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鏽的台灣與衰敗的美國

2024美國總統大選在這幾週內幾乎已成定局，沒有人在討論川普與拜登（今天拜登宣布退選，並支持副手賀錦麗接替其競選）誰會勝選，都在討論我們應該如何面對川普二度上台後的世界。而川普主義離我們看似遙遠，但實際上現在的美國，可能正在呈現一個未來的台灣。

川普主義對台灣的影響，不只在於美國將重回孤立主義的立場，台灣的政治人物應該以此為警惕的，是我們單一重押半導體產業、房地產成為「經濟火車頭」、產業升級緩慢……等，這將對未來長遠的發展產生嚴重的副作用，而我們甚至對此麻木不仁。

被政治菁英拋棄的大多數人

2021年1月到2023年底，拜登執政頭三年實質GDP成長率平均每年3.4%上下，2023年儘管疫後復甦結束，GDP仍成長2.5%。同一時間，S&P 500指數躍漲23.8%，期間該指數締造了69次新高紀錄。這些都成為拜登口中經濟成長的漂亮數字。但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2023年12月15日發布的2023年度報告顯示，美國現階段無家可歸者人數超過65萬人，創2007年開始統計這項數據後的新高。美國人口普查局2022年12月發布的報告顯示，2021年美國貧困人口為3790萬，官方統計的貧困率達11.6%。

台灣的官方數字依然好看，低收入戶人口連10年下降，2022年僅占總人口1.25％，相當於貧窮率不到1.3%，遠低於世界各國，「世界怎麼跟得上台灣」。然而，家扶基金會統計2017年至2022年的數據顯示，11.73%的孩子貧窮世襲，23萬學生背負平均一年8萬元新台幣的學貸，這意味著4年下來揹了超過30萬元的學貸。

就算是執政的立委，依然不認為這樣的官方數字是沒有問題的。民進黨立委范雲2022年指出，我國劃設貧窮線的標準雖與許多國家一致，是「可支配所得中位數的60%」，但是要符合「低收、中低收入戶」的資格，還有很多附帶條件。范雲舉例，這些嚴苛標準、難以企及的附帶條件，讓實際上處於貧窮處境的人，無法成為法律上定義貧窮者。

人生百味文化建構協會組織營運巫彥德訴說著這樣的悲歌，在街上流浪的無家者，因為沒有戶籍、家戶合計等總總原因，明明是一個連房子都租不起的人，卻無法取得中低收資格。根據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黃克先所著《危殆生活：無家者的社會世界與幫助網絡》一書，從近期可得數字及較狹義的計算方式來看，台灣無家者人數，占總人口比例約7,700分之一，要高出韓國的25,000分之一及日本的32,000分之一；就台北市而言， 2020年狹義無家者人口相對於城市總人口的比例為4,200分之一，高於鄰近的東亞大城市，如東京都的16,000分之一、首爾的10,000分之一。人們感受的是，台北車站外聚集的無家者愈來愈多，從車站外一路蔓延到了天橋上。當社會的齒輪轉速愈來愈快時，他們跟不上了，就這樣被拋棄在了人來人往的大街上。

當執政了8年的蔡英文政府告訴你，這8年來台股漲了1.6倍，蔡總統任期最後一天的台北股市5月17日收在21258.47點，「稱霸亞洲股市」。背後隱藏的，是國安基金的史上最長護盤與干預，讓投機者可以不必承受風險。台股在約1萬4千點時，國安基金卻從2022年7月13日進場護盤，直到2023年4月13日才退場，總護盤時間長達275天、181個交易日。而實際上，國安基金過去是在台股跌至8000點時才出手，如今變成了政客們為了粉飾通膨的工具。

蔡政府告訴你，她們執政以來，台灣經濟展現韌性，穩健向前。8年來，台灣的經濟成長平均為3.1%，優於新加坡、韓國與香港，創下東亞最佳的表現成績，也優於全球的平均成長速度，人均GDP也在2020年突破3萬美元，讓世界看見台灣的經濟成績。但多數人的感受卻是，「股市破萬點跟我的關係是什麼？」、「破了2萬點又如何？」、「GDP大幅成長，為什麼我的薪水沒漲？」

10年前，在野黨抨擊執政的馬英九政府是「數字治國」，只看見數字，不去看人民的感受。8年前我們選擇政黨輪替，再8年過去，唯一換的，是報數字的人不同了。

我們所看到的美國，是充滿熱錢的紐約華爾街，是充滿新科技的矽谷，是充滿一流影星的好萊塢，但還有好大一部份的美國，我們了解多少？在政治菁英一手創造的完全資本主義以及貿易自由化下，1980年代起，工廠開始外移至墨西哥、中國、越南......等第三世界國家，那裡有更便宜的資本，更廉價的勞力，藍領階級在這場遊戲中失去了所有。是他們不努力嗎？是他們太懶惰嗎？是他們太愚笨嗎？還是他們甚至連接觸到提升自我的管道都沒有？

受到一次和二次工業革命的影響，當時的教育體制強調標準化，且受到工廠主需求的影響，他們尋求的是一支紀律嚴明且統一的勞動力。這導致了教育被設計成訓練聽話、守時的工人。當時的教育哲學強調辛勤工作、紀律和尊重權威的美德。這些價值觀對於塑造一支能為工業社會經濟增長做出貢獻的勞動力至關重要。學校提供的道德教育通常包括勤勞的重要性和穩定、勤勞生活的好處等課程。他們被灌輸的，是一技之長也能養得活自己，且追求穩定的薪水。然而，在更大的利益面前，那些生活在紙醉金迷場域的菁英們，選擇拋棄了他們。中年的「鄉巴佬們」失去了工作，而遠在華府的政治菁英們，在華爾街銅臭味裡打滾的商業菁英們，沒有人在乎他們的聲音，更沒有人替他們做職業培訓的升級。冷血的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告訴你，「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

川普這次挑選的副手萬斯（J.D. Vance）正是成長在這樣的環境。而萬斯還算是幸運的，儘管出身於酗酒、暴力和毒品問題的家庭，直到從軍後開始翻身，進入俄亥俄州立大學就讀，甚至念到了耶魯法學院，成為矽谷的風險投資家。但多數出身自鐵鏽帶的人們，恐怕就沒那麼幸運，「世襲貧窮」不斷上演著。

而台灣，不也是如此？當政府傾全力投注半導體的特定產業，我們的社會也被劃分成了在新竹科學園區的科技新貴，與在三、四萬月薪裡掙扎的一般人。世界看到的台灣是光鮮亮麗的台積電（TSMC），但又有多少的台灣人其實與這三個字一點關係也沒有？40年前，在美國逼迫下，日本與其簽定《美日半導體協議》，以限制日本半導體的對美出口和擴大美國半導體在日本市場的份額。隨後，南韓抓住機會，早在1970、80年代，建立韓國科學技術院，傾國家之力全力發展半導體。蔣經國政府為避免台灣在這項關鍵領域上落後，於1987年創立台積電。在全球先進製程的晶片需求量大增的30餘年後，我們正享受這份紅利。然而，再下一個40年，民主化後的幾屆政府，又替我們擘劃了什麼樣的未來？我們真的對於40年後的生活準備好了嗎？

在科技上，我們的人工智慧是否引領了國際？在社會體制上，我們準備好因應當人工智慧大量取代基礎勞動力後，所引發的失業危機嗎？我們準備好要讓勞工們轉型了嗎？又或是當前的美國，其實正是台灣未來的寫照？

正在崩垮的中產階級

2006年，美國的中產階級就面臨消失危機。當時的調查中，向來在中等收入、年收入25,000到75,000美元的人逐年減少，但25,000美元以下和75,000美元以上的兩個族群，都在增加，「M型社會」開始產生。近20年後，中產階級的崩垮成為全球化的現象，台灣也不例外。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分析，中等所得家庭的比例大幅下降，從1970年的約60%降至2010年的僅50%，且此後持續減少。在這10%中等收入家庭減少的過程中，移向更高所得階層的比例較高。越來越多的美國人（統計數字為29%）被歸類為「愛麗絲家庭」（ALICE，意指資產有限、收入有限的受薪家庭）。這些家庭有穩定的工作，但資產和收入都相當有限。他們在努力維持收支平衡的同時，收入卻又高到不符合補助資格。

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李成指出，美國中產階級的比例自1970年代的70%驟降至如今的不到50%。李成表示，研究顯示，只有收入最高的20%人口因全球化而受益，而其餘80%的民眾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收入並未有顯著增長。

出生於中國、現居美國的經濟社會學者何清漣在2016年時就對川普現象進行了分析，她表示，在1950至60年代，美國中等收入家庭通常由丈夫外出工作，妻子在家擔任家庭主婦，並能夠撫養三個孩子。丈夫一人的收入足以購買一套普通住房和擁有兩輛汽車，並且還有餘錢進行度假。如今，對於一個三至四口的中位數收入家庭來說，如果購買一棟價值20萬美元的房子，需要支付2至4萬美元的首付款，之後每月還需要支付約1400美元的房貸、房產稅及保險費等。此外，每月在食品、衣物和生活服務上的花費約為1200美元，車貸每月需還700美元。如果還需自行支付醫療保險，每年大約需要4000至5000美元，幾乎就沒有多餘的錢可以度假。過去，美國以其中產階級為主的社會結構而自豪，有助於社會穩定，還能推動消費，促進經濟發展。然而，當前中產階級的萎縮成為一個無法忽視的問題。在政治菁英無法有效解決甚至視而不見的狀況下，他們的憤怒將寄託在極端主義的候選人上。

正如同萬斯（J.D. Vance）在此次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演說的那樣，「拜登支持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把無數個好工作送給墨西哥；拜登給中國的貿易協議，剝奪美國中產階級的就業機會」。無論它是不是100%正確，但這是美國中產階級當前的心情寫照，而萬斯只是說出來罷了。

台灣又何嘗不是如此，貧富差距從30年前財富分配統計的16.8倍，飆至66.9倍。而近年來嚴重的通貨膨脹，勢必導致中產階級的標準受到變化。中產階級同時得應對家庭開銷、人力資本難以透過增加客戶數量來提高收益、收入增長有限，再加上不可抗力的意外事件，都將侵蝕他們的資產。很快地，中產階級無可逃避的面臨崩垮，而這是活生生的一個個個體，與一戶戶的家庭的生存之戰。

有限土地上房地產的火熱，將是經濟衰敗的開始

大選時，候選人最愛的莫過於開出許多打房、住房補貼、房貸優惠等利多來吸引年輕族群，然而房市卻是愈來愈火熱，房價更是持續攀升。根據實價登錄資料，民進黨執政推出的新版「青年安心成家購屋優惠貸款」（簡稱新青安）上路九個月，七都的住宅平均單價皆有逾5%的漲幅，其中新竹縣市漲幅更高達11.2%，平均每坪上漲3.3萬元，總價也從1,396萬元增加到1,541萬元，增加145萬元。

買不起房，租房總可以了吧！但根據主計總處今年5月初公布的數據顯示，房租漲幅2.34％，卻創下15個月來最大漲幅，為CPI漲幅提供正貢獻。原因包括房東生活成本增加、住宅維修費用上漲，以及利率調升，導致房屋持有成本增加。

在台灣，房東的責任相當低，加上房地產幾乎保值還翻漲，再碰上東亞傳統社會文化將「擁有房產」視為人生目標，養成了人們喜歡「囤房」，2022年底台灣的自有住宅比率高達84.6%。反觀先進民主國家德國，全國住房自有率約43%，低於世界平均的約6成而言已經偏低，首都柏林住宅自有率甚至僅15%、85%居民選擇租房。作為房東，德國政府課予的義務相當多，包括不可任意調漲房租，惟當房租低於相似房屋租金時才可調整，但不得超過3年漲20%，此外，房客一旦住下來，按時繳交租金，房東不可恣意趕人。房客倘若發現住宅有須進行修繕之情況，應立即通知房東，而房東即應予以修繕。若房東怠為修繕，房客亦得自行修繕而請求房東償還其費用或於租金中扣除該費用。

與台灣同樣寸土必爭的新加坡，房地產環境是由政府政策、土地所有權結構以及旨在確保公民負擔得起且可及的住房計劃共同塑造，約80％的新加坡居民居住在由建屋發展局（Housing & Development Board，HDB）管理的公共住房中。HDB為低收入家庭提供了滿足基本生活需求的住房。此外，新加坡住房獨特的管治結構，還包括中央公積金（Central Provident Fund, CPF）機制運作以及《土地徵用法》的強力落實，該法允許政府為公共目的徵用土地，確保土地利用符合國家利益。而在寸土寸金的新加坡，所有土地均為國有，政府將土地租給個人和實體，包括永久產權和租賃產權，大多數住宅產權為租賃產權（通常為99年）。此外，新加坡還實施了分級累進的流轉稅和所得稅，以打擊住房投機需求。

在1990年代末亞洲金融危機後，新加坡經濟進入了一個強勁增長期。2000年，新加坡經濟增長率達到9.9%，主要由電子產業和全球需求的回升所驅動。製造業、批發和零售業以及服務業是這一增長的主要貢獻者。星國政府積極推動向高附加值行業如生物技術和金融服務的多元化戰略，減少對傳統製造業的依賴風險。即便2008年金融海嘯帶來重大挑戰，但新加坡經濟迅速復甦，2010年實現了15.2%的增長，這歸功於強勁的出口和有韌性的金融部門。反觀台灣經濟自2000年以來，因為國內外因素而陷入停滯，包括全球電子產品需求下降和來自中國大陸及東南亞低成本製造中心的競爭加劇，以及押寶單一產業所致。

除了居住正義的問題，房地產炒作下的經濟基礎，將會在少子化下出現反噬，中國當前的狀況正是最好的例子。中共1949年在北京建政後，將土地收歸國有，施行計劃經濟統一管理。直到1980年代，鄧小平上台後改走經濟開放路線，炒房、炒地皮也從那時開始。2003年，中國國務院稱「房地產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中國房地產發展開始駛入快車道，房價至此不斷攀升。2020年，中國房地產行業的增加值達到歷史高點，7.5萬億元人民幣，約1萬億美元。若將其直接看作一個經濟體，中國的地產行業，大致相當於墨西哥或印尼的全國GDP，全球排名約15名左右。直到2022年中，開發商債務違約，從碧桂園開始一連串的爛尾樓事件爆發，嚴重衝擊中國經濟至今。

而由主計處與央行資料顯示，到2022年8月底，台灣與房市相關的房貸、修繕與建築貸款額餘已高達11.7兆，佔台灣GDP的比重超過50%。若中國因房地產而建構了改革開放後的經濟榮景，台灣又怎能不以此為戒？然而，帶頭炒房的是販賣國有地的政府。

台灣的地方政府為了創造更多稅收，開始標售國有地，聲稱是為了平衡財政。2021年，全台土地交易額創新高，1/5來自政府賣地。根據《商業周刊》調查全台22個縣市，竟有13個加入標售公有地行列，它們囊括台灣人口8成以上，且六都全數在列。

當內政部長目光如豆地公然吹捧「房地產是經濟的火車頭」，強調房地產經濟帶動砂石、玻璃、鋼鐵、水泥等上游產業，以及下游的裝潢、家具及房屋代銷等，甚至稱台灣不是只有台積電是「護國神山」，還有房產相關的「護國群山」時，台灣又如何做到產業升級？又如何有前瞻性的未來規劃？在有限的時間裡，當年輕及青壯年人口的人生目標只剩下高不可攀的買房，又怎麼可能將時間與精力放在創業、創意等研究各種未來人生與新興商業模式上呢？

人工智慧正在取代工業革命「墨守成規」下重複性高的工作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日前統計，全國外送員人數從2019年的4.5萬人、增加到2022年的14.5萬人，三年內大增三倍。而台灣外送員年齡平均為26歲，其中約70%為全職工作，平均月薪為新台幣42,000元。這相較於大學畢業生起薪不到新台幣30,000元，使外送工作成為具有吸引力的選擇。

在產業升級緩慢，低薪的大環境下，年輕人需要開闢財源來應對高通膨，在台灣，約86.1%的外送員選擇這條工作路線主要是為了賺取更多收入。零工經濟提供了一個快速賺錢的機會，這對於尋求即時財務收益的年輕人特別具有吸引力。零工經濟通常被宣傳提供勞工「自由」和「彈性」，允許勞工自行安排工作時間和工作量，這種彈性對年輕人來說是一大吸引力。一些年輕勞工被零工經濟吸引，因為它提供了一個逃避傳統就業約束的途徑。他們不希望被固定工作時間束縛，尋求能夠更好控制自己時間的生活方式。不只年輕人，中年失業者也為來維持家庭生活與運作，投入了這項低成本的行業。

然而，這樣的工作在人工智慧的時代下，是不可避免逃脫被取代的命運。研究顯示，外送工作，包括快遞員，是最容易被自動化取代的工作之一，估計未來有94%的可能性被AI技術取代。這是由於無人駕駛車輛和無人機可以在不需要人類介入的情況下執行配送任務。AI正在改變物流和配送服務，透過優化路線、管理訂單，甚至自動化客戶互動。企業越來越多地投資於AI驅動的系統，以提高效率和降低運營成本，這可能導致對人類外送員需求的減少。

幾年前，共乘經濟的Uber進軍台灣，然而卻引來傳統計程車產業的大舉反彈。Uber有著先進的演算法技術，即時媒合車輛，甚至駕駛與乘客能互相給予評分，以及即時定位系統等，共同維護乘車體驗與環境，且有更安全的保障。再加上共乘經濟的初衷，是讓一般擁有車輛的駕駛，也能在上下班時，在車內有空位的情況下，順便載送同路程的乘客，而乘客同樣負擔一些費用，達到雙贏。由於消費者對於更便捷、更高品質服務的需求，使得他們更傾向於使用Uber等新興服務平台，再加上過去台灣的計程車是掛牌制及總量管制，需另外考牌與考照。這種市場需求的變化，使得「既得利益者」，即傳統計程車業者感到壓力，因為他們需要提升服務質量以應對競爭，且認為這樣的新產業對於他們而言「不公平」。

同一時間，對岸的中國卻已經開始改變這樣的運輸現狀。「蘿蔔快跑」（Apollo Go）和小馬智行（Pony.ai）陸續在北京、上海、重慶、濟南、武漢等20個城市試營運，他們的共同特色，就是無人駕駛。無人駕駛除了將改變計程車市場，也將改變租車市場。未來，這兩塊市場將合而為一，人們不再需要考照、買車、養車，不必自己或顧人駕駛，只需透過App付費訂閱，就能上路。不必自己或顧人駕駛。武漢市政府甚至計劃2025年年底要投放1萬台無人駕駛的「蘿蔔快跑」，太平洋彼岸的美國西岸，無人駕駛Cruise已經在舊金山上路營運7個月，今年春季也開始在洛杉磯試營運，吸引超過5萬名用戶註冊。儘管技術未達到完全成熟，也存在相關隱憂，但這就是可預見的未來。

我們正在通往兩條道路的關鍵十字路口。我們要成為人人財富增加，且不畏懼AI時代新挑戰而不斷創新的新加坡？還是全國分為兩種區塊，且多數活在無法跟上時代改變，進而將憤怒寄託在民粹主義上，正在衰弱的美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