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工女孩 | 独立家具店治好了我的社恐症和职场被害妄想症

编者按：小时候，大人告诉你：“好好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长大后，社会告诉你：“好好工作，做一个实现价值的人。” 工作后，你告诉自己：“躺还是卷，这是一个问题。”

一些事情正在悄然发生改变。工作不再天然具有意义，劳动不再天然产生价值。格子间与流水线的距离在变小，竞争与付出的密度在变大。一些人奋力力争上游，另一些人选择悄然更换赛道。

Isa 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她发现，有些原本拥有 “体面” 学历与工作的女孩，忽然间 “对自己的工作价值产生触及根本的怀疑”，转而去当洗碗工、服务员或便利店店员，成为穿梭于城市里的 “零工女孩”：“她们决定脱离既定安稳的白领世界，开始一场冒险。对于工作、人生和理想，她们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欢迎打开专栏 “零工女孩”，来看看当代都市女孩们的生存、工作与梦想。

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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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家居酒屋等她下班。

人声鼎沸的二楼，啤酒杯不停碰在一起。红白灯笼高高悬起，时不时有两句日语窜进你的耳朵。碟子里的烤银杏快要结束，嗨棒的味道弥漫在我的口腔中。

康宜去到这家位于市中心的独立家具店，已经3个月了。如今的她，对白蜡木和水曲柳的差别了如指掌。

“从零开始学，木材、涂料、工艺……之前也都是买宜家，现在的话……觉得宜家是快消品吧。过渡型的家具，短期租房还是有一定的品质保障，但长期的话，它没办法陪你很久很久。” 

她坐进座位，整了整面前碗筷摆放的位置。 

康宜是一个迷恋条理的人。她的工位上总是有一张详尽的每周工作表，把每天应该完成的事情规定得清楚干净。她习惯带两只帆布包上班，一只装自己的 Macbook，一只装头天晚上亲手做的便当。一场会议下来，别人还没来得及写几行笔记，她已经可以对着自己的电脑屏幕把老板的需求从第一个复述到最后一个。

从求学到工作，康宜一贯是顺风顺水、如愿以偿。本科985，读研的时候被推荐到国内某艺术电影发行机构帮忙，一毕业，她就顺利着陆了东城区一家众所周知的艺术电影放映机构，做策展助理。

“做了4年的电影策展，我不知道这个行业的人在做什么。但肯定不是电影。”

把一群理应热爱同样事物的人聚在一起，会发生什么？跟最初头脑里的梦幻乌托邦不同，答案很可能是恃强凌弱、恶性竞争和团体乱斗，以至最后演变为一场圈子文化下的权力游戏。

“电影目前终究还是一种特权。你能拍什么、你能做成什么？尤其在策展行业，你能放什么？这是一种特权。” 谁邀的片更牛B，谁又能搞个大新闻？当这样的攀比成为唯一追求，康宜发现自己放电影的初衷被淹没在了群体的漩涡中 —— 和电影或美好的事物相比，圈子里的人仿佛更热衷于权力。

“抱团之后就很容易封闭在自己的圈子里边，只有自己这个圈子里的东西是最好的，对于任何圈子以外的事物都抱着拒绝的态度。比我差，要踩；比我好，更要踩。”

策展的工作需要每天不停地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 

“落地活动要跟落地的人，邀片要跟片方。不光创作者，还有版权方、商人、政府。每天都在跟不同的人对话，却感觉自己像被罩在一个罩子里一样。”

有段时间，她觉得自己得了微信恐惧症。“不想打开微信。一旦要跟别人发消息，就觉得很紧张害怕。‘我说这个话得体吗’ ‘我说这个话合适吗’。” 每回一句话，康宜都要在记事本里反复编辑、确认，简简单单的问题最后能打出一整段话，有时甚至要跟信任的人看过才敢发出去。“我自己消失了。我没有 ‘自己’ 了。”

拼命成为优秀高效的人，一转眼，生活却主要由24小时周旋在人的丑陋面之间构成。“就觉得，‘怎么所有的人都那么油腻又讨厌’。” 因为这份工作，她对人类完全丧失了信心，“再也不想跟人打交道了。” 

感到 “好讨厌人类啊” 的康宜，决定去和 “东西” 待在一起。

“东西既美好又安静，我想跟它们产生联系。”

“这里的人， 比架子上的艺术品还要美好”

康宜写了很长的一封信，给豆瓣上看到的一家艺术品商店。是一个美术馆旗下的品牌。“之前做过一部影片的衍生装置展，刚好也在这家美术馆展览过，所以感到可以信任。”

大学时期，康宜在西餐厅和青旅都工作过，觉得体验不错。虽然对自己偏离 “正常航道” 的选择将信将疑，她依然开始了自己的店员生涯。到了店里，她发现自己并不孤单：同事里有学画画或音乐出身的，有从时尚杂志出来的编辑，当然也有资深的奢侈品店销冠。

本来做好准备一心只和 “东西” 连接的康宜，意外发现她在这里遇到的人，比架子上的艺术品还要美好。 

“也许是客群的关系吧，店里的客人都是抱着一种 ‘想要接受好的事物’ 的心态进来的，所以都特别的 nice，不会把你当作一个服务员、一个 ‘卑贱的底层人’ 来对待。” 不管对店里的店员还是他们卖出去的东西，大多数来店的客人都尊重满满。他们往往对艺术颇有自己的见解，买卖之外也时常跟店员们交流甚欢。

“坐办公室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我社恐。去店里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我那么喜欢跟人聊天。”

门店坐落在国家大剧院附近，店里有不少漫步过来的爱好者和员工，来来往往。康宜在这里遇到一名剧院的策展同行，买走了一只印着奥地利画家古斯塔夫·克林姆特（Gustav Klimt）作品的瓷盘。晚上她发来一张照片，照片里盘子被细心摆在盘架上，在一只花瓶旁边。同行说，花瓶是在维也纳买的，要把老乡摆在一起。康宜很满足，“一定是非常喜欢，才会拍给我。我做出了合适她的推荐。”

她明白过来：原来自己并不讨厌被人围绕 —— 恰恰相反，人和人之间的联系，是最能带给她满足感的部分。“大家一直都在一个友善的、美的环境里去产生联系，这样的工作让我觉得非常开心。” 她也忍不住思索，难道做电影的人和店里的顾客，真的来自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吗？常识告诉她，答案并不是肯定的。

正当她对工作愈发上手的时候，2020的新年，疫情爆发了。全国封锁的情况下，支持不住的商店纷纷关门。春节过去，康宜再没有接到复工的通知。

待在家里思考人生，她觉得自己似乎已经调整完毕，鼓足了重返格子间的勇气。

“虽然工作非常开心，但对 ‘做店员’ 这件事还是有些不太确定。那时心理状态非常糟糕，所以必须要有这样一段过渡期；但如果从一个正常的职业规划的角度来看，这还是一个不太主流的选择。” 成为白领丽人，似乎是理所应当的一件事。

“你是谁并不重要，你只是一个对话框而已”

康宜重新回到了办公室。这一次，她选了比电影更 “沉得住气” 的出版业 —— 做书的人，应该是美好安静的吧。“他们的文学、电影和戏剧书都很不错，我很有好感。”

梦幻泡泡很快被现实戳破：幻想中并排共读的办公室，事实上是冰冷压抑的修罗场。即使工位紧紧挨着的两人，也要通过微信对话。透过机器和编码的滤镜，人跟人的真正互动约等于零。康宜负责市场营销的工作。“看起来和门店店员一样，是销售，是卖东西给别人。” 但这份工作可以说和 “人” 毫不相干，

“主要两部分。一部分是各个新媒体的运营 —— 这还存在一些创造性 —— 另外就是渠道的工作。说白了，就是去找 KOL。” 康宜坦言，这份工一点都不难：

第一步，打开搜索框。

第二步，找到相关领域的流量主。

第三步：在 TA 的既往发言中搜索 “赠书” “转发” 等字眼，一旦有相关记录，也就是做过这档子事，跳转至第四步：找 TA。

“直接私信，某某老师好，书的内容复制粘贴。他自己就知道该做什么，因为 KOL 也要靠福利活跃他的粉丝。” 康宜的手机里现在还躺着几百位大大小小的知名人士，谁也不知道谁是谁。

“这个工作流程一点感情也没有。”

公司给康宜定了一个大得几乎无法完成的 KPI。“你要完成一个月90条的 KPI，就没法采用别的工作方式。不可能说是你和谁有一次很深层的接触，觉得他非常适合这本书，再找到他推荐。你们一起办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活动，不管对书、对对方还是对读者，都起到了启发性的作用……那都是天方夜谭。” 

互联网对效率的要求，令行为的意义都浮于浅层。工具的性质，侵蚀了它所承载的内容本身：我们到底是在用互联网在方便意义的传播，还是在用无休止的、缺乏意义的传播迎合、满足互联网的特性？

“不需要传播有创意的内容，只要有大流量的渠道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分发，让人们一睁眼看到的就是你的东西，就足够了。” 内容竞争转变为渠道竞争。要打赢这场战争，你只能投入最少、产出最多 —— 最有效的，就是回归互联网。

“你是谁并不重要，你的真人是什么样子我并不关心。对我来说，你只是一个对话框而已。用互联网的方式工作，最终都会走向类似的结果。” 

失去联结感的工作，远不止是 “缺少人情味” 那样简单。

因为分工不明，康宜时常需要与其他部门协作完成工作。未能在情感互动中建立起信任的员工，合作时态度暧昧不清。“会觉得 ‘这是营销的工作啊，让我做是不是想害我、让我背锅。’ ”

与其背锅，不如不做。给个人建立再高的效率指标，也不敌职场被害妄想症的内耗。低效闭塞的交流环境中，康宜的工作即痛苦，又艰难。在艺术品商店中被修复好的心灵，很快又开裂了。 

“我确信自己真的没办法做这样的工作。每天看起来和很多人打交道，但根本没有真正的联结。” 康宜在想，“未来的世界里，有什么工作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被互联网或人工智能所取代的呢？我想应该是有温度的、需要个人情感付出和主动介入的工作。”

刚到出版社的康宜，常常一个人摸索工作到默默误了饭点。这个时候，她会特别怀念在艺术品商店工作时，商场地下超市的那个公用微波炉。它不仅对购物的顾客开放，也从不拒绝给附近的店员方便。

“想要快乐工作，先找到适合你的体系”

辞职前夕，康宜和好友在朝阳公园进行了一场心灵大漫步。工作5年的好友告诉她，自己很快将要离开职场去念人类学。“当时觉得，终于有一个人逃了出去。” 苦闷的朋友圈子里，突然有了那么一个看到希望的人，康宜说不出地受鼓舞。那之后，她发出了那封写好很久的求职邮件。 

怀着对艺术品商店的美好回忆，康宜再次当回了店员。也就是文章开头说的那家独立家具店，是一个国内领先的独立家具品牌。不光本地人，全国各地的客人都会慕名前来为新居置办一二。

和大多数互联网时代的商店一样，这家家具店总部也会去做数据统计和需求分析。但康宜认为，细致的需求工作是现有机器永远没有办法去完成的。

“算法没有办法了解你的深层需求。因为你的 ‘家’ 是非常私密的，它涉及到你的生活习惯。”

一位客人给康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是70年代生人，儿时父亲被下放到农村做木匠，回到家里总是把 “水曲柳” 挂在嘴边。康宜告诉他，白蜡木到了中国，其实就是水曲柳，“橘生淮北则为枳”。

“原来就是它啊。” 客人很受感动。尽管没有紧急的需求，当日他还是买走了一只衣架。那是康宜第一次成单，“之前很没有自信，多亏他我开始相信自己。”

“我的工作不仅是在给客人提供专业的视角，我们之间也在产生很好的联系。”

在家具店，一切的规范都清楚明白，且执行透彻。“我们不会允许抢客人或者挑客人的情况。因为店员是提成制，如果遇到消费力高的客人，你的提成自然会高，像今天我一单就卖了5万，这可能就是我本月1/5的薪水了。所以店里规定大家要排好顺序轮流接待，不管什么情况都不可以去逾越这个边界。” 即使顾客在不同门店下单，系统也会将他的记录与曾经接待他的店员匹配起来，给到每个店员相应比例的分成，从而避免店与店之间的恶性竞争。

店里时不时会进行模拟接待的训练，不论层级，每个人都要提出意见。“一开始我有点不敢相信，觉得 ‘天哪，他们说得太直了吧，怎么可以就这样指出对方有问题？’ 作为一个没摸清情况的新人，我不敢轻易讲什么。后面我才理解，真的大家就是这样坦诚。”

离开格子间，开放并不仅仅是一个空间概念。有了公平的制度，没了沟通的负担，解决问题的过程变得简单了起来。“所有人都非常专注于做事，不会花精力在对话框里的咬文嚼字、拐弯抹角上。” 

回顾过往糟糕的办公室经历，康宜愈发觉得，比起怪罪人类，环境和体系扮演的角色更加重要。 

“人性当中一定是有好的一面，也有糟的一面。当你把人放在一个糟糕的环境、一套糟糕的规则中，他们坏的一面自然就会被激发出来。比如像策展，我相信最开始大家是有初心的，‘我想给大家放电影，因为我喜欢电影啊’。可是当一切都是权力和资本为先，最后也就演变成了一种特权文化的呈现。” 

对于无力翻新整间房屋的个体来说，想要成为一个快乐的员工，首先要找到一个好的体系。正是因为珍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康宜才会在轻贱它们的工作中感到那么痛苦，以至于生出了许多疾症。

“现在非常坚定，短期内不会再回到办公室了。”

“事情终于在向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了”

当然，作出这个决定，需要一个过程。不只是康宜，她的父母，也花了很长的时间来理解她的职业选择。

“当我非常理性地跟他们分析为什么要去做门店工作的时候，他们一开始会不解。对我们这一代的辛苦，他们实际上是没办法亲身体验到的，会觉得说都是可以忍耐的。我想了一些办法，用一些表达策略，让他们慢慢接受。” 康宜告诉父母，自己朋友的妹妹就是卖家具的，年薪百万。“实际上我的工作根本不可能，但就会说给他们听。”

对于安全性和稳定感，康宜表示，如今的门店并不比办公室差。“我的收入并没有断崖式下跌，未来也许还会更好。加上做销售之后我的职业路径其实拓宽了，如果将来想去别的地方生活，无论在哪里我都能找到一份薪水有基本保障的工作，而不是被行业限制在了北京这座城市。” 

“其实你已经感受到了这个时代的变化，格子间的工作已经没有那么稳固了。如果已经看到了这件事的真相，就不能再去人云亦云。它不能保障你，你在里面也不再舒适了，这个时候就需要去找适合的出路。”

这个时代为我们设定的路径，是成为一个 OL，或者一个程序员。就像是那个时代的国有厂，是一只铁饭碗、一种保障。然而在新的经济形势里，一劳永逸的日子离人们越来越远。特别是疫情的冲击后，工作市场的动荡所有人都有目共睹。

“我觉得自己就像那种八、九十年代离开国有厂去下海做生意的人。” 康宜说。

未来她准备苦攻设计软件，为了之后能帮客人出软装设计的完整方案。“今天跟店长请了假，因为计划两周后去五台山 hiking。”

她的眼睛弯成两个小月亮，鼻子快乐地皱了起来。

“一路顺风。” 我端起桌上的啤酒杯，举到空中。

*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

// 作者：Isa

// 编辑：赵四，Alexwood

 // 排版：赵四，素鸡

// 设计：冬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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