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入一种道德困境

我有时庆幸我不是记者。我听过一期《报导者》的前记者们的播客，聊到在台湾，每个记者都羡慕前辈所处的时代，因为更有大事可写。我会假想一个记者在某个时间点，事件变成素材，变成战利品，而你沉浸于事件带给你的意义，甚至不去想事件中的人的感受。我记得前段时间看到了一个在泰缅边境做田野调查的人的微博，她写了一种政治抑郁的感受，看着网络上远方的屠杀，为自己的快乐感到愧疚，而在湄索她找到了喘息的机会。这条微博让我心里非常不舒服，正是因为我能和她的文字感同身受，而它触动了我内心的愧疚。我们因为感受到了自己有用或被接纳而找到心灵港湾，也许是在一个本身很糟糕的地方。但我无法想象如何向一个无法逃离那里的当地人讲述自己的热爱的样子，我想那会很残忍。

我第一次看到塞尔维亚抗议的信息是在instagram上刷到了人群聚集的航拍视频，告诉我那里正在经历1968年以来最大的学生抗议。我隐约有了印象，但没有感兴趣到第一时间去搜索发生了什么，因为离我很远。而我正好计划在巴尔干地区旅居两个月，那阿尔巴尼亚之后，就去看看吧。

临到出发之前几天，我开始搜索事情的起因和发展进程。我心里感到遥远的振奋，即使我和那里的人几乎没有关联。巴尔干、南斯拉夫、斯拉夫、东欧，这些地理概念我都数不齐谁是谁。但动荡意味着可能性，正是我和它即将产生的关联让我起了对那里的兴趣。正好接下来一个月我都会住在贝尔格莱德，我总会凑到热闹的。去看别的公民如何生活，对我来说是很新鲜和让我羡慕的事，即使说羡慕会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反抗是因为现状出了问题，而此刻的我深知自己并不能体会她们经历过什么。但是，还是羡慕。

到住处快一周后，我从Instagram阅读了一则公告，是贝尔格莱德老城区第一高中的学生发布的，在第二天的下午三点，学校门口集合，到教育部门口默哀和抗议。抗议的导火索是2024年11月1日塞尔维亚第二大城市Novi Sad的火车站屋顶坍塌，造成15人死亡。民众质疑施工标准是否合规，质疑政府腐败，要求政府公开自重建以来所有的相关资金文件。（详细可阅读上一篇《塞尔维亚街头的高中生》）

我对于走在街头很忐忑。我想支持她们，但不知道别人会怎么看待我。我担心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我，觉得我多管闲事。我的面孔如此不一样，如果有人要问我为什么来，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我怕我说出漂亮话来——我也不能说我关心全人类的命运，因为这世界上有的国家我都不知道在哪儿，而那里的人可能正在经历很难的大事。这两年旅居的生活让我在人际关系上更孤立了，因为频繁更换的环境让建立深度的关系有困难。但是可以确定我感激旅居的一点是，我去到一个地方，认识那里的人，那个地方对我来说便不再是一个空白，我会开始关注它，甚至关心它，在意它。我也会关心我没去过的地方，但毕竟生活在事件中的是人，如果从没去过也不认识什么人，“某某地方的人”的概念就是抽象的。

回到家，我强烈地想在社交网络上分享我看见了什么。一是看到这些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我想分享我的感受；二是我觉得好多人不知道在发生什么，而知情就是一种力量和支持，甚至我想说是一种义务，一种我自己也没有百分百践行的义务。第二天，我想我可以把信息和照片整合一下，以更完整有结构的方式写一篇文章发出来。这样更易读，也利于传播。我不觉得自己能胜任一个记者的工作，事实详尽且态度客观，我选择写我观察到的一切。抗议发生在全塞尔维亚的各个角落，我只写我参与的这一场，只写我听到的和看到的。

这篇文章在豆瓣被转发了一百多次，相比较我平时的被阅读量来说是一个大数字。看到陌生人的转发语里有对学生们的赞叹、对自己身处的环境的思考，我觉得很开心自己让她们的努力被更多人看见了，甚至在另一种语言里——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里，本不该活成一座座孤岛。但是与此同时，我觉察到自己也为文章的受曝光程度感到开心，为收获了新的读者而开心。我开始感到惶恐，理不清我做这件事多少是为了她们，多少是为了让自己自我感觉良好。也许两者不冲突，但是后者的存在让我觉得自己在利用着这里在发生的一切。

我每天浏览社交媒体上的相关账号，有时去现场。有一次去的时候因为问路认识了几个大学生，我们一起走一起聊天，到最后人群拥挤没有来得及打招呼就散了。下一次我在人群中又看到了她们的牌子，冲过去拥抱。从第一次的生分，到第二次的无比亲切。我们交换了联系方式，这次不会再走丢了。我逐渐意识到走上街去见证这一切不仅是出于正义感想去支持她们，也因为对我是一种创伤疗愈，一种我的需求。我想要靠近这些人群，她们做我无法做的事，她们也给我力量。

我开始写作并没有很久，我写很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这就比较容易。我感到孤独，想被读，想我的痛苦被看见，甚至被理解。有人读，甚至喜欢，那就太好了——这是一个完全以自身利益为驱动的事情。但很难有“干净”的动机，比如我写自己的精神疾病，我想要我的痛苦被看见，也抱着改善公共讨论环境、让更多人像谈论食物喜好一样自然地谈论它们的愿望，同时我也享受站在禁忌边缘的快感。

有时我也写别人。曾经跟一个编辑朋友聊天，他说现在每个人理论上都可以发出声音，那么一个新的问题是，“别人的故事，凭什么要由你讲？”。我回答不上来这个问题，说一点漂亮话的话，可以引用《伦敦生活》作者Phoebe的话说，“我们写作，是为了二次品尝生活。”理论上，发生在我们生活里的任何事我们都可以写，和别人的相处也可以写，别人也可以写你。但是同时我认为，叙事就是一种权力的实践，叙事权是权力，那话语权更大的就有更大的权力，写作可以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做的危险的事，这解释了有时男友写我，我会觉得被“偷”走了一部分什么，或者单单因为“我被另一个人解释了”这个事实而感到不适。但是我无权干涉他的生活，我的解决方法是，我也写，只要我写出来，我就还掌有叙事的权力——这也是推动我开始写作的原因之一。

我记得读《逃走的人》时，我看到作者为写了书中的某些人物而感到不安，因为其中一个人已经去世了，你永远无法向她确认她是否愿意被写出来。看到她把自己也写进这本书的时候，我简直想和她隔空击掌。我觉得我这辈子没法写隐去自己的人物特稿，起码现在还突破不了心理障碍。那样的“剥夺”感太强了！我写我对一个人的观察时，也一定会不受控制地把自己也写进去，因为那样就在我心里合理了，是我的事，所以我要写。但是我没有提前通知过被写的人，我只是体验，然后结束后“二次体验生活”。

男友试图宽慰我的死脑筋，说像费兰特的《我的天才女友》给读者带来的影响是怎么都摆在那里的，那么作品背后的创作动机即使全部出于自恋，也无法撼动前者。那么有多少文学作品的创作是始于作家的自恋呢？写到这儿，我感觉自己不仅是自恋，这道德洁癖背后可能是自负，认为自己应该做到别人没有做到的，且这个冲动具有强迫性。

我还有更糟糕的好事想做。我想做社会工作者，也想去NGO工作。这是我认为的有价值的事。能帮助她人，让我感觉很好。这也是有挑战的事，挑战在于如何平衡自己的助人情节，以及真的做到对别人有帮助。我想我或早或晚会去尝试这件事，以及看看那时会不会有新的心理困境。

从高中用微博看内容开始，我觉得内容创作者做的是世界上最神圣的事情。我又误打误撞和一个内容创作者在一起了，出于迷茫和自卑，我想要把自己心里的一团乱麻讲出来，就这样开始写作。我算是逐渐明白了它的好，把想说又说不明白的话写下来，就会慢慢被理好。不敢碰的创伤也是，写下来，给它们一个被自己承认的机会。动笔的时候，我没有概念我的写作会是什么风格，也很害怕它不好看。所以跟男友说，我先写，然后你帮我看一下难不难看，不好的给我删掉。

我感到什么东西快从心里溢出来，我就会开始写作，就像这一篇一样。我经常会收到夸赞说觉得我很真诚、坦诚。我理解写出同样程度的自我剖析对对方来说可能是难事，所以会觉得我这么做很勇敢。但是对我自己，我很轻易地可以做到把自己敞开放在阳光下供路过的行人看，像是心理上的“暴露癖”，这样好像有点太难听。不过撒谎或者一带而过我的内心都不是我想做的，那样很费力或者让我觉得没意思。或者说，也可能是一种自我保护，两只刺猬见面，我先露出自己的肚皮。我会想到读胡安焉的《生活在低处》时，我感到他也对别人对他“真诚”的夸赞感到无所适从。紧接着，他会把自己摊开了说，用“不善交际”等等的性格“弱点”去拆解“真诚”这个品质。我去拆解“真诚”的方式是说明它是我的内心需求，甚至是有强迫性的——我做不到不真诚。有的人爱钱，我爱真诚；我看到真诚会走不动路，就想要它。讽刺的是，这样拆解的过程也会引来欣赏和佩服。胡安焉，虽然你不认识我，甚至我可能错误解读了你，但我真的觉得我和你是一类人，我们好像都对自己的一部分感到有点尴尬，你的存在让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不孤单，你的真诚是无坚不摧的，我的也是。

我还有一个引起自我怀疑的特质是体贴、照顾她人。可能是源自我童年养育模式的原因，我觉得做“照顾者”是更好的事情。在群体社交里，我会不自觉花很多精力观察每个人的状态，确保每个人都被照顾到——而且这么做其实很消耗我，但我控制不住地会这么做，会耍猴。我确实观察力很细致，所以观察到别人的需求并感到想满足通常是会被认可的社会化的优点。

但是我想讨论的情况是当它变得有毒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清晰的例子，是在23年我和男友异国了两个月。那两个月里，我会用各种纸条给他写信，并把内容结合当下的场景拍出来发给他。我们在伊斯坦布尔重聚时，我把攒好的一袋纸条交给他。后来到有一次他收行李时我看到他的箱子里的那包纸条，我轻轻地抱怨了“怎么你从来不拿出来看？”他感到被要求做事的不满，而我，在那一瞬间明白了，从我开始写第一张纸条的那一刻，我就不是“无私的”，我是带着期望的。更严重的是，这个期望我没有与对方沟通过，我只是埋在自己的创意小惊喜里。直到需求没有被满足，我直接表达出了抱怨。这简直就是一场自导自演的道德绑架。

还有一次是男友刚入境印尼就发高烧，几乎无法下床。新落地一个国家，我一个人跑来跑去办手机卡、换现金，买生活用品，因为无线网络不好用，要赶回家把手机卡交给还坚持开电话会的他。我照顾人的技巧都是从妈妈那里学的，小时候每次发烧，妈妈就会全身心地照顾我。什么时候该吃退烧药、该量体温，我对男友照做。当他好转的那一天，我竟然感到一点失落，可能是觉得自己不再像前几天那么被需要了。等到之后我生病的某一天，我因为觉得他没有在以我想要的方式照顾我而失落。我意识到在那之前，我也是在以自己想被对待的方式照顾别人。

对于利用别人这件事，即使答案是“是”，又会怎么样呢？我这么问自己。另一部分的我马上斩钉截铁：还不如不做了，美化自己的虚假，不如不做。我体会到我以对自己的道德洁癖生活在这个世界是不现实的——不论我和世界谁对谁错的话，我们只是不适合罢了。其实教中文很容易，做翻译很容易，但我偏偏又想做让自己感到有价值的事而不去银行上班。这句话是我从自己发的第一篇文章里找到的（《脱离主流，然后呢？》），其实最开始我的愿望就是“让自己感觉到有价值”，一个愿望。

我无意指责任何人，这是我心里的矛盾，追求无私到头却发觉并不无私。憋得慌，所以写下来。

编辑：a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