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恨国贼”与爱国教，革命还是抑郁
尼采曾经说过上帝已死，套用类似的道理，也可以说在中国，革命已死。如果说中国的政治少数派最大的痛苦是“中国不行”的话，那么第二大的痛苦就是“革命已死”。在中国不是没人上街示威，也不是没人发表主张，但是线上线下的维稳铁拳对这类行动一击即破，一抹就平，发生过的事情不仅进入不了人心，甚至也进入不了历史。
对待革命者的方式由“污名化”发展到“无名化”，显然是防民之术的一大进步。革命者所要的是发声、是评理，被污名化固然是痛苦的，但只要留下历史记录，总还可以期待埋下种子，在未来发生什么改变。正因为那是革命者与镇压者这一生都抵达不了的未来，所以镇压者不可能消灭革命者对这个未来的希望。而无名化则不然，从抓捕到刑罚都是无凭无据无声无息的，大多数人完全可以像不知道1958-1961年饿死过三千万人、不知道1989年解放军杀死过数百至上万名大学生、不知道达赖喇嘛从未主张过西藏独立、不知道新疆的学习营就是集中营、不知道内蒙古人曾经多次抗议一样，不知道有革命者存在。不存在自然就什么都没有了，不管是现在的冤屈，还是未来的种子，都彻底化为虚无。
抹除存在的确是对付革命者最好的方法。西方世界不公开无差别屠杀陌生人的行凶者除基本身份以外的信息，尤其是其动机和主张，就是基于这个道理。但他们不可能像中国一样彻底否定“负面”事件的发生，哪怕这样做对消灭类似事件效果更好，因为受害者不能容许自己从历史中被抹除，大众和新闻业也不能容许舆论监督权被动摇，知识精英更会警惕以善的名义犯下更大的恶。只有在舆论控制、法律系统都绝对服从于党的中国，才能方便地让发生了的事情变成没有发生。由此可见，梁启超所说的“独防民之术乃突出于先进国”，到了今天仍然成立，而且这个优势还随着硬件技术的进步扩大了。
政治少数派跟爱国教信徒辩论的时候，前者喜欢讨论“对不对”，后者喜欢讨论“怎么办”，都是在攻击对方的命门。然而，后者答不上来“对不对”，并不影响网络对线双方的生活，更不影响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前者答不上来“怎么办”，则不仅是输掉论战这么简单，还会陷入铁屋呐喊之后清醒着等死的绝望，也就是政治性抑郁，后果可以严重到坐牢或自杀。
所以，对抗政治性抑郁是政治少数派的必修课，而所有有效的办法，都绕不开对“怎么办”的解答。
第一层的“怎么办”，是怎么拯救自己的情绪，纾解心中的孤寂、悲哀与愤怒。最常见的办法是多读历史，理解坏的不是最坏，好的不是最好，坏的和好的都一样会过去；多与同温层朋友一起交流，关注能替自己说出心里话且支持者众多的博主。这个办法的好处是有利于得到安慰，维持心理健康；坏处是一旦发现同道中人也不能互相理解（这几乎是一定会发生的），内心所受打击可能更大。
第二层的“怎么办”，是怎么采取行动，做一些能确实带来某种变化、确实留下某种痕迹的事。最常见的办法是坚持记录，坚持支援记录者（如中国人权简报、中国数字时代、维权网、新疆受害者数据库、维吾尔人权项目等等），更进一步的话，可以去自己判断为安全地带的领域表态。这个办法的好处是朝知行合一的方向在进步；坏处是长期直面具体的无辜受难者而无力施救，难以维持心理健康，以及刚找到一件能做的事，可能很快就做不成了。
有人会以为，与政治无关的事大概是可以做的吧？然而大学里的性少数社团也被取缔，女权行动者也被封号，左翼青年在大学组织红色经典读书会也被抓捕，政治上不过关的人为农村孩子成立的图书馆也被关闭，单纯记录新冠来袭时见闻的日记也不能在国内出版，一般人可以想到的大多数温和但又带有启蒙色彩的路，都立上了“此路不通”的告示牌。
目前还通着的只有不带任何政治启蒙色彩的路，这里推荐几条：一是我另一篇文章介绍过的献血，二是改善底层女性打工者生存环境的社工组织，三是抑郁症人群的康复社区（盈利性质）。
除了献血，后两项不能说政治风险为零，也不能保证管理方不会起变化——毕竟连《炎黄春秋》这种中共党内老革命杜启正和废太子党胡德华主办的杂志都会被抢公章换班子，党只要愿意，要“夺舍”什么组织都能办到——只能说目前来看可能性不大，请感兴趣者自行判断。
至于支教扶贫之类政府直接干预的项目，墙内宣传很多，我只有一句可说的：但愿参与者不要把帮助对象当成一个待解决的问题，而是把对方当成和自己有交集的同事同学、允许自己来访的东道主，才更容易达成双方的目的。
第三层的“怎么办”，是哲学自问：我之前的人生是什么样的？我能过上怎样的人生？我之后的人生将会怎样？这些当然不是容易想通的问题，然而思考过程本身可以穿透束缚肉身或者前半生的铁屋子，去往更遥远的地方。
我第一次读到杨绛的《怀念陈衡哲》时，读到她在国共内战结束前夕与友人“谈铁托，谈苏联，谈知识分子的前途等等”，“那时反映苏联铁幕后情况的英文小说，我们大致都读过”（现在想来里面大概有Darkness at Noon，或是《我们》，著名的《1984》还要再过几个月才出版），又说“我们家是打定主意留在国内不走的”，令我大为震撼。
那时我以为，杨绛钱锺书夫妇既然已经都知道了苏联的清洗还决心留下，又完全理解“胡适却是不便留下的”，那想必已经完全为将来的苦难作好了心理准备，这份精神力简直比慷慨就义的烈士更强：因为烈士是剧烈的短痛，铁幕后的知识分子是煎熬的长痛，长痛更容易磨灭人的意志。
现在我更倾向于认为，杨绛他们做好的准备跟了解后来历史的我大不相同。他们的准备大概更接近于下面这种情况：“反共”的胡适是不安全的，“共产党内的异见者”也是不安全的，然而他们自己过去对党全无意见，今后也可以敬而远之，那么应该是很安全的。他们的判断其实也不算全错，因为他们夫妇和女儿终生坚持尽可能远离政治，跟大部分“力求上进”“向组织靠拢”的人相比，算是得到了相对的从轻发落。他们后来经历了那么多，到底有没有后悔过“打定主意留在国内不走”呢？以他们的为人，这只能是留在至亲之间的秘密了。
讲这段往事的意思是，现在的政治反对派如果要为将来作准备，好歹也要比杨绛钱锺书他们为将来做的准备更谨慎一点，因为已经有杨绛他们的经历作为殷鉴。当然，我并不认为杨绛他们傻或者错，因为比他们家累更轻、历史问题更大的张爱玲当时都没有下定决心要走，而是等到进过中共的作家学习班之后才走。为了割舍不了的人事物留下，有什么可奇怪呢。
只是，如果一个政治反对派说起要走的困难，不外乎是语言不好学、饭菜不好吃、改行不好办，未免有点太看不起党了。留下之后，将来非说不可的语言你能学会吗？将来非吃不可的东西你能觉得好吃吗？将来非干不可的事情你干得了吗？但愿你能在事先想好这几个问题的答案，不要等到答案揭晓的那一刻才恍然大悟。
出国当然也不是万灵丹，“走后将会怎样”本来也是“之后的人生将会怎样”的子集。我只能说，我见过的回中国的政治少数派（哪怕不怎么“关心政治”，只是不爱党而已），都是为了赚快钱，而且已经改了国籍，做好了随时再走的准备，目前也陆续二次出国了。而在国外的政治少数派，则有人表示已经做好了像二战时候的在美日本人一样进集中营的准备，这可能是一种过度谨慎，然而是无害的过度谨慎。
因为政治态度而彻底改变人生的走向，其实是一件悲哀的事。然而人类历史中还是有必要这样做的年代长，没必要这样做的年代短。我看《百年孤独》的时候也能看到六四的影子，甚至也看到了尚未发生的白纸运动和其他悲剧，然而也只能看着。只有想到一百年前的鲁迅、茨威格也这样看着，现在的流亡者们也这样看着，我才能坚持住，不移开目光，不让某人成为最后一个还在看着的人。
我知道，我也不是倒数第二个还在看着的人。因为，还有读到这里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