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4 孕育愛國思想

兒時在鄉間的生活悠閒而快活。綠油油的田野，清清河水流淌、我和兄弟姊妹常常走到屋前的小河，時而捉魚時而玩水，但安寧的背後，卻是個國難日深的日子。一九三一年，我岀生那年，中國爆發九一八事件；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了，日本軍隊佔領香港，母親和保姆蘭姐領着我們、一行九人在饑餓和刺刀威脅下離開香港，回到廣東開平故鄉避難。這是我第一次離開香港，踏足中國。

這趟回鄉的路程相當艱苦，父親為了賺錢養我們，被迫留港。母親背着娟女，蘭姐背衛幹，家姐背嬋女，明哥、我和阿強互相照應下走路回鄉。以今日的交通計算，坐車三、四個小時就可以到達，但當時卻要好幾天的時間。我們農暦年廿三起程，本想趕回鄉下過年。那日從西環坐朋友的機動帆船（俗稱「電扒」）去唐家灣（在今珠海），中途遇上大浪，刮大風又下大雨，非常狼狽。泊岸後，當地人十分善良，收留我們睡地板過了一夜。翌晨，天氣已明顯轉冷，同時下著微微雨，我們一行人小孩多，無法起程，等了數天，天氣還沒有好轉，實在不想打擾人家過年。幸好，母親記三嬸的娘家就在石岐，步行兩日即可抵達；途經南塱時，明哥想起這裏是初三班主任許桂生老師的故鄉，按址找到了他，卻因其家地方太小，無法收留我們過夜，但亦慷慨地煮了大盤番薯讓我們果腹。露宿一晚後，翌日再步行至石岐，走了不久，大家都非常疲累，我和明哥要背行李，不到十歲的阿強實在累得不能再走，猶幸遇到一位好心的同鄉，他用單車把阿強載走、相約在石岐等候；年三十晚終於抵達石岐，接過阿強後便暫住三嬸家，在當地過年。當時日軍已經佔領石岐，設有不少崗哨，中國人路過時必須急急行禮，動作稍為慢點，就會捱上拳腳，這些日軍甚至施展柔道，把他們像摧生魚般凌空摔在地上。我們沿途盡見日軍之殘暴，也見到路邊堆滿凍死、餓死的同胞，我年紀雖小，但已有憤慨之情。

過了兩天，我們吿別三嬸，準備登船回鄉。臨行前，明哥帶我去購置乾糧。甫走出店子，被幾個人搶去一包大餅，打劫的人並沒有立刻走開，乾脆站在原處狼吞虎嚥，嚇得我們口瞪目呆。記得那時我們家人帶着鐵鑊走難，人家還説意頭不好，或許就應在這樁事上吧。

我們由石岐坐船到江門，轉船去三埠，再由三埠返到鄉下赤坎時，已經是年初七，從香港逃難的這段路程足足走了兩個星期。回到東華里向東村的祖屋，母親便病倒了。她經常肚痛大作，除請醫師治理外，有迷信的鄉民，教我們用吸盤吸母親的肚子減輕痛楚。這俱為誣誕之言，毫無科學根據。母親的病一直沒有好轉。

當時，父親獨自留香港工作，並察看局勢，吩咐我們繼續住在鄉下。父親曾在鄉下讀過兩年書、到香港後學師修整機器，復升大偈一職。後來他還搞些小生意，把舊汽車的機器拆下來，裝在「電趴」中出售。父親為人甚講義氣，有一班好兄弟跟着他，例如安叔、吳坤等，後來都成為父親的伙計。

母親的病況急轉直下，到一九四二年四月與世長辭，才三十八歲，據説是死於子宮頸癌。按照俗例，母親彌留時女兒不能陪伴在側、爸爸吩咐明哥陪着母親，還在她跟前唸《金剛經》。母親下葬時，我們依照鄉例，邊跪邊送，家姐傷心過度、喊着不肯跪、説母親還沒有死去，娟女那時剛好弄傷膝蓋，膝痛令她每跪一步都喊得特別淒厲，我們兄弟也哭如淚人。那時鄉下適逢疫症，霍亂橫行、死了很多人；加上戰亂，餓殍遍野。不少鄉人只能吃番薯葉充饑，或將一些木瓜樹鋸下來，吃裏面嫩的部分。木瓜樹通心，愈近中心愈嫩，易於嚥食。種種情景，於今憶起，仍覺悲涼。

母親過身後一年，父親續弦，祖母託媒人替他找填房。家姐大表反對，父親勸她説，弟妹要有人照顧，家姐則反駁説：「你需要一個老婆，我不需要一個阿媽，我願意終身不嫁，照顧弟妹。」最終，還是拗不過父親，他娶了張雅嫦做我們的繼母，我們喚她阿嬸，她與家姐年紀相若，但家姐對她十分冷淡。

即使是走難期間，父母親對我們的教育仍是十分重視。在鄉下赤坎，明哥插班讀初三，考試科科一百分；家姐在校內是風頭躉，既是話劇第一女主角，也是籃球校隊成員，動靜皆宜；我和阿強入讀小學。明哥初中畢業後升讀越秀中學高一，我小學畢業後則在開平縣立中學升初一。

一九四四年夏，日軍向故鄉進攻、佔領了三埠後稍歇。七月，我們一家避走赤水，貝距三十多里的赤坎，到九月時已堅壁清野，實施戒嚴，儼如死鎮。父親因病，需就近向一位不肯撤離的醫生求診，便留在鎮內。我隨學校到塘口墟暫避，那是母親的娘家。那時我唸初中第三年，家姐帶着我，跟數名同學合租一間屋，住了差不多一年。每逢週末，我便步行二十多里路，冋赤坎探望父親，歇宿一宵後，翌日才返回學校，順道帶走一星期的食糧、諸如米、豆豉、柚皮等等。

過去，父親鮮有談及往事，但那年大抵因為鎮裏那股蕭索氣氛使然，父親在多個週末晩上，每每在孤燈下、病榻側，斷斷續續憶述他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時代。雖然父親沒有訴説祖父不生性，但從他的言談間，我總覺得祖父活脱脱就是鄉人所譏的二流子。當時只得十二歲的父親孤身來港謀生，還要接濟家鄉眾口。我隱約知道，父親在一九二二年曾參加香港海員大罷工，後來便回鄉娶了母親。母親是文盲，她的哥哥是馬來亞華僑，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失去了聯絡；她妹夫是美國華僑，在三藩市唐人街磨豆腐、發豆芽，得享天年。一九二五年，省港又發生大罷工，父親響應回鄉；一年多後，罷工結束，他便帶同母親來港生活。

一九四五年，戰爭已經接近尾聲，但日軍暴行未止，父親擔心我們安危，決意安排我們分批回港，年紀較小的阿強跟着赤水的超叔去澳門、明哥和家姐則自行赴澳門二叔處暫避。父観、我和其他弟妹暫留鄉下。到抗日勝利，父親和明哥分別從鄉下和澳門返港會合。我記得他們説，返港之時，香港仍是軍政府年代，英申未完金接管，街上人很少：只有三輪車、十分蕭條。當時，戰敗的日軍仍未撤退，我們親眼目睹他們被俘虜、當掃街工作、在馬路旁挖臭泥、途人為了洩心頭恨、不時向他們擲石塊。到此窮途末路，他們也只有把頭垂得低低的。

戰時，我肄業於鄉間的開平縣立中學，位於族人聚居的赤坎，所以姓司彼的同學為數不少，單名者很易同姓同名，連我在內，班裏就有四個「司徒華」，其中一位是女同學。班任為避免四人的習作、試卷、成績等混淆，便要大家改名字、分別選了「樺、驊、鏵、譁」四字，老師尤把「樺」分給那女同學，其餘的三個字，由三個男的抽籤。

我抽得「驊」字，很是高興；抽得「譁」字的，十分懊喪，常被同學取笑。他很不服氣，翻了字典，查出「曄」和「燁」兩字，要求老「譁」字，改為「曄」或「燁」，但老師並不接受，反斥責一番説：「曄」或「燁」兩字的讀音是「業」，不是「華」，不能改。這老師未免霸道、其實「譁」讀「娃」，屬陰平，與屬陽平的「華」，也不同音。從此，我們四人在習作和試卷上，名字都要寫有偏旁的「華」字、以免掉亂；至於點名時則更有趣，不是叫司徒華，而是「司徒木華」、「司徒馬華」⋯⋯ 到後來因為畢業證書附有照片，不會弄錯，大家又回復「司徒華」的本名了。

開平縣立中學的校歌，事隔數十年，我還記得歌詞：「百足山志、白雲悠悠」。因為學校與百足山遙遙對望，而「潭江源遠，赤水歸舟」，講的都是家鄉沿途風景。這一段學校生活，最難忘的是義務勞動。學校分配給每班一小塊土地種瓜、豆和蔬菜。同學們利用課餘時間播種、澆水、施肥、去草、除蟲。瓜、豆，蔬菜長成後，摘下來在午膳時加菜，大家都吃得特別甘甜。冬天，全校總動員，繞着校園挖一條小運河；到了春天，校園面對的潭江的江水漲了，就把江水引進小運河來。這樣不但加強了保安，為所種的瓜、豆、蔬菜澆水，也縮短挑水灌溉的路程。

日軍佔領期間，我們曾經數度遷校，才可以繼續上課。那時，我親歷日軍及偽軍下鄉搶掠，所以每日清早，我們就要帶着乾糧，走上山暫避，直到天黑，才敢下山。每次回到家中，所有東西都被翻亂，食器用具統統打爛，甚至有缺德者在飯鍋上留下糞便。

離赤坎大概兩、三里路程，有一座碉樓，即今日開平的南樓，扼守潭江水陸要塞，那時候，鄉民自發組成自衛隊輪流守護，監察日軍的快艇。每當日軍來到，便聽到打鑼聲響，提醒老弱婦孺走避、至於堅守碉樓的衛士，則用土炮跟日軍對抗。有一晩，我們聽到日軍和自衛隊激戰，炮聲連綿，但鄉民武器始終有限，敵眾我寡，被日軍在其他地方登陸及包圍，以催淚彈連番進襲，並攻入碉樓，將七個衛士殺死，最慘無人道的是將他們生劏，一個一個掛在樹上，警吿我們不要抗日。現在南樓的七烈士祠，就是為紀念他們這段義行而建的。

這些耳聞目睹的抗戰事蹟、給我很大刺激。我渴望國家富強，不會再被侵略，人民不再被異族欺壓、點點的民族愛國思想、由此生起。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我回到香港，才十四歲的少年，已留心報章的時局消息。諸如重慶談判、國共內戰等等。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我以為中國從此富強，人民會得到幸福，但後來的發展、卻是民族陷入一場又一場更大的災難。這一切一切，令我有更深的反省和體悟。