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我在場，我記得，我見證了一切：顧玉玲《一切都在此時此刻》新書分享會側記
文｜李小孟
從描寫移工的非虛構作品，到長篇小說，作家顧玉玲近日甫出版的新書《一切都在此時此刻》，記述多年前在工傷協會任職時，經歷勞安議題、工傷事件、性別族群與階層等不同面向的人與事。顧玉玲以近年寫下的三十餘萬字，與編輯一同揀選、增刪、打散、調動，完成這本散文集。秋涼微雨的星期五夜晚，在奎府聚書店舉辦第一場新書分享會。
本場活動邀請到作家吳曉樂與談。開場時吳曉樂分享，她讀到新書的〈楔子：我們承擔痛苦的能力，也許比想像的，多很多〉時淚流滿面，感覺彷彿是為自己而寫的文字——關於承擔他人痛苦經驗的紛雜感受，她深有共鳴，特別是結尾寫到的「放心示弱，不要低估他人分擔的意願。」
談到分擔他者的痛苦，顧玉玲說，如同詩人藝評家約翰．伯格（John Berger）所言，很多痛苦其實是怎麼做都無法分擔的；但是分擔痛苦的意願，是可以被感受到的，光是這個感受即已足夠。顧玉玲希望這次能帶著新書到各地獨立書店，與在地的組織者或不同領域的田野工作者對話，召喚不同的經驗。她也回應吳曉樂，認為吳曉樂的敘事一向銳利，但在銳利的敘事之下，因為鑽得深而體認到人的為難，那種因為為難而顯現的溫柔，特別動人。
打開左眼，挪動自身，從傷口長出力量
「最初並不是想要去承擔別人的痛苦，本來完全都是為自己。」顧玉玲說，她20歲那年，台灣解嚴了，在那個時代，80年代末、90年代初，整個社會普遍的感覺是：「我們之前太保守、太威權、太受壓抑了，所以我們什麼都要想盡辦法試試看。性的解放、人的解放、階級的解放，各式各樣嘗試了很多亂七八糟、後來也不一定有成果的事。」
大學畢業後，顧玉玲心想：「我喊的那些進步口號，說出要跟全世界無產階級站在一起這樣的話，我真的相信嗎？」於是，她加入任職的《自立晚報》工會並擔任祕書，就為了想搞清楚「無產階級長什麼樣子？」
然而，選擇成為工人的工人，不表示就能輕易地站在一起。「當然後來有痛苦，經常後悔、經常哭——倒不是工人的問題，而是你會不斷的照見你自己，你的格格不入。你真的要做你所相信的事嗎？」顧玉玲說，辨識自己、辨識關係，是經過一個漫長、複雜並且不快樂的過程。
之後，顧玉玲到工傷協會任職，這是由工傷致殘者、職業病患者、工殤亡者家屬組成的協會，每位成員都帶著生命中的挫敗與傷痛，不時互相調侃比慘。顧玉玲說她很榮幸也很慶幸，在長期與工傷者緊密共事，貼近理解各式傷痛來歷的過程中，深刻體會到缺損不只是缺損，傷口也會長出承載他人苦痛的能耐。
「回想起來，我在工傷協會9年多，其實哭的時候不多，經常看到的是力量、是想盡辦法。我們不一定是打贏才去打，我們經常是明知會輸，還非打不可。但是在那打的過程裡頭，人就長出力量來了。」顧玉玲說。
傷痛的性別差異
《一切都在此時此刻》書中，顧玉玲寫她在報社工會與工人「站在同一邊」的經歷與啟發，更多篇幅則述及在工傷協會的見聞。分享會上，她延續新書的寫作策略，對過往所見所聞不多加詮釋，讓「記憶表層隨招即來切片般的故事」，召喚讀者的共鳴。
在工傷協會，顧玉玲不只接觸到傷殘職病的工人，也需要面對工殤亡者家屬。「我見過最大的痛苦，是小孩出去打工死掉了，他父母絕望的背影。我完全說不出話來，太痛苦了。」但是，顧玉玲觀察到，工殤亡者的妻子，反而不是這樣，因為她們還有很多的責任，可能小孩還小，有好多事情要做。
工傷協會曾舉辦談心會，邀請傷者、亡者家屬參加，希望透過敘說舒緩傷痛。有的工傷男性來到談心會的時候，總算可以卸下義肢，說出內在特別的感觸。例如有一次，一位會員得意地講了將近半小時，他覺得自己真是太聰明了！怎麼會想到可以用這個特殊的角度去把毛巾擰乾——毛巾擰乾是什麽意思呢？就是他可以自己把自己的臉擦乾凈了。
「可是這些事你在外面、甚至在家裡要說給誰聽呢？沒有人覺得這是一件重要的事。」顧玉玲說，這就是他們窮盡所有努力，去適應新的、殘缺的身體，跟社會重新打交道。
而女性會員談心時會聊到傷心的事，卻不一定哭哭啼啼，也許三言兩語就講完了。之後呢？她可能會說：「我死掉老公的哥哥，他們公司還缺一個會計要找我去，可是我不想去。為什麽？因為大伯在那邊，大家都知道我死了老公，那我怎麽好意思穿花衣服去呢？」
顧玉玲說，她們的悲傷很真切，有的人直到現在過了20幾年，老公的碗還是放在餐桌上；但另一方面，她們又生機勃勃，充滿生命力，講出了很多有趣的事。
憤怒與快樂並存的真實人間
聽到這裡，吳曉樂感慨，也許那件花衣服是老公生前送給她的呀。有時候是人的想像力太少了，以至於常會有種成見，認為一個人如果遭遇了什麼不好的事情，就只能夠長成某一種樣子。她問顧玉玲，把人寫成受害者可能更為簡單，也相對快速、容易獲得認同。在書寫的過程，要如何去跟這個便捷的認同感對抗呢？
「好像不是直接對抗，而是要把更複雜的多元性說出來。」顧玉玲說，有一次她帶台大新聞所的學生去採訪關廠女工，學生們很困惑：「怎麼她們講得興高采烈啊？」
這些女工講起從前在工廠裡常常一天工作12個小時，也沒有加班費（當時還沒有勞基法）。工作到半夜的時候，工廠會給她們一杯牛奶。因為她們連續十幾個小時都待在有機溶劑的環境裡，太危險了，牛奶解毒。「她們當時有牛奶喝，就很高興了。去採訪的學生們很難理解，要怎麼去記錄這麼悲苦、殘酷的事情，卻講得如此興高采烈？」顧玉玲提醒大家想想看，這些女工當年才16、17歲，那麽青春啊，她也許是從鄉村到這個工廠來，總算可以自食其力。
她進一步分享，最近她的學生拜訪罹患潛水夫症的台北捷運工人後，覺得自己天天搭捷運，都不知道原來捷運害這些工人一輩子都要承受刺痛的潛水夫症之苦，從此有了一個新的視野去看待捷運。
但是，這些工人大哥講起捷運時，他們真心誠意地覺得捷運很漂亮、很乾淨、看起來很安全，他們打從心裡感到與有榮焉。這跟主流說法「他們是為捷運工程而犧牲的無名英雄」是不一樣的。
捷運工人們並不是要為了偉大的成功而去犧牲自我，「當時被不當的對待導致罹病，終生得背負著這個病，骨頭都發黑了……」這件事情的受害跟痛苦，他們心中是清楚知道、是有憤怒的。可是他看到捷運完工，這麼多人在使用，而自己曾經是貢獻勞動的一份子，這個勞動的尊嚴跟驕傲感也是確實存在的。
「事實就是這麼複雜，又愛又恨，我們自己也是這個樣子吧。如果弱勢團體只有『受害者』這個面向的話，太不真實了吧！」顧玉玲嚴肅地說。
紀實與虛構相互滲透，他者與自我的生命交織
座談近尾聲時，有讀者提出紀實與虛構寫作的問題，好奇顧玉玲如何將經歷擷取為書寫的養分？顧玉玲認為，當代書寫一再翻新與證明，紀實與虛構的界線已經愈來愈模糊，兩者是互相滲透的。
「但散文的好處是比較任性，我寫下我覺得珍貴的，經常是一個切片、一個畫面，不一定需要因此完整說明某件事。」她說：「這是『我』的視野與記憶，是調動『我』的記憶，有時改寫、有時做了很多『我』的詮釋，這怎麼會是全然的真實呢？但它對『我』又是這麼的真實，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吳曉樂也提出一個關於書中「尾聲」的疑問。她讀完一篇篇情感豐沛細膩的故事後，感覺到〈尾聲：藝術生產是政治的，也是民主的〉這一篇似乎突然轉向，談到了「創作的政治性」議題。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安排呢？
顧玉玲解釋，這篇文章原本是應報紙副刊的邀稿，寫站在大師的肩膀上，她選擇的是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用工傷協會的繪畫班和他們的創作來談。與出版社討論書稿時，顧玉玲也覺得這一篇文字似乎與前面故事性的敘事格格不入，打算刪掉。不過最後編輯還是建議留下，並且將它放在結尾，讓整本書的架構像串珠一樣串起來。
「我覺得這一篇文章有被放在一個適合的位置，很高興它能收進來，」顧玉玲說，以前抗爭時常自嘲是討債公司，「斷一隻手老闆給10萬塊，我們就去抗爭，希望可以要到50萬。」雖然明知道工人的階級文化裡有很豐富的東西，包括專業、自信與創造力，但是除了經濟性的抗爭，工人的社會位置還是被看不起。
過去工傷協會舉辦了很多活動，諸如工人合唱團、工人繪畫班、工人寫作班等，讓工人的文化也能被看到。然而與此同時，顧玉玲總難免有一點罪惡感，彷彿作為知識分子，身上的文化優勢不能放得太前面，應該組織工人一起發聲，才是重要的事。
顧玉玲寫第一本書《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的時候，已參與工運18年，「我覺得這18年對我來說，是長出一點自信。」什麼自信呢？自信作為一名組織工作者，也有想說的故事，而且不是幫工人代言。顧玉玲說：「是他們滋養、挑戰了我的生命，交織在我的生命裡頭，我不是在寫他者的故事，是我的故事。對，這本《一切都在此時此刻》就是我要說的話。」
（文章授權轉載自「Openbook閱讀誌」，原文連結：bitly.cx/kSn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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