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書集_《解放的悲劇》集中營

第十二章　集中營

　　解放後，大大小小的集中營遍布全國各地，有數百萬人被囚禁在裡面。這個制度有時被稱作「勞動改造」，簡稱「勞改」。它起源於共產黨早期的做法，要求犯人們透過勞動來支付關押他們的費用。當然，除了勞動，這些犯人還得像其他人一樣，參加沒完沒了的學習來改造自己的思想。

　　內戰期間，隨著大片農村地區獲得解放，被判刑的人數也迅速增加，致使已有的監獄早就不敷使用，許多寺廟、商會、學校和工廠都被徵用來關押犯人。帶著鐵鍊的囚犯被迫從事各項工程的建設，從道路維護到修築大壩，工地上隨處可見他們的身影。農村地區興建了許多大型集中營，有些關押了數千人。在由共產黨控制的山東地區，幾乎每個區都有一個集中營，每個集中營關押的人數多達三千人。犯人的工作包括開荒、種植莊稼、開採礦石或燒磚頭，許多人在冬天也沒有鞋子穿。大家通常吃不飽，有人在耕田時吃蒲公英等野草充饑，幸運的話還會抓到青蛙。

　　解放軍打下城市後，情況並沒有得到改善。國民黨的監獄系統已經很成熟，許多監獄的設施和管理達到了當時歐洲和美國的最高水準，但是國民黨更多是用罰款、短期囚禁、大赦、減刑、假釋等方式來讓犯人出獄，因此在押犯的總人數從來沒有超過九萬。除此之外，國民黨還建有一百二十座感化院來彌補監獄容量的不足。

　　和國民黨政權不同，新政權通常因很輕的罪名就判處犯人很長的刑期。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蘇文成因為盜墓在北京被判處十五年徒刑，還有人因為偷了一條褲子或一輛自行車而被處以五到十年徒刑。除了這些普通的刑事犯，政治犯的人數也在增加，刑期通常都是十年以上。「反革命罪」很普遍，而且內容包羅萬象，包括收聽敵臺、工作偷懶、曾經為國民黨政府或軍隊服務、叛國叛黨等。

　　一九五○年十月鎮反運動開始之後，監獄裡很快便人滿為患。半年之內，有超過一百萬人被投入監獄，政府不得不建立一套新的監獄制度。湖北有數萬人被捕，各地逐漸興建了許多大型集中營，每個縣大約關押一百五十人，每個大城市關押五百人，每個地區則多達上千人。而在省一級，公安部門組織了十支勞改大隊，人數多達上萬人。在廣西，有一座集中營關押了八萬多人。興業縣的監獄裡人滿為患，每個犯人睡覺的地方寬不足二十公分。在平南縣，雖然當地氣溫和溼度都很高，但犯人們每週只有一次洗澡的機會，監獄裡的氣味令人作嘔，十分之九的犯人患有皮膚病，每個月有一百多人死亡。

　　四川一些貧困地區的監獄更加悲慘。犯人們在褲子裡大小便，屁股上全是蛆。在重慶下面的縣裡，八年內有五分之一的犯人死亡，剩下來的大都身患各種疾病。當地公安局的領導拒絕改善監獄的條件，他的口頭禪是：「犯人死了無所謂，死了比跑了強。」在整個西南地區，每個月都有數千名犯人死亡。在華北地區，雖然共產黨控制的時間比較長，但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在河北省蒼縣，有三分之一的犯人生病，數十人死亡。犯人身上普遍長滿疥瘡、蝨子和蟑螂，味道非常難聞，連衛兵都不願意接近。黃奎元是一名主教，他拒絕放棄信仰，因此和其他十八個人一起關在木頭籠子裡。每根木欄直徑十公分，間距五公分。大門上了鎖還繞著鐵鍊。籠子的尺寸大約是二乘二點五公尺，放在一個陰暗潮溼的房間的盡頭，看守犯人的士兵就在房間的另一頭。「根本沒人管，要是有人拉肚子，這個木籠子簡直就成了廁所，汙穢不堪，散發著惡臭，爬滿蝨子和跳蚤，還有大大小小饑腸轆轆的老鼠，從緊挨著木頭籠子的土牆角落裡跑出來，大白天就滿地亂竄。」

　　一九五一年春，為了減輕監獄的壓力，領導層決定將更多的犯人送去勞動，讓他們修築公路、挖水庫和開荒。毛甚至提出將死刑的比例設在千分之二，未判死刑的犯人都要終身勞改，以提供大量的勞動力，但他隨即沉思道：「上述意見的特點就是執行起來很麻煩，不如殺掉好爽快。」最終，他受到蘇聯的啟發，提出將千分之○點五（即三十萬）的犯人判處勞改。

　　公安部長羅瑞卿負責勞改營的後勤工作，但他很快就遇到了困難。將三十萬人用卡車或火車運來運去，即使在一個一黨專政的國家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且還得提供吃、穿、住的基本生存條件。在雲南山區，有六萬名犯人被迫從事開礦和挖煤，但只有大約三千人有地方住。還有二十萬人被投入灌溉工程，但要監管這麼多犯人，難度可想而知。

　　雖然困難重重，但中共不會輕易放棄這個看似美好的計畫。很快地，就連許多不適宜居住的邊境地區也建起了一座座勞改營。例如在東北，那裡有大片沼澤，而且蚊蟲成群，被稱為「北大荒」。在西部的青海，貧瘠山區的鹽鹼地上也建起了幾座勞改營。在南方，開挖了許多鹽礦、錫礦和鈾礦，到處都建有磚廠、國營農場和灌溉工程。至一九五一年底，全國犯人的總數已經增加了一倍，達到兩百萬人，其中超過六十七萬人被送往這些集中營。許多犯人在到達目的地之前就已筋疲力盡，高強度的勞動更造成不少人死亡。在河北的一座鹽礦，犯人們就睡在潮溼的地上，身下只墊了一層破蓆子，平時連水都不夠喝，更不要說吃的。許多人得了痢疾，平均每個月有一百人死亡，有些犯人甚至死於感冒。在四川，許多犯人在鐵路上工作，冬天卻沒有褲子穿。有一個三百人的分隊，其中十四個人被凍死。在延安，有近兩百人凍死。在廣東省連縣的錫礦，犯人的生活條件惡劣至極，以致一年之內有三分之一的人自殺或病死。雖然犯人們都得從事勞動，但關押他們的費用還是遠遠超出了一開始的預算，有超過一百二十萬的犯人無法透過勞動養活自己。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集中營關押的人數並沒有顯著增長，保持在兩百萬人左右。不過，這一時期有更多的犯人被強迫從事勞動，每當有人死於疾病或營養不良，就會有一個新的犯人被投入勞改營。至一九五五年，從事勞改的犯人超過了一百三十萬，他們貢獻的工業產值超過了七億元，同時還生產了三十五萬噸糧食上交國家。這些犯人背景各異，各個年齡層都有，構成了一個小社會。處於這個小社會最底層的是貧苦的農民，他們被抓進集中營主要是因為沒有償還國家的貸款。處於最頂層的則是三千多名醫生、工程師和技術專家，他們大都是在一九五五年被當作反革命集團成員抓起來的。處於這個小社會中層的有牧師、和尚、教師、學生、記者、企業家、職員、小販、漁夫、音樂家、銀行家、妓女和士兵。

　　犯人中十分之九是政治犯，許多人被捕很多年後，仍未得到正式的審判。段克文曾經為國民黨工作過，調查他的案子花了兩年時間，他的鐐銬一戴就是五年，甚至在磚廠工作時也得戴著。他的例子並非個案。至一九五三年，全國每年大約新增三十萬起案件，但只有七千件能得到審判。積壓的案件達到了四十至五十萬件，這還不包括那些未經審判就被送進鄉村監獄的農民。就算有機會開庭，審判的過程也很草率而簡單。中央曾組織了一個權力強大的檢查組，在審查了數千件案子之後得出結論，「正確率」為百分之九十，成千上萬的無辜者被關進集中營，甚至即使以政府的標準來看，他們也是「無辜被捕、被關、被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甘肅和寧夏等地對某些縣進行了抽查，結果發現有百分之二十八的犯人是蒙冤入獄。

　　儘管每個集中營的情況各不相同，但總的來說，犯人們都生活在對暴力的恐懼之中。就在關押黃奎元的木籠子旁邊，堆了一堆繩子、腳鐐和手銬。有些犯人戴著鐵鍊，一戴就是好幾年，段克文和米爾斯（Harriet Mills）就是如此，而且許多刑具非常重，會陷入犯人的肉裡，對肌肉造成傷害。犯人們普遍受過竹竿、皮帶、木板和拳頭的毆打，此外還經常被剝奪睡覺的權利。有一些特殊的刑罰，其名稱是從古典文學中借用來的，聽上去甚至富有文學色彩：如「鴨子浮水」，就是將犯人綁著雙手倒吊起來；「坐老虎凳」，是將犯人的雙膝緊緊地綁在窄小的長條鐵凳上，雙手則被銬在背後，然後將磚頭塞到緊緊綁著的雙腿下面，迫使雙腿不自然地抬高，甚至造成膝蓋骨折。在北京，有些犯人的雙腳被銬在窗戶上直到他們暈倒，有些獄卒將鹽揉進犯人的傷口，有些人被迫蹲在糞桶上，手裡端著痰盂，幾個小時不許動，還有一些人被雞姦。在南方，有些獄卒製造了殘忍的通電裝置，包括一個裝電池的木盒子和一個轉盤，他們將兩根電線固定在受害者的手上或其他部位，然後轉動轉盤進行電擊。

　　刑罰的種類還有很多，但最令人恐懼的並不是毆打、做苦力或者挨餓，而是思想改造，有一名犯人將其描述為「精心設計的思想集中營」。羅伯特．福特（Robert Ford）在一家英文電臺工作，後來坐了四年牢。他說：「當他們打你的時候，你可以向自我尋求幫助，在頭腦裡找到一個角落，來對抗疼痛。但當他們用思想改造來折磨你的精神時，你無處可逃。這種方法對你的影響如此深刻，對你的自我認識會造成巨大的衝擊。」自我批評和教育大會通常會持續好幾個小時，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而且與在監獄外面不同，犯人們參加完小組討論後還得被關在監獄裡。獄卒鼓勵犯人之間互相質問、檢舉和批判，有時犯人們不得不參加殘酷的鬥爭大會，透過毆打被鬥爭者來證明自己的立場。「如果你是一個有良心的人，當你經歷了這些集會後，精神上會非常痛苦，心裡會難受好幾天，結果你會變得沉默寡言，心情抑鬱。」為了生存，犯人們不得不徹底改造自己，連最後的尊嚴都會被剝奪。王尊明曾是一名國民黨軍官，於一九四九年被捕，他總結說：「思想改造就是對自己的身體和精神的自我清算。」有些抗拒思想改造的人選擇了自殺，活下來的人都聲稱要重新做人。

　　建國初期，集中營的人口保持在大約兩百萬人，但一九五五年人數開始迅速增長。那一年，政府發動了另一場鎮壓反革命的運動，其規模比胡風案更大，超過七十七萬人被捕。因為集中營裝不下這麼多人，政府採用一個新的方法收容了三十萬名新犯人，這個方法叫做「勞動教養」，簡稱「勞教」。與「勞動改造」不同，「勞教」不需要經過審判，任何一級政府都可以把不喜歡的人送去勞教，直到被認為教育好了為止。「勞教」的集中營不是由公安部管轄，而是由各地的警察甚至民兵負責。這種非正式的做法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得到中央的正式承認，勞教的對象被規定為「不夠判處勞改但不應該享有人身自由的人」。結果，有些人未經任何形式的審判就遭到逮捕，並從此消失了。一九五七年八月以後，這種做法得到大範圍的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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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關進集中營，還有一種解決監獄人滿為患的辦法，那就是將被懷疑的對象置於群眾的監督之下，這種做法叫做「管制」。被管制的人要服從當地幹部的命令，生活的各方面都受到控制。每一次重大的運動來臨時，他們都會被當作代罪羔羊拉到村子裡遊街。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有些人被遊街了兩、三百次。他們還得從事最低賤的工作，如挑糞和修路等，吃的都是殘羹剩飯。

　　被管制的人很多。至一九五二年，在四川的部分地區（如青神縣的幾個村子），有超過百分之三的人口受到不同程度的司法管制。受害者包括任何被當局認為不適合社會生活的人，如抽鴉片的、小偷、流浪漢等。在山東，多達百分之一點四的農民生活在管制之下，其中大多數管制行為沒有得到公安局的批准。在昌濰地區，出現了「亂管制，隨便管制」，當地的民兵只要認為誰不聽話就把誰抓起來。有一個人因為跟幹部頂嘴而受到管制。

　　那些被抓起來的人大都會受到各種折磨，如被迫跪在碎石子上、彎腰向前擺出「坐飛機」的姿勢等，少數人還經歷了假槍斃的恐嚇。在宜都，有許多全家都被置於管制之下的情況，有些女孩則遭到強姦。敲詐勒索的情況很多，有一份調查報告指出：「類此事例，不勝枚舉。」羅瑞卿本人也曾提到這種制度對人造成的痛苦和屈辱。他說：在湖南攸縣，不管是幹活時講話，或者工作時間缺席一小時以上，只要違反規定就要受到懲罰。有人被打，有人被扒掉褲子，還有幾個人被剃了「陰陽頭」（也就是剃掉一半的頭髮）。

　　城市裡也是如此，許多人被置於群眾的監管之下，不過這種情況相對於農村來說較少。曾有一個史丹佛大學的畢業生，是上海一所大學的法學院院長，在一九五一年的鎮反運動中成了鬥爭對象。對他的指控是「追隨富人、壓迫窮人」，另外一個原因是他有一個兄弟在臺灣的國民黨政府裡工作，結果此人被判處管制三年。

　他之前擔任過貿易協會會長，如今被迫當了一名門衛，每個月的工資是十八元。為了生存，他只好變賣家產。他的雇主只有在發號命令和每週聽取他的行動彙報時才跟他講話。他每週都得去公安局一趟，遞交一份手寫的感謝信，感謝黨和人民的寬大。要是他的用詞不夠卑賤，就得重寫，直到被接受為止。沒有人敢跟他講話，更不要說幫助他或者安慰他。

就這樣過了十六個月後，這個人選擇了投河自盡。

　　有多少人經歷了類似的情況呢？據羅瑞卿估計，一九五三年大約有七十四萬人處於管制之下，但是他身在北京，對未向上級彙報的地方情形並不清楚。有一份關於一九五二年四川的調查報告對當時的管制情況提供了一個注腳。這份報告說，在新津縣，有九十六人被正式判處管制，但另有兩百七十九人未經任何司法程式也處於管制之中。全國受到地方幹部管制的人口至少有一至兩百萬人，但具體數字無從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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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隨著農村的集體化改造，不同身分的農民（被投入勞改營的、被判處管制的、以及自由耕種田地的）之間的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這種情況在被徵用的民工身上體現得特別明顯。從建國初期開始，政府便組織農民從事各種大規模的工程建設。那些被拉去的民工遭遇非常悲慘。一九五○年，江蘇省宿遷縣有數十名農民工死於寒冷、饑餓和疲勞。當時正值隆冬，氣溫降到了零度以下，農民工們卻被迫穿著破衣爛衫在戶外工作，而且普遍吃不飽，食物都是些殘羹剩飯。

　　出現這種情況並非因為新政權缺乏組織大規模勞役的經驗。事實上，隨著掌權的時間越長，執政者的野心就越大，從事大規模工程建設的農民工多達數百萬人，許多人都得忍受饑餓和悲慘的生活條件。在這些規模浩大的工程中，有一項是治理淮河。淮河發源於河南南部，流經華北平原，最後到達江蘇北部匯入長江，歷史上這條河經常氾濫。一九四九年冬，數十萬民工被組織起來治理淮河，治理的方法並不是將洪水氾濫的地區抽乾，以確保河水中的淤泥可以沉澱下來，而是修築堤壩試圖擋住河水。這個計畫是由黨的領導制定的，但他們其實從未實地考察過。第二年春天，雪融化後，淮河發洪水，淹沒了宿遷附近十三萬公頃的土地，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政府將洪水歸因為自然災害，毛提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計畫在上游修築更多的水庫和堤壩。這個項目持續了數十年，成千上萬的人被拉去光腳站在寒冷徹骨的河水裡勞動，或者用扁擔挑起一筐筐潮溼的沙子和泥土。他們被迫遠離家庭，住在用竹子、蘆葦和玉米稈搭成的小棚子裡，許多人不得不跋涉好幾天才到達工地，而且得隨身攜帶工具、衣服、爐子、被子和蓆子。一九五一年，許多地方幹部在徵用農民時，完全不顧及農業生產的需要。工程日復一日地進行，風雨無阻，但食物很快就吃光了，淮河沿線的許多村莊都陷入了饑荒之中。

　　到了一九五三年，情況變得更糟。村民們大都沒有足夠的糧食，許多人一日三餐只能吃些淡而無味的東西充饑，有些人唯一的食物就是高粱，長期食用後出現大便乾結的情況，以致「紅屎遍灘」。在安徽宿縣，有些年輕的工人又餓又累，只能趴在地上哭，有些人則為了多得到一些食物而互相爭鬥，好幾個人寫信回家求助：「快想辦法來搭救我們這一群餓鬼吧！」有人則因絕望而上吊自殺。對這些農民工的管理異常嚴厲。許多被徵用的農民都出身於「地主、富農、反革命和犯罪分子」家庭，因此有些幹部在農民工的衣服上訂上紅色或白色的布條，以將好人和壞人區分出來，那些上廁所超過三分鐘的人也要受到懲罰。泰樹義是一個無情的幹部，他強迫手下的農民工好幾次連夜工作，結果三天之內就有超過一百人累得吐血。因為堤壩下陷、建築物倒塌或炸藥爆炸等原因，工傷非常普遍，有數百人死亡，數萬人身患重病卻得不到治療，有些人則試圖逃跑。例如：在河南省南灣水庫的工地上，一萬名勞工中就有三千人試圖逃跑。

　　其他地方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在湖北，被迫修築堤壩的農民工連臨時棲身的棚子都沒有，大冬天不得不睡在寒冷的戶外，每二十人中就有一人病得很重，有些人死的時候幹部就站在身邊，看上去卻「無動於衷」。陝西省的盩厔縣有一片山林，一九五三年為了修築水庫，當地強制徵召了一百萬農民工參加勞動。農民們普遍都很貧困，再加上「民工大部分缺乏口糧」，結果有些家庭被迫把孩子送給別人。更糟糕的情況還在後面，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期間，村民們被大規模地趕進人民公社。食物按照工分的多少進行分配，全國有上億的農民被迫遠離家庭，從事各種水利工程建設，整個國家都變成了一座巨大的勞改營。

　　在偏遠的西北邊疆地區，自由和不自由的界限也變得很模糊。正如第三章所說，一九四九年有數十萬退伍軍人、小偷、乞丐、流浪漢和妓女被送往甘肅、寧夏、青海和新疆等地，這種做法持續了好幾年，一批批的移民從內地被送往邊疆，其中還有很多政治犯。移民說起來是自願的，但就像其他運動一樣，政府早已設置了移民的指標。不過，也有許多人被宣傳畫上的自來水、電燈和新鮮的水果所吸引，想到邊疆去尋找更好的生活。然而，現實卻並非如此。在坐了很長時間的火車、再轉卡車到達目的地後，等待他們的卻是悲慘的生活。最早到來的移民不得不在地上挖坑，在坑裡鋪上蓆子睡覺，坑外面則蓋上帆布遮擋風沙。他們的工作包括推平沙丘、砍伐灌木、種植樹木，以及挖掘溝渠。許多人逃跑返回家後，越來越多的人得知了真相，大家都竭力想逃避移民。那些最可能被政府強制移民的人（如窮人、無業人員和政治背景不清白者）只要看到負責移民工作的幹部，總是退避三舍。在北京，有些人要小孩在十字路口望風，一看有幹部來就通風報信。那些確實自願移民的人，或者除了移民別無出路的人，則被當局集中在一起居住。因為沒有床，他們只能在潮溼的泥地上鋪上稻草席地而眠。有人整日以淚洗面，有人則趁著夜色逃跑。

　　到一九五六年，移民到甘肅的人口中，有五分之四吃不飽飯。他們的衣服破破爛爛，有些小孩沒有褲子穿，光著腳去上學。他們沒有錢買鹽、油和蔬菜，甚至連補衣服的針也沒有。在沙漠中開荒的崇高理想，在現實中遇到了難題，因為沙子根本不適合種植農作物，雨水也不夠，除了種些小麥和蔬菜，什麼也長不出來。李淑珍想辦法逃回了北京，她寫信給人民代表大會說：「那兒的政府只管了三個月的生活，三個月後就什麼都不管了，地被雹子砸了，我父親被餓死了。」劉金才也抱怨說：「我在那兒待了兩年多，連條棉褲都沒混上。」此外，移民還要受到當地居民的歧視，他們是外來人口，不懂當地的方言，為了爭奪有限的資源，有時候雙方會大打出手，移民們經常被揍得很慘。這種情況越來越嚴重，以致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內務部不得不暫停了所有的移民計畫。

　　在所有移民計畫中，只有一個地方成功了，那就是新疆。一九四九年，彭德懷率領第一野戰軍打下新疆，在那裡駐紮了十萬大軍，以防止新疆脫離中央。士兵們在守衛邊疆的同時也從事農業生產，一九五四年成立了新疆生產和建設兵團。數萬名復員軍人、政治犯和東部的移民來到這裡，修築溝渠和道路，架設電話線，種植樹木以防止營地被沙子吞沒。他們還在綠洲上開墾集體農場，種植棉花和小麥。不久，建設兵團就成了新疆地區最大的土地擁有者，僱傭了大量職工。建設兵團的勢力非常大，管理著許多工廠、道路、河道、礦場、森林和水庫，還建有自己的學校、醫院、實驗室、警察和法庭，當然也有許多監獄和勞改營，看上去就像一個獨立王國。一九四九年，當地的漢族人口不足百分之三，但在短短不到五年的時間裡，建設兵團就帶來了「漢人的殖民大軍」。大多數人（尤其是政治犯）都不是自願的，但他們的生活狀況要比周圍的維吾爾人和穆斯林好上許多。中國古代就有將犯人發配到新疆的傳統，而新疆生產和建設兵團的設立，則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殖民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