不該是個天賦嗎?

教授說著，興趣測驗，模糊化職業選擇，受刑人大多在正常的教育體制中失衡，才會到產生偏差行為，若是在學生時代就知道心之所往，又怎會在路上迷失呢?再者，職業訓練的需求完全大於供給，我們卻沒有任何改善措施，真能確保在出獄後，能夠在光譜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不是再次受到冷嘲熱諷。但我們所能做到的，只是齊頭化的平等而已。

他們充分體現官僚作風，但卻無可挑剔，若是任何人在那職位，大多也不知道該怎麼做，況且，就目前景況而言，這大概，應該也是最好的方式。

有太多必需要思考的，往回頭尋找走過的軌跡，以為的以為是隨著年齡成長而崩解。

14歲的時候，回答老師所有問題，以為世界就是書中那樣；
15歲的時候，一個人去法院旁聽，以為社會就是非黑即白；
16歲的時候，與十歲大的青年聊，以為明白自己不夠世故；
17歲的時候，去了法務部調查局，以為國家保障我們一切；
18歲的時候，在教育體制內長征，以為社會的期待只讀書；
19歲的時候，在哲學裡尋找答案，以為，沒有以為了，只有更深的疑惑。

我在找，還再尋找，與這世界對話的方式。

原稿寫於2016年5月參訪桃園台北監獄後。

如今我21歲了，不再像兩三年前基進地上街頭吶喊，為自己所相信的事情。當時趕上風起雲湧的台灣社運浪潮末尾，抱著想改變世界的心情來到清華，但未料世界總非想像中的簡單:有現實、有金錢，有未來的壓力，以及最終自我的困惑，彷彿能改變，又像是原地踏步。

21歲，不再困惑，那指的是不再以為世界就只存在單一的樣貌，以為我看見的壓迫是真實的；而是開始知道世界複雜，但同時擁有許多迥異的可能同時存在。因此那關鍵在於，一個人，要以什麼樣的方式對社會回應自己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