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她们相见

她们是两位作家。

我希望她们见面。至迟是2017年。这一年其中一位需要为她的第一本长篇小说的出版接受采访，而这些采访发生在小说的出版地：台北。而另一位需要为她的第一本散文集或者回忆录的出版做同样的事，而这些采访发生在她的家里：奥克兰。

这一年还有比出书更重要的事发生在她们身上。台北的她死了。奥克兰的她搬家之后成了纽约的她，并在这里得知第一个儿子死了。

随着时间过去，必然会有人把她们拉扯在一起——比如现在的我。

因为她们都是作家，都因为试图自杀住过院，都写自传性小说。当然，也因为她们都是女人，且出生后学会的第一种语言都是中文——尽管她们使用的中文还是不一样的：台语和北京话，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

我很希望用想象力给她们安排一次会面。这似乎并非不可能，毕竟她们曾经在同一时刻确凿无疑地置身于同一个国家。

那是2010年或2011年，台北的她在美东大学城和她当时的男朋友在一起，而奥克兰—纽约的她还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英语，也许怀着或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儿子。她们之间的距离是4660公里。

无论如何计算，在更多信息出现在公共领域之前，她们物理上最接近的距离应该是1075公里。那是1991年，奥克兰—纽约的她考上北大之后，到河南信阳参加一年军训；而台北的她在台南出生了。

她们之间不是隔着半个中国就是隔着整个美国，在她们人生的大多数时候实际上隔着整个太平洋。这使她们的见面变得不可能。

当然，即使她们真的见面，大概也不会像我希望的那样交谈，无论是通过说话还是写字。

无论她们当时的状态如何。

纽约的她会对台北的她有淡漠的欣赏，也许会对后者的愤怒格外留意，像在冬天有空调的房间里靠近壁炉的火。

台北的她会对纽约的她有浓厚的期待，也许会对后者的无感情格外留意，像在便利店结账时递过去的水没有被店员伸手接住。

纽约的她没有愤怒，不对自杀的大儿子愤怒，不对自杀的小儿子愤怒，不对自己愤怒，不对丈夫愤怒，不对各种要求自己产生情感反应的人愤怒。她必须要装作最不痛苦的样子，人们才能看到她的痛苦。

台北的她有愤怒，有爱，有自负和自卑，种种情绪多得满出来，然而还在源源不绝涌出来新的。她必须要装作最不痛苦的样子，才能把她的痛苦拿给人们看。

但是她们还是有话要对彼此说的。

纽约的她会接受台北的她去死的决定。但她会一直留着耳朵听着她的消息，用这个动作表示她挽留的意思。这是她使出最大力气的挽留了。

台北的她会想问纽约的她能接受活着这件事吗。即使她并不认为她的决定或思考过程对自己有用。任何人的活着或不活，都改变不了大屠杀在她身上发生过这件事。唯一有用的是这件事没有发生过。

纽约的她会想。我无法去想让发生过的事没有发生。我甚至不能希望发生过的事没有发生。

台北的她会想。我可以感受到这个人的痛苦，可是她的痛苦和我的痛苦都没有减少一分一毫。

她们的会面就只能这样进行和结束。

我是相信人与人之间的救赎的，然而我无法想象这两个人之间的救赎。

因为我终究只相信这救赎要通过那人自己实现，她没有的，别人不能给她。

而这两个人尤其不接受别人给自己什么，一个视其为威胁，对自由意志的威胁；一个视其为侮辱，对完整人格的侮辱。

所以我也不能给她们安排这个见面和谈话。

我只能读她们写过的东西，对其他人说她们写过的东西。这是我唯一可以肯定她们会接受的，也是她们愿意给这世界的。

直到这时我才可以说出她们的名字：

李翊云和林奕含。

Lin Yi-han and Yiyun Li。

中文不像的名字在英文里变得相像了，在我这个中文母语者的眼里。

也许只是错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