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碧華《胭脂扣》混雜空間的啟示

講故事的技藝在歷史進程中逐漸衰微，本雅明在《講故事的人》這篇討論講故事傳統的經典文獻說到：「講故事的人已變成與我們疏遠的事物，而且越來越遠。」而本雅明認為其內在原因是「經驗貶值了」──傳統經驗進入現代世界後開始喪失了在前現代的那種重要性。雖然說故事的人已似乎漸靠邊緣，但環境描寫，包括社會背景、自然環境和人物活動的場所是必備的要素。

人物的性格通過環境得以凸顯，環境是為人物而設置的。小說中的人物是生活在特定的歷史背景和特定的生活環境之中的，人物的思想感情總要打上時代的烙印，留下環境的痕跡。小說追求相對完整的人物形象塑造，就要著力於人物所處的環境的描繪，人與人之間所釀成的氣氛和整體意境的形成，無不包含著某種真摯的思想情感。很多作品所浸含著的往往就是作者自己的情思和意緒。李碧華小說的故事未必如本雅明所說失去前現代的重要性，但她小說中環境描寫呈垷空間的邊緣和混雜性，為特定的歷史背景，提供了一種啟示的效用。

也斯（梁秉鈞 1949~2013）在談及香港的懷舊電影時經常是以文化身份與本土意識來顯示香港人文化身份的邊緣性與混雜性。他在《香港文化十論》中認為香港的身份比其他地方的身份都要複雜，香港文學和香港作者的身份認同和標準未必可以完全解釋清楚含混性和邊緣性。因此，他覺得對於文化身份的追尋，是可以從如何描繪他人開始。

同時，香港作為一個國際性的現代都市，提供種種「來」與「去」的方便，在流放與歸來之間，各式各樣的人物與時空可借作追尋文化身份的種種不同襯照。其似為了印證本雅明所說的說故事人在喪失傳統底下而漸漸轉向邊緣敘述上，無疑在《胭脂扣》中找到一個切入點，即是以懷舊形式處置空間環境的變化。

特里‧伊格爾頓(Eagleton Terry)指出：「對於結構主義者而言，一件作品『理想的讀者』能夠獲得和處理所有代碼，同時這些代碼又能完全被理解。讀者只不過是藝術作品自身的某種忠實的反映，是那些能按作品「本來面目」來理解的人」 如果也斯真是伊格爾頓(Eagleton Terry)所說的『理想讀者』，那麼他對《胭脂扣》的了解應達到如下的目的：首先，它應提供一個該電影的符號結構的可靠解讀；其次，這一可靠的解釋應證實對文化客體潛在的結構主義的解讀。

周蕾對《胭脂扣》電影的解讀提供了更廣闊的面向，並以殖民主義及東方主義的角度，對香港即將回歸中國的文化現象列出電影可討論的範疇。周蕾《寫在家國以外》著作中有〈愛情信物〉一文，內容羅列的幾點範疇是：

一、在電影這一種最被廣泛接觸的資訊及娛樂工具裡面，懷舊與電影形象之間的關係；

二、浪漫愛情與民生風俗研究的互動關係；

三、機遇的能動作用；

四、懷舊提供了一種另類時間，來虛構幻想一個「新社會」，以解決今日香港的身份危機。

而《胭脂扣》不是關於回歸的電影，但它卻是由於回歸而造成的認同危機問題有關。身份危機是這部電影的『潛在的意指』。

《胭脂扣》時空提供的啟示，由於故事講述的媒介不同，其性質和範圍將有所不同。通過一些指涉性詞句，敘事促使闡釋者參與建構一種話語模型或模型世界，即故事世界。而不論它是想像出來的世界還是虛構的自足世界。這種情形表明敘事提供了各場合和媒介中創造、轉化和疊合故事世界的方法。因此，也斯和周蕾對《胭脂扣》的積極參與創造敘事世界，這敘事行為本身可描述為一種表現模式。

美國學者戴維‧赫爾曼在其《基本要素》(Herman, David. Basic Elements of Narrative.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09)中指出這種表現模式：

(1)只能在特定的話語語境或講述環境中得到闡釋；

(2)聚焦於特定事件的有組織的時間進程；

(3)與有智力的代理人居住於其中的故事世界中的某種破裂或不平衡具有關聯；

(4)說明那些代理人對變動的故事世界的經歷是什麼樣子。

敘事中表現的意義有賴於這些選擇，而其他意義則被這些選擇排除在外。例如，任何關於回歸祖國的影片只提供了一種特殊的描寫，因而不可能獲取該回歸的各種不同意義。任何特定的回歸的敘事可以分別被視為它對政府在回歸中的立場，或公務員面臨的情況，或反映普通市民的行為，或緬懷殖民地主義色彩等等的描寫，沒有一部回歸電影對所有人都是適宜的。

在討論《胭脂扣》時，周蕾考慮到了身份危機的重要意義，儘管身份認同危機並不是影片的主題，也未在電影中表現。特里‧伊格爾頓(Eagleton Terry)指出了這種解構的解構方法的理論根據：「既然符號的含義在於符號不是什麼，那麼其含義在某種意義上就從符號本身溢出了。」

《胭脂扣》情節敘述凸顯時空的張力，也斯與周蕾在電影描繪的時空關係的特定之點上的分別是：也斯集中在過去事物『懷』的重要，他認為今日的憶想代替了過去的歷史。歷史不過是借來作為實用的教訓。而周蕾則認為「電影《胭脂扣》的懷舊性純粹來自片中的敘述結構。無論這類電影的懷舊題材是如何鮮明，它們其實並不是懷戀那個不再復返的過去，而是憑着電影對時間運動的敏感性，表現出一種懷舊的傾向。這種懷舊傾向有意思的地方，在於我們無法確定它所懷戀的客體。我們唯一可以肯定的，只是這種感情所投射的缺失感。」

李碧華小說的邊緣敘述主題，實際上就是作者通過各種形象所要表達的「舊題新作」商業化社會下香港的一種抗衡思想。她的文學作品的確雅俗共融，雖然接近張愛玲傳統，卻又是非一般文學作用之下以另類感奮人、愉悅人，使人從中得到非比尋常的教益。

可以說，文化的生產收到對讀者的文化組織的其他因素的影響，但在「讀者的文化選擇部分地反映了其興趣的假」設之下，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就能作為一種方法來確定如小說、電影等特定文化客體的主題範圍。通過內容分析確定的主題反過來可以作為大致的標準來評價選擇這些文化客體的理想讀者（如趣味公眾、社會群眾、社團或研究）所關心的和感興趣的所在。

所以若要正確把握李碧華小說的「舊題新作」主題，作為評價文學作品最重要的環節，那我們可以以她的小說在實現小說都市空間的不斷變化中，以不斷填入新的內容功能，由真實空間而至超真實（hyperreal）或類像（simulated）的空間為標籤，而《胭脂扣》中的石塘嘴指涉的空間是一個懷舊的空間，這也是一個超真實或類像的空間，「展示後現代文化是一種空間代替時間的文化」。

用這種方法，我們看到李碧華創作於八十年代的小說，環繞着再世輪迴這個世俗的觀念。而這種世俗流行性，意味着它們能在廣泛的閱讀公眾中收到歡迎，而不僅僅是其中的某一群體中引起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