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和「我」

讀近代的書或是單篇文章，總覺得人們好以群體發言，比如說某某國人、某某省人或某一文化之人，似乎總要在自己實際上不能代表，而邏輯上亦不可的事情上說話。這樣聽起來鞺鞺鞳鞳，硁硁轟轟，但歸根結底，無論我用「我們」，還是「你們」，其實所說的話，無非都是自己所想、自己所言、自己所能行的事情而已。

父之于子，師之于徒，都不能言聽計從，更何況是滄海一粟的群己之間呢？

當然，又有另一說法，也就是時代的代言人，所謂人人心中有，而無人言。當一個人說了什麽話，其他人聽到，不覺豁然開朗，如同是自己心中話，有人幫着說出來一般。則此一人的話，確乎是代表了一群人。但這又不是此一人事前就可以知道的。而且能否認同，又在於群體，而非個人之努力。所以才有運來天地皆同力，時去半點不自由。當年的弄潮兒，過了風潮，不是跌個半死，就是被潮流甩下，全無痕跡。可見所謂時代代言人，不過為一事後之總結，而非說話時的預設。

這也是為什麽，有人說「我辯護」，總覺得更鏗鏘有力，頗見膽識的緣故。

司馬遷筆下的刺客，多是獨行其事，如荊軻帶上秦舞陽，不僅沒有起到加成的作用，反而還更壞了大事。在戰場上，也並非人多就一定能打過人少，如苻堅之敗，真是兵敗如山倒，不是一個半個英雄就能力挽狂瀾的。

說話大概也是如此。

大凡說自己代表什麽什麽的，不一定如其所說，反而有可能只是在把臺下的聽眾當作「我們」的發展對象。宣傳鼓動，開頭總要說些題外話來拉近距離，而聰明的演說家也總是會先問問，當天到場的人員其背景，是老是少，是男是女，是中產階級，還是下層民眾，是一心搞錢，還是虔誠奉神。這樣說下來，才能點到你，嚇到你，吸引你，操縱你。

這當然不是不好，古希臘傳下來的那些演說詞和戰國縱橫家們的發言練習，都膾炙人口，相傳已久。但聽眾們總要帶上一個「自己」再去聽，帶上一種邏輯再去聽。群體中的人，總會之上下降，跟着說，跟着喊，似乎這樣既獲得了安全，又得到了勇敢。反正平日裏那些蠅營狗苟、鷄毛蒜皮，到了這樣的場合，都完全消散。自己的卑微懦弱，也似乎如穿上變身鎧甲的超人，閃着金光，暖得心裏發熱。

周勃袒臂高呼，下面的士兵，真地懂得什麽大義嗎？未必沒有，但最關鍵處還是因為周勃是他們的老上司，跟着熟人，相信熟人，總比一個人獨自提出異議，要少受到些懲罰。當東漢末年，要誅鋤宦官的時候，可沒人理會誰是大義。而唐代的甘露之變，更是不問青黑皂白了。有好的宦官，袁紹們也只是按照有沒有鬍子來決定生死；有壞的宦官，也不會有人從好壞來定義自己的抉擇。更何況，好壞之區分，從來沒有一截然的標準。

當趙匡胤陳橋兵變，自願還是非自願地接受一襲黃袍，他肯定不會在這時去想象後代人，正因為他的這一選擇，才會成為北來金人的俘虜。

如果一支軍隊可以各自都憑理性去抉擇，那就不稱為軍隊了，軍隊的紀律正是要造成盲從，將人作為機器。或者說，對於軍隊中的人來說，加入軍隊的第一要務，就是舍棄自己的理性，而歸附在軍隊本身的意志上。一戰戰壕內外的法德英俄，殺人如麻，當一個士兵操縱手裏的機械，並不會認為自己在殺人。德國進軍比利時發生的災難式的殺戮焚燒，自己也同樣只認為是在「預防」，即使那是德國「進入」一個中立國，才遭遇了必須預防的危險。

這個時候，一個德國皇帝說「我們」的時候，他在代表誰，誰又需要他來代表呢？

二戰末期的日本人，特別是那些神風特遣隊的飛行員，必定不想被人代表，但還是有很多人，被焊死了機艙門，成為一顆沒有價值的飛彈。出版還不算太久的那本科幻小說，也頗有意味地告訴我們，那位拯救了地球和另一個行星文明的英雄，其實是被騙吃了迷藥，半強迫地去行使自己的使命。

但關於行文中的代詞，我們還是不得不去使用「我們」，就比如你現在看到的，我正在如此寫。

沒有「我們」，只有「我」，即使不能避免，起碼要留個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