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情需要被翻譯

我跟大衛認識的時候，他的年紀是我的兩倍，當時我21歲，他42歲。當時我還在輔大念服裝設計，我們在交友網站上認識，聊了起來，相談甚歡，我們決定約在西門紅樓見面。他的照片是一位光頭的白人彈著電吉他，但看不清他的臉。

星期六的晚上，紅樓裡處處喧囂，人們舉酒言歡，我四處群找照片中這人的身影。然後就撞見他在我面前，他是一個高個子的白人，耳朵上戴著環狀的耳環。我用英語跟他打招呼，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把英語用在和人交談。也是我這麼近距離觀察一個白人，看他臉上隱約透出血管的的皮膚。

他後來告訴我，他喜歡我，是因為喜歡我笑。而我笑，單純是因為我不勝酒力，一點酒精就會讓我咯咯笑個不停。至於我呢，我應該是在跟他用英文聊天後喜歡上他的。

大衛是音響工程師，他因為工作出差的關係，常常往亞洲跑，台灣只是他的其中一站。音響就伴隨著大型活動，而這些活動舞台音響一旦開始架設，就是好幾天的功夫，測試完，活動結束，他就得要跟團隊拉行李前往下一站。

大衛在台北的時候，會陪我到各個地方。我當時在輔大營運著一個地下同志社團，叫做輔大同窗會。這是歷屆學長們傳下來的名字，雖然因為輔大的宗教因素從沒有地上化成功，但這個名字、招生的方法、營運方式，就這樣傳下來了。而社團最重要的常規活動，就是每個禮拜三的社聚。

在那個台灣的同志還沒有什麼交友管道的時候，認識喜歡同性的同性，除了網路，就是社團聚會了。大衛對於我所營運的輔大同窗會，以及我在參加的同志運動也感到好奇，雖然語言不通，我還是帶著他到處走。我們參加各種活動、看舞台劇、看電影，做一切情侶們會做的事情，就算他離開了台北，我們也每天在Skype上頭用空中傳情。他後來也再次來到台灣，但我一起在旅館待了兩個星期。我們就這樣度過好一段甜蜜的日子。

但我們始終克服不了語言和距離的隔閡。

隨著大衛離開台北，我幻象著用個特殊的名目讓我可以飛到德國跟他待在一起。但這沒有發生。我們再一次見面時，他告訴我他的感覺變了。當時的我只能把這句話理解為「我不愛你了」。我感到恐慌，痛苦，我決定離開現場。

五年後我們約在圓山站見面，他是一副沒睡好的樣子。許久沒講英文，我感覺舌頭打結。他跟我抱怨著台灣這些的團隊有多不可靠等等。也告訴我他後來和一個中國男生在一起了，他告訴我那個男生很體貼。我則告訴他，我想去澳洲擺攤賣手工藝，當時有類似的計畫可以申請。他皺著眉頭說，那會很辛苦。我在那個瞬間忽然理解，我們有多麼不同，還有我們為什麼會分開。

我始終都在做著我的夢，我沒有好好去正視大衛這個人的需求。我雖然夢想跟他去德國，但我從來沒有跟他談論過未來，我也沒有告訴他我對這段感情的想法。甚至，我的英語不夠讓我好好表達自己。而我終於理解了為什麼他要選擇離開這段關係。

儘管最後沒有再一起，和大衛交往帶給我一些信心。後來當我在荷蘭求學遇到我老公的時候，英文對我來說也不是問題了，我從一個愛作夢的小孩，長成一個會計劃的大人。

而我決定，這一次我要好好走進這個人的內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