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斯「舊題新作」的邊緣敘述

一、 也斯的城市文化邊緣書寫

梁文道說：「也斯最能代表香港某種文化感性，他簡直就是心目中非常典型的一種香港文化上的某種邉緣氣質的一個體現。」

也斯曾在〈書與城市〉的附錄裡憶起1978年到美國加州大學念書期間，有機會認識外國的城市。後來回到香港，卻又看到一些中國作者寫外國，或是外國作者寫中國，充滿了由於文化差距而帶來的偏見。他處在中間的香港這個城市，混雜了各種文化，感覺時時遭受誤解。從置身城內遠望開始，又從那裡回顧。也斯說他在探索的過程裡，有某種固執和修正，但最縈繞於心的題目，大概是文學與文化（尤其是城市文化）之間的複雜關係，還有就是不同文化之間的矛盾與異同。

李碧華透過新書為《胭脂扣》尋找後續故事，她在書中流露對近年香港人事變遷萬般的無奈與悲傷，同時表達對這個地方永恆的愛，「即使香港變了，由內而外都變了，我的愛不變！」於是，撇開政治因素不說，呈現在眼前文學「在地」的現實意義，一方面提供了契機，揣摩也斯﹝1949~2013﹞在《香港文化十論》裡所說「我們實在經歷時間的經驗，倒不是新舊截然分明的，反而是新的裡面有舊、舊的裡面有新」之下，如何標籤李碧華為香港作家中「舊題新作」用力最深的一人。另一方面，作為第十三屆北京國際電影節12部經典影片修複版之一的香港電影，固然考慮到李碧華的《胭脂扣》藉由同名電影的推波助瀾下，打開了國際電影的知名度，展示着本土文化身份的任務。

也斯是香港文化的發言人，他的每一篇文章緊扣着香港這個混雜都會的時空變化，遷移界線下的思考，很多時穿梭在國際故事和民族故事以顯現都市文化的特殊存在。也斯文化評論的特色是在凝視香港的同時，也溶入對外國文化的觀察體驗，他以觀照的方式，而且是感性的、真摯的深入透徹當前實際，並將香港文化安置在歷史的大背景底下論述，即有遠瞻，也不失反思，符合香港文學文化的特殊性。這種邊緣書寫，無庸置疑的充斥於也斯的創作中，無怪乎梁文道說他是「香港文化上的某種邊緣氣質的一個體現」。

李碧華是也斯欣賞的一個作家，他認為香港作者中比較接近張愛玲傳統，又能真嘗試如何融合雅俗的，只有李碧華一人：

「李碧華《胭脂扣》的構思，掀起了一個年代的懷舊熱潮；《霸王別姬》的認真琢磨，發揮了她作優秀小說家的潛力；而《青蛇》、《潘金蓮》諸作，顯示她才是香港作者中『舊題新作』用力最深的一人；近作《烟花三月》尚可見到她在報告文學方面的野心。李碧華人參與電影、戲劇、舞蹈、報告文學、小說各方面的製作，在社會發生影響。……」

這段文字顯現也斯作為一個邊緣書寫者考慮到香港雅俗文學所遇到的情境，並涉及到「舊題新作」的創作現實。，他這種邊緣書寫的觸覺，混雜於他對文學與電影的反省中，並涉及到「舊題新作」的創作現實。

固然，也斯對都市空間與都市文學的立場，大多數是一種文化身分的邊緣性與混雜性的反省，而這種反省性質在李碧華小說中正是透過「舊題新作」說故事形式展現出來。李碧華對香港文學的時空表現，透過遷移的界線和混雜的身分的表述，敏銳的觀察到兩種不同空間的遊移。也斯覺得隨着空間的轉移變化，從文化到商業、從私人到公眾，邊緣和中心的界線模糊，意蘊互涉，可以牽連到不同的文化脈絡，拼湊不同意義的文化身分。這對香港都市文學而言，確實提供了邊緣性和混雜性方面的解讀。

二、「舊題新作」故事的開啟與空間敘述

「舊題新作」創作的開啟，當然要談到劉以鬯的《酒徒》。小說透過人物在香港酒酣耳熱之下，人際關係離奇和靠寫作為生的無奈與艱澀，城市欲望的流竄化為酒徒醉後的囈唔狂言。迷亂的都會即景，洶湧的創作臆想，使「酒徒」遠離主流文學，自覺形成以香港文學為主的城市意識。

劉以鬯藉小說主題、情節與人物，並移用於觀察當時香港的現實。由於主角是一個酒徒，也因為其狂言囈語而造成幻象，分析其自我分裂、內心的起伏掙扎，這對於劉以鬯「求新求變」創作而言有了具體的依據，可以令讀者共鳴。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小說家講故事的技藝必要接觸當代社會新鮮的東西。

講故事的技藝在歷史進程中逐漸衰微，本雅明在《講故事的人─尼古拉‧列斯科夫作品隨想錄》這篇討論講故事傳統的經典文獻說到：「講故事的人已變成與我們疏遠的事物，而且越來越遠。」 而本雅明認為其內在原因是「經驗貶值了」──傳統經驗進入現代世界後開始喪失了在前現代的那種重要性。雖然說故事的人已似乎漸靠邊緣，但環境描寫，包括社會背景、自然環境和人物活動的場所是必備的要素。人物的性格通過環境得以凸顯，環境是為人物而設置的。小說中的人物是生活在特定的歷史背景和特定的生活環境之中的，人物的思想感情總要打上時代的烙印，留下環境的痕跡。

小說追求相對完整的人物形象塑造，就要著力於人物所處的環境的描繪，人與人之間所釀成的氣氛和整體意境的形成，無不包含著某種真摯的思想情感。很多作品所浸含著的往往就是作者自己的情思和意緒。

李碧華小說的邊緣敘述主題實際就是作者通過各種形象所要表達的「舊題新作」商業化社會下香港的一種抗衡思想。她的文學作品的確雅俗共融，雖然接近張愛玲傳統，卻又是非一般文學作用之下以另類感奮人、愉悅人，使人從中得到非比尋常的教益。李碧華與香港的關係，是香港的地理空間和文化空間為她擴闊了寫作題材，並提供了新的可能與限制。她筆下的香港不完全是為了寫實，更明顯的特色是以媚俗的筆觸，描繪一個東西混雜殖民的幽靈空間。

所以若要正確把握李碧華小說的「舊題新作」主題，作為評價文學作品最重要的環節，那我們可以以她的小說在實現小說都市空間的不斷變化中，以不斷填入新的內容功能，由真實空間而至超真實（hyperreal）或類像（simulated）的空間為標籤，而《胭脂扣》中的石塘嘴指涉的空間是一個懷舊的空間，也是一個超真實或類像的空間。

也期在一篇文章〈如何閱讀香港的都市空間〉開首說到用什麼方法和以怎樣的方式記錄香港的城市面貌，以理解其外在和內在的空間 ，直接為「舊題新作」提供一些背景參照，同時用作方便分析不同年代的香港電影裡有「再現」對都市空間的感受與想像。從認同層面談現實空間到混雜空間的想像，當可藉由作家的創作，感受其處理複雜的城市規劃。他說：

「在香港從事文學創作，下筆之前，其實並沒有想：寫的是西化文學、中國氣派的文學？寫的是城市文學、鄉土文學？是通俗文學、嚴肅文學？是香港這特殊的地方限制了也豐富了我們。各種文化交匯成複雜的網絡，不見得可以逍遙網外。我們讀古典也讀西方的著作，看當代中外電影。但除了文學作品，在日常生活裡，在報刊中，當然也大量接觸到影藝、時裝、漫畫、流行曲的信息。每份報紙有不同的立場，因而以不同焦點報導新聞，寫出不同的社論。你可以看傳統戲曲，聽古典音樂，但也一定聽過梅艷芳、譚詠麟、達明一派。扭開電視，各種各樣的信息傳到家裡，各種形象和詞匯無形地滲入生活中。」

因此，這個地方本身的特色也就限制了這裡的小說家要靠怎麼樣的形式，來敘說複雜的故事而又要內容豐富，當中的一個重要條件是小說家當然需要講故事的技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