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聊中国人的政治精神面貌

昨天在桃园的朋友跟我说她要去参加“大罢免”的游行，才知台湾现在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现状。

我站在一个中国人的立场，非常不希望共产党把纳税人的钱花在统战之类的面子工程上。

跟朋友聊了很多，基本感觉共产党的统战计划接近破产，再继续投钱，不管是搞军演还是办什么友好交流活动，结果都只会起反效果，让台湾人民越来越反感中共，越来越团结，越来越决心独立。所以，“国台办”这类组织已经可以解散了，对外基本起不到什么宣传或统战作用。

共党越宣传反而越增加了台湾独立的合法性，这是在欺骗纳税人。纳税人以为自己的钱投在了促进两岸交流的事业上，实际上是投在了鼓励台独的事业上。另一方面，如果共党本意正是故意刺激台湾，以此合法化中国未来的武力入侵，那就更是对纳税人不负责。别的不说，我认识三个曾经当过兵的中国人都不希望开战。经历过严格军事训练、出过任务的人基本都不会轻易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故意恶化两岸关系，挑起战争，就是侵犯人民最起码的生命安全权利。我一直觉得普京最可恶之处，首先是对俄罗斯人民不仁。乌克兰再怎么侵犯俄罗斯利益，那也是国与国之间的问题，总不至于立刻让普通百姓的日子过不下去吧。可普京一发动战争，就成了人与人之间直接的肉体冲突，俄罗斯士兵第二天就得丧命，更不用说那些被抓壮丁充军的人了，普通人还能好好生活吗？这不是逼人民去送死吗？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到底是乌克兰人还是普京伤害俄罗斯人民最深。

所以，话说回来，共党的这些所谓统战机构根本就没有履行职能。它要么是欺骗纳税人，是纯粹的贪污腐败；要么是逼人民上前线作战，是犯反人类罪。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其实我认为共产党很多机构注重的并不是它们的表面职能，反而背后那个隐形的职能更重要。很多机构，表面是为了“大外宣”，其实背地里是“大内宣”，主要面像的是中国观众而非墙外人。像以前最典型的那句“湾湾，回家吧”，根本就是说给中国人自己听的。文案编辑根本不需要考虑它在台湾的语境中有哪些内涵，反倒是要符合中国人的自我想象。

就像外交部发言人回答记者提问一样，他们说话无需考虑别人的反应，而是表演给中国人自己看的。宣传是有市场的，很多中国人可能都没意识到，宣传的市场不是海外，而正是中国人自己，是自己赚自己的钱。这就是中国最大最完善的经济内循环。

之前看了Speed在中国的直播。其中穿花大衣的荣昌鹅叔因为给Speed投喂烧鹅走红了。没想到，没多久当地政府就给鹅叔发了十万元奖励他在直播中向世界宣传了自己的家乡。所以，可能但凡涉及宣传领域，中国的经济就表现出十足的活力。十万块纳税人的钱，说给就给了。但问题是宣传经济是一种空转，落不到实处去。政府奖励鹅叔的理由是他宣传了家乡，带动了家乡的经济发展。那既然带动了经济发展，就赶紧把赚到的钱花到百姓身上啊，否则这经济发展了又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奖励鹅叔呢？这种奖励本身又是一种新的宣传——他们开了个盛大的表彰仪式。所以背后的逻辑就是拿宣传赚到的钱投入新一轮宣传。于是顺势造就了像国台办这样的专门宣传的机构。它们既是空心经济的结果，又是维持这种经济空转的动力。

中国是官僚主义国家，面对这样的经济现状，不同社会阶级的人有不同的体验。对统治阶级和真正实现富裕的人来说，自己现实生活已经丰衣足食，这部分国家的开支不会触及他们的利益。他们要关心政治，那是一种超脱，是精神追求。习近平的统治逻辑就是追求他自己的政治抱负，不是关心百姓或国家的利益。

但是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这部分开支会切实动到他们的利益。比如最常见的现象，学校有钱总是先翻修一个新公园，很少先翻新学生宿舍。留学生宿舍总是比一般学生宿舍住宿条件优越。百姓的真实物质需求的优先级总是靠后的。这时候宣传带来的精神慰藉就会和贫穷、权利得不到保障等等现实状态产生一种不协调。精神追求盖过了真实的物质需求，那就会形成病态的精神依赖，分不清主次，不懂得为自己争取实际的利益。

这种精神依赖就表现为一种小孩甚至是婴儿的精神状态。很多人支持投那么多钱在宣传上，一方面也说明他们多么需要别人的认可。小孩是最需要父母认可的，为此他需要不断地证明自己。地方官要向中央证明自己有政绩，国台办要向台湾证明“两岸一家亲”，中国政府要向西方世界证明自己有实力、有话语权。但另一方面，证明自己又是最贵的投资，结果就是钱白白花了那么多，效果还不好，造成了上述经济方面的窘境。

党中央为了自己的利益，需要扶植这些精神上的幼儿来支持自己，而这些人也需要党的认可、鼓励和嘉奖，双方一拍即合。但这样培养出的人不会具有独立意识，因为离开了别人的认可，他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自我。探索世界时也是一样，他们表现出的不是对其他文化的好奇心，不是交流的欲望，而依旧是寻求其他文化的认可，是对外单向输出，以求自证。一旦被否定，“战狼”原形毕露。从主观感受上说，他在国内党的宣传下，自己与党共生的那种感觉是十分温馨的，否定党就是否定了这一层婴儿与母体的共生关系。从客观事实上说，这类人并没有独立完整的人格来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脾气，他需要外界的认可才能支撑起自己的人格，一旦失去支撑就可能失控。共党的宣传在精神上支撑着他们的人格，一旦推翻这些宣传，他们就可能彻底失去社会性，有些人会暴怒、出手伤人等等。

再进一步，当这类人跟别人发生深度关系、跟别人交心时，自然就会想把自己真实的情感分享给别人。而这种真情实感就是他跟共产党共生的温馨感，例如他会替共产党说很多好话。那就像他温馨的童年时光，非常真实美好，但也极度非理性。小孩永远不会觉得父母不好，再怎么折磨自己他也会说服自己那是父母爱他的方式，否则他就得彻底孤独地被丢到这个陌生的世界上，那种被抛的孤独感远比忍受折磨要痛苦。所以有些中国人，尤其当生活在逼人独立的民主社会时，就会怀念在国内与共产党共生的情感体验。这种怀念表达出来，就成了台湾人所说的“认知作战”。认知作战之所以可怕，正因为它是真情流露，真的可以打动人心。但是，理性是可以介入其中的，“认知作战”概念的提出就是理性对这种非理性情感的一次反思。那么具体该反思到什么程度，具体该怎么应对，这得交给台湾人自己决定了。

孙隆基老师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和武志红的《巨婴国》以精神分析的手段分析民族性格给了我很大启发。中国首先是一个“家天下”的国家，所以我经常用传统中国的家庭关系去类比现在中国的政治结构。尤其是对于习近平的中国来说，这种类比应当更加适用。习是十分传统的中国男人，他的前任妻子是一位外交官的女儿，据说非常不满他的大男子主义。现任妻子彭丽媛在某期窦文涛的节目中说自己特别喜欢做家务，哪怕工作很累回到家也一定会先打扫卫生，表现出许多传统中国女性的特质。所以习所设计的这套制度架构基本可以看作与传统家庭的规则架构相似。

习就是家族的大家长，是整个家族唯一的自由意志。其他人的意志必须为他的意志服务。批评的声音不允许存在，因为习是家族的脸面。共产党和人民的互动也体现为长辈体恤晚辈和晚辈孝敬长辈。按照武志红的说法，这种晚长辈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阻碍人格独立的“病态共生”。经过了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晚辈们”在经济上已然独立，不需要再依赖长辈了，于是“长辈们”又着重通过宣传的方式强化政治或意识形态上的共生关系，所谓“民族自豪感”、“家国情怀”等等。这就类似俗语中的“娶了媳妇忘了娘”，母亲经常用这类话术拴住经济独立的儿子，将他重新绑回自己早已摆脱的与母亲的相互依赖之中。所以，婆媳关系一直是中国传统家庭中的一大问题，传统社会总有一股力量要把独立的孩子拽回那种与家人过分亲昵的早期共生状态中。这里的婆婆可比之于共产党（“我把党来比母亲”），媳妇就是与共产党相左的意见和文化。可见中国不仅有很多妈宝男，还有很多“党宝男”。

总的来说，这种由宣传联系起来的政治共生表现为两点：1.人民人格上的不完整。2.国家整体精神面貌上的过度幼稚化（我遇到一些国人，在谈到政治问题时会突然做出很多小孩的言行举动）。当然，这是表面上展现出来的状态。国内依旧有许多不同的声音，只不过这类声音现在已经很难发出来了。我之前写了一篇关于韩寒的文章，其实他在谈论政治时展现出的就是一种成年人的精神面貌，大家可以读读他的“韩三篇”感受一下，当然他的观点你并不一定要认同。

相比起中国，台湾就明显要成熟些。我认为台湾人民正在经历一个年轻一代人格飞速成长的过程，这一过程一定会表现出叛逆、激进的特点。相较于英国这种老牌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台湾人对政治还是充满了热情。至于这种热情最终应该往哪里发展呢，那是台湾人的议题，我就不胡乱评价了。

为台湾献上真挚的祝福。

2025.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