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住在不同的新加坡

妹妹問我：有沒有註意到鄰居家的狗？從盛港地鐵站，坐幾站巴士，就能到達這片新建組屋區。每層六戶人家，有兩部電梯。這裏住宅很寬敞，但人們還是習慣開著通風門。我能看到那只狗，懶洋洋趴在地板上，吐著舌頭，有時陌生人從旁邊經過，會狂吠好幾聲。

過幾天，妹妹要在洲際酒吧舉辦婚禮，她是一名工程師，定居新加坡很久了。在舒適的客廳，木色餐桌、皮製沙發，安靜等待工作的掃地機器人，我想到了亞非言（Alfian Sa』at）的短篇小說集《馬來素描》。

他是新加坡的劇作家、詩人，馬來裔，一個「愛找麻煩」的人。這部小說集，像是一個豐富的萬花筒，講述了另一種「新加坡故事」。從街道、老舊組屋、監獄，到變化的島嶼、消失的鄉村，寫下了現代化浪潮下，一個又一個被消音的小人物。

我說，當然，它看起來很兇。妹妹繼續說，因為宗教的原因，很多馬來人不喜歡狗。如果碰到電梯裏有狗，他們會選擇等下一班。有些會直接走樓梯，受不了狗遺留下來的氣味、毛發。《馬來素描》，也講了一則關於狗的鏡像故事：

在富人別墅區，潔敦認識了從印尼來的欣塔，她受雇於一個華人家庭。每天，欣塔要帶著一只德國牧羊犬出門散步。她問潔敦，附近哪裏能找到一些土？如果一個伊斯蘭碰到了狗，需要進行一種叫sertu的清潔儀式，需要一份土、六份清水混合而成的水。

但在新加坡，幾乎沒有荒地，想要挖到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幾天後，潔敦送給了她，馬來西亞產的軟土肥皂。這種香皂符合sertu的清洗標準，一種更現代化的宗教設計。但潔敦得知，欣塔在家中，還需要承擔洗狗的工作時，同為穆斯林的她，決定做些什麽。

「我和丈夫說了，盡管我們並非真的需要女傭，但如果你想離開那棟房子，我們不介意當你的雇主。」

故事的結尾，暗含了一種相互理解的未來。華人鄰居來拜訪潔敦，表示他們很喜歡欣塔，以後她可以不用照顧狗。「我們的兒子過世後，太太想丟掉所有跟他有關的記憶，唯一沒辦法擺脫的是那只狗。那只狗對我們來說，不只是動物。有時候它在夜裏嚎叫，我感覺它比任何人都了解我和太太。」

那一刻，隔閡正在消除，潔敦很同情這個男人，連同那只偶爾會嚎叫的牧羊犬。她也想知道狗的名字。「她其實想問那只狗的名字，仿佛這能讓她理解偉強的失落。」

可惜的是，不論是《馬來素描》之後的故事，還是新加坡的現實社會，這樣的相互理解，依舊是匱乏的。很多人，依然認為狗是不潔的動物，並忍受著狗帶來的煩惱。牽著狗散步的人，已習慣在電梯、過道，膚色迥異的鄰居眼神的不安、溫怒，或是無聲的離開。

樂高城市

你來到了新加坡。旅行指南會告訴你，這是一個陽光明媚、四季處於夏天的島嶼國家。但對於上海、武漢、重慶的夏天來說，這裏的炎熱不算什麽，甚至到了傍晚，或者是雨後，你能感受到，一陣又一陣的涼意。

這是一個夢幻的城市，一百年來，吸引了一撥又一撥的移民，從早期的種植業、碼頭工人，到工業、金融等專業人士，以及眾多亞洲富豪、Web3創業者。新加坡還來不及梳理這些歷史時，紮哈、貝聿銘、伊東豐雄等設計的現代建築，一棟棟拔地而起。

可以說，這裏是馴化之都。樟宜機場，有著夢幻瀑布的室內花園，種有120種世界各地的植物。不只是植物，還能從嚴苛的法律、歷史、日常的微小政治來闡述這些。一個在新加坡居住很久的朋友，她叫童言，稱這是一座樂高式城市。它很年輕，一直處於變化中，但有著目的性很強的規劃感。這是一個現代、舒適，但呆久了會覺得有些無聊的所在。

如同，一個精密的時鐘，一個提供高福利的安全屋。為此，《馬來素描》作者亞非言，發出了一種不合時宜、刺耳的聲音。他一直是新加坡社會問題的批評者。1998年，21歲的亞非言憑借首部詩集《激烈的一小時》進入公眾視野。這其中，有一首飽受爭議的詩歌《新加坡，你不是我的祖國》。

一年後，他的首部短篇小說集《走廊》出版。此後，亞非言更專註於劇場，他創作了包括了《亞洲男孩三部曲》《新加坡劇場之死》《馬來亞之虎》等幾十部戲劇，涉及了種族、政治、性少數。2016年，短篇小說集《馬來素描》出版。小說家依然關註著，在新加坡的現代浪潮中，失落的少數人。

翻開《馬來素描》簡體中文版，目錄被設計成了一個羅盤、時鐘的樣式，排列有48篇微小故事。這本書，也是以時間、空間出發，閱讀完後，像是度過了新加坡的一天。從清晨五點的巴耶利峇開始

，一個男孩想要在黑暗中，這樣會感到和萬物更加親近，去做禮拜儀式。他也許會聽到來自軍用機場的轟鳴聲。

時鐘不斷在撥動，天亮了，街區來到了芽籠士乃、淡濱尼、直落布蘭雅、中午十二點的丹絨巴葛、巴西班讓、武吉巴督.....最終，在淩晨三點的加基武吉結束。這些場景的描述，幾乎沒有戲劇性，更接近於一種白描，和對他人生活的一種想象。

小說家寫下了：從海邊露營回到地鐵上的人、翻看剛過世的母親，遺留下來的食譜、三個小時沒碰香煙的男人、踢完球回到租屋的男孩們、謊稱在讀《古蘭經》其實偷讀漫畫的小學生、夢到母親在鄉村故鄉的人，只不過他從未去過……….

這樣的素描，會讓敏感的讀者意識到，文學和生活的關系。無論，我們是新加坡的遊客，或只是上海、北京、昆明的居民，在地鐵、餐廳、公園，或是商場、寫字樓的短暫電梯時間，總會註視著不同的陌生人。也許，我們還偷聽了幾句他們的談話。但我們很難得知，他們是誰，背後有什麽樣的故事。如同小說一樣，總有一閃而過的人，人物的故事並沒有得以展開，充滿了未知性。

正是這些的碎片，組成了一個巨大的社會。閱讀《馬來素描》時，總有一種輕微的壓抑氛圍。小說中，常會提到組屋，如今80%的新加坡人都住在這樣的公共住宅。最為貧窮的家庭，只需要付很少的一筆錢，也能租到一間組屋。近幾十年，人均居住面積不斷變大，組屋的設施不斷完善。

這是一項很成功的居住政策。但住在組屋裏，也意外著讓渡了一些自由。1989年，新加坡出臺了法律，禁止人們在組屋裏養貓。理由是，貓可能會對鄰居造成不便。如果主人沒及時清理脫落的毛，可能誘發慢性呼吸疾病。但養狗是允許的。

走出組屋，公共空間有更嚴格的限製。晚上十點半，人們不能在餐廳、公園、馬路、組屋樓下喝酒，也無法買酒。更不用說，要在指定位置吸煙，並且不能亂扔煙頭。這些措施得以落實，需要動用強而有力的監控體系。

在《垃圾女孩》裏，寫了一個便衣執勤。這份工作隸屬於環境局，執法的中年男性常會拿著本《新報》，他可以假裝讀報紙，來方便監視四周。那位便衣會在巴士轉運站附近巡邏，每天能抓到八個違法者。有次，他看到了一個青年點了煙，尾隨而去，但可惜的是，對方從口袋裏拿出了攜帶式煙盒。

這種鬼鬼祟祟的工作，讓他很不自在。很快，他看到一個漂亮的年輕女孩。點燃了香煙，卻把煙頭扔在了地上。他拿出了環境局證據，稱罰款二百元新幣。女孩用馬來語說，「BANG,可以再給一次機會嗎？」

BANG，是哥哥的意思，執法者感到了一種親密感。日常生活裏，很少會有女孩和他這麽說話。罰款之後，他偷偷撿起了那個煙頭，上面留有口紅印。他要去商場裏，搞清楚唇印上的色號。如同王家衛的都市故事。

在《證據》中，一個男人被懷疑為宗教極端人士，關進了監獄。因為沒有被判決，也無從知曉出獄的時間。感化委員會的人，會定期拜訪這個家庭——他的妻子、兩個小孩。表面上，是為了關心他們的生活，實際上是另一種審問。 「你一開始來的時候，問我怎麽看巴勒斯坦，問我關於以色列、美國、伊拉克的事，你們也問他這些問題嗎？怎麽可能六年都在問一樣的問題？」

「那你可以告訴我正確答案嗎？請你告訴我啊，好讓我下次看到他時，高速他要怎麽回答。「

………

在《送行》裏，詳細描寫了絞刑前的準備工作。繩索必須先用水煮過，彈性才恰到好處。香皂放進布袋裏，香味可以讓人放松。執行絞刑的地方，被稱為「廚房」，有三個紅色的活門按鈕，A、B、C，能同時吊死三個人。受刑之前，要稱好犯人的體重，以此計算需要的繩索長度。也許，會有掙紮、可怕的聲音，但一會兒就結束了。

監獄官達蘭，被選為了負責絞刑的人。但上任一周後，他寧可放棄退休福利，也決定辭職。「某種意義上來說，他感激辛格先生跟他說明了內部的製度，讓他看到如此巨大的黑暗力量。只有那些被刻意蒙蔽雙眼的人，才有辦法駕馭。」

「當然。因為我的工作，新加坡才能成為最安全的居所。無論是要維護國家的整潔或安全，都得有人幹臟話。」

不平等的面貌

整部小說集，常會出現一種聲音：要像個華人一樣。只有模仿華人，向華人學習，作為少數族裔的馬來人，才有可能在主流社會中立足。《他的生日禮物》裏，諾嘉娜告訴小學生兒子，要多和華人男孩交朋友。只有這樣，才能學到他們的習慣，比如競爭精神和數學天分。

諾嘉娜是個單親媽媽，她在小食攤當幫手。為了負擔生活，晚上回到了家，她用縫紉機來加工衣服。有一天，兒子告訴她，有個華人男孩快過生日了。她鼓勵兒子，讓對方也邀請他去生日派對。那一天，是諾嘉娜第一次踏入殖民地時期的獨棟別墅。她很尷尬，英語不好，不知道怎麽和人交談。她和兒子是在場的唯一馬來家庭。

在小男孩，當眾拆開禮物，PS遊戲機、樂高玩具、遙控跑車時，諾嘉娜找了個借口帶著兒子離開了。她很沮喪，因為她準備的玩具水槍，顯得太過不起眼的廉價。

在《抽屜》裏，母親對正在求職的女兒感到憂心，她堅持戴頭巾去面試，卻一直找不到工作。母親感到了不公平，她去了姐姐家訴苦：「這些征人廣告都要說找會說華語的人。」 「有什麽辦法呢？」已經變成他們的國家了。「

有人如此評價《馬來素描》，「世界各地流離失所的原住民的敘述」。作為少數的人，總會有一種逃離的渴望，成為多數的人。如同，在新加坡的馬來人，渴望著一個並不遙遠的彼岸———馬來西亞。那是一個說馬來語，遍地都是清真餐廳，還有著國王和鄉村的地方。

為了逐夢演藝圈，前往吉隆坡的男孩，那裏有更多元的馬來流行文化。（《代唱》）學校假期時，兩個女孩會坐長途巴士車票，去往吉隆坡，住一家三星級酒店。這裏的夜生活更有冒險性，交通混亂，各式各樣的人走在街上。她們會好好打扮一份，去武吉免登的某個酒吧，等待男孩們的搭訕。「不，我們上來是為了尋找我們不是誰。」（《星星之丘》）

在《兩兄弟》裏，哥哥徹底移民到了馬來西亞，他開著寶馬車來接父母和弟弟，試著勸他們也搬來吉隆坡。這裏有好吃的馬來美食，更好的發展機會。他在私人電視臺當會計經理，現在升遷為了主管。他很不滿意弟弟，至今還是紀錄片攝影師，而不想成為製作人。

在飯桌上，兄弟們發生了爭吵。哥哥抱怨道，新加坡已經變了：「你以前想過他們會從中國聘請巴士司機嗎？而且一句英語也不會？像媽這樣的人要怎麽問路呢？那維持新加坡華裔人口百分之七十五比例的政策又怎麽說？」

「我聽說在馬來西亞，如果你是印尼人會比較容易拿到居留權。」

…………

作為馬來人，亞非言在小說中暗示到，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一樣，存在著同樣的不平等，或者說，同樣的特權。我們應該警惕不平等本身。因為在馬來西亞，也有不同版本的《馬來素描》。感到了壓迫的人，換成了華人。

2023年，《五月雪》入圍了金馬獎的九項大獎，但卻無緣在馬來西亞上映。這部電影講述了從廣東南渡的粵劇戲班，1969年5月，馬來西亞爆發了華人與馬來人之間的嚴重沖突事件。當年官方公布，共有196人死亡，包括了143位華人。這成為馬來西亞華人不願意觸碰的歷史創傷。除此外，蔡明亮的作品也從未有機會在母國馬來西亞放映。

這樣的不平等，僅僅來自於種族嗎？亞非言給出了否定的答案。在接受ASYMPTOTE的訪談時，對方問了一個類似的問題：如何看待美國白人特權和新加坡華人特權之間的相似？

亞非言表示，特權理論有助於描述，為什麽社會中存在不平等，而不是所有不平等都可以歸因於文化。（馬來人「懶惰」，華人「勤奮」。）但他並不認同「華人特權」這個詞，從歷史來看，華人並不是殖民者，而是殖民政府引進的契約勞工。

新加坡獨立後，「從小漁村到大都會」，迅速的現代化、精英主義帶來了各種社會創傷。「當時東南亞最大的海外華文大學南洋大學被關閉，他們的學校證書被追求英語能力的雇主弄得一文不值，以及他們因華文而遭受到各種羞辱。所以，我不會寬松地使用」華人特權「一詞，更中立的描述是「多數人的特權。」

這讓我想到了另一本書，社會學家張優遠，深入新加坡低收入者的生活，寫下了《不平等的樣貌》。這部學術著作裏，偶爾會出現作者本人，寫下了她作為一位大學教授，擁有優渥生活的一種愧疚。「對於擁有不同程度的權力、地位和影響的人來說，理解貧窮和不平等最大的障礙，是我們長期擁有的既得利益。」

在書寫中，張優遠沒有透露受訪人的族裔。盡管，從采訪對象來看，馬來人的數量過高，而華人數量則不成比例的少。她認為，如果以「種族」作為差異的起點，會導致我們的社會不斷強調這種差異。這會讓我們忽視了，「華人」和低收入的「馬來人」並沒有太大差別。他們面臨著共同的困境，居住環境、工作與生活無法平衡、難以取得公共資源。

《不平等的樣貌》的最後一章，張優遠談到了很多文學作品激發了自己的想象力。她列了一串很長的名單，包括了喬治·佩雷克、李翊雲、越清阮，還有亞非言（Alfian Sa』at）。書的結尾，她如此呼籲讀者：「這就是不平等的面貌。所以接下來怎麽辦？接下來，我們要拒絕接受。」

END

首發於《周末畫報》2024年年度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