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8 消失的台湾出版社总编辑｜WOMEN我们

野獸按：前段時間才發現有個“我們WE",翻看了許多舊文。找到她們是因為搜索富察的最新情況，發現一篇《消失的台湾出版社总编辑》。順勢讀了許多舊文，發現不少記述參與白紙運動的青年的故事。

消失的台湾出版社总编辑

一位兼有两岸身份的出版人的失踪与被捕，在零散的声援和万马齐喑的静默中，成为繁简中文世界知识分子在当代的命运写照。

WOMEN我们

SEP 19, 2024

撰文 林亚明

编辑 于长夜

平台编辑 覃山

2024年3月，台湾作家、媒体人阿泼得知，有一个和出版相关的活动要谈台湾出版品牌“八旗文化”的总编辑富察，连记者都已经联系好了。但没多久，她又收到消息，活动取消了，理由据说是考虑到家属此前一直希望保持低调的意愿。

那是富察失联一周年之际。2023年3月，富察延贺回上海时失联。一个月后，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回应相关提问时表示：“据了解，李延贺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正在接受国际安全机关的调查。”

李延贺是富察的原名，这位在东北出生长大，在上海求学和工作多年的出版人和台湾妻子结了婚，于2009迁居到台湾，随后受到台湾本土出版集团“读书共和国”的邀请，开始内部创业，成立了八旗文化。因以非主流史观谈中国历史的书籍而出名的八旗文化，是组成台湾出版界多元样貌的重要单元。

2023年，富察失联的消息起初在小圈子里流传了一个月，有人期待这是一场误会，直到居住台湾的大陆流亡作家贝岭发文，将这件事放到了公众面前。“我是很感谢他‘大嘴巴’的”，阿泼在台湾研究白色恐怖时期历史，访谈过同在中国被捕的李明哲，她坚持，“历史告诉我们，这样（沉默）是不对的”。

此后的一年多里，关于如何声援，一直有两派声音存在。有一些友人选择尊重家属的意愿，保持沉默；另一些人认为，固然要理解家属的态度，“因为无论如何，最终的结果没有人替家属去承担”，但与此同时，“富察被捕这件事里面，有关于公共利益的部分，要……反复拿出来说。”

如何谈论富察？如何声援富察？大家还能为富察做什么？这样的问题，一直在富察的同事和友人间存在。富察失联的这一年多里，台湾文化界和出版界曾经发起过联署、举办过声援富察的系列讲座，一些亲近富察的友人组成了“富察回台湾”声援小组，在社交平台上持续发声。但时间被拖得越长，在现实世界里能激起回响的机会越小。今年6月，当“Women我们”再度询问进展时，声援小组成员、富察的友人和前同事王家轩回复我们：“坦白来讲，没有任何进展”。

“从浊水溪的角度来看大江大海”

2005年，富察第一次去台湾时，参观了位于忠孝东路的上海书店。那时的台湾，台大和师大附近，有许多销售简体书的著名书店，例如问津堂、秋水堂和若水堂。台湾的诚品书店、博客来和page one也设立了简体馆。富察把这称做“自2003年台湾政府开放简体书来台政策之后的简体书销售盛世”。

富察初到台湾定居的2009年，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出版。2011年，民国百年，富察买了蓝红两色的民国百年围巾自拍，向他的上海朋友们兼“民国粉”炫耀，也买了几本《大江大海》送给朋友。但当他和台湾朋友谈起这本书时，那位朋友说：“富察，你要知道，大江大海其实是他们的事情，我们台湾只有浊水溪。”1

富察此前所有的经验都是面向中国思考和设定的，“如果以台湾为核心来思考近代史、东亚史、世界史，结果会怎么样？“十年过去之后，他仍然会在接受采访时提起初到台湾时面临的文化冲击。2020年他接受专栏作家丘美珍的专访，提及自己会在后来的编辑事业上更在乎“在地性”，“我编辑每一本书时，都隐含一个提问，‘我应该如何重新理解大江大海，如果从浊水溪的角度来看大江大海，又是如何？’”2 富察说，他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出版是在地的”，“要去了解台湾的议题是什么”。

在阿泼的记忆里，富察刚来台湾时，特别热衷于感受台湾本土文化的风俗，会自己开车去很多地方走。阿泼强调，他不是知识分子式地从书本里得到什么，而是会直接去感受。他追妈祖、体验盐水蜂炮、计划去屏东看烧王船3，被台湾的《天下》杂志报道，他在采访中讲到，追妈祖的时候，从中午走到晚上八点，累得不得了，但“黄昏那一刻，神轿的灯亮了，进香的宗教歌曲也分外奇妙。虽然我听不懂台语，但有种陌生之美，感受非常强烈，让我震撼住了”。

这种震撼也让他想到过往的遗憾，“北方的民间生活完全被政治、被革命、被经济大潮所改写，人变得愈来愈单一……中国庙宇的神，主要来自官方钦定，民间社会的力量很小，特别是长江以北，许多大庙为了经济或观光理由而存在。所谓‘经济搭台，文化唱戏’，让我很反感，这种官式文化与民间活力脱节。反观台湾，民间力量大得不得了，政府的力量相对小得多。”4

有一年，八旗的作者许知远来台湾，富察开车带着许知远和阿泼去拜访台湾乡土作家黄春明，车往台湾东北的宜兰开，富察一路介绍台湾的风土人情，阿泼感觉到富察下了很多功夫，她想，“如果有个中国朋友来，我都讲不出来这么多东西”。

“我觉得他想在台湾尝试一些开创性的路线，尽管他不知道台湾的出版市场和出版路线会怎么样，他有把台湾当成一个新的可以发展他的出版理想的地方”，阿泼说。

2010年，富察接受出版集团“读书共和国“的邀请，在集团办一家出版社。负责人很有诚意，集团负责出资，富察在回忆文章中写到，“他甚至连名字也替我想好了，因为我是满人，那就叫八旗文化”。

2012年到2013年期间，中国仍然是八旗出版的主要书写对象。初到台湾的富察发现，“台湾对中国的论述很两极，不是亲中就是亲台”5 ，他想呈现一个“比较立体的、复杂的中国”，于是选择了《纽约客》驻华记者何伟。

这也是富察带领八旗做的“第一件开创性的事情”——将非虚构文学的概念译介进台湾。何伟彼时在中国已经是有名气的非虚构作家，三部曲相继出版，《寻路中国》出版的2011年，几乎横扫了中国国内许多书媒的年度好书奖。但在台湾，非虚构的概念还未流行，只有开放报禁之后开始兴盛的“报道文学”。

在许多人的记忆里，都有富察对何伟狂热的片段。阿泼记得，富察一直给自己“丢”何伟的书，希望她学习；春山出版总编辑庄瑞琳在一篇回忆富察的文章《大卫们的故事》里写道：“他经常提起他对非虚构写作的心得，他如何做笔记破解写《寻路中国》与《奇石》的何伟，以及写《列宁的坟墓》与《桥：欧巴马的生命与崛起》的大卫．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的书写后台。他有次很兴奋地说，他找出他们两个的模式，但觉得何伟还是技高一筹，雷姆尼克仍有弱点。”

非虚构之后，八旗的出版方向渐渐转变到历史上。那是富察擅长和喜欢的领域，他的前同事王家轩说，富察最感兴趣的是从边疆民族的角度来聊中国历史。

这也和他的家族历史、身份认同等问题息息相关。许多朋友回忆，十几年前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富察还没有表现出特别明显的满人身份认同感，但最近几年，他开始以身为满人自豪，还在台湾学习了满文。

“这当中其实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八旗出版了很多跟中国史和世界史有关的书，但并不是遵循传统中华史观，而是倾向用“新清史”、“内亚史”来分类。以新清史为例，不采用汉人的文献，而是采用满人的文献。王家轩解释，“如果八旗的出版物有挑战中华叙事，也就是到这个程度”。

八旗在历史书的出版高光时刻，可谓是2019年出版了21册的丛书《讲谈社·兴亡的世界史》。王家轩在个人Facebook上提到，台湾人上一次出版超过20本以上的大部头世界史套书是1975年威尔杜兰的38册《世界文明史》，以及1976年燕京出版的冯作民的21册《西洋全史》，都超过了四十年。

许多人在谈起富察时，都会谈起那些讨论、分歧、争辩、甚至吵架的过程。王家轩“受不了”富察支持川普，也公开发文对他在编辑部的行事风格表达意见；春山出版总编辑庄瑞琳在富察回忆文《大卫们的故事》里写道，她和富察总是互相批评，她认为富察把《痛快皇帝》改名为《朕知道了》是一种媚俗，富察则认为她当时所在出版社的一本书——《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书名让“精彩的历史研究变得毫无光彩”。

但王家轩还是和富察一起工作很久，在富察被捕之后，他也是最积极展开声援和联署工作的人之一；在那段互相批评后，庄瑞琳接着写，“作为中国人的富察，却也是十几年来最会观察我的本土出版品的同业（同事）”。

出版不是个人的事业。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台湾的人社书出版编辑们常聚在一起讨论行业发展。在与富察有关的回忆片段里，有人提到“489课程”，当年，读书共和国旗下的几个编辑部，常聚在公司的4、8、9楼，精进编辑业务学习。

当回家变成冒险

自从2009年依亲来台湾定居，富察一直正常往返两岸，从未受到过任何有关方面的骚扰。

据了解，2023年回大陆，富察一方面是为了探亲，另一方面是为了处理户籍的问题。2009年，富察依亲来台湾定居，2013年取得了台湾居留卡，但一直保留了中国户籍，此次回大陆，是要去户籍地消除户籍，才能回台湾走完入籍的流程。

做出版这些年，富察一直都知道自己是要回大陆的，也有朋友提示过他风险问题，但他总是认为，那些书籍学术意义更大，更何况，那些书既没有卖到大陆去，自己也不是作者。

事实上富察很少谈时政，他有一次被邀请上矢板明夫的节目，在节目里，富察只谈宋朝和清朝的政治，绝口不提现代政治。王家轩也有类似的印象：“（他）大部分公开言论都是批评中国文化或历史，不会涉及到现代治理，也完全不会谈论两岸关系”。

阿泼最后一次去中国是2015年。那一年，她还在给中国的南方系报社写稿，一篇和台湾政治有关“但没有那么直接”的稿子，后来稿子没发成，编辑跟她说“上头”不给发了。那一年去中国，她发现她认识的媒体人几乎都辞职了，有些去做了新媒体或者出走商业领域，有人去开民宿。她说不出来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那股风向”让她决定之后不要再进入中国。

八旗的作者、国际政治评论员汪浩告诉“women我们”：“从2019年到2023年之间发生了什么，中国的尺度发生什么变化，完全没有人知道”。

风险到底是来自变化，还是没有变化的部分？何伟的《River Town》第一次在台湾出版是2012年，由于三峡大坝工程的修建，何伟当年笔下的涪陵小城有三分之二已经消失，富察在当时感受到的是变化，于是八旗出版的时候，这本书的中文译名叫《消失中的江城》。

2020年，八旗再版这本书的时候，富察的心态发生了变化。那是疫时，台湾在2021年进入三级防疫状态，中央书局原本筹办的系列活动改为“防疫线上说书”，富察在活动里谈《江城》，“当我们又重新读这本书的时候，感受到最强烈的反而是中国的‘不变’。在何伟书中纪录的1996到1998年的中国，那个坚固的核心到今天还存在，似乎支配着中国的一切。”7

寒蝉效应

富察的被捕，在台湾知识人社区的寒蝉效应是明显的。一位研究海洋学的学者提起参与了联署，很快就收到友人提醒，“你以后不要去中国了，连在香港转机也不要去。”

王家轩说：“这件事对台湾社会来说，最大的影响是，富察在台湾做的所有事情都符合台湾法律，这些书在台湾都是合法出版的，可是（做）这些事情却要在中国坐监狱，这样（遭遇）的人太多了，大家都不知道中国的红线是什么，这对很多想与中国交流或互相认识的台湾人会产生很严重的冲击……”

王家轩多次在公开场合呼吁，中国政府不要关闭和平交流的渠道、伤害台湾社会。王家轩的父亲是在山东出生的，作为外省小孩，王记得，自己2004年去北京大学交换学习，对北方的印象是“吃饺子有很多口味”，上学的时候，他也常常去秀水街购物。

作为一个曾经的图书编辑，王家轩感觉到：“大部分台湾人都希望跟中国人维持和平友好的关系，至少是可以一起做生意的。我们读的书很多都是谈中国历史的，哪怕是这几年，台湾出版的书籍里面，仍然有很大一部分跟中国历史有关，即使过了这么多年，台湾本土意识有提升，讲台湾历史的书不见得比讲中国历史的书卖得好。”

然而，出版仅仅是“生意”吗？庄瑞琳在《大卫们的故事》中提出过这个问题。她还说：“人社书的工作者或许是最不甘被消音的，因为我们做的书，就是一种发声。”

1富察延贺.文化病毒、简体书和台湾出版.2021-02-05.www.twreporter.org/a...

2邱美珍.八旗文化总编辑富察专访：用全新的眼睛看历史，为读者打开历史时空新视角.109年第4期（总号第12期） 民国109年12月（2020.12） 页126-135 国家图书馆.lib.tsinghua.edu.cn/...

3民俗解释：

盐水炮蜂：位于台南市盐水区，由盐水武庙主办，所谓烽炮是指许多冲天炮组成的大型发炮台（状如多管火箭炮组合），点燃时万炮齐发，会发出鸣声，称“蜂炮”。

烧王船：王爷千岁信仰是闽南地区和台湾地区流行的民间信仰，烧王船是其中一个环节，王船是迎王祭典中最后千岁爷押煞离境的交通工具，主事者会将五位千岁爷神位迎至「王船」之上，堆叠天库、寿金和其他众多物品焚化，送神归天。

4黄哲斌.“富察”李延贺 爱上神明的“共产党” — 东北汉子在台湾.天下杂志475期.2011-06-28.www.cw.com.tw/articl...

5邱美珍.八旗文化总编辑富察专访：用全新的眼睛看历史，为读者打开历史时空新视角.109年第4期（总号第12期） 民国109年12月（2020.12） 页126-135 国家图书馆.lib.tsinghua.edu.cn/...

6邱美珍.八旗文化总编辑富察专访：用全新的眼睛看历史，为读者打开历史时空新视角.109年第4期（总号第12期） 民国109年12月（2020.12） 页126-135 国家图书馆.lib.tsinghua.edu.cn/...

“德黑兰来信”：中国被捕者家书

忘记是暴行，是的，是暴政的帮凶、共谋！但是生活在这个国家，更难以回避的现实是，记忆是有罪的。它绝不仅仅是让你活得沉重、痛苦而已，它随时会成为秘密警察所掌握的证据，把你丢进你无法想象的深渊。

FEB 16, 2023

【编者按】

这篇文章来自2022年下半年在中国大陆发生过的真实被捕者的故事。拘捕发生在白纸运动之前。

它填补了从四通桥到白纸运动之间，甚至四通桥之前，来自中国大陆的不服从者的声音。

作者在紧张封控的广州被逮捕和拘留，之后则在不同的城市逃亡。在巨大的恐惧和窒息的气氛之下，她在流离中假借同一时期伊朗的社会背景，写下了自己的故事与心路历程并“成功”地在墙内发表。审查者没有意识到这是个中国故事。

不过，这移植了伊朗意象的“虚构”，因此获得了某种更有历史性的真实感。文章对当下中国政治暴力微观过程的可怕和可笑之处的描述，和对受难者复杂心理活动的深刻反思，让人感触良深。

在安全离开中国之后，作者写作了手记部分，并以尾注的方式说明了真实的事件背景，授权@WOMEN我们 转载。

作者希望借此引出更多的公共对话，让更多在孤独中体验过白色恐怖的人们可以相互倾诉、彼此慰藉、共同记忆。

【作者手记】

2022这一年来我的经历听起来很可怕，但我知道它只是我们共同经历的这荒诞的一年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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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工作者。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因为我的职业和社会活动，不得不经常和警察打交道，但是在2022年以前，我们勉强维持了某种平衡，他们仍然留给我空间参与公共生活，包括写作、社交媒体发言、做客播客或线下活动、组织活动等，但是偶尔会约谈我、跟踪我、找我单位领导或派人监视我组织的活动和公共发言。

到了这一年，他们的行事逻辑不再有理可循，任何事情都有可能触发最高警报，不再给出理由，不再有任何共识可以达成的空间。2022年春夏之交，在漫长的封控结束后，我因为和朋友们相约在公共场所跳舞而被居家监禁三天。一个月后，我所供职六年的媒体在政治压力下与我非法解除劳动合同，并拒绝按照《劳动法》全额赔付。秋天，我离开北京参与一个艺术展的布展，准备了不足10天的衣物行李，未曾想到这一离开，再也没能回家。

从漫长的健康宝弹窗无法返京，到被北京国保在广州跨省抓捕，后来躲到偏远的地方避风头，再到“白纸运动”发生，朋友们陆续被消失……对暴政的恐惧在这一年中捂住了我的嘴，我意识到被剥夺讲述的权利，比所有这些迫害让我更加痛苦。直到找到这个方法，借助伊朗的语境，我才讲出了我们的故事。在这个故事写完的时刻，我仍然不知道明天和抓捕哪个会先到来。所幸它没有一语成谶，如今我已经顺利离开了这个国家。逃离得如此匆忙，甚至没能来得及回家收拾行李、安置我的猫、告诉家人发生了什么。即使已经身在海外，恐惧的身体记忆仍在，请原谅我到现在依然不敢实名。

在这个故事第一次发表的时候，正逢清零政策180度掉头。感染大潮立刻席卷而来，几乎每个人都有家人被夺走生命——事实上在清零政策还未结束时已经难以控制疫情的蔓延。毫无准备的放开仿佛是对封控时期怨声载道的民众的“惩罚”。

尽管无论是彻底的清零还是一夜之间放开的两种政策是同一种懒政、仅仅将生命视作统计学意义上的数字的逻辑；然而，记忆的难以保存，造成感知更容易被操纵。在舆论场上，对前一种政策的反对被塑造成为后一种政策之后果的罪人，人们开始主动遗忘此前的反封控抗争，甚至谩骂那些抗争者。十月和十一月暗流汹涌的民间抵抗情绪前所未有地陷入失语。

在新冠高重症死亡率的哀鸿遍野中，在对反封控抗争的谩骂和遗忘中，秘密的抓捕仍然在继续。恐惧让我们找不到彼此，不知道谁又被带走了，不敢在舆论场上为消失的朋友发声。

这篇文章献给所有“白纸运动”被抓捕的伙伴们，但愿有一天我们可以堂堂正正地站在自己生活的土地上，用自己的语言，讲述彼此的故事。

我最终来到了基什岛，这座波斯湾上的岛屿仿佛置身于历史之外。阳光明媚，温暖潮湿，没有民众的怒火，没有警察的暴力。而身处历史之中的那些地方，则越来越冷了，街上的女人也因为天气寒冷而重新裹起了头巾。我们的德黑兰朋友们一个又一个被带走、被无端指控。还没有“消失”的人陷入恐惧和不安，而最可怕的是在我们之间滋生的不信任和疏离。伙伴们相互猜疑被“打入”的通讯群里究竟谁是秘密警察的线人。被抓进去又出来的人有时面对的不是朋友们的安抚，而是害怕被牵连。通讯工具里解除好友的理由总是大同小异：我和你们不一样，我还没有准备好成为革命者，我不想“牺牲”！

勇敢的人有那么多，他们出现在图像上被传播被歌颂。但是还有那么多没有被克服的恐惧与软弱，过分狼狈因而只好藏匿于革命的幽闭之处，没有位置安放。

新年前夕，米娜从德黑兰来到这座岛屿找我，那天晚上我们睡在一张床上，她痛苦地讲述在惩罚的威胁面前，朋友们开始对这场革命产生动摇，恐惧的治理术正在发挥效用，分化彼此。她也因为更坚定、更诚实而被孤立。她赌气说不愿意再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帮助刚刚“消失”的朋友们了。我几乎不耐烦地终止了睡前的那场谈话。后来我想我大概是害怕我的软弱被她识破吧。审讯对我最大的折磨是在背叛的一瞬间，我在他们的逼问下，说出了一些参与者的昵称，我安慰自己不说真实名字就不会真正暴露他们，但我知道这只是自我欺骗罢了。那种背叛在那个瞬间也吞噬了自己，我的一部分精神与信念在瓦解，它将使我永远活在那种自责的痛苦里。米娜此前经历审讯时，始终都没有交出手机和电脑密码，面对警察每问一句话，回击的都是不屈的眼神和沉默。我们都想要拥抱并传递这样的女性形象，但是我想她应该更宽容一点，给我们这一代人多留一些时间学习与恐惧相处。可我没想到的是，和米娜告别后不到一周，她再度被抓捕。这半年来，每一场告别，都不知是否还会相见。我多么后悔在那晚打断了她。

我想到前些年凯塔雍在被抓捕前的痛苦，作为被监禁的著名异见者的妻子，她不得不去拥抱“十二月党人妻子”的形象，必须放弃自己一切的活动，扛住所有政治压力声援丈夫并完成他未竟的事业。那个形象不能允许她有一丝软弱和退缩。当我们意识到她扛不住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在监禁前夕，她重度抑郁、幻听，面容也变得浮肿，总是把自己藏在家中的衣柜里。对了，今天刚好是她的生日，她在狱中是怎么度过的呢？

强制头巾法案和道德警察被取消的烟幕弹在英文世界开始散播，外界开始欢呼伊朗女性革命的胜利，而不再密切关注里面正在进行时的抓捕与监禁。最高领袖在电视上咬定这场抗争是境外势力的阴谋，他们正急于“找出组织”。【7】

抗争情绪日渐低迷。而我呢，失语的自我惩罚并没有换来我的安全，只是把我变得迟钝和冷漠。该来的还是来了。这一次没有精心布置的天罗地网——我在被迫频繁汇报行踪的情况下束手等待就范；也没有审讯——他们早就收集和编造好了他们所需要的罪名，“境外势力”的惯用虚假指控容不下任何轻微的辩驳。我直接被带回德黑兰南部的卡查克监狱等待最终的审判，甚至没有留给我时间回家和你见一面。

妈妈，我想他们一定会找你、吓唬你我将面临可怕的惩罚，要你劝我认罪，就像他们以往惯用的那样。我知道你会被吓到，会担心我，可是你也会相信我没有做错，对吗？我们这代人未能完成这场革命，我想，能留给下一代最好的承诺大概也只有：“被指控者无人表达悔恨。” *

*“被指控者无人表达悔恨”是19岁的抗争者雅尔达（Yalda Aghafazli）留下的遗言，她在去年11月被抓捕，在卡查克拘留中心的十天里遭受殴打和折磨，她绝食抗议。释放后她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马赫萨2023.1.13

【尾注】

【1】11月8日，作者在广州的朋友家中被北京国保跨省抓捕，当天聚会的四个人的本地健康码同时被“赋黄码”，几个本地防疫人员敲开门谎称监测到有人从封控区流动过来，需要为她们做抗原测试，在防疫人员要来他们身份证登记、拿到她们手机扫码后，几个北京便衣冲了进来把他们“抓获”，并在她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抢走了手机。

【2】德黑兰口音的波斯语指北京话。

【3】在被抓捕的时候，作者的北京健康宝已经弹窗2个多月了，即便是跨省抓捕的警察也没办法按照惯例将她带回北京审讯拘留。事实上，这些来跨省抓她的几位北京国保也冒着健康宝弹窗的风险来执行任务。于是，审讯只好在疫情肆虐的广州进行。

【4】10月，作者的一位朋友在伊朗抗争歌曲的启发下，创作演唱了一首上世纪经典抗争歌曲的粤语版。警方在对作者微信严密监控的过程中在聊天记录上看到了她私信发给几位朋友的清唱版本，他们以为是她创作的，然而她本身并不懂粤语。当作者在审讯过程中指明这一点的时候，警察恼羞成怒，说，“歌词明明是用简体字写的，你以为我没见过粤语吗？我在香港待过，粤语是繁体字！”而他们当时正在位于广州的一间公安局的审讯室，北京国保旁边帮他写笔录的民警正是粤语为母语的广东人。

【5】在24小时审讯（从被带走到最终释放有30几个小时，超过了法定的审讯时间）结束后，她获得“寻衅滋事”15天行政拘留的惩罚，然而疫情政策导致广州的拘留所难以收监，她的“15天”被暂缓执行。拷贝走手机和电脑里的资料后，她和其他人一起被释放。

【6】11月11日凌晨，广州海珠区正式封锁，作者在最后时刻跨过海珠大桥，赶往机场，因为害怕广州健康码再度变红，不敢留宿酒店，在机场候机厅等待了十几个小时，最终登上飞机离开了广州。

【7】新年前夕（12月28日），公安部印发通知，要求在元旦春节期间维护安全稳定，严厉打击敌对势力各类渗透颠覆捣乱破坏活动。随即，“白纸运动”的一部分参与者在12月初经历过24小时审讯后，在1月再度悄无声息地被抓捕。很多人消失至今。

这篇文章来自ARTFORUM中文网与中国大陆自媒体《同时》2022年的年度专题约稿，《同时》是一个自媒体，关于抵抗的自我教育，也是大家努力保持联结的组织尝试。

所有图片来自绿岛人权艺术季*国际艺术家创作营，这是一个在囚室创作和展出的艺术展。拍摄者选择匿名提供@WOMEN我们使用。

在场者李思琪

在沮丧之外，女孩们确实看到了一点希望，这种希望植根于“在场”，甚或是“行动”。如果不走出家门，只看网上的信息，就会很容易感到无力和绝望，但如果参加线下的活动，亲眼看到人们聚在一起，爆发蓬勃的呼唤，美好的预期油然而生。

WOMEN我们

FEB 26, 2023

撰文  小李

编辑  赵丹丹

2022年12月初，小杨在上海见到了小张，小张提起了在北京李思琪，说这位共同的朋友过得不太好，令人担心。于是三个95后女孩打了视频电话。

这是两个女孩最后一次见到李思琪。“她看上去精神状态确实不太好，不太愿意说话，很疲惫。”两个多月后，小杨向记者回忆，后来是小张告诉她，思琪在派出所呆了24小时，做了笔录，被扣下了手机。手机被扣了一两天后拿回来了，“警察没发现大问题”。

三个人视频时，全国各地出现悼念乌鲁木齐火灾的聚集活动已经过去一周。在11月27日晚上亮马河畔的人群中，也包括李思琪和几名女性朋友。

11月30日凌晨从派出所出来后，“走在路上，觉得身后有人跟踪我。”她在视频通话中这样抱怨。小杨建议她去别的城市，比如大理，换个环境或许轻松些。但李思琪气馁地告诉朋友，不论跑到中国哪里，她都会被查到，因为在派出所时，警察报出了她在北京租住的准确住址，这是她从未主动备案过的信息。

小杨打算和伴侣去北欧，但其余两人并不认同这种“一走了之”的做法。三个人都曾在海外留学，她们毕业时，正是国内疫情封控最严的时刻，但这并没有打消她们回国的决定，女孩们都认为，只有在国内才能带来改变。“思琪尤其有使命感。”小杨说，李思琪不断写字和摄影，只为记录这剧烈变化的现实社会。她不隶属于任何机构，靠独立撰稿养活自己。

但在沮丧之外，女孩们确实看到了一点希望，这种希望植根于“在场”，甚或是“行动”。小杨说，如果不走出家门，只看网上的信息，就会很容易感到无力和绝望，但如果参加线下的活动，亲眼看到人们聚在一起，爆发蓬勃的呼唤，美好的预期油然而生。

过了一两周，疫情封控政策放开了。也就在那时，12月18日，独居的李思琪被警察上门带走，被羁押至今。

在黑暗中歌唱

第一次离开派出所后，女孩们预感自己会被消失，建了对策群。12月18日李元婧和李思琪被率先带走，翟登蕊消失于12月22日，曹芷馨由于回了湖南老家，到12月23日被跨省抓捕，被捕前，得知伙伴们已失去自由的她录下了质问和求助的视频。

12月底，被捕者的朋友们来到北京Y律师的事务所。这是位有类似案件经验的律师，且愿意为女孩们提供帮助。朋友们本来商议，请Y律师代理天津女孩李元婧，因为她被动当了群主，看起来最“危险”，但李元婧的父母拒绝了。接着Y律师被推荐给了李思琪的父母，年轻的朋友们直觉认为，思琪同样危险，她平日里的自由撰稿和漫无目的的交友，都令她在这起政治导向的案件中处境堪忧。

李思琪出生于1996年，父母是北京的公办教师。起初，她父母答应聘请Y律师，在签订代理手续后，Y律师立刻向平谷看守所递交手续，要求尽早会见，在等候看守所答复时，李思琪的父母决定解聘这位律师，理由是决定找一名亲戚代理自家女儿。

接近李思琪父母的朋友说，两位尚未退休的老人为女儿卷入政治风波而憔悴，但究竟有无律师会见，她在看守所里境况如何，老人们闭口不谈，因此对于李思琪的状况，至今没有任何消息被披露。

看守所传出了一些模糊的信息。在大年夜，李思琪、曹芷馨和翟登蕊，尽管分处不同监室，但她们隔着墙开了“跨年演唱会”。黑暗的凌晨时分，女孩们唱起了张悬的歌。还听说，警察一直试图让她们相信有人背叛了她们，企图让她们互相出卖，但她们的信任坚不可摧。

据说在她和几个朋友是否批捕上，检察部门有不同意见；然而她们还是被批捕了。公安已经侦结案件，移送到检察院。

从成年开始，李思琪就自己决定自己要做什么。她很少向朋友提起自己本科专业是经济学，那是循着父母之命选的。她在一篇文章里，描述自己交不起房租了，去向父母要钱。“那种时刻让我感到羞耻，不是因为他们给不起，是我知道他们从不为我所做的事情感到骄傲。”

她的目标明确而执着。本科期间，她不断寻找媒体业的实习机会，时常坐一个半小时的地铁，去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旁听课程。

见证李思琪“野路子”学习采访技能的朋友说，李思琪珍惜每一次写稿机会，总是反复思考如何可以做得更好，“她在意自己所处的世界，和人们的生活。”很多次，这位朋友和她聊起报道的艰难和难以养活自己的忧愁，但聊着聊着，忧愁却又会被兴冲冲的灵感分享而取代，“她的眼睛会因为想到了值得报道的故事而亮起来。”

她总是挑战自己，寻求采访“突破”。方法之一就是就是去鼓楼找陌生人聊天。一位朋友就是由此被她搭讪从而结识。

在场

2022年6月，李思琪把自己与另外两位朋友的工作经历写成故事。小黄认为，思琪在文章里倾注了写作者的沉淀与思考，这是成长的标志。那篇叫《年轻人正在工作中被损耗》的文章，于2022年6月24日发表在“单读”公众号，后被印成铅字出版，李思琪介绍了自己、阿拉登和另一位小杨三个好朋友对工作的思考。在文章的最后部分，她提及自己对“在场”的思考。

“我很清楚，我不会因为这一次的朗读会就得到什么醍醐灌顶的启发，更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如何工作’之类的宏大问题。但是通过写作、朗读、绘画等任何方式‘在场’，本身就已经是一种通过仪式的抵抗。”李思琪在文章里这样解释自己。

她一直为了“在场”而努力。她曾自费买最早的航班飞去另一个城市，只为了抵达马拉松失温惨剧的现场，尽管最后结果是“知道了在现场你什么都看不到。”但在2022年3月，上海疫情封控最严格的时，身在北京的她对小杨说：“一定要记录。”尽管在当时，她们的另一个朋友整理了一份死者名单，就被警察带走，遭遇了连夜的盘问。

2022年6月，两轮大规模封控间暂停的喘息时刻。李思琪组织了线下活动，邀请伙伴们讨论俄乌战争。到了10月，人们越来越封闭和沮丧，世界陷入撕裂，她采访了一个用中文写作的意大利人。到了11月底，因为乌鲁木齐的火灾，全国开始一些大大小小的悼念活动，这群年轻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情感冲击。

2022年11月27日晚上，李思琪在亮马河畔做了什么？由于她的会见情况不明，朋友们无法得知直接从她口中讲述的信息。唯一能确定的是，她必须“在场”。

与思琪最后的视频通话时常回荡在小杨脑中。“她不怎么讲话，感觉她不开心。”意兴阑珊后，女孩们玩起了滤镜，变换不同的妆容。李思琪选择了万圣节妆容，眼眶被涂满了黑色，点缀上黑色的眼泪。

被捕者翟登蕊

这是私人的聚集，有着紧密的情感联系；这也是公共的，女孩们相互支撑的能量，必然辐射到她们周遭的世界。她们分享美的事物，为受苦的人们忧心忡忡或愤愤不平，也希望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或者，不要继续崩坏下去。 在2022年11月27日那天，她们出现在亮马河的抗议人群中。那些日常生活的细流如百川归海，宿命一般把她们带往那个挺身而出的时刻。

WOMEN我们

JAN 23, 2023

翟登蕊要错过deadline了。她本打算去挪威，在那个能看到极光的北欧国度，去奥斯陆大学深造戏剧教育。戏剧越来越多地作为一种连结社群、形塑认同和标识社会议题的手段，她感受到了那种力量的召唤。申请资料已经准备好，根据申请的timetable，她需要在2023年1月提交PTE考试成绩，这会增加成功几率。

1月19日，检方批准逮捕了9名亮马河抗议者，翟登蕊位列其中。这令她的亲人朋友措手不及。传说很多，譬如说，警方此前一直安抚家属，称翟的情节很轻微（去抗议现场没提前准备抗议物料），有很大几率取保候审。另一种说法是，本来警方的建议的批捕名单只有7人，没有翟登蕊和曹芷馨，但检方将这两人加了上去，9人的罪名都改为寻衅滋事。目前记者无法从更多来源核实这些消息。

直到确认批捕后，看守所才允许律师会见她，那时距离申请的deadline还有3天。亲人盘算着请律师问她要申请网站的账号密码，帮她提交材料，就算没有语言成绩，也不能轻易让她的梦想落空。

小太阳

不论怎样，熟悉她的人会有很长一段时间见不到这个黑黑瘦瘦、充满活力的女孩了。她的网名叫阿拉登，朋友们都叫她登登，有时她出现的时候，会哼唱着自己的专属BGM:“登登，登登，登登登~登登登”。

朋友们说，翟登蕊像个小太阳，她敢说敢做，不论在亲密关系还是公共场合，她都相当主动。

“登登才5岁时，就能泰然自若地在一大群人面前唱歌跳舞；中学的时候，她是乐团的指挥；大学时她当文艺部长；毕业后，她组织线下活动、参加读书观影会，别人让发言她总是抢在前面。她直率勇敢，敢于表达，也敢于质疑。她充满正义感，哪怕做核酸看到别人插队，都要去管，看到有小孩被欺负她，她才不管对方是谁，上去就要把小孩保护起来。”她的一位亲密朋友说。

2022年11月末，在亮马河边的抗议现场，翟登蕊也想努力地保护朋友。有人拿手机拍女孩们的脸，她去制止，还与不怀好意的拍摄者吵了起来。

助人者

1995年，翟登蕊出生在甘肃省白银市。她出生时就黑，自嘲笑起来像“忍者神龟”，有这样的自嘲精神，她是同学和老师的开心果。翟登蕊父亲经商，，她小时候家里就有钢琴，这在当年在白银市是少见的。她从小学琴，考到了钢琴十级。她母亲在当地医院工作，清零政策结束前得每天坐着三轮车去隔离点工作。她母亲是个热心肠，曾经在泳池边救活了溺水的小孩，上了当地的电视新闻。

翟登蕊是家里的独女。高考那年，她决定离开大西北的父母，尝试独立，最后考取了一所福建的高校。最初她听父母的意见选择医科，但被调剂到社会工作专业。这是个听起来不太好就业的专业，却给了她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视角。

2017年，翟登蕊考取了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这延展了她对文学的爱好。她在北京的出租屋里有几百本书，涵盖女性主义、文化、电影、哲学和政治等领域，还有很多小说。

2020年从北外毕业的时候，当时疫情吃紧，很多同学们都无法来北京办理毕业手续，也没法收拾行李，翟登蕊是整个文学院留守到最后的毕业生，她一个人把几百名同学的行李打包寄走。老师曾经给她的父母打电话，夸她是学校的英雄。

助人对于翟登蕊，确实是“为乐”。大学期间，她还定期去养老院，参加敬老活动，养老院给她发过感谢信。

翟登蕊第一份工作在学而思。她对教育感兴趣，又希望加入互联网行业。然而，她加入的是幼小学科培训部门，“双减”之后这行成了禁区，她只好在集团内部转行当主播卖书。之前做学科培训的时候，翟登蕊收入不高，当了主播之后，因为有提成，她的收入提升，但她对传授知识的工作更有兴趣。辞职之后，她的工作大多与教培有关，决定留学之后，她转为兼职做家教。她申请的项目要在海外生活两年，就像她离开西北，去了南方又漂到北京一样，她一直向往更广阔的世界。

朋友圈

搬到北京后，翟登蕊在北京认识了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有杨柳、秦梓奕、李元婧、李思琪等，这群朋友都在12月相继被拘捕，而李元婧和李思琪最后跟她一起被批捕。

这些女孩有着很多共同之处，热爱文艺，同情弱者。还有——如她的一位朋友所言——“对宏观叙事天生不感冒，但却文学和文艺有天然的热爱”。

她们关心农村妇女和城市女工。朋友说，去年初的丰县铁链女事件让翟登蕊几个晚上睡不好觉。虽然赚得并不多，但翟登蕊经常给女性权益公益组织捐款。 

翟登蕊喜欢戏剧，她参演过朋友执导的短片，也出演过《阴道之道》和女工组织木兰花开的话剧《生育纪事》，她还参加过线上的电影评论学习班。

她喜欢去独立书店参加各种读书会和观影会。疫情这三年，当公共场所的聚会变少，她更努力地维持着与朋友们的见面和线下讨论。

社工专业的训练，让本来就开朗的翟登蕊对召集活动驾轻就熟。她常会组织十来个好友，相聚某位朋友的出租屋或者独立书店，开展一些女性主题的文学戏剧沙龙。电视剧《我的天才女友》火的时候，她就组织过讨论原著《那不勒斯三部曲》的读书会，而伊朗因玛莎·阿米尼之死而发生全国性抗议的那段时间，她组织朋友们观看有关伊朗女性的电影。很松散的朋友聚会，桌子上摆着可乐、雪碧或者辣子鸡，朋友们围坐在一起，先看电影，然后围绕电影内容讨论。

密友们有个微信群，成员只有个位数。她们在群里约饭聊天，在人生大事上互相陪伴。比如翟登蕊考试，就会有人在群里说“保佑我们登子今天顺利通过”;有人失恋了，就在群里约人去鼓楼逛逛散散心；有人过生日，就在群里约个地方搞生日party。

这是私人的聚集，有着紧密的情感联系；这也是公共的，女孩们相互支撑的能量，必然辐射到她们周遭的世界。她们分享美的事物，为受苦的人们忧心忡忡或愤愤不平，也希望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或者，不要继续崩坏下去。

在2022年11月27日那天，她们出现在亮马河的抗议人群中。那些日常生活的细流如百川归海，宿命一般把她们带往那个挺身而出的时刻。

軟肋

撰文 刘多旻

编辑 周醒予

平台编辑 覃山

2022年11月20日晚间6时，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南街道第二居委会内的一段视频，让“软肋”这个词成为家喻户晓的一种管治手段的代称——如何管理那些发出反对声音的人？ “他的软肋其实是他儿子。”但是，对于中国人权捍卫者的孩子们，“软肋”的故事要早得多。

李泽远从15岁开始，三次尝试办理护照，都是以“可能存在危害国家安全”的原因被拒绝。他的妹妹李佳美，从五岁时就被这个原因拒绝办理护照。拿到护照的时候，他说，七年多来头一次在出入境窗口对着警察说的是：谢谢。

2023年，李和平王峭岭和女儿打算去泰国玩，她们准备从成都出境，王峭岭回忆：“当时去的路上，我们抱的希望还是比较大的。”但在机场，她们被拦下来了。

10月份，李泽远想跟朋友一起去泰国旅游，在机场被边防拦下，经过了一系列的打电话请示、等待，他依然被拦阻不允许出境。他给母亲发信息：我被拦下了，原来我还在边控名单上。

广东珠海

王峭岭带着佳美在珠海尝试出境被拦。

九月，佳美和泉泉由别的大人带领单独出境，再次被拦，泉泉被拒绝出境的理由是“危害国家安全”。大人们拿这件事当笑话讲：一个九岁的小孩，居然能威胁到国家安全。

广东

泉泉还在找学校。

从2017年开始找幼儿园，一直到今天。他从来没有上过一整年完整的学。

陈紫娟在推特上感叹：我儿子比泉泉小一岁，但他今年读四年级，泉泉才读二年级。”

李文足和王全璋的一位好友告诉“Women我们”，从被逼离开北京后，李文足一直在全国各地给泉泉找学校，在武汉，她们找到了一个泉泉比较喜欢的学校，但因为那时候泉泉已经失学大半年，插班容易赶不上进度，留级又要继续等，所以最终没有上成学。

最终是在广州，她们找到一所学校，泉泉入了学。但没过两天，警察又上门去给学校施压了。

“文足跟我讲过一个事儿，有一次，泉泉和同学去郊游，所有的孩子都没有带口罩，只有泉泉是带着口罩的，就是为了防止警察看见他。泉泉就觉得自己被特殊对待了嘛，他就好有压力。后来真的有警察来了，不知道是不是冲着他，老师就说泉泉你赶紧上车，泉泉自己就乖乖上了大巴，趴在座位底下，他怕被警察看见，当时还有人说，这孩子为什么这么驯服啊，是什么原因啊？但泉泉就是害怕嘛，因为一路都是这么过来的。文足跟我谈这个事情的时候，都经不住要哭。”李文足的好友说。

尽管一直生活在一种非正常的环境里，李文足和王全璋在泉泉的遭遇上一直没有妥协。疫情期间，当时泉泉在北京的一所私立学校上学，他不喜欢无休止地做核酸，王全璋还去学校交涉过，最终争取到让泉泉把口水吐到棉签上，而不用一遍一遍捅喉咙。

李文足每年都会给泉泉最好的生日party。“每一年，泉泉的生日都是他很期待的日子，家里人一定会把房间装扮得特别隆重，给他很好的礼物，把所有的小朋友都接过来一起玩。生日一年一年过，你会看到他的成长，他的变迁，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更加丰富，也会有更多的痛苦进入到他的脑袋中，更复杂的、没有办法处理的事件出现在他的生命里。他开始知道自己上学、移动都会受影响”，小土说，“泉泉的困境不是没有朋友，而是太容易失去朋友，因为总要被迫搬家，被迫失学，换城市。”

2024年

美国

刚到美国的时候，兔兔非常想念他的玩伴。陈紫娟说，美国的家庭一般都有好几个小孩，不会像在中国的时候那样，小孩们一放学就去小区里找其他小孩玩。“没有人跟他玩，他每天只能对着我，有一天晚上他就爆发了，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把我骂哭了，骂我让他离开外婆和同学。”

他后来逐渐认识了一些新的同学，只是节假日的时候仍然想念外婆和旧同学，“特别是过节的时候，我们家就比较冷清，他特别想要一个大party”。

他逐渐还是适应了美国的学校，他最喜欢的是体育课，“现在他又很喜欢美国了，坚决不回中国”。

陈紫娟最担心的一点是，兔兔过于早熟。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兔兔就在旁边听着。他喜欢看历史书，《明朝那些事》已经看过好几遍，还尤其喜欢在YouTube上找讽刺习近平的视频看，“在他身上，你几乎看不到小孩的那部分。”

中国南部

王峭岭起初拒绝了采访。“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家的心理状态发生了一些变化，不想再谈，等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聊个痛快。”后来，在朋友“还是要接受采访，把事情讲出来”的劝说下，她答应再“聊一聊”。

关于佳美上学的问题，有朋友来家里，她会提前跟朋友们“商量”好，当着孩子的面，“我们一律不要谈这个话题了，对我们来讲压力太大了，我们现在先把孩子的健康放在第一位，等哪一天孩子说我想去上学了，我们再来解决找学校的问题。”

休学的这一年，王峭岭带着佳美去全国各地玩，先是成都，后来是老家开封和信阳，还去了呼和浩特和包头。9月，她们去了珠海，后来又去了南方一些城市旅居。离开北京，峭岭一下子觉得，警察变少了。南方的太阳也让母女俩感到舒心。

王峭岭打算带着女儿继续游山玩水，遇到喜欢的地方就小住一阵子。这一年，女儿脸上的笑容，肉眼可见多了起来。至于未来的打算，王峭岭说，“走一步看一步，想不了那么远，只能努力先把当下过好。”

(应采访对象要求，小土为化名）

吴仁华：广场史学家的寻岸之旅

为了解救身陷囹圄的广场友人，文献学者吴仁华走上泅渡流亡之路。他离开了平静的象牙塔生涯，也远离了家园与故国。广场却从未离开，记忆的伤痛和对事实的执着，让他仍然成为一位史学家，以三十五年前的自己意料之外的方式。

WOMEN我们

JUN 07, 2024

作者  丢替

编辑  于长夜

平台编辑 覃山

我们约在台北边缘的一家连锁咖啡馆。这是卫星城，“北漂”聚集地，挨着市场。我也是个异乡人，从地图上随意挑了这家咖啡馆，到了后才发现，小桌和两侧挨得很近，谈话很容易被其他人声干扰。68岁的吴仁华走进来，吧台年轻人问他喝什么咖啡，他问是否有红茶。小桌上只够放下手提电脑和那杯热红茶，我把我的冰咖驱逐到了隔壁桌。

吴仁华坐在我对面，花白的头发整齐地梳成三七分，方框眼镜后目光炯炯。他说的第一句话与他的母亲有关。“我遗传我的母亲。”嘈杂的咖啡馆里，他指着自己的耳朵，“这些年听力不好，请你说话大声些。”

母亲

母亲不可避免地变成了软肋。他接受了监控和渗透的事实，也知道当权者会利用他对母亲的思念折磨他。“当局就用这种恐惧、渗透、压迫来逼迫在海外的中国人不要参与中国的人权民主的活动。”

整个下午的讲述中，母亲是吴仁华生命故事的锚点。

1956年9月12日，吴仁华出生在浙江温州市平阳县，他是家中第二个孩子，上有一个哥哥，下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这位专精于文献考据学的学者说，平阳县民风强悍，自南宋以来出了十多个武状元，百多名武举进士，民众有不计后果反抗暴政的传统，这都形成了他的性格底色。“我高中时就拜师习武，一生崇尚侠义，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1989年我会站出来。”

1990年2月，33岁的吴仁华从北京回到平阳县。作为中国政法大学的骨干教师，那时他在校长江平的保护下，已经从天安门学生运动后的“大追捕”和“大清洗”中过了关。但他仍下定决心偷渡出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把被公安部内部下令，秘密通缉的同道朋友的消息带出去，呼唤国际社会关注。出发前，他回平阳县陪母亲过最后一个春节，他知道前路生死未卜。

二十二年后，2012年11月28日，56岁的吴仁华从洛杉矶飞抵上海，在入境处使用美国护照的英文名，并登记了同音不同字的中文名，最终躲避边控入境中国。他切断与外界所有联系，在平阳县陪伴了86岁的母亲四十五天。在家乡居住的日子里，有秘密警察上门警告，“这是最后一次”。

彼时，他已经于2007年5月和2009年5月在香港出版了《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和《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是研究六四屠杀过程和参加六四屠杀的解放军戒严部队的相当权威的专著。

第三本专著《六四事件全程实录》在2014年6月出版，那时吴仁华已经58岁，他认为自己已经受够了记录过去的痛苦。他因六四屠杀开始流亡，在流亡的三十多年中，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搜寻和整理六四资料，进行研究和追查凶手上面。“（写书）绝对谈不上是流亡生活的一种调适，实际上这是我流亡生活中最痛苦的部分，是对我个人生活的严重的伤害。”他又紧接着说，“也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事情。”

1989月6月4日，吴仁华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解放碑下坚守到最后，后来在组织学生撤离的路上，在西长安街的六部口目睹了坦克冲出人群，碾死了百米处11名学生。曾经对着被坦克压碎的学生哭了一场后，“永不遗忘”就是吴仁华心中的誓言。

作为亲历者和幸存者，他这三十年间所做的一切研究，都随时随刻唤起亲历屠杀时的悲伤、痛苦和愤怒。他说，早在2011年时，那种因为一直接触六四资料的心理和精神的伤害就显露了出来，他很长时间没法再进行有关六四的写作。

2018年4月，62岁的吴仁华迁至台湾，成为东吴大学的访问学者。选择移居台湾，是为了心灵的疗养。他又回到了华人社会，浸入到熟悉的语言、食物和气候里，回到了暌违28年的大学讲堂。刚到台湾时，他被学校要求开设六四相关的讲座，“写作失语症”又出现了，他无法提交课程大纲，没有任何准备就走上讲堂。但一旦开始说，那些细节又自动出现在脑海中，事无巨细。

如今六四已过35年，当年与政权抗争的年轻人就这样走入暮年。6月4日凌晨的血腥屠杀后，幸存者流亡海外，不被允许回国。2008年，多名前六四民运学生领袖联名向中国外交部所属领馆发出公开信，要求保障“回国权”。多人自首闯关，均告失败。香港回归后日益沦落，近年来已无法为民运人士提供庇护。民进党执政的台湾是流亡者靠近祖国的最近选择，近年来，已有王丹和吾尔开希曾经或者正在定居于此。

2018年抵达台湾后，东吴大学张佛泉人权研究中心每年都会给吴仁华发新的邀请函，协助他办理签证。

与吴仁华的命运似有对照。东吴大学也是一所被中共政权驱离大陆的学校。这所学堂原本在1900年建于江苏苏州，是美国监理会在中国建立的13所教会学校之一，建国前以法学闻名全国。1952年，执政的共产党实施“院系改革”，分拆了所有教会学校，驱离了外籍教授，将法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大幅削弱或取消。1954年，先行恢复“东吴大学法学院”后，东吴大学在台湾复校。如今在大陆东吴大学原址上，是苏州大学。校园内仍保留东吴大学时期的建筑，苏州大学的毕业生也偶会提起母校晦暗不明的教会历史。

他的母亲在两百海里之外的对岸。飘零在外的吴仁华，也与几乎所有亲人都断了联系。“你不主动切断的话，可能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政治麻烦。”作为流亡海外的敏感人士，他留在家乡的亲属也陷入中共当局的骚扰中。他发现，亲属如果不接受当局的威逼利诱，就会遭受政治迫害，如果接受和当局合作，成为线人去接近他，良心上也会不安。所以他主动断亲，“也是为了保护这些我所牵挂的亲友”，但和年迈的母亲是断不了的，他还小心翼翼地与母亲保持联系。

母亲不可避免地变成了软肋。漫长的流亡岁月中，吴仁华对自己的处境已经想得透彻。他接受了监控和渗透的事实，也知道当权者会利用他对母亲的思念折磨他，但这些都不会阻止他参与政治性活动。“我们不能因为说有渗透、有线人，我们就不参加这些活动。如果这样的话，我想中国的民主跟人权就更没希望了。而且这就是中共当局所要达成的一个目标，他们就是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远离政治性的活动和团体。当局就用这种恐惧、渗透、压迫来逼迫在海外的中国人不要参与中国的人权民主的活动。”

吴仁华的母亲今年98岁了。老人过寿时，吴仁华把亲人传来的四世同堂的照片发在Twitter上。他提起，自己的两个伯父都活过了百岁，这预示着他们家有长寿基因。如今他的母亲平时读书看报不需戴老花眼镜，走路也不需要拄拐杖，还能自己每天用电脑打麻将，除了家族遗传的听力问题，一切都很好。母亲的健康也让吴仁华对自己有了信心，在美国居住几十年，他从没买过医疗保险，也没做过身体检查。

这也和拮据的生活有关。但吴仁华将这种状态形容为脱离世俗，“这是我的基本观念，但不一定正确，别人千万不要有样学样。”他回归到教书先生的本色，先做了免责声明，然后下结论：“我觉得我是个随遇而安的人，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能省的就省。”

讲台

那时大学里老师和学生的交流比较自由自在，师生情感也很真挚。没有像现在学生审查和举报老师的情况，也不存在如今高校学者为了私人利益在招生和学术上的腐败。“我们是很单纯，很纯洁的，就是传统的教书育人。”

在1989年春天之前，吴仁华一直与政治活动划清界限，并相信这样才能确保自己的人生按部就班。

吴仁华的父母参加过解放战争，算是革命干部。文革期间，吴仁华读完了高中后下乡插队，在乡村小学和初中教书。1976年参军入伍，任职于在公安边防部队。1977年底，文革后恢复高考第一年，吴仁华就报了名，他在三个志愿上都填写了北京大学，梦想将来成为作家或是大学老师。他一举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并在1978年退伍入学，后来在同一专业取得研究生学历后，1987年进入中国政法大学教书。

踏上流亡路前，吴仁华的人生目标本已即将达成。“有一个安安静静的书桌，做自己喜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吴仁华说，早在下乡插队时，他就喜欢教书，1987年刚到法大，他就给三个专业的硕士生讲授专业课，很快成了学校重点培养的教学和研究骨干。到1989年时他已被破格提拔为讲师。在那个高学历人才缺乏的时代，三年后他就有资格参评有高级职称的副教授，然后按部就班成为教授、博士生导师……

吴仁华一直小心翼翼地维护着教职生涯。出身干部家庭，又是退伍边防军官，多年的规训塑造了他的“政治素养”。文革尚未走远，他清楚地明白，参与政治活动，尤其是公开站出来反对政权，将会承受“断送一切”的惨痛代价，十年寒窗就可能付诸东流。

就算在学生年代，退伍军人吴仁华都是大学同学中保守的那个。在他考入北大的1978年，大学校园内言论空间已经颇为自由。这令还未从文革和体制工作的紧绷中脱离出来的吴仁华颇为吃惊。“老师跟同学之间交流没有任何的禁忌。”对比如今中国高校课堂里和海外留学生内遍布的“信息员”和监控力量，他感怀自己学生时代的宽容气氛。

吴仁华记得，在北大读书时，每天晚上宿舍熄灯后，学生们的交流更加开放，有一位舍友来自福建农村，比他年长九岁，“他属于文化大革命之前的高中毕业生，又是农村的，所以见识过真实的中国。”从这位同学口中，吴仁华知道了许多很多农村的真实状况和农民的真实生活。“我当时感到非常震惊。”他坦诚地回忆说，自己当时还和这位同学开玩笑，说他“发表了反革命言论，太反动了。”

在当时的大学校园里，这类“反革命”和“反动”都是能被容忍的。吴仁华认为，在北大七年，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时常与当时在北大十分活跃，甚至在当局眼中算是“比较敏感”的学生们混迹在一起，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北大技术物理系的王军涛。

在1988年的时候，王军涛常会到吴仁华在法大的小平房里度周末，那时王军涛已经办起了“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从事社会调查研究，聚拢了许多专家资源。王军涛提出了“以商养运”的理念，实践以商业支持民主运动和政治活动。研究所旗下包括两所函授大学，还有聘请学者参与的智库组织“城市菁英社”和出版机构，后来又出资五十万人民币收购了《经济学周报》。王军涛的研究所拥有充沛的资金和社会影响力，是政治警察眼里的头号敏感目标。1989年天安门运动后，王军涛和研究所所长陈子明被捕，两人被定性为“煽动、组织、指挥反革命暴乱的重要案犯”，均被判刑13年。当研究所被查封时，账户内还余三千多万人民币。

吴仁华说，当时他与王军涛的交往仅限于私人，未曾有业务上的往来。他回忆，当时的中国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会聘请体制内学者担任特邀研究员，每月提供五十元的津贴。当时作为大学讲师的吴仁华每月工资只有97元人民币，这津贴数额相当于他半个月的工资。但吴仁华拒绝了，作为退伍军人，不和敏感人士有合作，这是他那时候“非常明确的底线”。

与许多甘坐冷板凳的老派文人一样，吴仁华享受讲台和书桌的生活。他回忆，那时大学里老师和学生的交流比较自由自在，师生情感也很真挚。没有像现在学生审查和举报老师的情况，也不存在如今高校学者为了私人利益在招生和学术上的腐败。“我们是很单纯，很纯洁的，就是传统的教书育人。”

尽管教的是古典文献学，吴仁华在课堂上也会穿插一些他对当下社会及制度的看法，比如讲到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和百家争鸣时，他会提起先秦时期比当下的言论空间更自由。作为年轻讲师，吴仁华和学生间平等交往，他的学生不需事先约定就可直接到研究中心找他讨教问题。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个子很高的同学，来自河北唐山的浦志强。浦志强会直接到他宿舍串门，与他交谈和提问。浦志强在天安门广场参与了绝食，后来成为了知名人权律师。

记忆

这种巨大的震撼，伴随着之后的恐惧，或许来源自坦克随机追压杀人。“这种无差别的杀戮并不是普通的暴力行为，可以被定义成恐怖主义行为。已经核实的死者中，就有普通的妇女、老人和儿童。他还留意到，许多人在枪口下失去生命，是因为带了相机。

1989年6月3日晚上开始，解放军戒严部队从北京郊区向中心进发。吴仁华后来到考据到，包围北京的军人数量超过20万。军队进城的过程中，遭到百万名北京市民阻拦，工人兄弟也站出来保卫广场上的学生，在抵达广场之前，人民解放军就举起枪屠杀人民。屠杀持续到6月4日破晓时分，同时天安门被彻底清理。没人知道在广场帐篷里熟睡的学生有多少人未及时撤退，也没人知道天亮之前，有多少人的尸体被埋在花坛里，在燃烧垃圾的火堆中消失，或是被碾碎得无法辨认，永远消失。

那晚的镇压过后，中国政府对外宣布，“在天安门广场范围内没有打死一个人。”官方公布了241人的死亡人数，这些人都死在广场之外，其中包括：“戒严部队指战员23人，地方218人。地方（含市民、学生、外地人员和暴徒）218人中，北京高校学生36人，外地人员15人。” 然而维权组织“天安门母亲”在2013年核实公布到的死亡名单就超过200人，这个组织宣称，真实死亡人数应当远远大于公布的数字，因为许多家属迫于压力或不愿再面对痛苦，选择拒绝公布死者信息。而一些解密的外交文件显示1，镇压那晚北京城死亡人数上万。

在子弹和坦克的镇压下，这个起因于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学生持续占领天安门广场的爱国民主运动，被以无比血腥的方式结束了。

那一个多月里，吴仁华打破了多年来不沾政治运动的习惯，决定站出来，首要原因是胡耀邦的去世。“当时的青年大学生，可能和我们青年教师一样，内心对胡耀邦的去世感到伤痛，都觉得欠胡耀邦一份人情，必须要站出来表达沉痛哀悼。”1989年是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五四运动70周年，也是中共建政40周年。在言论宽松的80年代，知识界都在考虑如何去纪念这个有意义的年份。作为开明的中共领导人，胡耀邦爱惜知识分子，在文革结束之后主持了反右运动中右派的平反，而1987年，胡耀邦因为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理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运动中失势，被迫辞职，两年后黯然离世，给文革后已经内化了压抑的知识分子的心中，平添了一份伤痛。

“我当时非常清楚，在中国的这种专制体制之下，你要站出来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要表达抗议的话，就会有不能承受的巨大政治后果。”吴仁华说，即使言论空间已经相对自由，但80年代的知识分子普遍还是回避政治问题，尽量压抑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胡耀邦的猝然离世，让知识分子们开始反思自身的“平庸之恶”。“良心上非常过不去。”抱着“要为胡耀邦说一句公道话”的想法，吴仁华走上了广场。

知识分子们并不认可当时中共内部保守派提出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理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口号。吴仁华用“挂羊头卖狗肉”来形容政权的真实意图，他指出，所谓的“自由化”和“精神污染”，即是西方倡导的普世价值和人道精神。而中共提出这个口号来攻击胡耀邦，并抓一些负面典型，主要是既得利益团体为了阻止知识界对文化大革命和中共暴政的反思风潮。

在80年代，已经有一些新潮的作家开始书写自己在文革和反右期间的悲惨遭遇，形成一股“伤痕文学”风潮，其中包括对1949年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反思。吴仁华说，这些也都被归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和行动，而予以批斗。这令更多知识分子觉察到，中共早已远离了对人民的承诺，即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和平等的社会，而是成了新的压迫者。

1989年6月4日凌晨，解放军用机枪扫射毁掉了广场中心的广播站，推倒了中央美院学生制作的自由女神像。学生要求民主选举、新闻自由、反腐败和反“官倒”的梦被碾碎了。坦克开上了广场，军人把枪口对准学生，恐吓他们撤离。破晓时分又开来直升机。

吴仁华随着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的最后两千多学生被迫撤离。他带着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队伍走到西长安街六部口时，身后戒严部队的一辆坦克突然掉头，冲向学生队伍，把一队学生压在了履带之下。那队学生来自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距离吴仁华带领的法大队伍不到一百米。据他回忆，这辆编号106的坦克一边追压学生，一边投掷毒气弹。学生们四处逃窜，如他这般个子高的男性能够快速翻越路中间一米高的尖头栏杆，但这对女性就有些难。他的同事，法大的青年女教师张丽英吸入了毒气弹，当场晕倒，幸亏有学生将她拖到路边，送去急救。但北京商学院19岁的女生龚纪芳却因毒气弹送了命，“天安门母亲”从她家属处获得的死亡鉴定书显示，她的死因是肺部糜烂。

不同于警察使用的橡皮子弹、辣椒水或是催泪弹，天安门戒严部队使用的是军用毒气弹。目击者还从中弹死亡的遗体上看到了“开花弹”的痕迹，这是一种扩张性子弹，进入人体后，子弹里的铅质核心会受压扩散，在体内造成更大面积损伤，早在1899年就被《海牙公约》禁止使用。六部口的坦克追压当场造成11人死亡，鲜血淋漓的场面给了目击者深远的震撼。作为文献学者，吴仁华对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社会中的国家暴力有所了解，而在公安边防部队的时候，他也见证过镇压甚至杀人的场面，但他仍然认为，这些都没有六部口惨案给他带来的冲击大。

这种巨大的震撼，伴随着之后的恐惧，或许来源自坦克随机追压杀人。“这种无差别的杀戮并不是普通的暴力行为，可以被定义成恐怖主义行为。”吴仁华认为，戒严部队执行六四屠杀时，目标是不特定的，并不是针对有暴力行为的人，也不是学生领袖，已经核实的死者中，就有普通的妇女、老人和儿童。他还留意到，许多人在枪口下失去生命，是因为带了相机。

军队当街杀人的恐惧成了学生心灵的烙印。吴仁华说，专制政权往往利用制造恐惧，让民众不敢抗议和发声，来维护统治。如今他再想来，六部口坦克追压惨案的目的，或许就在制造深远的恐惧。但在当时，学生们的愤怒压过了恐惧。吴仁华回忆，在走回学校的几个小时的路程中，学生对路过的民众大喊“要记住106号坦克”。刚走进学校校门，吴仁华就看到教学楼前面的一排课桌上，摆着五具被坦克碾压过的学生遗体。他不顾一汪汪的鲜血，跪在地上放声痛哭，内心想的是“永不遗忘”。

围绕记忆与遗忘，真相与谎言的斗争随时可能发生。2024年5月28日，距离“六四”35周年还有一周，吴仁华在X（前twitter）上发表了一张1989年6月4日中午，摆放在中国政法大学教学大楼内的三具学生遗体照片。他称这些是学生本已从从天安门广场撤出，但是行至西长安街六部口时，被天津警备区坦克第一师的三辆坦克从背后追逐碾压。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最近这张照片却引来了大量水军攻击。照片刚发没多久，有人就贴出一张ChatGPT问答截图，自动生成的问答指这是一张越战时期照片。但很快就有互联网专业人士发文，表示将照片放在搜索引擎上，确认吴仁华是首发，即这是一张从未发表过的照片。后来又有人在1995年的纪录片《天安门》中，找到了场景上几乎一致的尸体镜头。在中共水军攻击抹黑和网友自发支持和澄清的交战之下，这条图文的阅读量达到了270万，打破了他2010年开通账号以来的阅读量记录。

信使

跳下海之前，吴仁华想，如果因为害怕死亡而打道回府的话，他在良心上对不起被关在秦城监狱的同道和朋友，甚至觉得没脸活在世上。

天安门清场之后，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大搜捕和大清查。海内外亲民主人士也展开了大营救。报纸上公布了21名学生领袖的通缉令，国际社会对这些年轻的政治犯抱有同情，并对政权施压。但“幕后黑手”是被秘密审判的，公安部印发了内部通缉令，要求抓捕“煽动、组织、指挥反革命暴乱的重要案犯”，与吴仁华私交甚笃的王军涛列在第一位。

从天安门撤离后，吴仁华曾回到温州平阳县躲避了三个多月，后来在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的担保之下，他“过关”了，没有被逮捕，获准回到校园继续教课。

但在1989年年底，吴仁华听到消息，政府将要对关押在秦城监狱里的重要参与者进行“大审判”，一些幸存的知识分子秘密聚集起来，讨论被抓捕同道的命运。根据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了解，既然运动已被定义为“反革命暴乱”，那么被认定为首犯的王军涛可能面临死刑。但由于是秘密抓捕和审判，国际社会对这些官方认定的“幕后黑手”并不了解，也就难以进行营救。因此需要有人充当信使，向国际社会介绍这些被秘密审判的人。

吴仁华说，担心好友王军涛会被判死刑，他自告奋勇要当信使，决心偷渡到海外，去介绍这些尚不为人知的重要参与者。

1990年初，学校放寒假时，吴仁华揣着公安部发布的那份秘密通缉令回到了平阳县老家，陪母亲过完最后一个春节后，就南下到了广东佛山市，寻找偷渡渠道。由于当时抓捕风气甚严，偷渡蛇头担心运送在逃政治犯会受到惩罚，不接受广东本地以外的偷渡客。虽不会讲广东话，但吴仁华和友人用温州话聊天，假称自己是温州商人，要去欧洲和家人团聚。加价到三倍之后，终于有蛇头愿意接受他。于是1990年2月底，在珠海通往澳门的海上，按照蛇头的指导，吴仁华将一大瓶人参蜂王浆喝得一滴不剩，跳进了冰冷的海湾。他回忆，九死一生的偷渡路上，最后的滩涂对他来说是最难的，“那不是沙滩，是泥浆和滩涂，我必须要四肢快速地滑动才不会陷下去。”他在最后10米力竭，是年轻的蛇头把他拖到了岸边。上岸之后，他的下半身被烂泥中锋利的贝壳割得鲜血淋漓。

从珠海出发之前，吴仁华把自己在中国政法大学工作证撕碎，冲进了马桶，哭了一场。跳下海之前，吴仁华想，如果因为害怕死亡而打道回府的话，他在良心上对不起被关在秦城监狱的同道和朋友，甚至觉得没脸活在世上。

到了澳门，通过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史天建博士的帮助，吴仁华联系上了香港支联会，得到了“黄雀行动”的帮助，经过香港抵达美国。在抵达香港的一个寒夜，营救六四幸存者黄雀行动总指挥“六哥”陈达钲请他签字留言，他推脱不过，就在笔记本上写下六个字：“活的干，死了算”。

吴仁华戴着瓶底厚的眼镜，满脸书卷气，却留下了这样六个直白的字。这引起了陈达钲的好奇，吴仁华向“六哥”讲了自己从小拜师习武，喜欢武侠小说，进了北大古典文学专业后通读二十四史，最喜欢的就是司马迁史记中的刺客列传。讲完这些后，陈达钲请他喝了红酒，与他成了结拜兄弟。

1990年7月5日，吴仁华以政治难民身份进入美国。这年9月22至24日，他与同道前往美国旧金山的一家希尔顿饭店，参加了民主中国阵线在那里举办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邀请了世界各地约200名代表，还包括众多和吴仁华一样的自行列席者。作为刚从国内跑出来的人，吴仁华获得了五分钟的发言时间，他呼吁人们关注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中，面临重刑判决，尚不为人所知的同道，以及他们和死难者的家人。

吴仁华还提到中国公安部公开通缉的21名学生领袖中名列第三的刘刚，他的母亲在东北罹患重病，是北京的朋友捐款3000元人民币予以救助。“不关注和营救他们，不给他们的家人提供人道资助，我们还算是同道吗？！我们还有道义可言吗？！民主中国阵线可谓是八九民运的产物，应该立即拨款用于资助。”

尋找加害者

2014年，吴仁华有了新的突破。通过没日没夜地蹲守在老兵聊天室里，他终于“抓住”了六部口追轧学生的“106号坦克”里面的人——天津警备区坦克第1师第1团第1连第1排106坦克二炮手吴彦辉。

吴仁华从没想过要去美国发展。学生时代，他唯一想去的国家是日本，因为在日本保存了许多完整的敦煌研究资料。为此他课程里指定学习的外语是日语，“我根本就没学习过英文。”

在美国，语言成了吴仁华生存下去的首要障碍。在香港时，有学者为他的未来筹划，建议他去哥伦比亚东亚研究所的黎安友教授那里工作，加入黎教授的中国档案研究项目。进入大学回炉（主要进修英语），再回归学术界，这是许多六四流亡者在异国安定下来的方法。但吴仁华后来放弃了这条路径，在洛杉矶停留时，他出任了《新闻自由导报》的总编辑。这份报纸创立于六四屠杀事件后的第五天，即1989年6月9日，创立者是一群旅美新闻从业者。这份报纸被认为是报道中国民主运动的唯一一份报纸。但在当时，在不到两年时间内报社已经有四位总编辑先后离任。

当时吴仁华留意到，美国当地报纸对被捕的六四参与者的报道已经降温，当他披露不为人知的秘密关押者后，在媒体中所获得的报道篇幅比较小。考虑到如果自己担任总编辑，负责一家报纸，就对报道有了决定权，能用更多篇幅营救受难者。几经考虑后，他决定留在洛杉矶。

“这个选择对我人生来讲虽然是不利的，但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不后悔。”报社的工作辛苦，收入也不高，吴仁华回忆，《新闻自由导报》是一份主要靠捐助运作的报纸，团队不大，起初除了总编辑，只有三名专职人员，等他接任时专职人员只剩两名。报社经济拮据，他给自己定的工资是每月800美金，接近中餐馆打杂工的水平。吴仁华在这份报纸工作了15年，这些年间，他们深入详细地报道中国民主运动，包括为1990年代末中国各地的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留下了见证。“各地被判刑的中国民主党人的刑期加起来超过一千年。”

2001年1月，根据政府内部档案编辑而成的书籍 《天安门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出版。但吴仁华阅读之后，发现内容有一些事实上的错误，另外，全书缺少对六四戒严部队屠杀部分的记录。出于对六四研究状况的不满意，吴仁华决心自己从亲历者的视角，补充书写这段血腥的历史。他坦言，早在1990年流落香港时，他就有意识地在收集资料，而古典文献学的专业训练，以及身为退伍军人对体系的了解，令他能够更好地甄别资料来源，以及核实信息。

当时吴仁华的生活并不容易。在洛杉矶当了主编之后，他每月拿出800美金工资中的200美金，在一间四室一厅的公寓中租了最小的房间，大概只有8平米。2005年5月到2007年5月，他的第一本书《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就是在这个小房间内写作完成的。这本书在香港寻求出版时，吴仁华还向朋友借了钱，支付了印刷费。

《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有五百多页，使用中国传统的编年体史书体制，记录了1989年6月3日中午到6月4日中午24个小时之内，在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区域发生的血腥镇压情况。“这应该是第一本关于六四镇压最专业、最完整的记录。”吴仁华说。

第一本书出版后，也获得了各界的肯定，但这并不是结束。介绍了天安门屠杀细节后，吴仁华决定要让面目模糊的暴行清晰起来，他要追查戒严部队，找到每一张加害者的面孔。

“对灾难性的历史事件，如果只有受害者的记录，没有加害者的记录，那么这个记录是不完整的。”吴仁华说，六四屠杀造成数千人死亡，虽然始作俑者是邓小平、杨尚昆和李鹏等高层，但真正开枪杀戮的是戒严部队的官兵。他指出，这参与镇压的二十多万六四戒严部队官兵中，绝大多数都没有开枪，或者选择对空开枪。但第38集团军将西长安街杀成血路，空降兵第15军在天安门广场南端开枪，这些实施杀戮的人需要被记录在案。“用一些通俗的话来说，我就要将那些刽子手有名有姓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之上。”

吴仁华曾得到一份包含四十多万个名字的官兵名单，为了确认他们是否可能参与六四镇压，他对这些人名逐一进行核查。90年代初，中国大陆接通了国际互联网，BBS方兴未艾，许多退伍老兵聚集在论坛里讨论自己参与的作战行动。吴仁华潜入老兵聊天室。他发现，老兵们乐于谈论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却很少会热聊“北京平暴”、“六四戒严”，“一旦有人刚好聊到相关经历，我就必须追踪到底，不睡觉也不吃饭。”通过这种海撒网、挨个比对的笨办法，吴仁华核实到了3000多个参与天安门镇压的官兵姓名。

2009年5月出版的《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披露了大量有关部队的独家细节，被许多学者认为是研究六四屠杀的解放军戒严部队情况的重要专著。吴仁华回忆，写作这本书时，他搬到了一个朋友办公室的里屋，大概也只有6平方米。小屋子没有窗户，全天开着日光灯，他就在里面不分昼夜的工作了三个月，最终梳理记录了所有戒严部队的信息。

2014年，吴仁华有了新的突破。通过没日没夜地蹲守在老兵聊天室里，他终于“抓住”了六部口追轧学生的“106号坦克”里面的人——天津警备区坦克第1师第1团第1连第1排106坦克二炮手吴彦辉。他由此确认，“追轧撤退学生的坦克来自天津警备区坦克第1师，该坦克师当时奉命组成一支坦克车队（共有八辆坦克），由团长罗刚上校（北京人）担任指挥官，从天安门广场出发，紧急赶往新华门一带驱赶集聚在那里企图进入天安门广场声援的学生和市民，然后又一路向前行驶，追逐碾压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队伍。”

那一年，第三部专著《六四事件全程实录》发表。

今年是吴仁华在台湾的第七个年头。平时除了教书，他还喜欢在街巷中散步。偶尔他会猜测，如果自己当初没选择离开，命运会怎样，但当和我认真地讨论起这些，他承认遗憾，却明确表示不会后悔。“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结束采访后，我们告别。后来按照惯例，我请吴仁华先生发来几张近照，以备刊登。他发来一张他与母亲的合影，照片中他的头发更黑一些，他的母亲的腰板挺直，精神很好。

“广场之外”主题征文：我们都是广场上的遗孤

在广场之外，在首都之外，在核心亲历者之外，“八九六四”是什么样子？

长期以来，关于六四的故事，主要聚焦于北京和广场的激动人心或惊心动魄，屠杀、流亡与改革梦想的失败。但六四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是中国人共同经历的一段路程。我们相信，在很多不为人知的地方，它启迪、指引和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

我们想在核心抗争者之外，发掘更多的六四故事。譬如不为人知的受难者，在六四之后持续投入新的社会运动的人。或者是在这场运动中，相较于首都和大城市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更为边缘的人群，如外地、中老年，少年、女性、农村、少数民族、性少数、教徒、残障……所有人、所有地方的共同记忆。我们希望借此让六四的历史叙事有着更加多样的社会肌理。可以是您的亲历，也可以基于身边的亲人朋友的口述或档案整理，如果您写作经验不够，也可以联系“WOMEN我们”，简单介绍您想写的主题，或者告诉我们谁愿意接受采访，我们会协助您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