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远方的目光落于沪上。

昨天，上海的友人给我发来一张她居家吃火锅的图片，用的是我半年前给她寄圣诞礼物时捎带的一包「秋霞」火锅底料。

“秋霞！我爱你！”

“幸好留到了现在。”

我简直比她还开心，看到照片上还有旺仔、泡面、蟹棒、鸭血等等，虽然算不上丰盛，但总算是齐全。想起大家总结出来的封锁期间“硬通货”，可乐、烟酒、咖啡......在川渝，火锅底料一定在治愈系硬通货榜单上有姓名，即便是用来煮泡面，也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时至如今，我已经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目光去目睹这一切。对比两年前，我不再像给出一个 Like 一样轻易地陷入错愕、愤怒和失落之中。我学会在大部分时间里集中精力，过滤掉大部分两千公里外的讯息，只在适时的时候问候我的朋友，是否还可以忍受。只是在静默的片刻里，环顾操场，正午的阳光将塑料草坪晒得滚烫而蜷曲的时候，方舱女孩的叙述和她被眼泪濡湿的口罩会突然涌上我心头，一并的，还有那些蹲下就很难自己起身、被困厕所的老人们。在那些不断被转发、被封禁的句子里，细碎的痛楚在我身体里汇成河流，像被太阳晒化的沥青一样在深处溢出了。

今天在公交上，靠窗的女士要下车，外侧老人颤巍地站起，用拐杖借力向外腾挪，紧绷的面容显然顾不上局促，光是几步的辗转就耗尽浑身气力。我觉察到他的艰辛，托住他的手臂让他保持平衡，司机也应声放慢了步调。重庆是一座老龄化严重的城市，在各类公共交通上，通常有三四成是老人，而大多数公交司机都会等到老人落座才慢悠悠地重启。我希望，这些曾经俯首为我们耕耘未来的人们，能得到善待。

清零原本是为了减少易感人群的风险，用时间换空间，但在这个毫无反思能力的系统里，谈论这个本应以“人”为中心目的显得太过奢侈。两年的时间，本可以吸取武汉的教训应对大部分状况，竟然可以仍旧做得如此一塌糊涂。怎么可以把行动不便的老人，犹如弃履般随意丢在方舱里？鲍曼在他的《现代性与大屠杀》中，对作为现代性基石的法律和秩序提出了尖锐的质疑，执行大屠杀的人似乎都是守法者而非违法者，大屠杀使得历史上所有的邪恶形象都相形见绌。它昭示出，人类记忆中最耸人听闻的罪恶不是源自秩序的涣散，相反是源自完美无缺的秩序统治。而这种秩序的恶，终于通过一场瘟疫，真切地传导到了我们生活当中。

而我们的适应能力，真的很强。从两年前那个冬天开始，我们渐渐习惯了口罩、捅鼻子、以14天为单位的封锁，和在一天内突然噤声的城市，也习惯了一切看起来无精打采摆烂的样子，习惯了层出不穷的丑闻、难听的相互倾轧和控诉，也习惯了不做任何一个月之后的出行计划。

失去了远处的庇佑之后，我们开始和一切“附近”建立联系。和绿豆培养感情，向胡萝卜和土豆花致意：看到你们不受困扰地自由生长，有给我注入好好生活的勇气；还有每天拼团的邻居们，日渐相熟的室友，在方舱里自发形成日常秩序的年轻人和爷叔阿姨们。这些都是我看来的，但有治愈到我。我们终于意识到自己没有生活在别处，封锁促成了“附近”的发生，虽然，是以一种非常残酷的方式。因为空间的局促，我们不得不和“附近”不断地发生碰撞，水培瓜果蔬菜甚至最为美好，因为它们可以永远被解读为充满善意和能量；但也囿于空间的局促，它放大了坏情绪的影响、也助长了矛盾激化和恶言相向发生的可能性。

在所有矛盾爆发的时刻，我们能做的事情，也许就仅仅是把自己作为方法，让自己成为“以礼相待”的一个小小节点，点亮一盏小小的灯笼，就像Hayami和pd在那篇《我在方舱，看见老人们孤岛求生》的文章里所写的，在各路爷叔的帮助之下，方舱中搭建起的简易办公台成为了群体自发秩序的开端。我们真的，不可以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在具体而微的生活场景里，只考虑自己，真的是一种残忍。在生活的实践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考虑他人，我知道，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一定是有空间的。像我们怀着欣喜注视的蔬菜一样，像我们所钟爱和被治愈的那样，善良和温吞一点吧，再把这种善意织进微信发出的句子里。

本雅明在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中曾讨论过一副名为 Angelus Novus 的画作，他写：

历史的天使面朝过去。我们认为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史的天使却认为是场连续的灾难。这场灾难使牺牲者的尸骸不断堆叠，并被掷于他的脚下。这位悲悯的天使想要停下来，唤醒那些死者，修复破碎的一切。但是，从伊甸园刮来的风暴，猛烈地撕扯着他的双翅，使他无法展翅飞翔。这场不可抗拒的风暴，把天使推向他背对的未来，而他面前的尸骸越堆越高，直至天际。这场风暴，就是我们所说的进步。

我们不断叩问，这个世界还会好吗？这在当下是一个残酷的发问。或许未来的人们在回望过去的时候，会评论说，“这场瘟疫是王朝苦心经营的民族性开始分崩离析的引线”，又或许，他们一如既往地埋头，这场危机似乎从来不曾发生过，只是囤货的动作刻进了我们的基因里。

既然没太多选择，让我们爱和痛都尽兴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