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嶼之上：媒體、民主與人權的台灣路 三、當審查落幕，自由如何開始？

一、當門打開後，光不是立刻照進來的

1987年7月15日，午後。

在台北仁愛路一間老舊的報社裡，吳記者正坐在辦公桌前，修改著一篇關於物價上漲的報導。天氣悶熱，冷氣機的聲音斷斷續續，牆上的月曆被風輕輕吹動。他注意到今天那一格上寫著：「戒嚴解除」。

他愣了一下，目光轉向辦公室角落那台黑白電視，新聞正在播報：行政院正式宣布，自當日零時起，結束自1949年以來實施的全國戒嚴狀態。新聞主播語調平穩，但他的心臟卻開始跳得有些快。他放下手中的紅筆，轉頭看著窗外的陽光——那陽光看起來並沒有什麼不同，但某種東西，在無聲地鬆動了。

這一天，台灣歷經38年戒嚴統治正式畫下句點。

在這之前，媒體是沉默的。
不是無聲，而是有聲無實——一種被格式化的語言，一種不容許偏離的訊息範式。記者不是去追問，而是去剪裁；編輯的任務不是揭露，而是過濾。

吳記者記得，十多年前剛進報社時，他寫的第一篇社會新聞就被改得面目全非。他提到工廠工人罷工的原因是「長期加班與低薪」，但主編要他刪掉「低薪」這個字眼，改成「勞資關係未協調」。他知道為什麼，卻也從此知道，有些字，即便你看到，也不能寫下來。

而今天，門好像打開了。但問題是，光會立刻照進來嗎？

在歷史的長河中，「解嚴」這個詞容易被視為一場乾淨俐落的轉折：一個命令廢止，一段壓抑結束，從此一切自由、開放、多元。但現實卻複雜得多。

對許多第一線的新聞從業人員來說，那一刻並沒有勝利者的歡呼，更多的是一種突如其來的失重感——過去那套熟悉的編採規則，突然不再適用；而新的準則，還來不及建立。

自由來了，但它沒有附上使用說明書。

報社的總編輯在當晚的編輯會議上說了一句話：「從今天起，我們也許可以多寫一點真話了。」但沒有人鼓掌，甚至沒有人微笑。因為大家心裡都清楚：光能不能進來，還得看牆是不是還在。

戒嚴的結束，是一道法令的廢除；但新聞自由的開始，卻是一條漫長、充滿試錯與自我摸索的道路。那不只是去掉審查機構，而是要重新思考：什麼是新聞？什麼是報導的責任？當我們可以自由說話了，我們要如何負責地說？

這篇文章，正是從這樣一個歷史瞬間出發，回望那個自由還不熟悉、真相還陌生的過渡年代——當新聞從喉舌變回聲音，從命令稿變成提問，它是如何重新學會說話的？

二、從命令到法治：新聞制度的初步解凍

1988年，《自立晚報》創刊。它不是政府核發的報紙，也不是黨營系統的分支，而是一份由媒體人自己集資成立的私營報紙。創刊號一出，全台讀者震驚，有人用「地下報紙終於浮出水面」來形容它的誕生。

事實上，在那之前，報業幾乎被幾大系統壟斷：國民黨的《中央日報》、工商系的《聯合報》、以及由權貴把持的《中國時報》。這些報紙各有立場，但底層邏輯一致——與體制共生，與政權共構。

而在1987年解嚴之後，這一切開始鬆動。新聞，不再是統治的裝飾品，而是一個社會重新認識自己的方式。只是，這場轉變並不順暢。它更像一塊凍土剛剛解封的泥地，鬆軟、混亂、沒有方向。

1988年，政府正式宣布廢除報禁制度。此前台灣長達數十年的新聞控制，依靠的是一套結構嚴密的制度網絡：設立報紙需經新聞局審查核發執照，紙張進口與配給受限，刊物內容須遵守「出版標準」，違者可吊銷登記。

而在報禁解除後，這些制度一夕之間失去效力。

過去30多年來，台灣只有31家報紙能合法發行；但短短三年內，報紙數量暴增至300多家。小型報社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有的誠懇經營，有的則充斥誇張標題與八卦謠言。一夜之間，社會進入了所謂的「紙媒大爆炸」時代。

新聞從禁錮中掙脫，卻墜入了無序的競技場。

這是一段令人興奮，卻也令人困惑的時光。記者突然可以自由採訪，但不知道界線何在；編輯可以放上過去「禁語」的詞句，但也難以分辨真假；社會大眾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資訊釋放，卻也開始質疑：哪一些新聞可以相信？哪一些只是包裝得像新聞的操弄？

報禁解除後，媒體自由快速成為全民共識，卻也迅速曝露制度真空的後果。在沒有清楚法律規範與專業倫理標準的情況下，一些媒體開始朝「娛樂化」、「煽情化」、「政治化」方向發展。狗仔文化抬頭，名人私生活、八卦緋聞、政治風波成為銷量保證。媒體彼此競爭，不再比真實，而是比搶快、比吸睛、比哪個更能引發爭議。

政府試圖干預，但已不再有舊時代的權威。新聞局這個戒嚴時代的象徵機構，也正處於角色重整的階段——它不再能發號施令，卻還沒有找到新的定位。

報紙的自由度提高了，卻也在社會上引發質疑：「這是新聞自由？還是新聞亂象？」

對媒體人來說，這是一段試錯的年代。許多當年的記者回憶：他們突然能問以前不能問的問題，但卻發現自己不懂怎麼問；他們能寫更接近事實的東西，卻發現受眾可能只想看更刺眼的標題。

新聞自由的實現，不是開門後自然發生的秩序，而是一場社會、法律、專業、價值共同磨合的學習。

這正是為什麼，解嚴後的媒體環境雖然突破了封鎖，卻也曝露了體制與人心的未準備狀態。報禁的終結，雖值得慶祝，但也提醒我們：自由不是解除命令就能實現的，它需要制度保障、倫理教育與公民意識共同支撐。

三、法制的摸索與建立：新聞自由如何被書寫進法律

在戒嚴解除、報禁廢除之後，新聞自由不再是一項受限制的奢望，而成為島嶼上每個人都能觸及的現實。然而，當社會的言論閘門被突然打開，問題也接踵而來：沒有邊界的自由，是自由嗎？

台灣在1987年之後快速進入一個「言論釋放期」，但法律與制度的更新卻遠遠跟不上現實的奔馳速度。新聞局不再是主宰，但社會也還未學會如何「自我治理」。這使得一個核心問題浮上檯面：新聞自由要靠什麼保障？

出版法與廣播電視法：從懲罰到規範

《出版法》，這部原本被用作審查工具的法律，在解嚴後首當其衝。過去，政府可依據《出版法》吊銷出版品登記、勒令下架、禁止印刷。這部法律在白色恐怖時代象徵著控制與刪除，而在新時代裡，它的存在本身就與新聞自由的原則產生矛盾。

1999年，在民間強烈要求下，《出版法》終於被廢止，取而代之的是《出版自由法》與相關行政命令，以保障出版活動的基本權利與內容的多元性。這不只是法條的更動，更是時代價值的轉向：國家不再是知識的守門人，而是退居制度保障者的角色。

另一個關鍵領域是廣播與電視。

1980年代以前，台灣僅有三家電視台（台視、中視、華視），都由政府或黨政機構主導。直到1993年《廣播電視法》修正，民間才首次獲得設立無線電視台的合法資格。這使得TVBS、年代、東森等新興媒體紛紛成立，開啟新聞專業與市場自由並存的新階段。

但新秩序並不代表穩定。廣電執照的核發、節目內容的監管、政治人物介入媒體經營的情況仍層出不窮。這暴露出一個根本問題：當媒體變成資本的工具，新聞自由會否再度淪為權力的附庸？

「新聞局」的轉型與尷尬角色

過去掌握審查大權的「行政院新聞局」也進入一個身份重構期。解嚴後，它不再具有內容審核與發照權力，卻仍負責媒體政策、獎助補助、新聞交流等事務，彷彿一座失去劍的城堡——還保有外觀，但已無殺傷力。

社會各界對新聞局的角色莫衷一是：有人主張應全面廢除，讓媒體自主發展；也有人主張應設立獨立的新聞評議機制，來填補自律與法律之間的空白。這場辯論延續至2006年，新聞局最終解編，職權轉移至文化部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從此，媒體監管不再由行政機關掌控，而由一個相對獨立的機構負責。

但這一制度設計至今仍備受爭議：獨立性如何維持？政黨輪替下是否能避免政治干預？對錯新聞、假新聞的規範界線又在哪裡？這些問題至今仍無定論。

社會學會用法律保護自由，也學會對自由提出疑問，在制度化的過程中，新聞自由也逐漸被「憲法化」：成為公民基本權的一部分。這讓新聞不再只是媒體人的專利，而是每一位公民的權利基礎。而與此同時，新聞自由也進入了另一種公共討論：自由要不要有邊界？新聞可以批評政府，但是否能無證據地指控？媒體可以監督權力，但是否能無限放大私領域？假新聞泛濫、誤導性標題氾濫、政商勾結滲透媒體，讓許多民眾開始懷疑：這真的是我們爭取來的新聞自由嗎？

法律的建立，並沒有終結問題，而只是讓問題進入更文明的討論場域。

新聞自由的路，走出了審查與恐懼，卻走進了多元與複雜。而這恰恰正是新聞自由成熟的必要條件：不是消除爭議，而是能夠承受爭議，並在爭議中前行。

四、選票與新聞：選舉政治如何重塑媒體結構

1992年，立法院全面改選；1996年，台灣首次實施總統直選。
這兩場選舉，不僅是政治制度的里程碑，更是台灣新聞媒體結構一次根本性的劇烈重組。從此，媒體不再只是「報導政治」，而成為政治的參與者、塑造者，甚至主導者。

‘在此之前，媒體對選舉的報導是受限的——政見會、候選人簡介、開票結果，在戒嚴體制下只能進行「單向呈現」。但當全民有了實質投票權，媒體的功能也被重新定義：它既是選民的「眼睛」，也是候選人的「喉舌」。

這是一場民主與新聞的雙重變革，一場光明與風險並存的交會。

在1992年立委選舉中，首次出現全國性、多頻道的選舉報導專題。報紙與電視台開始製作候選人比較表、民調分析、政見對照圖。選舉資訊第一次成為「新聞商品」，也第一次具備市場價值。

到了1996年總統直選，這一現象達到高峰。

媒體開始全日追蹤候選人行程、即時分析聲望變化、播放競選廣告、舉辦辯論直播。選舉，不再只屬於政治圈，它變成了一齣全民參與的現場劇，而媒體是主舞台。

此時，一種新型媒體角色誕生：造王者。

媒體不再只是「誰贏了」的見證人，而是「誰可能贏」的催化劑。新聞台爭相製作民調、預測、八卦、衝突、口誤剪輯；候選人為爭曝光率不惜搏版面、製造話題，新聞媒體也因此成為選戰的一環——不只是中介，而是利害相關方。

這股變化最初令人振奮。過去無聲的公民，現在可以透過新聞了解議題、認識候選人、參與公共討論。媒體在資訊公開與政治監督上的角色一度前所未有地重要。

但很快地，這場民主與媒體的熱戀，也開始顯露出傷痕。

當收視率與點閱數成為衡量報導價值的主要依據，當新聞編排被選舉節奏主導，媒體開始逐漸失去其「距離感」。許多媒體直接參與競選：或是明挺一方，或是暗助一派；選舉結束後，媒體資源與政治權力的交換也變得常見。

在這個階段，台灣出現一個新的詞語：媒體政黨化。
報社與政黨關係密切，電視台由政治資本主導，某些主持人成為政治意見領袖——這些現象改變了新聞媒體的中立角色，也模糊了「報導」與「宣傳」的界線。

其實民主的代價，也是新聞業需要面對的重要課題。新聞自由帶來言論空間的解放，也讓政治進入新聞產業的深處。過去是政府審查新聞，現在則是新聞在選擇性放大政治。報導不再只是發現真相，也可能成為形塑真相的一部分。

我們開始問：新聞是否還能忠實反映現實？
還是它早已成為一種「製造現實」的手段？記者們也開始反思：我們是寫歷史的人，還是寫劇本的人？

這種對自我角色的困惑，是台灣媒體在選舉民主來臨後的集體焦慮。自由讓新聞擁有力量，但也讓新聞承受巨大的誘惑與壓力。它不再只面對審查，而是面對政治干預、資本控制、輿論操弄的多重挑戰。

新聞與民主的關係，從來不是單向依附，而是互為因果。
在民主制度尚未成熟時，媒體往往被視為改革者；但在制度穩定後，它反而成為新的監督對象。這正是台灣新聞轉型過程中的深刻矛盾：當媒體有了自由，如何避免自己成為下一個不自由的製造者？

五、自由的陣痛：媒體倫理與自律的遲到發現

新聞自由，一旦來到，往往不會先帶來光明，而是先帶來混亂。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中期的台灣媒體，就像一列剛掙脫軌道限制的列車，速度飛快，方向模糊。報紙頭版充斥著聳動標題與名人緋聞，電視新聞競相播放車禍現場、情感糾紛、政客口角，言語暴力與情緒操作逐漸成為收視保證。

媒體人告別了審查，卻也走進了另一種困境：面對資本的壓力、市場的誘惑、政治的滲透，他們該如何守住新聞的價值？

隨著報禁解除、電視開放、媒體市場爆炸，新聞產業迅速轉為商業運作。發行量、點閱率、收視率成為衡量報導「價值」的標準，編輯會議不再以「新聞重要性」排序，而以「吸睛程度」為依歸。

這段時期，記者普遍感受到從未有過的壓力。他們不再被要求「不要亂寫」，而是「寫得要快、要狠、要有梗」。許多媒體開始聘用非專業人員製作內容，網路新聞抄襲、誤報、炒作層出不窮。

在這樣的環境下，「記者」一詞的社會信任感逐漸流失。人們開始懷疑媒體是否還在講真話，甚至質疑：媒體是否已經成為某些特定勢力的工具？

正是在這樣的動盪中，台灣媒體內部開始出現自我改革的聲音。

1993年，由資深媒體人與學者共同創辦的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成立，成為第一個以記者專業倫理為核心的非官方組織。協會設立《記者倫理綱要》，強調五大原則：真實、正義、獨立、尊重、責任。雖非強制性約束，卻成為許多記者重新思考職業定位的重要依據。

1999年，新聞評議委員會成立，開始受理社會大眾對報導內容的申訴與評議。雖然其裁定不具法律效力，但象徵著新聞媒體開始將自己視為一個「可被問責」的公共角色。

此後，越來越多媒體機構開始建立內部倫理規範、設立讀者投訴機制、定期舉辦記者訓練課程。雖然過程緩慢、成效參差，但新聞倫理這個在戒嚴時代幾乎不存在的詞語，終於在自由年代被正視。

「我們可以說真話，但我們會嗎？這是一句在媒體界流傳許久的提問，也是對整個新聞轉型過程最深刻的反思。

在戒嚴時代，說真話是一種冒險；在解嚴之後，說真話變成一種選擇。但當選擇的代價是點擊率下滑、廣告收入流失、讀者流動到別的媒體——媒體還會選擇真話嗎？

新聞自由不是終點，而是出發點。它給了媒體「可以說」的權利，但真正關鍵的是：媒體願不願意、準不準備、能不能夠好好說？

這是解嚴後台灣媒體所面對的最深層課題：在市場與政治夾縫中，媒體如何守住真相、守住人性、守住社會的記憶與道德？

六、結語：從不能說，到怎麼說——自由的功課，才剛開始

在白色恐怖時期，媒體的最大特徵是「不能說」。
在解嚴初期，媒體的最大誘惑是「什麼都可以說」。
而在今日，媒體面臨的真正課題則是：「該怎麼說？」

新聞自由的歷程，不是一條單純從壓制走向開放的直線，它更像是一段漫長而蜿蜒的學習曲線。從解除報禁的狂喜，到假新聞的氾濫；從媒體解放的民主象徵，到資本操控與政治偏向的重重影響——台灣社會正逐漸意識到：自由從來不是結束，而是開始。

解嚴之後的台灣，迎來了世界上最自由的媒體環境之一。這本是無數人付出代價換來的果實。但我們也開始明白，新聞自由若無倫理與制度的支撐，就可能滑向資訊的失控與社會的碎裂。

資訊自由是一種權利，但也是一項公共責任。
媒體擁有放大社會記憶與民主意志的能力，也可能成為散播仇恨、製造恐慌的工具。
我們曾經失去過自由，才知道它的珍貴；我們也曾過度消費自由，才學會它的分寸。

新聞，不只是訊息的搬運，而是價值的選擇。
一則報導，不只是報導事件，也是在告訴讀者「什麼值得被知道」；一條新聞線，不只是揭示真相，更是在建構一個社會如何看待自己。

所以我們必須反問自己：

當我們終於可以自由說話時，我們選擇說些什麼？
是吶喊、是指控、是標籤，還是傾聽、是對話、是修復？

在自由已成常態的今天，媒體不再只是「能否說真話」的問題，而是是否還願意為真話負責、為公共利益承擔代價、為真相放棄立場與利益。

這是台灣新聞轉型的下一章，也是所有民主社會共同面對的功課。

而在島嶼之上，在這片曾經噤聲、曾經血色、也曾點亮微光的土地上，我們終究會記得：

自由來得不易。守住它，不能只是靠法律，更要靠記憶、倫理與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