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延续自身的模式。模式就是信息。” “资讯永远不能取代启迪（Information will never replace illumination），”苏珊·桑塔格在考虑“文字的良心”（the conscience of words）时断言。

“FUNCTION FOLLOWS ::PER::FORM::ER::”这个作品让我想到了英国的科学史学者安德魯·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在他2010年的专著《控制论的头脑：勾勒另一种未来》（The Cybernetic Brain: Sketches of A...

文：仲正伊知夏 译：Schale no sensei 技术乌托邦(テクノトピア)的特点在于调和了行政官僚主义和未来学家的技术统治。在古畑百合子对科学家参与大阪世博会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分析中，（反）雅各宾(レボ)的科学家和技术官僚成了实验前卫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的缩影，体现为其自...

摘要：控制论（cybernetics）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技术和科学进步的基础上，在20世纪中期兴起的，它影响了设计理论和研究。控制论（cybernetics）最初被认为是一种理论框架，是一种跨越学科边界的通用语言，但人们很快就在以目标为导向的控制工程中发现了更突出的应用。

控制论的概念执行“有目的的行为”（purposeful act），比如拿起桌上的一本书，不是一个简单的单向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脑的神经元向肌肉发出指令，它们必须采取行动才能实现预期目标。相反，在任何“系统”（共同作用以执行特定目标组件的组合）中，在每个阶段，信息被反馈到中枢神经...

未来不是一个目的地。我们现在每天都在创造它。这也许是对著名作家和未来学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大胆诠释，当被问及遥远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时，他回答说未来已经在这里了，只是分布不均。我经常思考吉布森的这句话，想知道在我的周围，未来可能潜伏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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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自：Men, Machines, and the World About（1950），作者是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 我想从历史的角度指出让我对人、机器和世界的问题感兴趣的各种事情，因为它们与我将要谈到的关于这个问题的现状有关。

摘要：本文介绍了赛博协同控制工程（Cybersyn Project）的历史，这是智利在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1970-1973年）担任社会主义总统期间开发的早期计算机网络，用于规范不断增长的社会财产领域，并管理智利经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苏联社会开始摆脱斯大林主义的影响，科学和工程成为新的文化标志。后斯大林时代的新一代人着迷于人造卫星、核电站和电子数字计算机。客观真实的计算机的流行形象成为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呼吁科学和社会改革运动的工具。在控制论的旗帜下，这场运动抨击了斯大林主义科学的教条观念和苏联社会科学充满意识形态的论述。

小标题：计算机如何报复苏联？被谴责为资本主义工具的计算机揭露了苏联的弱点。1950年，随着冷战的全面展开，苏联记者拼命地寻找一些东西来帮助他们完成反美宣传的任务。那一年的一月份，《时代》杂志的一个封面似乎正好提供了这样的东西。它展示了一台早期的机电计算机，名为马克3号（Harva...

回顾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1950年出版的开创性著作《人有人的用处》（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人有人的用处》，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在1950年出版了影响深远的著作《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

尼基塔·赫鲁晓夫怀疑计算机是否有助于推动历史走向共产主义。尽管如此，他还是愿意试一试，定制了一台超级计算机，为苏联社会主义提供经济支持。最有才华和训练有素的苏联工程师安装了计算机，完成后请他直接测试机器。赫鲁晓夫仍然没有被说服，他决定提出一个难以想象的复杂问题：“共产主义何时会实现？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十年开始，并在战争中加速发展，科学家们设计了越来越复杂的机械和电子系统，它们的运作就好像它们有一个目的一样。这项工作与其他关于动物认知的工作以及早期关于计算的工作相交叉。出现了一种看待系统的新方法——不仅仅是机械和电气系统，还有生物和社会系统：系统及其与环境关系的统一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