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譯《極權主義的起源》推介
註:摘要提及「勿任意分享」為筆誤,蓋因僅為不完善想法,故望勿任意轉載、引用之意,特此澄清。
《極權主義的起源》(以下簡稱《起源》)或許對於鄂蘭的同代人來說,像是一種共感的具象化,把「我們」曾經經歷過、受牽連、聽聞過的諸般現象,匯聚、命名、編織成一個可以閱讀、有某種理路、與「我們」那些雜亂的過往經驗拉開距離的一本書,它的療癒性或許遠大於其中的複雜細節或論證。更像是:
有一個人為我們訴說了我們難以言明的一切,驚訝、恐懼、傷痛、憤懣、悔恨、迷茫。
然而,作為一本「歷史」著作,鄂蘭的書寫似乎為那些同代的政治思想史家帶來困惑:這是什麼不按牌理出牌的寫法?法國著名的社會學家與歷史哲學家阿隆(Raymond Aron)大概沒有那麼錯愕,他的評價相對中肯,但也仍然看得出他對該書的不滿足。
他稱讚鄂蘭「如同一位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那樣書寫了《起源》前兩卷,但是第三卷更偏向詮釋,而缺乏實證上的補充。這樣的「轉向」,或許可以解釋卡諾凡(Margaret Canovan)注意到的情況,不少研究者更偏向鄂蘭後來思想著述中較為「政治」的那些著作,而將《起源》當作是一種例外。
卡諾凡以她非凡的視角與寫作,對鄂蘭在完成《起源》之後的寫作計畫「馬克思主義中的極權主義元素」作了完整的爬梳,藉此聯繫起鄂蘭從《起源》到《人的境況》之間問題的內在關聯性。二十世紀中期的這些政治性浩劫,突顯了當代世界與西方傳統的斷裂,而鄂蘭由《起源》開始追溯這種斷裂在歷史社會、哲學思想上的原因,如現代的一種結合宿命論與意志論的扭曲的自由觀念,就是鄂蘭在這些著作中的重要思考路徑。
藉由某些概念島嶼的牽引,卡諾凡在鄂蘭反覆編織而又拆卸的潘妮洛普之網中,拉出了千絲萬縷的關係,在這些關係中,「歷史」書寫並沒有被排除在「政治」思想之外。
不過,這樣的結合大概需要極大的心力;並且就如鍾哥所言的閱讀經驗,《起源》本身的「難讀」或許是鄂蘭研究者的一種「共通感」。鄂蘭自己就坦言她在書寫中「經常打斷敘事」,包含在敘事過程中插入「顯得偏差和『不科學』的價值判斷」,彷彿她就是刻意要講述一個令讀者不方便的、反覆中斷的故事;其中史料運用上的分歧、歐洲中心的視角,或許也都導致另一方面從「歷史」學的視野,《起源》同樣不受待見。
這或許也是為什麼,在卡諾凡以後一直到晚近十年左右,才有一群歷史學家集結出版從當代重估《起源》在歷史方面的價值。該書最關注的是《起源》的「迴力鏢命題」,也就是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經驗與後來歐洲殖民母國後來的政治危機之間存在關聯性。鄂蘭在《起源》中呈現出:歐洲殖民地為管制當地居民採行的種族理論與官僚統治,特別是其中的強迫遷徙、接近滅絕式的屠殺、不重視生命等實踐手段,反作用到歐洲的政治與思想文化中,進而創造了某些極權主義形成的重要條件。
對以Richard King為首的這群歷史學家而言,他們從後來的眼光(後殖民研究、非洲研究與大屠殺研究),重新審視鄂蘭沒有提供充分實證與因果論證,但極具啟發性與延續性的理論假說。
從對同代人的療癒性、到卡諾凡的統合、再到King從當代視野的回顧,呈現了《起源》在不同視角底下的價值。但我個人認為,《起源》還有一個鄂蘭的重要貢獻,是呈現在她的歷史書寫實踐中的,恰恰就在上述的阿隆的批評、難啃感、因果論證的鬆散。這些批評或困難背後的理由,都呈現在鄂蘭自己回應沃格林(Eric Voegelin)書評的文章中。
鄂蘭自承她所遭遇的困難是這樣的:當我們回顧過去,嘗試講述、書寫過去,那首先就意味著保存,敘事的結構隱含著我們所講所寫是我們所欲保存、傳遞的事物。然而像「反猶」、「殖民」、「集中營」,這些過去並不是我們想保留的,我們根本渴望這些事情沒有發生、被阻止、被其他行動所替代。
也就是說困難在於,從一個後來的眼光去講述過去,我們總是不可避免將以成的那些事實當作必然發生,而如果我們採用習慣的單一因果鏈框架,就更加導致敘述過去是一連串的必然導致如今的實在。然而,回到那些參涉其中的人們他們決定行動的當下,未來仍是不確定、存在其他可能性的。
因此鄂蘭採取了她自己獨特的方法(也是造成許多誤解的方法),設法在表徵這個已成定局、難以否定的實在的同時,保留住人們行動當下的開放氛圍與可能性。也就是並不呈現傳統所謂的原因與結果之間環環相扣的關係,而是以她所謂的「結晶化」的敘事結構加以呈現:資本積累導致帝國主義擴張,使得歐洲國家的平衡被破壞,導致帝國主義的殖民地行為;殖民地經驗與資本主義導致排除在社會之外的眾結合;民族國家興起後猶太人的模稜地位導致的現代反猶主義……這些複雜的元素,在不可能完全爬梳的偶然關聯性之下,產生了一種特定的運動與政權。就像是在因與果之間的跳躍。
她的具體方法包含了:在敘事過程中夾雜散亂的議論,打斷單一因果鏈的敘事結構;重構歷史人物有限的視野,試著從其人所知所想的角度描述其言行;呈現個別人物言行、意圖與後來結果之差異性;從歷史分析跳躍的本質性闡述。
我認為《起源》是鄂蘭延續Rahel Varnhagen傳記的獨特方法,在為歷史過去賦予意義性的同時,透過敘事形構的碎片化,在表徵的層次呈現自由的偶然氛圍;並且透過去辨認、命名、說過去「事件」的偶然與獨特性,在我們面對難以理解的驚奇(無論好壞)事件時,藉由說出「新」事物而重建了我們理解與交流的空間,在這個意義上成為公開顯現的行動。
《起源》之所以珍貴,就在於它是一本這麼難以閱讀,而又難以被歸類的書寫。它呈現了我們如何在過去經驗與未來視野彼此斷裂,以至於行動和理解如此艱難之時,恢復兩者的穩定連繫,但又保持開放的一種嘗試。臺灣是一座經常流離、斷裂、破碎的島嶼,或許我們需要的那種「賤民的技藝」,就是鄂蘭書寫《極權主義的起源》的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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